胡耀邦同青年心連心

1933年，18歲的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央蘇區反帝擁蘇總同盟青年部部長，不久兼宣傳部部長。從此，與青年工作結下不解之緣。1935年，20歲的胡耀邦擔任少共中央局秘書長，1936年任少共中央局組織部副部長、部長，宣傳部部長。1952年7月，又被毛主席親自圈定，調到團中央工作，先后擔任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書記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一生，從事青年工作的時間近30年，胡耀邦關心青年、愛護青年，對青年滿含深情。青年同志也敬重他，熱愛他，深情地懷念他。

青年的良師益友

胡耀邦喜歡同青年人交朋友。他經常對身邊的團干部說，要做青年的知心朋友，從各方面幫助他們成長，成為他們的知音。1955年，胡耀邦去廣東出差，在火車上，他走進一節滿載大學生的車廂，和大學生們聊天，像久別重逢的老朋友，談了個把鐘頭，大家才知道同他們交談的是團中央書記，高興得歡呼起來。胡耀邦曾經同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部分學生座談。座談中，一名大學生突然問胡耀邦到底該怎樣談戀愛。胡耀邦回答：“真心實意地追，追，追到底。”

20世紀60年代初，團中央機關有個制度，規定書記處每一位書記至少要直接聯系一個基層支部，作為了解基層情況和結交青年朋友的一個渠道。胡耀邦以身作則，選定北京大學中文系59級一班團支部作為他的聯系點。他將北京大學團委干部楊永源、中文系59級一班團支部書記高文元、宣傳委員李玉英請到家裡，開門見山地說：“由我聯系你們團支部，你們歡迎不歡迎？我們交個朋友好不好？”高文元和李玉英聽后高興地說：“非常歡迎！”

聊天中，高文元、李玉英向胡耀邦反映了同學中的一些思想情況。胡耀邦對高文元和李玉英說：“思想工作千萬不要追求形式，不要搞花架子，要講求實效。不要把政治指標定得過高，過高了就會出現假象，強迫別人說假話。這兩年同學們自己提出了一些不恰當的口號，如‘紅透專深’、‘反對白專’等等。紅透專深這句話本身是好的，但是太高了，大多數人達不到，作為口號就不恰當了。白，表示的是政治立場和政治態度，不能和思想、作風問題混為一談，隨便扣‘白專’的帽子”。

當聽說同學們政治熱情很高，差不多每天晚上熄燈后還躺在床上熱烈爭論國際形勢，胡耀邦說：“你們關心國際上的大事，關心國家大事，是對的。但不能每天晚上都談到11點。應該把主要精力放在學習上，把知識學得更好。”為了使大家明白學生的主要任務是學習，胡耀邦說：“人的一生可以分幾個階段。三歲以下小孩子的主要運動是哭。你們青年人就像一個大口袋，你們的任務就是裝知識，裝得越多越好。學生不學習，工人農民不生產，干部不工作，那不就亂了套啦！”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胡耀邦同這個團支部的干部、同學談了四次話。受他談話的鼓勵，全班同學要求進步，學習刻苦，有幾位同學還加入了黨組織。1962年11月，高文元等以全班同學的名義給胡耀邦寫信，匯報入學三年來的學習和思想情況，並且希望能夠在與胡耀邦建立聯系一周年之際，再次見到胡耀邦。這時，胡耀邦剛剛率中國人民友好代表團訪問阿爾巴尼亞回國不久，見到來信的第二天又要挂職到湖南湘潭地委工作，無法抽出時間與同學們見面，他於11月9日給同學們寫了回信：

文元、克定、玉英三位同志及全班同志們：

明天，我就去湖南湘潭地委工作了。我不知道你們曉不曉得這件事。這是在中央十中全會關於干部交流決定下發生的一件事。我在那裡將工作三年。當然，每年可能回來一兩次。

出國回來后，相當疲勞，又作了下去的一些准備工作，來不及約你們會見了。但是，我要盡量作出安排，在你們畢業前再同你們見一次面，並且仔細地交談一次。

你們的記性比我好。我完全記不起我們之間聯系了整整一個年頭。一年來，我究竟給了你們什麼幫助？幫助了你們進步得很快嗎？這我擔當不起。你們把它夸大了。

你們加了一門外國語，在我看來，這非常之好。你們知道，我們的國際事務要一天天多起來，我們需要比現在多幾百倍、幾千倍的懂一門以至好幾門外文的工作人員。我希望你們下一番功夫，努力把外文掌握好。

你們很關心時事，也很好。但我不希望你們把有限的腦力成天地跟著這個每天都在變化著的時事事件后面跑。我希望你們多學一點分析時局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有了它，就可以知道許多時事是怎樣發生的？會怎麼變化？變化中即使有曲折，但到頭來仍然是要朝著有利於革命的方向走！

歸根到底，觀察問題不外是兩種情形。一種是馬列主義的辯証唯物論的﹔一種是唯心論的，形而上學的，資產階級的。我再三希望你們多搞點馬列主義的基礎的東西。這是走向政治上成熟的不可缺少的條件，是具有一個健全頭腦的人的一個根本條件。

還有一些事要辦，擱筆了。

再見了，同志們。我把心的一部分留給了你們。留給了正在向著我們偉大事業使勁地在准備自己的你們。

祝好！

胡耀邦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九日

1964年7月，胡耀邦聯系的這個團支部的同學就要大學畢業走向社會了。同學們非常期望能在這時再見耀邦一面，胡耀邦也曾在給他們的信上說“我要盡量作出安排，在你們畢業前再同你們見一次面，並且仔細地交談一次”。當時，胡耀邦已調任中共西北局第三書記兼陝西省委代理第一書記，他決定於7月15日下午在團中央機關接見全班同學。

在會議室門口，胡耀邦同全班38位同學一一握手，大家圍坐在胡耀邦身邊，先由當時的團支部書記荀春榮（原團支部書記高文元已改做別的社會工作）簡要匯報了班裡的情況。然后，胡耀邦說：“同志們，許久不見了！你們馬上就要畢業了。祖國人民培養了你們，應該接受祖國的挑選，不管分配到哪裡，都要安心工作，兢兢業業的，做出成績來。”

胡耀邦說：“你們多數做什麼工作？當教員，到教育部門去？過去當學生，現在當先生，從坐著變成站著，從台下到台上，從學習到工作，這是個大變化。你們現在二十三四歲，17年都是學習，再過17年，就42歲了，要好好想想今后怎麼辦，這是人生的重要關頭。”

胡耀邦說：“現在興講革命歷史，我講講我自己的歷史。12歲報考高小，要借一塊大洋報名費。向隔了幾房的叔叔借，他是地主，就是不借。最后是伯伯借的，他是小學教員。高小畢業后又沒有辦法讀書了，我就參加了革命。30多年以前，許多同志參加革命都是被逼上梁山的，哪有多少覺悟、知識？可沒有你們今天這麼大的資本。我們小時候，從學校轉到工作是糊裡糊涂地過來的，跟著紅旗走，沒有你們這麼好的條件。你們學了這麼多的政治，這麼多的文化，聽了這麼多報告，全副武裝上陣。我們當時什麼東西也沒有，年紀那麼小，沒有什麼知識，沒有文化，沒有什麼經驗，革命怎麼革法也不懂得，不革命活不下去，你不革命誰分配你？”

走上工作崗位后怎麼辦？針對當時即將在全國開展的“四清”運動，以及政治運動不斷的情況，胡耀邦一再強調要准備遇到風浪，要准備犯錯誤。他說：“錯誤有兩類：一類是可以避免的，黨說要‘四清’，你卻要搞‘四不清’—貪污﹔第二類是不可避免的，從書本知識到結合實際有個過程，結合不好就會犯錯誤。遇到困難，犯了錯誤，經過磨煉，從一定意義上講有好處。從古到今，凡有成就的人，大多經過磨煉，不怕困難，不怕失敗。”說到這裡，他背誦了司馬遷《報任安書》中的一段：“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背誦完，他又講解一遍。那些中文系的大學畢業生們，都佩服胡耀邦的記憶力強，講解又通順流暢。

接見結束時，高文元、荀春榮等把一枚北大畢業紀念章贈給胡耀邦，並幫他戴在胸前。胡耀邦笑著問：“你們班有多少人？”“38個！”同學們一起回答。“好，現在就是39個了”，胡耀邦風趣地說。同學們熱烈地鼓起掌來。胡耀邦問：“我們班這39人是不是一條心？”“是！”全班同學齊聲回答。胡耀邦從座位上站起來，激動地說：“對！我們是一條心！我們都要跟毛主席一條心！跟黨一條心！”

胡耀邦又進一步問：“什麼是人生的最大樂趣？”大家一時語塞，無人回答。胡耀邦說：“為人民服務是人生的最大樂趣。這裡講的是最大樂趣，不是唯一樂趣，還可以有別的樂趣。”

“跟黨一條心”“為人民服務”就是胡耀邦對青年同志的臨別贈言。

鼓勵青年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力量

1955年，中共中央批准中央農村工作部《關於墾荒、移民、擴大耕地增產糧食的初步意見》。胡耀邦認為，墾荒事業是青年的用武之地，提議動員一部分城市未就學的初中、高小畢業生及其他失業青年參加墾荒事業。團中央號召城市青年下鄉墾荒。從1955年到1956年的一年裡，全國有近20萬名青年參加了墾荒事業。

1955年秋天，胡耀邦在家裡接見了北京青年墾荒隊的五名發起人，胡耀邦握著五名發起人之一楊華的手說：“我就是你們的總領隊，有什麼困難隨時可以來找我。出發時，我去給你們送行。”1955年8月30日，60名青年組成的北京青年志願墾荒隊，高舉北京青年墾荒隊隊旗，高唱《青年墾荒隊之歌》，從北京工人俱樂部禮堂徒步向火車站進發，向遙遠的祖國北疆—黑龍江北大荒進發。團中央為他們舉行歡送大會，胡耀邦為他們送行、授旗，在《向困難進軍》的講話中說：“你們的行為是英勇的行為，是愛國的行為。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你們肯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敢到最困難的地方去。”這是全國第一支青年志願墾荒隊，拉開了中國青年志願墾荒運動的序幕。

北京青年志願墾荒隊到北大荒后的第二年夏天，胡耀邦到黑龍江省蘿北縣探望墾荒隊員。他和隊員們一起在田間勞作，在茅草房裡和大家一起喝稀粥，吃黑泥豆。黑泥豆小得筷子夾不住，胡耀邦干脆用手抓著吃。他同墾荒隊員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墾荒隊員楊華后來感慨地說，他在北大荒扎根40年，與胡耀邦有過多次接觸和通信，這使他在北大荒極其艱苦條件下創業的決心從未動搖。

大陳島位於浙江省台州市沿海，國民黨軍隊撤逃時，將島上居民全部劫持走，軍事設施和民用建筑被全部炸毀，大陳島變成了荒島、死島，需要重建。

胡耀邦提議組織一支青年志願墾荒隊，建設大陳島。消息在溫州青年中傳開后，廣大團員與青年熱烈響應，有800多人報名參加，經過遴選，組成了一支227人的“溫州青年志願墾荒隊”。1956年1月28日，在溫州市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隆重的授旗儀式。

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胡耀邦專門接見了參會的大陳島青年志願墾荒隊副隊長王宗楣，關切地問：“墾荒隊員生活得怎麼樣？”王宗楣將埋藏在心中的歡樂與苦惱、疑慮和思索，告訴胡耀邦。胡耀邦聽后，伸出兩個手指說：“團中央組織過兩支墾荒隊，一支是去北大荒的，一支就是你們。要告訴大家，要自力更生，不要向國家要什麼，再奮斗幾年，會好起來的。”他隨即要秘書拿來一架望遠鏡，說：“這是我戰爭年代使用的，現在用不著了，送給你們吧，再給大家寫封信讓你帶去。”他略加思索，伏案揮筆，寫下了一封熱情洋溢、鼓勵青年扎根大陳島的信。經過五年艱苦奮斗，到1960年，在全島軍民的共同努力下，大陳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戰爭廢墟上建立起被譽為浩瀚大海上的“東海明珠”。1960年3月，胡耀邦寄去一封1000余字的信，肯定和表揚了墾荒隊的艱苦創業的精神。

1983年5月29日，原大陳島青年墾荒隊陳萼亭等31位隊員聯名給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寫信，匯報大陳島墾荒隊員27年來在島上發奮圖強、艱苦創業重建大陳島的情況。胡耀邦接信后，於6月27日作了批示：要好好宣傳一下這一類不畏艱苦的創業事跡，鼓舞人們特別是青年奮發圖強。6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老墾荒隊員給胡耀邦總書記寫信的消息和胡耀邦批示的主要內容。

1985年12月29日下午，胡耀邦專程來到大陳島看望墾荒隊員。他先到老墾荒隊員葉榮華家看望。早在1958年11月，參加第二次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時，葉榮華就見過胡耀邦。27年后再次見到胡耀邦時，他心裡有說不出的高興。胡耀邦微笑著緊緊握住他的手，問他家裡人可好，並詢問他經濟收入情況。臨別時，胡耀邦送給他一本封面印有“中南海”字樣的挂歷。一個下午，胡耀邦先后看望了四戶人家。他走在路上，逢人便點頭、揮手致意﹔遇到駐島部隊人員，便駐足慰問。胡耀邦還召開老墾荒隊員座談會，聽取大家的發言。

1955年10月，上海青年志願墾荒隊的第一批98名隊員，響應團中央號召，離開繁華的大上海，來到江西省德安縣八裡鄉荒無人煙的山地艱苦創業。剛到達三十幾天，胡耀邦乘坐一輛鐵路壓道車，顛簸100多公裡，徒步十幾公裡，踏著泥濘的紅土地，來到他們中間，同他們一起住茅棚，喝稀粥，吃煮黑豆和蘿卜干，一起制定了一系列的種植計劃，鼓勵他們戰勝困難，艱苦創業。應墾荒隊員要求，胡耀邦用小山竹夾著藥棉，題寫了“共青社”三個大字。臨行時，他還勉勵隊員們：“你們要戰勝困難，多想辦法，一定要把共青社辦好。”回到北京后，胡耀邦收到了墾荒隊員的生產計劃修改報告。他立即寫了回信，並寄去了書籍、二胡、嗩吶、三弦、籃球和鬧鐘。胡耀邦在信中說：“用稿費為你們買了幾件樂器，供你們文娛活動使用﹔買了書，供你們學習﹔送一隻鬧鐘，願你們和時間賽跑。”

以后的30多年，胡耀邦一直關心著共青人。1978年9月26日，當共青人派代表向胡耀邦匯報建場以來的發展情況后，他欣然為他們題寫場名—共青墾殖場。

1984年12月12日，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再次來到共青墾殖場。這時的共青墾殖場，年產值已達6000多萬元，擁有全國最大的羽絨廠和江南最大的低度飲料酒廠，產品遠銷30多個國家和地區﹔場區人口8000多人，有繁華的商業區和完整配套的文化、教育、衛生設施，建筑面積達20多萬平方米﹔規劃2000年產值翻四番，總收入達6億元。場領導向胡耀邦詳細匯報了共青城艱苦創業的歷程和取得的成績，胡耀邦高興地對陪同視察的省委領導說：“這叫星星之火。”

午餐時，看到餐桌上豐盛的酒菜都是自己生產的，胡耀邦感慨地說：“記得1955年我來這裡，當時你們生活很苦，我也無力提高你們的工資，隻好陪著你們吃頓稀飯。現在你們生產上去了，收入這樣多，要注意改善職工的生活，工資要年年有所增長。”午餐后，胡耀邦與17名老墾荒隊員合影留念時說：“17個加我1個，共18個，18棵老鬆！我們是‘墾友’，是‘棚友’。”然后，又欣然題寫了“共青城”三個大字，還在老墾荒隊員於維忠的日記本上題詞“有志者事竟成”。

1985年10月15日，墾荒30周年聯歡會召開之際，胡耀邦又給共青城新老建設者寄來了熱情洋溢的親筆賀信，肯定共青人在改造農村、建設農村中發揚了“堅韌不拔、艱苦創業、崇尚科學、開拓奮進的共青精神”。此后，每當胡耀邦聽到共青人取得新的成績時，總是非常高興，並鼓勵共青人再接再厲，堅持社會主義，堅持改革開放，把經濟建設搞上去。

關心青年，解決他們的實際問題

到1978年年底，全國下鄉與支邊的知青總數有2000萬人。粉碎“四人幫”兩年后，國家的整體情況在好轉，但知青的生存狀態尚未得到根本改善。胡耀邦對“文革”期間將城鎮青年“一鍋端”下放到農村的“上山下鄉”是持否定態度的。他支持妥善解決“文革”期間上山下鄉的知青的回城問題。1980年，中央書記處決定，從這一年暑假起，應屆畢業生不再上山下鄉，上山下鄉運動從此結束。

知青回城后，大部分人雖然有了工作，但在工資級別、住房分配、福利待遇上都要從頭開始，生活上遇到許多困難。在湖南湘潭縣姜畬鄉老虎岩生產隊落戶14年半后，回城工作的女知青蕭芸與一些知青聯合，冒著風險寫了一封請求將下鄉知青的農齡改為工齡的信。此信被轉到湖南省委辦公廳，加蓋了湖南省委的大印，送給了胡耀邦。胡耀邦對這封信作了批示。1988年6月，中央365號文件明確規定：知青在下放農村勞動期間的農齡一律算作工齡，知青的農齡全部變成了工齡。此舉讓知青們在晉級、評職稱、分房等方面，都享受到了種種便利和好處。

胡耀邦一貫愛護青年，強調要善於引導青年，正確對待青年人的思想問題和意見，進行深入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混淆不同性質的矛盾。他曾看到遼寧省團委上報的沈陽一個軍工系統的工業學校的學生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敏銳地感到可能有問題。他決定組織一個調查組，到這個單位將情況調查清楚。調查組入住這個工業學校，到公安部門查閱了此案的全部檔案，同被拘捕的學生多次談話，聽取了學校領導意見，訪問了許多教師和學生，深入了解情況。經過近一個月的調查，了解到的情況是，學生食堂的質量較差引起學生的不滿，學生有一些過激言論，但不應定性為反革命集團。經向省、市領導匯報后，有關部門改變了原來的決定。胡耀邦的關心、過問，改變了這些青年學生的命運。

知青張揚在湖南瀏陽插隊時，創作了歌頌知識分子和周恩來總理的長篇小說《第二次握手》。這部小說的手抄本流傳全國，在當時被稱作是“劃過沉沉黑夜的一道閃電”，感動了無數人。但被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主管意識形態的姚文元定性為：“一本很壞的書，不是一般地壞。”張揚被“用小說從事反黨活動”的罪名，內定為死刑，差點被槍決。

粉碎“四人幫”后，《中國青年報》的女編輯顧志成從成堆的讀者來信中看到了一封鳴冤信，顧志成和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女編輯鄺夏渝赴湖南，實地調查取証，掌握了充分的証據。回北京后，顧志成寫了情況報告，在共青團中央的支持下，向黨中央反映張揚案是冤案。有人以“張揚專案組”的名義寫了一封8000字的長信，堅持說張揚是“現行反革命”，質問《中國青年報》和中國青年出版社“想干什麼？”信寄給了胡耀邦。中央相關部門召集有關同志，胡耀邦在百忙中聽取了匯報，仔細詢問張揚的情況和《第二次握手》的內容后，認為這確實是本好書，讓中國青年出版社寫一份充分擺事實講道理的報告。1979年1月，張揚案在胡耀邦的直接干預下得以平反，各地因傳抄張揚手抄本而受處分，甚至被關監獄的上千名青年也陸續得到了平反。

牢獄生活和遭受冤屈的苦悶，讓張揚得了重度肺結核和結核性胸膜炎，剛出獄的張揚體重不到40公斤，來到北京后因為健康惡化住進了結核病醫院（現在的安貞醫院）。考慮到張揚是農村知青，出獄后沒有生活來源，胡耀邦特意批示將張揚的戶口遷回長沙，讓湖南省作家協會安排工作，張揚成為“文革”后第一批職業作家，后任湖南省作協副主席、名譽主席。

“文化大革命”期間，“黃帥事件”風靡全國。粉碎“四人幫”后，黃帥遭到了口誅筆伐，在報上受到批判，被說成是“四人幫的小爪牙”。黃帥的母親，被迫寫了幾十萬字的檢查，黃帥的父親當時是中科院的一名研究人員，受牽連被開除黨籍和公職。恢復高考后，黃帥報考北京工業大學。是否應該錄取黃帥，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有些人以《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在教育戰線造成的危害太大，黃帥錯誤嚴重為理由，反對錄取她。另一些同志認為，黃帥當時隻有12歲，是被利用的，她實際上也是一個受害者，應該錄取。時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胡耀邦得知此事后最后拍板，黃帥得以被北京工業大學錄取，一生的命運由此改變。后來在胡耀邦的過問下，黃帥的父親得到平反，恢復了黨籍和公職，還補發了工資。

作家老鬼“文化大革命”時是北京第四十七中學的紅衛兵。1967年初，北京的紅衛兵，在北京展覽館劇場召開了一場首都中學生批斗“三胡”（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大會。老鬼被首都中學紅代會選派擔任押解“黑幫”上台的任務。老鬼和另一名紅衛兵，各揪住胡耀邦一側后脖領，撅著他一條胳膊，把他“噴氣式”狀押到台前。1987年，老鬼寫的《血色黃昏》出版后，他將書送給胡耀邦，想表達歉意。沒想到，1989年春，工人出版社給老鬼轉來了一封來自廣西的信。來信的人叫李洪欣，信中講他的岳父孫洪泉（廣西自治區委宣傳部副部長）是耀邦同志的老部下，當胡耀邦在南寧時，他多次到耀邦住處看望。閑聊時，胡耀邦曾問他認不認識老鬼？他回答說不認識，但能找到他。胡耀邦說：“請你轉告老鬼，他給我的書收到了，向他表示感謝，過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胡耀邦的話使老鬼感到無比羞愧，胡耀邦對曾經押過他、撅過他的紅衛兵造反派，並未置之不理，還認認真真地托人給一個年輕人捎話。每想到此，老鬼就無限地感激惆悵。

胡耀邦關心愛護青年，對青年滿含深情，青年們也將胡耀邦視為良師益友，熱愛他，懷念他。1988年8月下旬，當年的回鄉知青，已是山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徐建春來到煙台，得知胡耀邦正在煙台，馬上去看望。徐建春對胡耀邦說：“我從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成長為國家干部，你看我現在已經是50多歲的人啦，快老了。”胡耀邦說，人過一年大一年，還不能說老。囑咐她，一定要謙虛謹慎，虛心向老同志學習，做一個忠於黨、忠於人民、誠實正派的人。

1988年底，胡耀邦到長沙休養，住在省委裡的“九所”（現在的九所賓館）。受到胡耀邦關懷、重獲新生的知青張揚，在湖南省文聯工作，聞訊去看望病中的胡耀邦。在這次會面的三個月后，胡耀邦逝世，張揚專程趕到胡耀邦家吊唁。2006年，《第二次握手》再版，張揚專門帶著家人一起到共青城胡耀邦墓前，獻上這本書。

胡耀邦去世那天，共青墾殖場停產半天，收看追悼大會實況轉播。胡耀邦的靈車通過共青城時，萬余自發的送葬群眾佩戴白花、佇立在長街兩旁，房上都站滿了人。共青墾殖場黨委成員和200名工人代表、干部代表、老墾荒隊員代表和40名少先隊員在墓前迎候。胡耀邦長眠於共青城后，許多退休后回上海定居的墾荒隊員，每年清明節都要帶著自己的子女，到胡耀邦墓前緬懷。也有墾荒隊員逝世后，沒有回故鄉上海安葬，而是留在共青城公墓，陪伴“墾友”胡耀邦。

2007年6月6日，大陳島的一群老墾荒隊員在王宗楣的帶領下，到北京探望胡耀邦的夫人李昭。他們送給李昭大陳島墾荒隊50周年紀念章，說：“開發建設大陳島，也有耀邦同志的努力和辛勞，他也是我們中的一分子，這個珍貴的紀念章一定要送來給您一枚。”李昭激動地收下了這份厚禮，同他們一起暢談，回憶過去的艱苦歲月，欣慰於今日大陳島的欣欣向榮。2013年1月6日，胡耀邦銅像在大陳島揭幕。艱苦創業、奮發圖強、無私奉獻、開拓創新的“墾荒精神”將代代傳承。

（作者：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國內司原副司長）

（來源：《百年潮》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