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教子

《覺醒年代》的熱映，讓陳獨秀這位曾經的中共領導人重新走進了人們的視野。在熒幕上，他和兒子陳延年之間“非同一般”的父子關系也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陳延年從不稱父親，而是直呼其名，陳獨秀也不以為意。他對兒子的生活和事業，似乎也沒有給予過“父愛”。這種特殊的父子關系，實際上是受陳獨秀獨特的教育理念影響的。

陳獨秀曾長期從事教育工作，先后任教於江蘇陸軍學堂、北京大學等學校，並親自創辦過安徽公學、徽州師范學堂，還曾出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主持一省的教育工作。在長期的辦學、教學實踐中，陳獨秀對當時中國教育狀況有著深刻的認識，並且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理念。

1915年，陳獨秀自日本回國，同年創辦了《新青年》（當時稱《青年雜志》）。在10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一卷第二號上，陳獨秀發表了《今日之教育方針》一文，詳細地闡釋了自己的教育理念，提出了四大教育方針：現實主義、惟民主義、職業主義、獸性主義。之后他在其他談到教育的文章裡不斷地對這些“方針”進行闡發、完善。陳獨秀首先把自己的教育理念施行在了子女身上。他對自己的孩子，尤其是長子陳延年，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有意識地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去培養他。

立足現實，摒棄舊學，學習新知

陳獨秀對子女的教育，首重現實主義。“現實主義，誠今世貧弱國民教育之第一方針矣。”陳獨秀的現實主義教育主張，目的是解決廣大青年的世界觀問題，繼而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氛圍依然淡薄，宗教迷信籠罩民眾頭腦，大大阻礙了思想解放的進程。不解決好世界觀的問題，其他的教育方針便無從施展。不徹底祛除民眾頭腦中的迷信桎梏，科學的光輝便無法照進現實。“加之近世科學大興，人治與教宗並立，群知古說迷信，不足解決人生問題矣。”

能夠戰勝迷信的唯有科學。“人生真相如何，求之古說，恆覺其難通，征之科學，差謂其近是……唯其尊現實也，則人治興焉，迷信斬焉。”陳氏家族是安徽安慶大族，陳獨秀自己就是一位國學大師，他的孩子尤其是陳延年接受過完整的私塾教育，傳統文化的底子很厚。但陳獨秀並不要求子女繼承“絕學”，而是要求他們努力學習現代科學知識。

當時中國雖然早已引進西式學校，但在教學內容和教育理念上卻依然保守落后，孔教依然霸佔教育界，禁錮國人思想。“像我們中國模仿西法創辦學校已經數十年，而成效毫無。學校處數固屬過少，不能普及，就是已成的學校，所教的無非是中國腐舊的經史文學，就是死讀幾本外國文和理科教科書，也是去近代西洋教育真相真精神尚遠。”陳獨秀學貫中西，對海內外教育狀況均有深入了解，所以他從日本回國之后，就把兩個兒子延年和喬年從安慶老家接到上海，沒有讓他們到普通學校上學，而是直接送到法國巡捕房開設的法文補習學校學習法語，為將來出國留學做准備。

之所以讓兒子學習法語而非其他外語，主要是因為陳獨秀對法蘭西文明情有獨鐘。他認為法蘭西文明實為歐洲文明之先導，稱“人類之得以為人，不至永淪奴籍者，非法蘭西人之賜而誰耶？”“世界而無法蘭西，今日之黑暗不識仍居何等”，法國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深為陳獨秀所欣賞。留法求學也是當時的時代潮流，也有不少中共領導人如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均有留法經歷。

陳延年繼承了父親過人的智商和堅韌不拔的性格，在學習上非常刻苦，不僅熟練掌握了法語，還順利考入了震旦學校，攻讀法科。在完成學業的同時，他又利用自己寄宿亞東圖書館的有利條件，如飢似渴地閱讀各種進步書籍，獲取大量科學知識。正是由於陳延年及早地接觸科學、學習科學，在主客觀上都為他日后接受馬克思主義，繼而樹立自己共產主義的信仰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這一點是與陳獨秀“現實主義”的教育理念分不開的。

獨立自主，父子同志，不相為謀

很多人都說陳獨秀在工作上“封建家長作風”很嚴重，但他對自己的兒子卻十分“寬容”“放任”，他們不像一對父子，倒像是“冤家”。

陳延年對父親都是直呼其名“陳獨秀”，從不稱“父親大人”，即使在參加革命工作后，也是稱“獨秀同志”。在工作上，陳獨秀是中共中央總書記，而陳延年是廣東區委書記。父子是上下級，但爺倆經常因為工作上的事情發生爭吵，鬧得人人皆知，“父子不相為謀”。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后，由於共產國際的干預，陳獨秀採取了遷就退讓的做法，陳延年則始終極力反對，並不因父子關系而放棄原則斗爭。當提到他父親借口“顧全國共合作大局”時，他就怒不可遏地破口大罵：“老頭子太糊涂了，真是老混蛋，他不相信工農的力量，對蔣介石破壞國共合作、排斥共產黨的陰謀視而不見，不敢跟國民黨右派做斗爭，將會把革命斷送！……我和老頭子雖然是父子關系，但我是共產黨員，我堅決反對他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

陳獨秀對兒子的“忤逆”毫不在意。他一直致力於中國社會的思想解放和民眾的個性解放，培養國民獨立之人格。而人格獨立的基礎是個人經濟地位的獨立，隻有個人經濟獨立才能培養起人格之獨立，正所謂“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現代生活，以經濟為之命脈，而個人獨立主義，乃為經濟學生產之大則，其影響遂及於倫理學。”陳獨秀談到國民性，常常感嘆國人獨立人格之缺失。“中土儒者，以綱常立教。為人子為人妻者，既失個人獨立之人格，復無個人獨立之財產。……此甚非個人獨立之道也。”所以，他在自己的家庭中，在對待子女教育問題上，非常注意培養孩子的獨立性。

陳延年兄弟在上海家中僅住了幾日，就被父親“趕出”家門，搬到了設在亞東圖書館裡的《新青年》編輯部打地鋪。每個月每人隻給五元錢生活費，其余一概不管。為了生存，延年、喬年兩兄弟長期在街頭打零工，喝涼水吃窩頭，晚上就睡在編輯部的地板上，一年到頭隻穿一套衣服，滿面菜色，以至於有人得知他們是陳獨秀的兒子后驚愕難信。即使后來到法國勤工儉學，兩兄弟的生活水平依然如故，最困難時甚至拿黑面包蘸醬油吃。陳延年后來給自己立下“六戒”：不閑游、不看戲、不照相、不下館子、不講衣著、不作私交，甚至直到犧牲，依然保持單身。這固然是一個共產黨人艱苦朴素的作風使然，但也跟陳獨秀對他自幼採取的“經濟制裁”手段有聯系。

陳獨秀對孩子如此“殘酷”，讓他周圍的親朋好友難以理解和接受，尤其是遭到了妻子高君曼的強烈反對。陳獨秀不以為意地說：“（高君曼）婦人之仁，雖是善意，反生惡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創前途可也！”

陳獨秀對子之“不慈”，正是出於他對“民主”“獨立”的理解和實踐。民主的前提是獨立，奴隸不可能有民主，寄生虫也不可能有民主。他對兒子的“漠視”，乃是在客觀上人為地逼迫他們“自謀生路”“自創前途”，培養他們的獨立意識和抗爭精神。因為他深知唯有經濟之獨立，方可論人格之獨立，否則正如同《紅樓夢》裡的賈寶玉一般，雖則不滿大家族的束縛而終無可奈何，因為他所要反抗的，正是他所依賴的。同時，陳獨秀是一位革命家，為著革命工作的需要，也要求子女必須保持獨立自主的人格與意識。“現代立憲國家，無論君主共和，皆有政黨。其投身政黨生活者，莫不發揮個人獨立信仰之精神，各行其是：子不必同於父，妻不必同於夫。律以儒家教孝教從之義，—父死三年，尚不改其道，婦人從父與夫，並從其子。—豈能自擇其黨，以為左右袒耶？”

在陳獨秀這種提倡“發揮個人獨立信仰之精神，各行其是”，“子不必同於父”的理念下，難怪乎陳延年敢大罵他“老糊涂”“混蛋”。

知行合一，勤工儉學，工人本色

陳獨秀提倡“職業主義”，實際上就是提倡把教育、學習與社會實踐結合起來，改變過去陳舊的“士農工商”階層觀念。中國傳統社會崇尚士人，鄙視生產勞動。“全國之人，習為游惰：君子以閑散鳴高，遺累於戚友，小人以騙盜糊口，為害於閭閻。”這種陳腐觀念已經無法適應快速發展的現代社會。知行合一，才是一名“新青年”的立身之道。

在陳獨秀“職業主義”的教育引導下，陳延年兄弟很早就已經獨立生活，自給自足，並不仰仗陳獨秀的接濟。在北京期間，陳延年甚至還發起組織過“工讀互助社”。社員們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強調不勞者不得食。這一活動得到了北京大學蔡元培、李大釗、胡適等人的支持，雖最終因客觀條件不允許而失敗，但仍然是陳延年等人非常難得的一次社會改造實驗。

赴法勤工儉學期間，學員們的生活都很艱苦。陳延年兄弟則對這種艱苦早已習以為常，甚至覺得比在國內的條件好多了。在繁重的學業和工作的同時，陳延年兄弟還積極參加旅歐共產主義團體的活動。1922年，陳延年兄弟加入了周恩來、趙世炎等組織的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同年10月改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陳延年還擔任了該組織的執行委員、宣傳部部長，並承擔了機關刊物《少年》周刊的發刊人。當時《少年》周刊的辦刊條件很艱苦，陳延年雖然是宣傳部部長，同時也是撰稿人和印刷工。他每天所做的最多的事情，便是不停地刻寫印刷《少年》所用的蠟版。

由於長期參加勞動，陳延年無論從身體還是靈魂都早已融入工人群體，這為他日后參加黨的工作、開展工人運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24年，陳延年自蘇聯莫斯科返回祖國，經上海去廣州，很快就接任周恩來擔任廣東區委書記，領導廣東、廣西、福建西南部以及南洋地區黨的工作。據曾與陳延年在一起工作過的譚天度回憶，“他身材魁梧，碩壯結實，面容粗糙而帶棕色，眉毛濃黑粗大，兩眼閃耀著堅毅而沉著的光輝，頭發濃密烏黑，剪得很短，兩手粗壯有力，穿著一身殘舊的衣服鞋帽，如果事先不認識，看到他這樣舉止穿戴，很可能以為他是來修理房子的工人，而不會想到他是一個西洋留學生，是來領導幾個省革命工作的區委書記呢！”

陳獨秀的好友、曾出席過中共一大的包惠僧也回憶道：“陳延年從不做個人打算，他的生活極其簡單朴素，他的臥室裡隻有一套鋪板，一條席子，一條很粗的毛氈，一條被子，床頭經常擺著一個黃色皮包，也就是他的枕頭……他在廣州和我們共同工作約近三年，還是穿著從法國穿回來的一套粗嗶嘰的學生裝，從春到夏、從秋到冬，等於游方和尚的破衲襖，油跡斑斑，領袖破爛，有的同志勸他做一套衣服換一下，他付之以點頭微笑，其安於破爛也如故。”

陳延年從不以干部、領導自居，即使身為“位高權重”的大區黨委書記，也始終保持著勞動者的本色。“他一有空就和沈青、周文雍等同志到萬福路和大南路等處的手車伕館，和工人交朋友。他和手車伕工友一起出車，代替有病的工友拉車勞動。延年同志身材魁梧，黑紅的臉膛上長滿酒刺（即疙瘩），穿著工人的衣著，誰也看不出他是個留過學的知識分子……工友們都親昵地稱呼他為‘老陳’，誰也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區黨委書記。”

其實，“老陳”並不老，犧牲時還不到30歲。

獸性主義，艱苦奮斗，頑強不屈

陳獨秀教育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內容，就是獸性主義。“日本福澤諭吉有言曰：‘教育兒童，十歲以前，當以獸性主義，十歲以后，方以人性主義。’進化論者之言曰：‘吾人之心，乃動物的感覺之繼續。人間道德之活動，乃無道德的沖動之繼續。’良以人類為他種動物之進化其本能與他動物初無異致。”可見，陳獨秀的“獸性主義”教育思想明顯受到日本學者福澤諭吉以及進化論的影響。

救國救民，人才是關鍵。但縱觀當日中國之國民，無論是思想覺悟還是身體素質，都無法滿足富國強兵的時代需求。“吾國曾受教育之青年，手無縛雞之力，心無一夫之雄，白面纖腰，嫵媚若處子，畏寒怯熱，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國民，將何以任重而致遠乎？……紈绔子弟，遍於國中，朴茂青年，等諸麟鳳，欲以此角勝世界文明之猛獸，豈有濟乎？”在陳獨秀看來，當今世界的歐美日俄等列強，就如同一頭頭噬人的猛獸，如果以中國傳統的“溫良恭儉讓”去和他們斗爭，無異於以卵擊石、以羊搏虎。所以，必須以“猛獸戰勝猛獸”“以野蠻戰勝野蠻”。陳獨秀以福澤諭吉的教育思想為藍本，結合19世紀以來普遍流行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觀點，提倡獸性主義教育方針，並對其內涵進行闡釋，即“曰意志頑狠，善斗不屈也﹔曰體魄強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賴本能，不依他為活也﹔曰順性率真，不飾偽自文也。”簡而言之，就是勇敢、強健、自立、率真。

在“獸性主義”教育思想的指導下，延年兄弟就如同是被父親“放養”到了原始叢林中的一對羔羊，在舊社會無比殘酷的環境中掙扎著存活了下來，進化出了犄角與爪牙，變成了與黑暗社會勇敢搏斗的猛士。陳延年在廣東工作期間，就經常和工友們一起勞作，指導他們如何反抗偽警察的盤剝和欺壓，並參與組織了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在被捕的時候，無論陳延年還是陳喬年，都是勇敢地和國民黨特務搏斗，直到遍體鱗傷，力盡被執。

陳獨秀呼吁“獸性主義”，就是要用“獸性”來對近代中國彌漫於全社會的“奴性”“羊性”進行“矯枉過正”，恢復“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的炎黃精神。

陳獨秀雖然推崇“獸性”，但並未放棄人性。他鼓吹獸性，是在保留人性的前提下進行的。“強大之族，人性獸性，同時發展。其他或僅保獸性，或獨尊人性，而獸性全失，是皆墮落衰弱之民也。”他清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單純發展獸性而忽視人性，則就會變成一頭嗜血的戰爭機器，一個人如果隻有獸性而無人性，則會變成一個毫無道德的自私之徒。因為動物本能是趨利避害，叢林法則是弱肉強食。獸性膨脹到了極致便是文明的倒退、人性的墮落。

革命家庭，猛烈如火，平淡如水

陳獨秀對子女的關愛，不在於提供多少物質條件，而是在於循循善誘，用高尚的人格和博大的父愛，為他們指引正確的人生道路。1924年底，陳延年回到上海向中央報到，鄭超麟帶著他去見闊別四年的父親陳獨秀。當時，“陳獨秀正在一間石庫門式房子的天井等著陳延年。我料想他們父子相見感情一定會激動的，但是我看到他們相見時很平淡，延年找了把椅子坐在陳獨秀旁邊”。

陳獨秀是一位職業革命家，以天下為己任，以犧牲為歸宿。這樣的身份與追求，使他必須舍棄小家，但在他的內心深處，始終保留著那份拳拳的父愛。

1927年4月12日，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爆發，一時間，風雲慘變，天地異色。陳延年和陳喬年兩兄弟相繼被捕，並遭到殘忍殺害。陳獨秀老來喪子，又被撤銷了黨內職務，一系列的打擊讓他更加冷靜地去思索革命的道路和前途。也隻有到了這個時候，他和兒子之間的父子之情才真正流露出來。當陳獨秀被捕入獄后，面對蔣介石集團拋出的“橄欖枝”，陳獨秀斷然拒絕：“蔣介石殺了我們這麼多的同志，還殺了我的兩個兒子，我跟他不共戴天！”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獄中的陳獨秀興奮地難以自已。“他托人打了一點酒，買了點菜……他斟了第二杯，嗚咽起來說，延年啊喬年，為父的為你倆酹此一杯了！將酒洒在地上。接著他老淚縱橫，痛哭失聲。我們見過他大笑，也見過他大怒，但從未見過他如此流淚。”

（作者：中國消防救援學院工作人員）

（來源：《百年潮》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