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於文蘭在華北聯合大學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2日在投降書上簽字，抗日戰爭終於取得勝利。母親離開延安，於1945年12月6日進入位於晉察冀邊區首府張家口的華北聯合大學學習。
華北聯大於1939年7月7日在延安成立，是將原有的四所陝甘寧邊區黨的干部學校：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安吳堡戰時青年訓練班、延安工人學校合並而成。這些學校為抗戰作出了巨大貢獻，僅陝北公學在兩年中就為抗日的各條戰線培養了6000多名干部。毛澤東說：“中國不會亡，因為有陝公。”在華北聯大成立時，毛澤東親臨祝賀，他站在沒有擴音設備的延安橋兒溝天主教堂廣場，對全校幾千名師生說：“我也贈給你們三樣法寶，這就是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五天后，華北聯大的全體師生帶著毛澤東的贈言，奔赴晉察冀邊區，華北聯大成為邊區的最高學府。
成仿吾是華北聯大的校長。他早年留學日本，在東京帝國大學學習制造兵器。1931年從德國回國后參加革命，在紅軍時期做黨的宣傳和教育工作。此后，他一直在戰火中辦大學。在母親的華北聯大畢業証書上，蓋著校長成仿吾的紅色大印。母親十分尊敬成校長，新中國成立后，每當他與夫人方琳來上海，母親都要前去拜望。成校長博學，精通多國文字。他曾對我的小妹妹傳授他的學習方法。他說：“我學日語，先是通讀日文字典，然后一頁一頁地背，背會一頁就撕掉一頁，因為這一頁字典上的內容都保存在我的記憶之中了！”
1975年，成校長寫信給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指出當時發行的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等中譯版的譯文，與德文原著對照，不甚確切。毛主席便委托成校長，由德文原著重新翻譯。1976年，母親在北京小住時專程去成校長位於中共中央黨校的家中拜訪，他正忙於此事，並送給我們他的新譯本。成校長對學問對工作認真負責，投入了全部心血。
1945年，母親在華北聯大教育學院教育系讀書。教育系不僅開設教育概論和文教政策課，還開設教育行政、小學教育、社會教育等課程。華北聯大的師資大多來自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等著名高等學府，教科書中除了社會科學、馬列主義是新編的教材外，其他學科的教材與當時大學的課本基本一致。華北聯大分設教育學院、外語學院、文藝學院，等等。新中國成立后，華北聯大各分院改為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戲劇學院、北京外語學院、外交學院、外貿學院，等等。
1945年日本投降后，朱德總司令命令解放區各路大軍，向被我軍包圍的敵佔大城市展開大反攻和准備接收。華北聯大也准備進北平。但國民黨軍隊搶佔了北平、天津等大城市，華北聯大教育學院便隨進攻張家口的部隊從阜平來到張家口。教育學院接收敵偽鐵路局一批房舍作為校舍，學校開始有了比較正規的教室、禮堂、宿舍和食堂。在教育學院就讀的母親在張家口照了張相，她頭戴軍帽，身穿軍裝，腰系皮帶，面露微笑，是很英俊的一位女兵。
母親在大學裡經歷過一次艱苦而難忘的“小長征”。成仿吾校長在《戰火中的大學》一書中詳細介紹了這次歷時三個月、行程800裡的“小長征”：1946年9月，“隨著國民黨發動內戰，向解放區全面進攻，飛機的轟炸不斷威脅張家口。我人民解放軍遵循黨中央、毛主席的‘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后退’，戰爭的勝負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有生力量之消長的戰略方針，已經准備撤出張家口，所以這時學校也離開了曾經定居大約一年的張家口，轉移到了晉北廣靈縣的農村”。“華北聯合大學在廣靈停留了大約一個多月”，“師生們幫助當地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的要求。此外，我們也組織了教學活動”。“11月間，我們開始了向冀中轉移，中間經過靈丘、阜平、唐縣、安國、深澤等縣，於年底到達束鹿縣，全程800裡左右。這是一個不短的行程，特別對平津一帶跑出來的知識分子來說，更是一個艱苦的行程”。“這一段行軍生活，都深深印在聯大師生，特別是印在平津一帶來的知識分子的腦海中”。“同學們受到很大的鍛煉，特別是在通過冀西山區時，看到被敵人‘掃蕩’過的農村，斷牆頹壁，群眾衣不蔽體，使同學們受到很大的教育”，“都把這次行軍稱作小長征”。
母親的同學，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之1999年3月回憶道：“1945年至1947年，我和於大姐同在華北聯大教育學院學習，是老同學了。1946年10月國民黨大轟炸，我們學校從張家口轉移到河北束鹿縣。2000多名學生分散在農村各處，教育學院住常家屯。上下午都有課。大課在露天場地上，學生們自帶小馬扎坐著聽課﹔小課在地主家裡上，他房子大。課本都是油印的。我們的筆記本是邊區造紙廠生產的，紙張發黃，又薄又脆。先寫鉛筆字，寫滿了再在上面寫鋼筆字，一個本子當兩個用。每人每月發一塊錢零用。食堂以小米飯、大白菜為主。學院實行半工半讀，每人上交一定的勞動報酬，比如幫老鄉拔麥子所得的報酬上交一些，自己留一些。每人發一套制服，不夠穿的自己買布做。我們學院的學制為兩年。但在大軍南下時急需大批干部，有些學生幾個月就畢業了。我們那時學習條件和生活條件都是很艱苦的，有的學生怕苦，個別人要離開，也有想自殺的。”
母親上大學時參加了土改和農村教學。成仿吾在《戰火中的大學》一書中介紹了這一段經歷：“由於又回到了農村，理論就更加密切聯系實際了。當時，冀中正在搞土改復查工作，我們各個學院都參加了所在村的復查工作。”“教育學院教育系的同學，他們在1947年3月至9月，用了半年的時間，到冀中一個工作基礎比較好的深澤縣去進行鄉村小學教育，社會教育和教育行改的實習和研究。他們分散到二十幾個村庄去工作，每月集中匯報一次。”“六個月后，他們回到學校裡，進行了一個半月的總結討論。”“總結以后，同學們懷著極大的信心走上工作崗位”，“1947年10月土地會議和土地法大綱公布后。我校大部分師生又都參加了當時大規模的分配土地的工作”。
小時候常聽母親回憶她的大學生活時說，你們這些在城市裡長大的孩子隻有到農村去生活一段時間，才能真正懂得天高地厚這四個字的含義。
母親在河北農村實習半年。一提起老鄉們，她就很動情：“老百姓對我們真好啊！”村子裡的大娘們見她常常頭暈，抓給她一把紅棗，或塞給她幾隻石榴，親切地說：“快吃吧閨女，這東西能補血！”夏夜悶熱，母親和幾個女同學爬上屋頂去睡覺，農村土房都是平屋頂，秋收時可以在上面晒糧食。脫離干燥蒸熱的地面，屋頂上似乎涼快些，母親和同學們仰望夜空數星星，終於睡著了。老鄉們每到半夜就會喊醒她們回屋去睡，關心地說，夜深時分在露天睡覺容易受濕著涼生病。她們摸了摸當枕頭枕的那雙布鞋，果然被露水浸潮了。
母親說，她在河北農村教書時與老鄉同吃同住：“農村婦女最辛苦，天一亮就開始干活，直忙到天黑，睡覺前兩腳先互相磕打，把鞋底上的土磕打掉，再脫鞋上炕。當地缺水，要走很遠的路去挑水。遇到旱季，連做飯用水都不能保証，根本談不上每天的個人洗漱了。當地人一年到頭洗不上澡不是稀罕事，不是不想講衛生，而是不具備最起碼的衛生條件。主婦們手腕的內側看上去總是白白淨淨的，她們常做莜面卷，把和好的莜面放在手腕上搓出長條條，卷成一隻隻面卷卷，立著碼放在籠屜中，上火蒸熟。心靈手巧的農家婦女能把粗糧做成各式的花樣，盡量讓家人吃得舒坦。”當地的主食是莜面，顏色發灰，很粗糙，不容易消化，母親因此引起嚴重的便秘。貧苦的人家，連莜面都不夠吃。
母親在河北懷來縣農村參加土改工作隊，男同學發槍帶在身上，因為時有土匪、國民黨兵襲擊工作隊的事件發生。搞土改住在老鄉家裡，吃派飯，也就是到村子裡各家輪流去吃，人家吃什麼你跟著吃，家家戶戶的飯食都差不多，莜面就咸菜，吃完付錢。工作隊分配兩個學生負責一個村子的土改工作，學習做群眾工作。這是華北聯大的一門大課。
翻開母親大學時代的筆記本，看得出她是一個勤奮用功的學生，在發黃的紙頁裡密密麻麻寫滿偏紫色的鋼筆字。有語文課、英語課、黨史課的筆記，有列寧的文摘、斯大林的語錄，有近代史年表，有文藝學院院長沙可夫介紹蘇聯情況的會議記錄，等等。
母親在剪報簿貼的都是時事要聞，今天讀來仍然吸引人：
“新華社在華東前線報道的關於萊蕪之戰，殲敵5萬余人的經過。”
“合眾社羅馬24日電：有一萬農民與婦女從羅馬四郊傍山的城鎮，乘卡車向羅馬集中，要求土地改革、面包與工作。”
一則題為《蔣管區經濟危機》的剪報寫道：
“5日，蔣管區各地黃金美鈔繼續飛漲，蔣幣再跌。上海黃金每兩漲達49萬元。平、津黃金每兩漲達58.5萬元。計漲40%。小米每斗漲87%。米每斗漲75%。”
母親通過學生們的民主選舉，當選為學生會成員。成仿吾在《戰火中的大學》一書中介紹道：“在張家口，我們學校每當學生會的選舉，都形成一次民主生活的高潮。從小組提預選人名單起，至候選人總投票止，一直都在沉著、熱烈、緊張和愉快的氣氛中進行。”“無論是誰，當選了都一定會感到這是群眾擁護的無上光榮，因而就會更加倍地努力為群眾服務。”
華北聯大的學生走到群眾中是好干部，扛起槍來是好軍人，上了舞台是好演員，著名藝術家陳強、王昆、郭蘭英等都是華北聯大的校友。
1948年華北人民政府成立之后，華北聯大改名為華北大學，吳玉章任校長。有的畢業生在工作簡歷表中不填寫自己的大學學歷。吳玉章同志知道后批評說：“為什麼不填？應該填，你們是華大學生！”
華北聯大校友中有一位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國大使，韓敘。我的小妹妹80年代赴美國霍普金斯大學讀書，在一次聚會上巧遇韓大使，他一見小妹便親切地說：“我和你母親是大學同學！”母親提起韓敘說：“他在華北聯大讀書時很年輕，很帥氣，叫我於大姐。我經常看見他坐在宿舍窗台兒上吹口琴，他吹得很好，只是曲調有些憂傷。”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了。華北聯大從束鹿縣的農村遷到距石家庄20華裡的正定縣城。1947年11月28日，母親從華北聯合大學畢業。
1947年12月11日母親到達石家庄市，12月25日分配到石家庄聯合中學男中任教。1948年2月5日，母親調到石家庄市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工作，參加石家庄八區土改工作。
（作者：柯慶施之女）
（來源：《百年潮》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