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冀東暴動前后

作者:    發布時間:2022-05-13    來源: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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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動冀東大暴動

七七事變后,日本佔領了點線的大小城市,這些地方的國民黨跑了,廣大農村日本人還顧不上佔領。1938年冀東爆發了十幾萬人的暴動,在敵后震動很大。當時的形勢是,從1934年“何梅協定”之后,國民黨潰退,冀東就成為淪陷區。冀東地處咽喉要道,敵偽在這裡建立了防共自治政府,大漢奸殷汝耕出來任職,人民成了亡國奴,痛苦是很深重的。國民黨潰退后,共產黨、八路軍則挺進到敵后。

那時的中共河北省委設在天津,借著租界地作掩護。省委書記是馬輝之,我是組織部長,姚依林是宣傳部長,林鐵負責軍事。河北省委當時的任務主要是動員學生、黨員到農村,到平西、平北、冀東、津南去,開展游擊戰爭,重點是冀東,同時管理平、津、唐敵后城市鐵路的工作,開展統一戰線工作。1938年后,冀中區黨委書記是黃敬,副書記是魯賁,冀中軍區司令員是呂正操。冀南區歸冀魯豫,區黨委書記開始是李菁玉以后是宋任窮,主要領導人還有劉志堅、張霖之、王從吾、王任重等。冀東有兩個地委,一個是冀熱邊特委,一個是京東特委(北寧路以南)。冀熱邊特委書記原來是王平陸,他犧牲后由李運昌擔任。京東特委書記是胡錫奎,還有閻達開、顧雲亭、丁振軍、夏維勛等領導人。此外還有一個唐山工委,工委書記是周文斌。

1938年5月,中央決定派晉察冀兩個支隊,一個鄧華的,一個宋時輪的,合並成四縱隊,挺進冀東,在霧靈山區開展游擊戰爭,建立冀東抗日根據地。兩個團合並后總共3000多人,宋時輪做縱隊司令員,鄧華做政治委員。中央決定,宋、鄧縱隊挺進,冀東舉行暴動,配合迎接。當時整個冀東有500多名黨員,省委估計也就能夠拉起一二千人。因為我是冀東人,跟冀東的聯系經常是我去,像聯系李運昌、胡錫奎、閻達開、王大中等。這時鄧華的部隊已經挺進到了平西的東齋堂,中央指定省委派人去接頭,李楚離(時任華北人民武裝自衛委員會專職負責人—整理者注)曾經去過,最后省委決定我再去一次。

1938年5月,我找到負責地下黨工作的葛琛,他爸爸是個青幫,跟平西一些村子的青幫有來往。通過他的關系,我們兩人從石景山下車到了劉庄,找當地民團的一個團總,也是青幫的,他家的大院裡開著賭棚。這人對抗日是同情、贊成的,也講義氣。他聽說我們是八路軍代表,說他也贊成抗日,為了站住腳跟和日本人也有些關系。我們講想到齋堂,回到八路軍部隊。他說這一帶他很熟悉,都有來往的關系,但我們的目標大,他指定一個弟兄,插著兩把盒子槍送我們。他跟他那個弟兄講,不能出岔,出了岔就不要活著回來見他。那人帶著我們步行到潭柘寺,休息一下到了一個村子,在山上邊,村裡的人大都姓孫,村長也是他們的族長。村長說他很贊成抗戰,要我們住一晚,第二天送我們去八路軍的地界。他講這個村子有地道,有百八十條槍,還有小炮,村西南的山裡有個大洞,可以容一兩千人。第二天,村長跟幾個小伙子送我們到了一個山口,就有八路軍的守衛了。八路軍帶我們到了東齋堂,鄧華在那個地方,見了他談了進軍的日期、路線,冀東黨的情況,准備起義迎接八路軍的事情,主要談這些問題,挂上地圖來談。

當天晚上還趕上一個鴻門宴,鄧華請山溝裡一個民團的團總,是個大地主,由國民黨操縱的,跟日本人也有關系。我們就坐在那吃飯,事先也沒告訴我們,鄧華說有個事,你先進來一下,我就進去了,他們在外面就動手了,把地主的槍下了,把他隊伍的槍也都繳了,願意干八路軍的留,不願干的走。

我們兩個回來后是5月份,回到天津向省委作了匯報。

暴動以前,河北省委主要做了三件事:一件是整頓冀東黨的組織。為了准備暴動,省委把冀東的兩個地委和一個工委合並了,稱京東特委,胡錫奎任書記,李運昌專門負責軍事。第二件事情是轉變過去白區工作的路線,反對冒險主義、關門主義,開展抗日統一戰線。重點爭取的人有天津電報局局長王若僖,河北工學院的教授楊十三、洪麟閣,灤縣民團的團總高志遠,這些人都是華北人民自衛委員會的重要成員,以后楊十三、洪麟閣、高志遠在冀東暴動中還掌握了武裝隊伍。當時的華北人民自衛委員會在省委領導下,黨團書記是李楚離。第三件事情是開展冀東游擊戰爭,培訓游擊戰爭的干部,准備起義、暴動,配合八路軍挺進。

預定是在1938年7月7日前后暴動。在這之前,5月開始了開灤礦五礦的同盟罷工。這個罷工是利用英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由經濟斗爭引導到政治斗爭,一直發展到開灤總罷工、農村暴動,中間日本人想插手,最后是英日妥協,鎮壓工人。開灤礦是英帝國主義的,這裡邊階級矛盾、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大小資本家的矛盾很復雜。開灤工人的暴動是冀東暴動的先聲,堅持50多天到勝利。工人在趙各庄礦、唐庄子礦暴動,佔領了煤礦,后來又拉出來,當時有兩三千工人參加暴動。冀東的暴動是工人罷工在先,也體現了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另外也有裡應外合,農民起來之后去接應礦工暴動。

參與領導罷工和暴動的有唐山工委書記周文斌(代理過冀東區黨委書記,以后犧牲了),還有一個叫胡志發(游擊區區長,后來犧牲了)。工人運動史說我兩次參與開灤罷工,1934年一次,這是第二次。

那時趙各庄礦罷工糾查隊的隊長叫節振國,這個人樣子像個白面書生,但武術很好。日本人帶著礦保安隊的礦警去家裡抓他,他不在。他回來后礦警問你是什麼人,他說我就是節振國,從日本人身上拔出東洋刀,砍了日本人也砍了礦警,跳牆跑了,到豐潤縣腰帶山的親戚家躲起來。他成了傳奇式的人物,當地群眾管他叫節青天,日本人管他叫白臉狼。后來組織找到他,把他又派回去,進行起義。他在工人中很有威望,帶著3000多名工人,打了唐庄子警察局,繳了礦主的槍。

冀東暴動原計劃是7月12日(一說為7月16日—整理者注),后來提前了幾天。李運昌召集自衛委員會冀東分會開會,要求統戰這方面的人配合八路軍挺進,要舉行起義。參加會的人有高至遠、洪麟閣等,這都是以后起義的一路軍了。八路軍打得很艱苦,從興隆、熱河打過來的,打到了長城的將軍關(薊縣)。參謀長叫李鐘奇,打掃戰場時被一個受傷的日本兵從后面給了一槍,差點犧牲了。這時冀東開始暴動了,北部是以豐潤、遵化為重點,南部以灤縣、豐潤的南部為重點。一開始是小規模的,以后就起來了,盧龍、薊縣、遵化、樂亭、豐潤、玉田、遷安,一下子都起來了,有十幾萬人。冀東淪陷得比較久了,受日本欺負很厲害。冀東那個地方長期軍閥混戰,民間遺留下來各種槍。那時部隊一起來,有些地主家裡有槍的都往這送,趕個大車,騎著牲口就來了。部隊攻下了幾座縣城后,有近30萬支槍。

暴動起來以后怎麼辦,沒有經驗。8月,李運昌的部隊、高至遠這一路,洪麟閣這一路,還有幾路隊伍跟八路軍第四縱隊會合,8月27日在會師的遵化鐵廠開了個會,共同推舉宋時輪做抗日聯軍的司令員,鄧華做政治委員,高至遠、李運昌、洪麟閣為副司令員。

暴動起來之后,1938年9月,北方局撤銷河北省委,成立冀熱察區黨委,還是河北省委那個班子,馬輝之是書記,姚依林是宣傳部長,我是組織部長。區黨委的駐地在平西野三坡的山裡頭。還成立了領導平津唐三市的點線工作委員會,書記是葛琛。

暴動起來之后,馬輝之到延安去匯報工作了,省委就剩下姚依林我們兩個。我們商量,我去找晉察冀軍區和分局。當時北方局下面華北一片叫晉察冀分局,管著晉察冀區、冀中區和冀熱察區,分局書記是彭真。晉察冀軍區的司令員是聶榮臻。我知道晉察冀軍區在山西五台。

我大概八九月從天津啟程,要穿過河北到山西,一路上敵人都沒有佔,包括很多縣城,顧不過來,國民黨的部隊也跑了,各路勢力一股一股地都打著抗日旗號。主要還是八路軍在那控制,八路軍的人也不多,聶老總帶的部隊開始也是幾千人。

我經過秘密交通—清縣的關系到了冀南,冀南區黨委在河間,正趕上他們開干部會議,我還在會上作了冀東暴動的報告。李菁玉是區黨委書記,我們在1937年延安白區工作會議時就熟識,他給我弄了一匹馬,從河間到了冀中的任丘。冀中是黃敬和呂正操他們。任丘縣城在我們手裡,在冀中住了一兩天,他們告訴我聶榮臻在山西五台縣的金崗庫。

我到了金崗庫,那時彭真已經去延安開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了。我首先向聶榮臻同志匯報了,匯報以后他向延安去電報,彭真回電要我等他回來再說。我一直等到1938年底、1939年初,就在那住著,到處去看,看日本人進攻,看自己的部隊。

彭真回來之前,冀東暴動遭受挫折,也可以說是失敗了。抗日聯軍的領導人缺少平原游擊戰爭的經驗,冀東的公路四通八達,認為在這個地方建立根據地很困難﹔暴動起來的部隊東一股,西一股,認為很鬆散,沒有作戰經驗,就決定先把隊伍撤到平西,整頓后再回到冀東。這就忽略了一個群眾基礎,那時我們黨能夠掌握的暴動起來的部隊大約有5萬人,而且冀東北部也有山,長城以外都是山。從冀東撤到平西很遠,宋鄧支隊的主力加上高至遠的這一路,撤到平西了﹔洪麟閣一路在撤退作戰中被打散了,他也犧牲了﹔李運昌這一路幾萬人沒過來,半路被敵人打散了,隻剩了100多人。撤退以后整個冀東暴動就平息下去了。敵人把縣城都佔了,殺了很多人。

堅持在冀熱察

暴動后,八路軍在冀東留下三個小支隊仍然在堅持,一個支隊百八十人:有蘇梅、陳群小支隊,陳群、李任民、孔慶同是紅軍時期的干部,暴動以前由秘密戰線到冀東的﹔平谷、遵化這一帶留下的是包森的支隊,包森很能打仗,以后也犧牲了﹔還有一個單德貴支隊。

節振國的特務大隊,還在礦區周圍榛子鎮一帶堅持。因為他有群眾,礦區裡邊工人受特務的氣,來找節振國告狀,他就帶了幾個人到林西古冶礦去。四個特務在戲園子看戲,他讓人把戲園子門口把起來,他坐在特務后邊,用槍頂著四個特務。戲園一下就亂了,他說大家不要慌,還上台去演講了一下。趙各庄的商會會長收稅,大家不滿意,節振國就帶上幾個人,夜間跳牆進到商會會長家裡,這個會長在打麻將,也沒發覺。節振國進去后就站著看他們打牌。看了一陣,商會會長一回頭,說你誰呀。節振國說你不要動,就把這個會長弄出來了,弄到我們的游擊區,給那人上了四五天課,又把他放回來了,說你要是再欺負老百姓,或者跟八路軍不合作,就把你處以極刑,嚇唬他,后來這個商會會長跟我們一直有關系。

暴動起來之后,中央就要河北省委書記馬輝之從延安回來。馬輝之、姚依林到了冀東的游擊區,以后馬輝之、姚依林也跟著撤退了,回到了晉察冀。1938年11月后,晉察冀分局由山西五台轉到了河北平山、阜平這一帶。1939年1月,晉察冀分局(北方分局)召開晉察冀邊區第二次黨代表大會,聶榮臻同志、彭真同志都參加了,一方面傳達六中全會的決定、精神,一方面討論冀東到底能不能堅持開辟抗日游擊根據地的問題。會議認為應該能夠堅持,必須依靠廣大人民群眾,但是現在這個情況,隊伍已經散了。會議提出,先開辟小塊的游擊根據地,然后若干個小塊形成一個大塊鞏固的抗日根據地。

會后採取了一些措施。第一是根據中央的指示,成立挺進軍,挺進軍司令員兼政委是蕭克,政治部主任是伍晉南,參謀長是程世才。第二是成立冀熱察軍政委員會,由蕭克、馬輝之、宋時輪、鄧華等人組成,蕭克是書記,統一領導平西、平北、冀東地區的黨政軍工作。軍政委員會成立以后,提出“三位一體”的方針:鞏固平西,發展平北,堅持冀東,開展游擊戰爭。第三個措施是成立冀熱察區黨委冀東分會,由李楚離任書記,李運昌、李楚離這些撤過來的同志都回到冀東去,再配上一些干部,恢復和發展冀東的抗日游擊。區黨委決定我到冀東去,找那些潛伏起來的干部,找那幾個小支隊。

1939年底,我從平山動身,經過秘密交通線,回冀東去。

我帶著姚依林給昌平縣縣長朱欣陶的一封信。朱欣陶和姚依林是世家,他是個“紅”縣長,是我們潛伏在敵人肚子裡的人。之前他當唐山警察科科長,敵人有什麼動態,我們很快就知道了。他的妻子張孑余是我們的黨員,后來去延安了。解放后朱欣陶在北平市政府工作,組織發掘過十三陵。

進了昌平縣城,路邊有日本人把著,那時得先給日本人鞠個躬,然后他們檢查你身上帶什麼東西沒有。進了縣城我找到縣政府,我曾和朱欣陶在天津見過一面,他一看是我,緊張了一下,讓我到西花廳。我把姚依林的介紹信給他,說是姚的朋友,要進北平城,請他幫助。那時進城很不容易。他問我急還是不急,我說急。那天是星期天,他說恰巧日本顧問進城去玩,他去通融一下。這樣他去找日本顧問,當面介紹我,說是他的親戚,到昌平來找事做,他讓我先回去等著,請日本顧問進城時把我捎上。正好昌平縣的警察局長也要進城,就這樣,前邊是日本人開車,后邊警察局長跟我坐著,經過西直門進來了。那時還有城牆,特務、憲兵兩邊一溜,很嚴的。進來以后我在西單下了車。我也沒有良民証,不好住旅館,就在我父親的一個朋友家裡住了一宿。

第二天我買票回了唐山。那時我在唐山還被通緝呢,家裡很緊張。在培仁裡的家裡住了兩三天,找到唐山市委地下黨的負責人宋敏之,商量怎麼進山找堅持下來的同志。

我跟宋敏之騎車子到了韓家哨,村裡一位姓韓的破落地主跟陳群的游擊隊有聯系,跟節振國也有聯系,那天晚上我們住在他那裡。節振國跳牆進來敲窗子。我們談了談情況,談到蘇梅、陳群那個小支隊的所在地,就在潘家峪,日軍搞大屠殺的地方,全村就剩下幾個人。那是我們最好的一個點,當地老百姓掩護陳群他們活動。當晚我們就去了潘家峪,找到了蘇梅、陳群,他倆很激動。我問了他們的情況,還有100多人、幾十匹馬。我問他們還跟哪些堅持下來的同志有聯系,然后分頭去找這些同志,找到了閻達開、顧雲亭、丁振軍等十幾個人,在潘家峪召集開會,傳達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傳達晉察冀分局對冀東堅持游擊戰爭的分析和方針,還講了建立冀熱察區黨委,成立挺進軍的形勢。那裡的老百姓很好,天天給我們殺豬燉肉。

這個會開完后,了解到包森在遵化、平谷一帶活動,宋敏之、顧雲亭和我,又帶了五個人,夜間出發,走了100多裡地,找到包森。他那裡還有百把人,也是把上面那些情況向他們作了傳達。單德貴的地方我沒去,找不到,傳說他投降了敵人,就沒敢去找。

包森送我們回到了陳群的地方,又從那裡返回韓家哨。之后我和宋敏之騎自行車回唐山。回到唐山看到我家門上貼著白紙,進去以后才知道我母親已經故去了,靈柩都已經走了,運回老家安葬了。

奔赴延安

這時候我還要去天津找葛琛,安排北平、天津、唐山鐵路的工作。到天津時,接到中央的電報(天津有秘密電台,分局跟中央有聯系):中央要開黨的第七屆代表大會,指定冀東由我、閻達開、顧雲亭為代表,去延安參加會議。

1940年的四五月份,我們到了晉察冀分局,向書記彭真、秘書長姚依林匯報了冀東的情況。我說的主要一條,西撤是不對的,西撤之后,我們被打散了,日本人抓這些人,抓去就殺頭,那麼多人都回家了。但是我們還有一點部隊在那,所以李運昌他們回去,慢慢可以把他們再聚攏。

匯報以后,晉察冀分局把冀中、冀晉、冀東、冀熱察這幾個區的代表們集中起來,有100多人,由彭真領著大家到各村做調查研究工作,一直到6月份。這時給七大的代表們配備了馬,還有送去延安的200多名新兵,組織了一個領導小組,就是幾個區負責的同志,冀晉的李葆華,冀中的副書記魯賁,冀東、冀熱察的是我,其他還有部隊的代表,冀中的政治部主任孫至遠,帶隊的是老紅軍陳伯鈞,他當時作為抗大二分校的校長,率隊在晉察冀邊區辦學。晉綏賀老總一二〇師的部隊,正好有兩個連送東西到晉察冀,也和我們一起回來。

同蒲路當時是日軍佔著,我們找向導帶著過了鐵路,之后沿著公路走,走到了白水村,旁邊都是黃土高原的山溝土澗。在村頭山坡要進山的時候,遭到了敵人的伏擊。敵人把我們的一個尖兵排放過去了,專打我們這一段。

我跟冀中的代表侯玉田一起,他在冀中打游擊有經驗。他說不能在大路上走,要下坡到田埂裡。我倆就到了下邊的田埂,慢慢找路。不久就碰到李葆華、陳伯鈞、孫至遠等人。敵人沒有追擊,我們幾乎天快亮才走出去,進了山,就到晉綏了,就是晉西北根據地了。

那時才知道魯賁犧牲了,冀中一個地委書記也犧牲了,我們帶著的200多名新兵也被打散了。晉察冀送交中央的好幾馱子文件,送給七大的禮品,都打掉了。后來我們到了晉綏司令部,就是賀龍、關向應同志那個地方,休息了好幾天,重新給我們配備了馬、被服,派了人護送我們,由晉綏經過米脂、綏德、清澗一路到了延安。

到了延安就向中央組織部報到,開始就住在組織部的窯洞裡。我到了延安,首先向中央書記處匯報工作,有毛主席、任弼時同志,政治局委員王稼祥也在,少奇同志不在。我主要是報告唐山開灤煤礦同盟罷工以及冀東暴動前后的情況。匯報的時候毛主席很重視,我記得主席坐在他那個躺椅上聽匯報,當我說到節振國的事跡時,他立身而起,說:這個人很勇敢,這樣的人容易犧牲,你們要保護好他。主席還讓我到延安很多部門去作報告,報告冀東的工運情況。那時年輕,不知天高地厚,主席讓講就各處去講了。

這時七大推遲了,人沒有到齊,同時對王明路線的認識,還沒有完全統一。我在延安一待就是五年半。

(吳德口述 吳江整理)

(來源:《百年潮》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