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習中共黨史與我的人生之路

張懷西，1935年生，江蘇無錫人。1957—1961年在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學習，曾任江蘇省副省長、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常務副主席、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在建黨百年之際，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學習中共黨史應該成為中國大學的“必修課”。下面，我就結合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習中共黨史的那段時光，談一談這一路走來我個人的成長、學習與工作經歷。

求學人大：“學習黨史，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1935年1月我出生於江蘇無錫。1950年，我初中畢業后，讀了半年高中，由於學費昂貴，家裡經濟困難，便輟學回家了。那時，我十六七歲，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種地。無錫人回到老家，就要種地。我家中有三畝七分土地，除了插秧不會，其他什麼活都能干。第二，看報。我還想要參加各地的招考。第三，種桃樹。無錫人以種桃樹謀生，那時我們這一代人是在太湖那邊種的。當時的想法是若今后要在農村生活的話，種桃樹也是生活來源之一。解放初期，全國招考的地方很多。相比較之下，我看到江蘇常熟蘇南公學銀行系招生，因常熟就在無錫旁邊，是個好地方，便決定去參加招考。招考錄取后，我入校去銀行系六班，學習七個月，主要以學習政治理論課為主。學習內容涉及兩方面：一是參加革命是光榮的。那時候全國剛剛解放，參加革命是很光榮的事情﹔二是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我對於“為人民服務”的概念，就是那時形成的。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剛剛發表，我們就學習。《毛澤東選集》當時剛剛發行第1卷，我們買來就學。我把當時買的《毛澤東選集》還帶到中國人民大學學習，上面很多圈圈點點的標記一直保存到現在。

從常熟蘇南公學銀行系畢業以后，就分到家鄉無錫的人民銀行，工作了五年。在這段時期，我收獲了一些感悟，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老老實實、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我當時的工作是銀行會計，也曾當過計劃員、人事干事、監察室干事。那五年的時光努力且充實，但工作過程中，我時常會想人總還是要讀書的。我雖然隻在高中讀了半年，但想要繼續讀書的想法一直縈繞在頭腦中。那時管繼續讀書叫“深造”，至於“深造”以后要干什麼，自己反而沒有什麼考慮。1956年時，我想考大學，但當時工作單位的領導不同意。我想1957年一定要考。相較於1956年而言，1957年考大學是很難的。1956年，中國人民大學中國革命史專業有10多個班。1957年，中國革命史專業隻招兩個班，大概有七八十人。在我印象中，我們班有35人左右。

1957年，中國人民大學是單獨招生。我在南京考取了人大歷史系。回憶那段時光，那是艱苦、勤奮、努力的。我已經與學校環境脫節多年，為了備考，當時買齊了高中文科所有的復習書目，每天晚上7點到11點堅持學習讀書，沒有一天是落下的。我花了整整一年時間，將書本看了三遍。我的記憶力應該說還是可以的，中國人民大學高考的主要試題，至今都還記得。其中，作文題目是“你最喜愛的一本書”。這題雖然很簡單，但卻可以洞悉你的思想深度。我當時毫不猶豫寫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這本書，我看了好幾遍。那時保爾·柯察金的英雄形象深刻地留在我的記憶之中。古文翻譯的題目是《桃花源記》。雖然這篇古文我沒學過，但初中奠定了較好的古文基礎，翻譯的結果也沒什麼大問題。政治科目有兩個大題，題目分別是“我國憲法的核心思想是什麼”“有什麼重大意義”。因為我學習過1954年9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劉少奇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回答也非常完整。還有一道題目20分，即“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是什麼”“對中國革命和建設有什麼意義”。這道題目不是書本上的，而是出自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內容包含五條，我答卷時基本上比較完整的。我對報紙特別有興趣，經常翻閱，因此這些題目都記得很熟。經過一年時間的艱苦自學，我考進了中國人民大學。考取人大后，離開的那天是晚上，四位同事與我拍照留念送別。這張照片，至今還保存著，每次老友相見，我們還會拿著照片一起回憶那段難忘的時光。於我而言，那段經歷是非常深刻的。

我考取的是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的中國革命史專業，學習地點在海運倉，后搬到西郊的新校舍。到1958年，革命史專業改建為中共黨史系。考進大學，學習黨史，是我一生中有著重大意義的一件事。這段經歷的意義就在於通過學習中國共產黨最艱苦卓絕的革命歷史，體會其中的不易，讓我懂得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道理。相信黨，跟黨走，這一點直到現在我都從未動搖過。所以，“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重要性也體現於此。

在人大學習的四年，我在黨史方面的收獲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了解了中國共產黨英勇奮斗、頑強不屈、堅持不懈的歷史。沒有中國共產黨人的不懈奮斗，就沒有中國的今天。所以，隻有共產黨才能領導人民救中國，這一點非常明確。其他任何一個黨派都沒有這樣的本領。從近代中國的康有為、梁啟超開始，直到后來的一切其他政黨，都沒有這樣的偉大成就。

第二，認識到毛澤東思想是在中國革命的實際斗爭中形成的。它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但同時有中國特色，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思想。隻有這樣一種思想才能夠保証中國革命的勝利，沒有這樣一種思想，中國革命可能還要在長期的黑暗中艱難摸索。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而產生的，這是很明確的。

第三，了解了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夠取得勝利的訣竅。五個字—“為人民服務”，也就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中國有句古話叫“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國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政黨，翻開整個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歷史來看，就是一部為人民而奮斗、為民族復興而奮斗的歷史。

第四，體會到黨的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中國共產黨有一整套的理論、方針、政策和方法，來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奮斗。毛澤東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逐步形成領導中國革命勝利的理論方針政策。沒有這套東西，中國革命不能獲得勝利。這是我從黨史學習中真正體會到的。

求學人大期間，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頭腦中。學習黨史給予我的收獲是非常珍貴的。在我的成長、學習和工作的經歷中，我相信中國共產黨的基本理論、基本政策、基本方針、基本方法，能夠應用於中國具體實際，一定能把中國領導好、建設好、發展好。從現在的情況來看，確實如此。中國蒸蒸日上，國外反華勢力無論怎樣抹黑我們都是不可能得逞的。所以，我認為學習中共黨史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我記得擔任江蘇省副省長時，全國政協舉行記者招待會，四位新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回答中外記者提問。我回答兩個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你從一個普通教師在十年中升到一個高位，有沒有什麼政治背景？我回答說我出生在蘇南的一個農村家庭，沒有任何顯赫的親朋故舊，之所以在事業進程中到達這一步，在於四點原因：一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成長的基本前提。沒有這樣一項政治制度，我怎麼能夠成長起來呢？二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政策，為我的發展提供了可能。中國需要改革、需要開放，需要有新人。三是鄧小平同志提出了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使我的發展成為現實。四是我本人的努力也是至關重要的。下面的中外記者聽后，也都感到確實如此。當天晚上，好多記者跑到我房間說你講的有道理。中國共產黨領導不僅是中國政治制度的最顯著優勢，同樣也是個人發展的最根本保証。

在人大學習的四年，值得回憶的還有三點。首先，人大的學習方法。我們的學習方法分為五個步驟：第一步，當時課堂不是由老師直接講授，而是先來做一個啟發報告。比如，講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教師會先向學生作個報告，講解革命戰爭的大概情況。第二步，講解結束后，教師為大家開出書單由學生自學。第三步，學生自學結束后，教師規定時間出題討論，大家交流心得想法。第四步，討論結束后，教師再來對該門課程的內容進行細致講解。第五步，待課程尾聲，再請一位熟悉這段歷史的老干部給我們作報告。那時，講課需要真正的教授來講，何干之、胡華、王淇都是講課的老師。校外請來的地質部副部長何長工給我們講授井岡山斗爭，外交戰線的耿飚也給我們講過課。人大講課的這五個步驟，使我印象深刻。

其次，參加社會實踐和勞動。那時，生產勞動被列入教學計劃，有時學生實行半工半讀，下鄉下廠進行鍛煉。當時我們在四季青人民公社的西平庄、黑塔村一帶，半天勞動半天學習。那時學習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一位老師專門給我們講課。我認為，學文科的，學理論的，應該多到下面接觸實際，拿現在的話來講，叫“接地氣”，不能夠認為實踐是多余的，學生老待在學校是不好的。后來，我們又到順義縣李遂公社，還參加“今昔生活對比展覽”。我們四位同學把展覽搞得還不錯，文字是自己編的，展覽的東西都是自己去下面找的。這些經歷對我了解中國的基本國情是有好處的。毛澤東是了解中國國情的，能夠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因此，我認為學生參加社會實踐、參加勞動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讓我留戀的還有班集體的團結友愛。在我擔任無錫副市長以后，后來調任至北京，我們班級同學有過兩次聚會。這兩次全班集會，一次在無錫，一次在北京。在這個班級的大家庭裡，有什麼困難，大家都出力幫助，都紛紛關心。在北京、上海、南京的老同學都時常保持聯系。每次見面，老同學們彼此聊聊過去，談談現在，情誼很深。應該說在我們的班級裡面，大家都是團結友好的。

在中共黨史系教師中，我印象深刻的有何干之、胡華、王淇、肖效欽等。曾經能夠跟隨這些中國革命史專家學習，是我的榮幸。對於何干之、胡華兩位教授，我們都高山仰止，一般就隻能聽他們的課，交流比較少。從聽課中，我能感覺到何干之講課是相當好的，有三個特點：一是思路清晰。他講課速度比較慢，但思路清楚，學生一聽就懂。二是邏輯性強。他講課注重邏輯，沒有雜亂無章，我非常欽佩他。三是非常平易近人，從沒認為自己是一個大教授、大專家。胡華教授的講課風格同何干之有所區別：一是他佔有材料很多，講課內容豐富。二是他講課列舉很多具體事例，提供很多細節。他主編的《中國革命史講義》，我現在還保存著。三是他對於中國近代史、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的了解是非常清楚的。黨史教師隻有詳盡佔有史料，實事求是地作出分析，才可能真正地了解和講好黨史。若無史料，則無從下手。對我們學生來說，何干之、胡華的講課等同於中共黨史教學研究的啟蒙，具有長久的指導意義。肖效欽是我們班的輔導老師，同我們同學關系很好。王淇講課也很好，經常跟我們同學聊。此外，我印象很深的還有艾思奇。他是校外的教授，曾請來給我們講課，沒有什麼教授派頭。記得當時他在人大教室上大課，非常平易近人，學生下課后圍住他提問題，他都不厭其煩地解答。這樣一批優秀的教師，使我們學到很多東西，至今難忘。

最近我新買了一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二卷，仔細翻看后，內容比我們那時的教科書更加豐富，史料更多。比如，很多黨史上的事件和會議，當時的教科書隻有一兩句話介紹，而現在更加具體詳細，有關論斷更加科學可靠。

總之，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習黨史的經歷，給予我很多知識和智慧。在我碰到實際問題時，能夠運用這些知識理論來解決問題，為我一生的工作奠定了理論和方法論的基礎。可以說，在人大的學習和生活是我一生最寶貴的經歷，直到現在都深受這段經歷的影響。

執教北京林學院：“講黨史，讓我感到無比光榮”

1961年在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后，我分配到北京林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工作四年，講授中共黨史。在北京林學院的這四年，我的感觸主要有三點：

第一，我的身份由學習黨史轉變為講授黨史。給學生講黨史，是一件讓我感到無比光榮，需要嚴肅認真對待的事情。在林學院時，我講授大課，每次講四個班級。這段經歷讓我覺得非常不易，因為我不是中共黨員，至今也不是。我在1954年就開始寫入黨申請，曾經在人民銀行工作時也寫過好多次，但那時黨組織沒有批准。在大學四年，全班發展兩個黨員，我沒有入黨。到林學院的四年，我也沒有入黨。雖然我不是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但講授黨的歷史，我感到是一件光榮的事情，所以必須認真講好。

第二，我備課非常認真。講課的前提是備課。那時的北京林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大概隻有我一個人學過黨史，其他人都是學哲學、政治經濟學的。因為是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所以不能夠有絲毫的差錯。隻有認真負責講好課，才能夠更好地把黨史知識傳授給學生。無論在北京林學院，還是后來在黑龍江省林業干部學校，我講課非常准確。

第三，我服從黨的安排。1965年，我由北京林學院調到黑龍江省林業干部學校工作。當時黑龍江省要辦一個大學，到北京林學院要人，一共去了大約20左右。我與其他兩位同志是最先去的。在黑龍江省林業干部學校，學校的設施和條件是不能和北京相比的。那時的想法就是黨指向哪裡，我們就奔向哪裡。在東北，艱苦程度是難以想象的，不僅需要教課，還要艱苦勞動。房子需要自己建，我們班級負責挖沙。后來，“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們被下放勞動，到“五七”干校、到農村插隊、到上海知青點去當指導員。雖然那時我們的生活條件艱苦，但我和知識青年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至今仍然保持著聯系。

記得我擔任江蘇省副省長時，參加南通一家產業公司上市的活動。第二天，《南通日報》刊登消息，恰逢上海知青點的組長沈海龍調到南通。他看到消息后，覺得這個“張懷西”的名字很熟悉，於是專門給我寫了一封信，詢問我是否就是在黑龍江省訥河縣上海知青點當指導員的張懷西老師。如果是，請我回復一封信。我一看到信，馬上給他回電話說一星期內到南通看他。他的夫人曾經也是知青，在另外一個知青點。我們見面后，她說知道我喜歡吃餃子，那天便做了餃子給我吃。她說那時你是第一個支持我們倆人談戀愛的。我說，隻要你們戀愛不影響工作，又有什麼關系呢！當時知青點的老師同知識青年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學習，那種艱苦的程度是很難想象的。最大的收獲就是真正深入地了解了中國的基本國情。這一段經歷對於我后來擔任副縣長、副市長、副省長的工作有很大影響，一定要為老百姓辦實事成為了我的工作目標。

踐行黨史，堅持人生信條：“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1972年，我從東北調回江蘇江陰縣。回到江陰后，我一心一意當老師，先后擔任縣文教局教研室教研員、縣教師進修學校政治教研組組長。自1983年開始，無錫市調整領導班子，面對縣級崗位，黨內的任職人員均已就位，而黨外的人士則沒有確定。正好我屬於黨外人士，但是沒有當領導的經歷。當時市委組織部同志找到我，交談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包括時事、形勢、家庭等等。經過組織上的考察后，我於1983年底開始擔任江蘇省江陰縣副縣長。回想起來，從一位普通教師到擔任副縣長，這段經歷也是非常傳奇的。再后來，1987年我調職到無錫，1988年通過選舉擔任江蘇省無錫市副市長。當時接受採訪，我說感謝家鄉人民給了我一次為人民服務的機會。記者說：“民意調查中，群眾對新市長有幾條要求：一是要為民辦事﹔二是要有魄力﹔三是要專家﹔四是要年輕化﹔五是要有風度。”我說：“職務不是特權，而是一種責任。我要盡心盡力為人民服務，當好人民公仆。”群眾的要求很合理，標准很明確，就是看他能不能為民辦事，不謀私利。我認為，實事肯定要辦，能夠辦的馬上辦，不能夠辦的，慢慢創造條件也要辦。我長期在教育部門的工作，雖不算是專家，我很願意為我市的文教事業竭盡全力。至於年齡和風度，我不敢說符合這兩條標准，但我准備全力以赴干好工作。是不是年輕和有風度，這個由老百姓說了算。

我58歲時，擔任江蘇省副省長。這是黨的關心、培養、信任。我記得有次去揚州，分管文教的副市長說：“我們這裡發現了一條北宋時期的街，一條南宋時期的街，還有北齊時期的城牆。開發商提出要100萬元的費用，市裡承受不起”。我說：“你陪我去看看”。那是揚州很好的文化遺產，就說我省出50萬元，和市裡一起保護下來。后來這裡建設成宋城公園，游人來此旅游參觀，領略揚州的古代文化遺存。我現在想寫一本書，總結我人生的副縣長、副市長、副省長三個“副”的經歷。這本書不是講政策文件，而是要講我在任期內為人民服務的一個個故事。

在我做過的三個“副”的工作裡面，體現了學習中共黨史的效果。首先，調查研究。毛澤東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我認為，沒有調查就沒有領導權。隻有調查深入細致，你才有領導權，你才有話語權。當時工作中，我有一半以上的時間都在基層調研。

其次，認真研究人民群眾密切關心的事情。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就是一切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從群眾來，到群眾中去。如何為人民群眾謀幸福，我可以講出好多的例子。比如，蘇州評彈的書場在無錫有24家，整個大市范圍內有70多家，但絕大多數都是條件艱苦，大米、煤球等物資供應沒有計劃，房屋比較破舊。我專門對24家書場做了全面調查，把各部門領導找齊。凡是各部門自己承擔的任務，都必須要完成。涉及演員演出結束以后必須洗澡等種種事宜，都做了非常明確的規定，並且專門印發了一個市政府辦公室批轉的文件，我將這些規定寫在文件裡面。第一次對書場做調查研究，第一次以市政府的名義發了一個正式文件，第一次召集有關部門解決書場的具體問題，第一次專門在江陰周庄鎮開現場會，這些就是為當地的中老青年服務，因為老人和中青年比較喜歡評彈。諸如此類，我認為這些故事都是為人民服務的故事。

第三，“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代表了我們這一代人的心聲，也應該是現在青年一代的心聲，也就是黨史學習教育的目的。

從蘇南公學算起，到中國人民大學，一直到現在，我走過了70多載的歲月，深感學習中共黨史的重要和及時。源自陝北公學的中國人民大學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新中國第一所新型大學，是一所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高等學校，有著光榮的歷史、優良的傳統、良好的學風、嚴格的校訓和優秀的教師隊伍。人大要把辦學的好傳統好經驗繼續發揚下去，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要繼續建設好中共黨史系和中共黨史專業，堅持將中共黨史課程作為學校的“必修課”，普及各個年級各個專業，為中國共產黨和國家事業的興旺發達培養更多優秀的人才。

[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項目（黨史黨建研究專項課題）“高校中共黨史學習教育的歷史、理論與實踐研究”、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中共黨史黨建學科口述歷史影像計劃”的成果。2021年9月27日，耿化敏、梅琳、呂曉瑩在北京完成對張懷西先生的口述採訪。本文經耿化敏、梅琳、呂曉瑩整理，由張懷西先生於2022年2月13日審定。本文採訪得到全國政協辦公廳於保政同志的幫助，在此致謝。]

（整理者：耿化敏，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研究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梅琳、呂曉瑩，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百年潮》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