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三個問題——基於習近平相關重要論述的分析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順應世界經濟發展大勢，把握我國新發展階段發展環境面臨的深刻復雜變化，強調我國要積極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推動各國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那麼，新時代我國為什麼要積極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我國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應遵循怎樣的原則、重點從哪些方面開展工作？本文基於習近平相關重要論述，作出一些分析和研究。

一、新時代我國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必要性

積極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是深刻認識和把握世界經濟形勢和我國發展環境變化而作出的重要舉措。

（一）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是應對世界經濟運行風險和不穩定不確定性挑戰的客觀要求

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是促進世界經濟增長的客觀需要。隨著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向縱深發展，各國經濟間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斷提高，一個國家實施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結構性改革等宏觀經濟政策，有可能對其他國家甚至對世界經濟產生溢出效應。這些溢出效應可能再度反彈回來，影響到本國經濟，造成溢入效應。這就會帶來國際經濟關系的復雜化和緊張化，影響世界經濟穩定增長。例如，20世紀 20年代末 30年代初，美國發生經濟危機，引發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長時期的經濟大蕭條。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各自為政，通過實施貨幣貶值以獲取競爭優勢，採取嚴格資本管制避免資本流出，實施加征關稅等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造成國際貿易投資大幅減少，世界經濟陷入長期低迷。歷史充分証明，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對促進世界經濟增長有重要意義。正如習近平所說：“‘孤舉者難起，眾行者易趨。’近年來世界經濟增長的歷程一再表明，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協調合作是我們的必然選擇。”

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是應對世界經濟運行風險和不確定性挑戰的必然之舉。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習近平科學分析世界形勢、把握世界發展大勢作出的一個重大戰略判斷。他指出：“這場變局不限於一時一事、一國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闊的時代之變。”世界經濟發展正處於深刻調整期，運行風險和不確定性顯著上升，這是世界大變局的一個重要特征，具體表現為：世界經濟整體動力不足，有效需求不振，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經濟全球化遭遇波折，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體制受到沖擊，貿易和投資爭端加劇，全球產業格局和金融穩定受到沖擊，世界經濟運行風險和不確定性顯著上升，國際投資信心不足，等等。習近平認為，世界經濟之所以長期低迷，貧富差距、南北差距問題之所以更加突出，根本原因是“上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所提供的動能已經接近尾聲，傳統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的潛能趨於消退。同時，發展不平衡問題遠未解決，現有經濟治理機制和架構的缺陷逐漸顯現”，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必要性十分突出。習近平還進一步提出建議：“我們應該建立健全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考慮國內政策的聯動效應和傳導影響，推動正面而非負面溢出效應。”

2020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人類社會經歷百年來最嚴重的傳染病大流行。據統計，截至 2022年 1月中旬，疫情波及 224個國家和地區，影響 70多億人口，已有 500多萬人失去生命，全球公共衛生面臨嚴重威脅。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使“人類經歷了史上罕見的多重危機”。疫情對世界經濟的深刻影響，主要表現為：世界經濟深度衰退，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遭受沖擊，南北差距、復蘇分化、發展斷層、技術鴻溝等問題更加突出。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凌行徑上升，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經濟面臨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加劇。習近平指出：“如果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急剎車’或‘急轉彎’，將產生嚴重負面外溢效應，給世界經濟和金融穩定帶來挑戰，廣大發展中國家將首當其沖。”面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全球、人類社會已被深刻改變的現實，必須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盡力恢復世界經濟。為此，習近平在多個重大外交場合反復提出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等重要倡議，以提振全球抗疫信心，推進國際抗疫合作，推進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

（二）積極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是維護、延長和塑造我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為高質量發展創造良好外部經濟環境的現實要求

推動高質量發展，要求我們積極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以營造對我國發展有利的外部經濟環境。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新時代“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是能夠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以創新為第一動力、協調為內生特點、綠色為普遍形態、開放為必由之路、共享為根本目的的發展。推動高質量發展，需要著力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要求我們堅持開放合作的國內國際雙循環，在強化開放合作的基礎上更加緊密地同世界經濟聯系互動，提升國內大循環的效率和水平。因此，必須在發揮內需潛力的基礎上，更好聯通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更好促進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共同發展。同時，也要求我們積極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堅定捍衛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提高應對復雜變局的能力，為我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經濟環境。

維護、延長和塑造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要求我們積極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引導國際經濟治理體系向有利於我國的方向發展。習近平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從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發生變革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看，一方面，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調整，為我國在國際上發揮更大作用提供了條件﹔另一方面，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我國對外開放水平還需要提高，爭取國際經濟話語權的能力還比較弱，不利於我們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為此，我們必須密切跟蹤國際經濟金融形勢和主要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變化，認真評估分析這些變化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主動加強與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政策協調和溝通，推動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改革，使其向有利於我國的方向發展，從而更好維護我國發展利益、拓展我國發展空間。

當前，我國已經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成功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著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征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時期。為了應對前進道路上更為深刻復雜的風險挑戰，我們必須全面按照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戰略部署開展工作，切實增強戰略定力，提高綜合能力，不斷創新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方式方法，著力解決我國在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理念、機制、平台、保障等方面與新形勢新挑戰新要求不相適應的一些問題。

二、新時代我國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關於我國如何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2018年 3月 28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形成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機制推動國際經濟治理結構完善的意見》，明確了新時代我國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基本原則，即“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有所貢獻”，為新時代我國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堅持以我為主，主動塑造我國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

堅持以我為主，就要加強對我國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頂層設計。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我國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作出了系統性謀劃。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形成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機制，推動國際經濟治理結構完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要“推動建立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搞好跨周期政策設計，提高逆周期調節能力，促進經濟總量平衡、結構優化、內外均衡”。此外，黨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於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若干意見》，將“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機制、推動國際經濟治理結構不斷完善”明確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總體要求﹔黨中央、國務院還發布《關於形成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機制推動國際經濟治理結構完善的意見》，對形成我國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作出全面部署。這些謀劃和部署，為我國更好地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指明了方向。

堅持以我為主，就要加強制度建設，完善國內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良好的國內經濟政策協調是開展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基礎條件，也是牢牢把握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主動權的重要前提。我們必須建立科學、高效的決策機制，完善更加明確有效的分工協作體系，運用好財政、貨幣、結構性改革等政策工具，統籌發揮好政府、企業、行業協會等各

方力量，逐步形成我國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穩定機制，從而把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充分彰顯出來，把社會各方面力量充分調動起來，不斷激發我國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的內生動力和活力，增強各部門各領域參與建設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的行動自覺。

（二）堅持為我所用，創新我國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方式方法

堅持為我所用，就要努力營造尋求共識的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環境。習近平指出：“良好穩定的外部環境，是所有國家發展的重要前提，對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來說更是如此。”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裡，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裡，已經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給全球生產和需求造成全面沖擊，各大經濟板塊同時遭受重創，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運行受阻，貿易和投資活動持續低迷。在這種形勢下，無論是贏得全球抗疫最終勝利還是推動世界經濟復蘇，國際社會必須團結協作，共同應對危機考驗，努力營造尋求共識的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環境。對此，習近平指出，“主要經濟體要樹立共同體意識，強化系統觀念，加強政策信息透明和共享”，“主要發達國家要採取負責任的經濟政策，把控好政策外溢效應，避免給發展中國家造成嚴重沖擊。國際經濟金融機構要發揮建設性作用，凝聚國際共識，增強政策協同，防范系統性風險”。堅持為我所用，就要在充分利用已有機制和平台的基礎上，倡導和創建新機制新平台。

從國際已有的機制和平台來看，聯合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為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渠道。亞太經合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等區域組織為我國參與區域經濟貿易事務提供了重要平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二十國集團在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充分利用已有機制和平台的基礎上，我國也在倡導和積極創建新機制新平台，對現有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加以有益補充和完善。習近平指出：“中國倡導的新機制新倡議，不是為了另起爐灶，更不是為了針對誰，而是對現有國際機制的有益補充和完善，目標是實現合作共贏、共同發展。”近年來，我國推動創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開創發展中國家組建多邊金融機構的先河﹔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打造當今世界范圍最廣、規模最大的國際合作平台而不斷努力。

（三）堅持有所貢獻，在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中貢獻更多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

堅持有所貢獻，就要在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中發揮更大作用、擔當更多責任。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和主要對外投資大國，在受到發達國家外溢效應影響的同時，也會對新興市場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產生外溢效應。我國始終秉持既對中國經濟負責、也對世界經濟負責的態度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習近平反復向國際社會提出建議，各國要同舟共濟而不是以鄰為壑，推動各方採取負責任的宏觀經濟政策，力避負面外溢效應，共同擴大全球總需求，推動世界經濟復蘇和發展。他明確指出：“在全球經濟疲弱的背景下，中國也難免受到影響。面對下行壓力，我們可以出台大規模刺激措施，短期內完全能夠實現更高速度的增長，我們有這個能力。之所以沒有這樣做，是因為高消耗、高投入的模式對中國而言難以持續，也會給世界經濟帶來風險。”他強調：“中國不搞以鄰為壑的匯率貶值。”近年來，中國以實際行動促進各經濟體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為推動世界經濟早日走出危機陰影，推動世界經濟動力轉換、方式轉變、結構調整作出重要貢獻。

堅持有所貢獻，就要堅持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定位，量力而行。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各國各方在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中更加關注中國的立場，對我國的期待也越來越高。要清醒認識到，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作為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例如，世界上發達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一般在 3萬美元以上，而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剛突破 1萬美元，在全球近 200個經濟體中排名在 70位左右。2019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0.6%，而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一般在 80%左右。為此，習近平多次強調：“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人民要過上美好生活，還要繼續付出艱苦努力。”我們要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情，既要主動承擔責任，也要根據我國基本國情盡力而為、量力而行。

三、新時代我國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努力方向和重點

習近平指出：“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將繼續以中國的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新時代我國積極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要圍繞雙邊、多邊、區域、國際組織等正式和非正式的機制渠道開展工作，以達到充分維護和實現我國發展利益的目的。

（一）通過加強“一帶一路”建設國際合作，發揮我國在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中的作用

2013年，習近平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大倡議，即共建“一帶一路”，開啟了我國參與全球開放合作、改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促進全球共同發展繁榮的新篇章。共建“一帶一路”是發展的倡議、合作的倡議、開放的倡議。實現這一倡議，就要在共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框架內，各方攜手應對世界經濟面臨的挑戰，開創發展新機遇，謀求發展新動力，拓展發展新空間，實現優勢互補、互利共贏，不斷朝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方向邁進。習近平指出：“中國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是在新形勢下擴大全方位開放的重要舉措，也是要致力於使更多國家共享發展機遇和成果。我們希望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加強合作，實現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政策溝通、民心相通，共同打造開放合作平台，為地區可持續發展提供新動力。”

近年來，在我國的積極倡導和各國各方的參與下，共建“一帶一路”取得了豐碩成果。截至 2021年 2月，我國同 170余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合作文件，在雙邊經貿合作機制下建立了 90多個貿易投資等工作組，凝聚了廣泛國際合作共識。我們不斷深化政策溝通、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為共建“一帶一路”創造良好的國際經濟環境。習近平指出：“我們支持加強經濟政策協調和發展戰略對接，努力實現協同聯動發展。大家在這方面有高度共識，都希望通過開展‘一帶一路’建設國際合作，形成政策協調、規劃對接的合力。”我們積極同有關國家協調政策，包括俄羅斯提出的歐亞經濟聯盟、東盟提出的互聯互通總體規劃、哈薩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土耳其提出的“中間走廊”、蒙古提出的“發展之路”、越南提出的“兩廊一圈”、英國提出的“英格蘭北方經濟中心”、波蘭提出的“琥珀之路”，等等。我國同老撾、柬埔寨、緬甸、匈牙利等國的規劃對接工作也在全面展開。各國各方通過政策對接，取得了“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今后，我們要在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同時，加強共建“一帶一路”平台中的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

（二）以多邊機制平台為重點積極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

以二十國集團為代表的多邊機制平台，是我國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重要機制平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二十國集團確立了其作為國際經濟合作主要論壇的地位，其核心功能就在於協調國際宏觀經濟政策。近年來，習近平每次在參加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期間，都密集開展多場雙邊、多邊活動，積極運籌大國關系，同周邊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共商合作，取得了突出成果。例如，在2016年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上，我們運用議題和議程設置的主動權，確立了“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的峰會主題，引導峰會形成一系列具有開創性、引領性、機制性的成果，在二十國集團發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中國印記，為推動二十國集團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作出了積極貢獻。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嚴峻形勢，習近平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五次峰會、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六次峰會上的講話中反復明確提出，要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為穩定世界經濟發出有力信號，使世界人民堅定了共克時疫、恢復和發展世界經濟的信心。

關於繼續堅持多邊主義，維護多邊體制權威性和有效性，習近平明確指出，“世界各國要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堅持拆牆而不筑牆、開放而不隔絕、融合而不脫鉤”，“中國支持多邊主義的決心不會改變。多邊主義是維護和平、促進發展的有效路徑”。為此，我國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並付諸於一系列具體行動。主要表現在：在加強國際合作方面，繼續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准則，支持聯合國更有效地凝聚全球共識，動員全球資源，協調全球行動，為世界和平與發展發揮更大作用﹔加強與有關各方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機制內的協調和配合﹔繼續推動改革國際金融機構，抓緊落實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堅定支持多邊貿易體制，提高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發言權，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加強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推動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在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進程中發揮更大作用。在深化區域次區域合作方面，不斷加強亞太經合組織成員間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提高我國在區域經濟貿易事務中的影響力，以東亞合作系列機制、上海合作組織為基礎豐富區域合作機制﹔深化拓展與周邊國家合作機制，強化雙邊及瀾滄江—湄公河合作等次區域合作，通過利益共享和政策溝通，推動我國周邊國家和地區產生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成效，等等。

（三）加強與大國的雙邊協商合作機制

大國間的合作是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重要渠道。大國間形成更緊密的協商、合作機制，有助於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取得良好效果。習近平指出：“大國關系事關全球戰略穩定，大國肩上都承擔著特殊責任。”因此，運籌好大國關系，推動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系框架至關重要。習近平強調：“對大國關系，中國主張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共同走和平發展之路。”這些重要論述，對於我們加強與大國的雙邊協商合作機制、加強與大國間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成熟、穩定、牢固。習近平指出：“中俄進一步發展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是促進國際公平正義、維護世界和平發展的需要，是兩國共同發展繁榮的需要，也是世界多極化發展的必然選擇。”發展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有利於“實現兩國關系提質升級。共同開啟中俄關系更高水平、更大發展的新時代”，為共同創造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貢獻。我們要擴大和深化中俄務實合作，深入推進中俄經貿、投資、能源、高技術、航空航天、基礎設施建設、民生等領域戰略性大項目合作和戰略對接，“積極推進共建‘一帶一路’與歐亞經濟聯盟對接合作，深化中國同歐亞經濟聯盟各領域務實合作。提高亞太地區互聯互通水平”，“繼續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和‘大歐亞伙伴關系’建設並行不悖、協調發展，推動區域組織發展及雙多邊經濟一體化進程”，努力推動中俄間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產生正面溢出效應。

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習近平指出：“中美兩國利益深度交融，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中美兩國合則兩利，斗則俱傷。”中國對美政策是一貫、明確的。我們致力於同美國發展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關系，同時將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近年來，面對中美關系出現少有的嚴峻復雜局面，中方反復強調，要把握好中美關系發展的大方向，在互惠互利基礎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礎上管控分歧，共同發展以協商、合作、穩定為基調的中美關系，要繼續加強中美戰略溝通，著力加強中美間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向國際社會傳遞信心，為世界經濟注入動力。

歐盟是世界多極化的重要一極，是中國的全面戰略伙伴。習近平指出：“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中歐是利益高度交融的命運共同體。推進中歐關系，合作共贏是關鍵。”我們要牢牢把握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正確方向，積極推進中歐對話協作，推進中歐之間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繼續推進和平、增長、改革、文明四大伙伴關系建設，為世界發展繁榮作出更大貢獻。

（四）創新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機制和平台建設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積極推進貿易自由化、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方面作出積極努力，不斷創新貿易便利化機制和平台建設。例如，我國著眼於我國與周邊各國深化互利合作的戰略契合點，大力推進亞太自貿區建設進程。2014年 11月，習近平在北京主持了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東道主伙伴對話會等活動，取得了豐碩成果。會議批准的《亞太經合組織推動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路線圖》，就亞太自貿區的實現路徑、建設原則和具體行動形成了全面系統的方案，標志著亞太自貿區進程正式啟動。在中方推動下，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於 2020年 11月15日正式簽署，已經於 2022年 1月 1日正式生效。這一協定涵蓋區域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投資領域等方面，構建出區域高水平經貿規則，為建成亞太自貿區起到重要作用。習近平還親自謀劃部署、設計並推動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為支持貿易自由化、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提供了新的合作共享平台。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包括國家貿易投資綜合展、企業商業展和虹橋國際經貿論壇三個部分，集展示、交易和論壇於一體，在世界貿易史上沒有先例可循，是名副其實的中國方案。

在積極推動國際重大基礎設施投融資機制創新方面，我國發起成立了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銀行，打造了地區和國際間重要的投融資平台。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主要資助金磚國家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不僅有利於推動金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也將極大推動金磚國家間的互聯互通與金融合作。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全球首個由中國倡議設立的多邊金融機構。習近平在亞投行開業儀式上致辭指出：“倡議成立亞投行，就是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推動完善現有國際經濟體系、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建設性舉動，有利於促進各方實現互利共贏。”亞投行的成立，開創了發展中國家組建多邊金融機構的先河，也為全球金融治理與改革注入了新活力，是對國際金融體系的有益補充和完善。

在結構性改革政策協調機制創新等方面，習近平主張，各國特別是主要經濟體加強宏觀政策協調應兼顧當前和長遠，要通過推動結構性改革來著力解決深層次問題。他指出：“世界經濟已經進入新舊動能轉換期。我們要找准切入點，大力推進結構性改革。”近年來，我國積極推動各方加快落實聯合國 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加強在聯合國 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框架下的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習近平在多個重大外交場合中倡議，各方要增加發展投入，用實實在在的行動引領發展合作，為世界經濟增長增添持久動力。例如，2021年 9月21日，習近平以視頻方式出席第 76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發表重要講話。關於如何推進全球發展、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他強調，“堅持發展優先。將發展置於全球宏觀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加強主要經濟體政策協調”。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沖擊全球減貧成果、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長放緩、氣候變化和糧食安全等全球性問題突出、南北“發展鴻溝”持續擴大的嚴峻形勢，習近平主張把發展議程放在合作的更為重要和突出的位置，為全球發展提出合理建議，從而促進國際社會形成合力，加快落實 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2021年 10月 30日，習近平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六次峰會第一階段會議上指出：“疫情給世界經濟帶來的影響復雜深遠，應該對症下藥、標本兼治。我們應該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保持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2022年 1月 17日，他在 2022年世界經濟論壇視頻會議上又強調：“現在，大家有一種共識，就是推動世界經濟走出危機，實現復蘇，必須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關鍵時期。我們必須切實增強參與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能力，保持戰略定力，積極應變，推動形成各國增長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合作共贏格局，倡導國際多邊發展合作，為推動世界經濟更好發展而不斷努力。

（作者：張義明，信陽師范學院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研究員﹔王德蓉，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審）

（來源：《黨的文獻》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