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鮮血澆灌理想  用生命捍衛信仰

今年5月18日，是羅亦農同志誕辰120周年紀念日。羅亦農同志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重要領導人之一，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他在青少年時代投身革命，年僅26歲就壯烈犧牲。羅亦農同志短暫而非凡的一生，實踐了共產黨員為共產主義、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勇敢戰斗、死而后已的崇高理想。他的英名永載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史冊。

一、早年一心尋求真理，積極研究和探索中國革命基本問題

1902年5月18日，羅亦農同志出生於湖南省湘潭縣。在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年代，他目睹中華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難，從小就萌生堅定的愛國信念和反抗精神。1919年，羅亦農同志受進步思想感召，隻身赴上海求學，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他通過閱讀《新青年》《勞動界》等宣傳介紹新思想的刊物，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1920年8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5月，受上海中共早期組織選派，羅亦農同志遠赴蘇維埃俄國，8月，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東方大學）學習。當時的蘇維埃俄國，由於常年戰亂和帝國主義的封鎖，經濟困難、條件艱苦。羅亦農同志苦中作樂，堅忍求知，不僅認真攻讀、鑽研翻譯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而且“一切言論行動都能布爾什維克化，研究理論很切實”。他還敏銳地意識到，理論學習要“力免學院派式的研究”，“研究工作要注重事實，同時要特別注重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對具體事實的分析和處置”。

1921年年底，東方大學中國班建立黨的組織，羅亦農同志由青年團員首批轉為中共黨員，並擔任中共旅莫支部書記。在此期間，他對黨的建設進行了多方面探索。他強調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性，要求支部每一位黨員用無產階級的思想“清算宗法社會思想及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確立“無產階級革命的人生觀”，“訓練自己成為很好的共產主義者”。他注重黨的組織建設，親自擬定“集體化、紀律化、系統化”的訓練口號，提出要以鐵的紀律“絕對的維持團體在行動上的一致”。他高度重視發展黨員的工作，積極培養“忠實死干、以革命為職業的共產主義者”，提出隻有“特別明了主義，確實接受訓練，於行動上和日常生活中處處都合主義者”，才可以吸收入黨。經他介紹，劉少奇等一批同志或轉黨或入黨。他還大力倡導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要求支部成員“努力自覺的訓練自己，誠誠實實的研究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把學到的理論和方法“應用起來，實行起來”。

羅亦農同志不僅努力提升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還密切關注國內的革命形勢，積極研究和探索中國革命基本問題，提出了不少頗有見地的思想觀點。他較早地提出要在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中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強調“殖民地的國民革命非無產階級去指導不可”，“故中國共產黨要積極指導國民黨”。他是中共黨內最早認識農民問題重要性並加以研究的領導人之一。1923年5月，他就指出：“中國農民最多”，因而共產黨人不應僅研究工人運動，而應研究“工農運動”。

從上海到莫斯科，羅亦農同志一心尋求真理，經過深入思考和探索，他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樹立起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終身的崇高理想，逐漸成長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二、投身大革命洪流，在斗爭中成長為獨當一面的工人運動領袖

1924年，隨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建立，中國大地上爆發了規模宏大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的國民革命，即大革命運動。中共中央決定羅亦農、王若飛等同志回國擔負“獨當一面”的工作。1925年4月，羅亦農同志回到國內，立刻投入火熱的斗爭。5月，他奉命來到當時革命的中心廣州，參加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其間撰寫《“五一”紀念與農民》《今年五一廣州之兩大盛舉》等文章，提出工人階級是革命的領導者，工農聯盟是革命成功和維持革命勝利的保障。會后，他出任中共中央廣東臨時委員會委員，兼任中共廣東區委宣傳部部長。

震驚中外的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后，羅亦農同志參與領導了著名的省港大罷工，反抗帝國主義肆意屠殺中國人民。在罷工中，他站在斗爭最前列，起草言簡意明、通俗易懂的傳單，憤怒譴責帝國主義的罪行，有力地喚起了工人群眾的階級覺悟和反抗精神﹔他協助罷工委員會，提前採取措施，妥善解決了進入廣州的20多萬香港罷工工人的食宿問題。參加人數達25萬的省港大罷工堅持了16個月之久，是中國工人運動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政治大罷工，在經濟上、政治上給帝國主義以沉重打擊。羅亦農同志為這次罷工斗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共北方區委黨校是黨最早開辦的黨校之一。1925年10月，羅亦農同志擔任中共北方區委黨校校長。他親自講授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唯物主義等課程，說理透徹，富於激情，為黨培養了大批干部。12月，他調任中共上海區執委會書記。當時的上海，由於反動軍閥的殘酷鎮壓，各產業工會遭受嚴重破壞，群眾運動受到嚴重摧殘。面對嚴峻考驗，羅亦農同志毅然挑起重擔，及時調整策略，積聚革命力量，迅速恢復和擴大上海黨組織力量，使黨員人數半年內由原來的1300人增加至2500人。他大力加強工會建設，帶領工人重拾斗爭信心，先后參與領導不同形式的工人罷工200多次。在工作中，羅亦農同志尤其注重抓緊對黨團員以及工會骨干的政治思想教育，舉辦各基層黨團組織及工會負責人訓練班，親自講述馬克思主義基本知識，分析當前的局勢和任務。他的講授深入淺出、通俗易懂，能通過風趣的語言抓住問題的實質，使大家迅速提高學習興趣和理論水平。在這一時期，上海工人階級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政治覺悟都得到了顯著提高。

1926年7月，北伐戰爭開始后，羅亦農同志密切關注戰事進展。9月，北伐軍在兩湖戰場取得決定性勝利，羅亦農同志審時度勢，果斷提出“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眾暴動不可”，“要特別注意軍事工作”。同年10月到次年3月，他參與組織領導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在前兩次起義受挫的情況下，他和戰友們毫不氣餒，屢仆屢起。1927年3月21日，第三次起義以全市舉行總同盟罷工、罷市、罷課的形式開始，隨即轉入武裝斗爭。羅亦農同志協助起義總指揮周恩來同志精心謀劃、周密部署，使罷工命令發出不到兩小時，全市80萬工人全部參與罷工。經過30個小時浴血奮戰，上海工人以鮮血和生命的代價佔領上海，取得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勝利。3月22日，上海工商學各界舉行市民代表會議，選舉19人組成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即上海市民政府），這是黨領導下最早由民眾在大城市建立起來的革命政權。羅亦農同志當選為臨時市政府委員，並被周恩來同志譽為“上海暴動的創造者”。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是大革命時期中國工人運動的一次壯舉，是北伐戰爭時期工人運動發展的最高峰，為在中國開展城市武裝斗爭作了大膽嘗試。羅亦農同志是黨內最早認識到武裝斗爭和建立政權的重要性、最早參與領導武裝起義的領導者之一。他強調黨和工人階級掌握武裝的重要性，指出：“我們一定要有工人自己的武裝，不然，將來就有吃國民黨子彈的危險。”他強調黨對起義和政權加強領導的重要性，指出：“我們黨要積極取得民眾革命領導的地位，領導工農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直接取得民眾政權”﹔“否則，民眾拿不到政權，則北伐等都為空虛”。他始終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在起義勝利后，洞察到統一戰線內部的分裂潛流和蔣介石的“別有用心”，提出“維持工人武裝為目前最重要的問題”，“要隨時隨地准備武裝與右派軍隊發生總決斗”。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舉行。羅亦農同志出席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后，調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

在大革命的斗爭考驗中，羅亦農同志迅速成長為斗志昂揚、鐵骨錚錚的共產主義戰士和工人運動領袖。無論黨把他派到哪裡，他都始終保持著知難而進的戰斗姿態和認真細致的嚴謹態度，在艱難的環境中勇挑重擔、忘我工作、開創新局。

三、面對白色恐怖，堅持領導武裝斗爭，積極推動黨的建設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后，全國陷入一片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中。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屠殺，羅亦農同志不避艱險，繼續為革命事業奮斗。1927年7月，羅亦農同志擔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8月，在八七會議上，他被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八七會議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確立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決定在湘鄂贛粵四省舉行秋收暴動。

八七會議后，羅亦農同志與瞿秋白、李維漢等同志一起，共同布置了湖北秋收起義。他還主持制定“湖北省秋收暴動計劃”，將湖北全省劃為六區，各區分別成立指揮起義的特別委員會，提出起義應首先在鄂南地區打響。1927年8月至9月，他兩次趕赴鄂南，部署檢查起義准備工作。9月8日晚，以在中伙鋪車站截擊敵軍用火車為起點，鄂南暴動正式開始，很快便席卷鄂南地區。緊接著，革命的熊熊烈火在鄂中、鄂西、鄂北、鄂東等地蔓延開來，參與的農民群眾達數萬人。羅亦農同志參與領導的湖北秋收起義，猛烈沖擊反動勢力的統治基礎，集中鍛煉了黨的干部，創建了有力的革命武裝，為后來鄂豫皖、湘鄂西等地的工農武裝割據和革命根據地的開辟打下了重要基礎。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長江局成立，負責湖北、湖南、江西等八省的革命運動與黨務工作，羅亦農同志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他從當時敵強我弱的客觀實際出發，認為在大城市舉行武裝暴動，必須“充分准備醞釀群眾的革命高潮”。根據河南、湖南、湖北等省的具體情況，他分別指示，要“積極發展游擊戰爭”，“特別注意領導農民的經濟斗爭”，“長期的做准備工作，不應馬上暴動”。這些工作，為黨在革命低潮時期保存力量、避免重大損失作出了貢獻。羅亦農同志高度重視長江局各級黨組織的建設，認為要完成革命任務，“必須要一個好的健全的黨”。針對個別黨員貪污、脫離群眾等問題，他主張“很迅速的將黨的組織、黨員的精神、黨中的習慣根本改造”，“嚴厲的處罰與開除黨中腐化分子”﹔對於“消極的、不好的領導分子”，他主張“馬上即須與以處罰，因為一個領袖都有一部分群眾，他們的態度不良，影響極為重大，所以必須嚴厲處分，絲毫不能妥協。”羅亦農同志的這些探索和實踐，對於從嚴治黨、純潔黨的組織，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1927年11月，羅亦農同志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並擔任中央組織局主任。是年底，他離開武漢前往上海，赴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他參與討論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問題，與瞿秋白同志共同起草提交黨的六大的黨綱草案大綱。他還奉命擔任中央兩湖巡視員，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冒著極大風險，到湖北等地巡視工作。1928年4月15日，由於叛徒告密，他在上海被捕。在獄中，羅亦農同志大義凜然，堅貞不屈，使敵人“未能得到半點對他們有用的東西”。21日下午，他從容自若走上刑場，英勇就義於上海龍華。

四、理想照耀初心，生命詮釋忠誠

羅亦農同志犧牲后，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專門發表悼文，痛惜“中國無產階級失去了一位最熱烈的領袖，中國共產黨失去了一位最英勇的戰士”，稱贊“羅亦農同志的熱烈的革命精神，可為中國共產黨全黨黨員之模楷”。羅亦農同志的一生是短暫的，他以鮮血澆灌理想，用生命捍衛信仰﹔羅亦農同志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他用生命詮釋、弘揚革命精神，永遠光照后人。

羅亦農同志是堅守理想、對黨忠誠的典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共產黨人的本，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對黨和人民的忠誠。”羅亦農同志一生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堅信中國革命一定會勝利，從不灰心，從不消沉。他對黨無限忠誠，無論順境逆境，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毀其節。他說：“要改造幾千年的社會，自然要受很大的壓迫”，“我們如害怕，就不是一個共產黨”。理想之光不滅，信念之光不滅。在新時代，我們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銘記烈士們的遺願，永志不忘他們為之流血犧牲的偉大理想﹔為黨分憂、為國盡責、為民奉獻，勇於擔苦、擔難、擔重、擔險，以實際行動詮釋對黨的忠誠。

羅亦農同志是踐行初心、無私為民的楷模。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羅亦農同志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始終把為人民謀幸福當作自己的責任，關心勞苦大眾的疾苦，同群眾患難與共。他一生致力於領導工農運動，維護工農利益，“求得民眾自由”。他曾對家人表示：“我原名羅覺，改名亦農，就是可以為工人服務，也可以為農民服務。”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在新時代，我們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狀態和一往無前的奮斗姿態，繼續朝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奮勇前進。

羅亦農同志是勇於創新、奮力開拓的先鋒。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在革命生涯中，羅亦農同志多次擔負獨當一面的工作，以敢於創新的政治勇氣，奮力開創新局面，創造性地提出了許多符合實際的思想觀點。他較早地注意到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建立工農聯盟的重要性，指出：工農聯盟是完成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務的必需，也是農民求得自身解放的必由之路。他還是黨內率先提出“工農武裝割據”思想的領導人之一。兩湖秋收起義失敗后，他提出應當把黨的工作中心放到農村，在農村開展游擊戰爭，實現有政權、有武裝的“割據”。他在黨的建設、統戰工作等方面也有諸多創新性的貢獻。越是偉大的事業，越需要開拓創新。在新時代，我們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把開拓創新作為一種常態，敢破敢立、敢闖敢試，義無反顧把改革開放不斷向前推進。

羅亦農同志是敢於斗爭、不怕犧牲的勇士。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應對各種困難挑戰中，我們黨錘煉了不畏強敵、不懼風險、敢於斗爭、勇於勝利的風骨和品質。這是我們黨最鮮明的特質和特點。”羅亦農同志一生敢於迎難而上，敢於挺身而出。從省港大罷工到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他始終堅定站在斗爭的第一線。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他指出，黑暗是暫時的，上海80萬工人是殺不完的。大革命失敗后，他以過人膽識，戰斗在敵人的心臟地區，直至英勇犧牲。“慷慨登車去，相期一節全。殘軀何足惜，大敵正當前。”這是羅亦農同志就義前留下的絕命詩，也是他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的真實寫照。我們黨依靠斗爭創造歷史，更要依靠斗爭贏得未來。在新時代，我們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把握新的偉大斗爭的歷史特點，發揚斗爭精神，堅定斗爭意志，掌握斗爭規律，增強斗爭本領，不斷奪取新時代偉大斗爭的新勝利。

羅亦農同志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不懈奮斗、艱辛探索，用熱血和生命留下寶貴精神財富，不斷激勵我們前行。對百年奮斗歷史最好的致敬，是書寫新的奮斗歷史。我們要繼承和弘揚羅亦農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品德和風范，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繼續發揚歷史主動精神，乘勢而上，砥礪前行，走好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的趕考之路，以實際行動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

《 人民日報 》（ 2022年05月18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