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講話的歷史穿透力和時代感召力

編者按：1942年5月2日至23日，“為著交換對於目前文藝運動各方面問題的意見起見”，經中央決定，由毛澤東和凱豐在延安召集100余人參加的座談會，幾十位文藝工作者圍繞會議主題發言，史稱“延安文藝座談會”。毛澤東在座談會上兩次發表講話，后來綜合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在5月2日的講話中，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裡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並深刻闡述了“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在5月23日的講話中，毛澤東提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不解決這兩個問題，或這兩個問題解決得不適當，就會使得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和自己的環境、任務不協調，就使得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從外部從內部碰到一連串的問題。”進而深刻闡述了“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並提出了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從而“完全地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的任務。

近日，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80周年，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中山大學哲學系、廣東哲學學會、《現代哲學》雜志社聯合舉辦學術研討會，還有一些學術團體、機構也舉辦了相應的紀念活動。“理論中國”網特約參加會議和活動的幾位學界人士就相關問題發表筆談。

理論中國：延安文藝座談會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召開的？如何理解毛澤東同志所講的“文化的軍隊”？

胡為雄（中央黨校教授）：經過萬裡長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率領中國工農紅軍在陝北根據地站穩腳跟后，隨著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開始和抗日戰爭的全面展開，共產黨的聲望在全國人民心中日益提高。延安成為追求進步、民主、自由的人們心中的聖地，當時上海、北平等國統區、淪陷區的許多文化人爭相來到延安，投奔光明。這一大批文化人都是時代的精英，他們的到來，使延安成為中國抗戰時期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顯得朝氣蓬勃。但同時，這些文化人對同工農兵結合的思想准備不足，對新的社會生活的反映還沒有找到門路，再加上這些人內部也存在一些矛盾，出現了不團結甚至宗派主義的狀況。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感覺有必要徹底解決文藝方面的問題，才召開了這次座談會。當然，毛澤東對這次座談會的召開是十分慎重的，會前他接觸了許多文藝界的人士，和蕭軍、歐陽山、草明、艾青、舒群、劉白羽、何其芳、丁玲、羅烽等都交換過意見，進行了幾個月的調查研究。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精神的孕育、形成和誕生過程也能看出來，它決不是憑空出世的，而是在現實的社會文化土壤中生長出來的。

徐俊忠（中山大學教授）：為什麼強調“文化的軍隊”呢？毛澤東明確指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需要各種戰線的配合，其中就包括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進，就要使這兩者完全結合起來”，“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做斗爭”。這實際上是在國難當頭時刻，對文藝戰線的一種召喚，也是對當時流行的所謂“為文藝而文藝”的貌似超然主張的一種鮮明拒絕。

理論中國：《講話》在當時發揮了什麼作用？

胡為雄（中央黨校教授）：《講話》從理論上發展了馬列主義的文藝理論，在實踐上標志新文藝與工農兵群眾相結合的新時期的開始。許多文藝工作者在毛澤東講話精神的指引下，在塑造工農兵形象和反映偉大革命斗爭方面取得了許多新成就，開辟了文學藝術的民族化、革命化、大眾化新道路。《講話》具有裡程碑意義，這部重要的文藝理論著作是中國革命文藝理論中的經典。

《講話》以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循循善誘，所闡述的內容十分豐富，至少闡明了當時許多人不清楚或不甚清楚的諸多基本問題。這包括：革命文藝與社會政治革命的關系﹔文藝的人性與階級性，文藝與人民大眾的關系﹔文藝作品與社會生活的關系﹔文學藝術家的立場、態度與世界觀﹔文藝作品的創作方法和創作過程﹔文藝的內容與形式、風格與流派﹔文藝的普及與提高﹔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文藝發展方針，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原則﹔學習外國與文藝民族形式的發展創新，文藝批評及其政治與藝術標准﹔文藝創作與形象思維問題等。顯然，《講話》闡發的豐富的文藝理論，構成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骨骼，集中地體現了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

徐俊忠（中山大學教授）：《講話》的發表，引起巨大反響。它不僅在革命根據地創造出一個歲月清朗的嶄新文學藝術的世界，也引領著國統區“人民文藝”運動的高漲，而且產生了巨大的世界影響。據報道，最早翻譯出版的《講話》外文版是1945年的朝鮮文版﹔1946年日本也以《現階段中國文藝的方向》為名，發行日文版，並從1946年到1954年再版6次。從1949—1950年，英國、美國、法國、德國、荷蘭、意大利、葡萄牙、芬蘭、瑞典、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印度、越南、蒙古、巴西、古巴等30個國家相繼翻譯出版這個《講話》。《講話》毫無疑問是一個響亮的中國聲音。

理論中國：《講話》歷久彌新，在於它解決了文藝界乃至中國革命進程中的許多“根本性”問題，具有長遠指導意義。這些“根本性”問題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楊明偉（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講話》涉及的主要是文藝工作，但又是超越文藝領域涵蓋各方面的，是哲學層面的思考。它不僅解決文藝觀、文化觀問題，而且也解決世界觀、人生觀和方法論問題。因此這篇《講話》具有極強的歷史穿透力。《講話》解決的“根本性”問題體現在許多方面，其中以下四個方面特別值得我們關注。

首先是“為什麼人的問題”。毛澤東在《講話》的結論中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人的問題”。他在講話中首先指出：隻有馬克思主義者，或者隻有無產階級政黨及其領導的隊伍，才會去談論這樣的“中心問題”“基本問題”，才會去解決這樣的“根本問題”。而這，是由黨的宗旨決定的，是由其服務對象決定的。毛澤東在講話中特別指出：“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首先要認識這一個根本問題。”“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其他許多問題也就不易解決。”

第二是核心領導問題。中國共產黨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扭轉近代以后的歷史命運、一步步取得偉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講話》指出：“現階段的中國新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既然是“為人民大眾”的事業，就一定隻能由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這恰恰是延安文藝座談會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毛澤東在講話中特別強調：“中國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領導中國前進的是革命的根據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們在整風中間，首先要認識這一個根本問題。”

第三是思想指導問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是中國共產黨從思想理論基石上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實事求是地說，在文藝界解決這個問題，難度會更大些。因此，毛澤東在《講話》中特別指出“文藝界”和“同志們中間”，“還有很多的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等等的缺點，需要有一個切實的嚴肅的整風運動”。毛澤東直截了當地批評了那些“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的人。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他提出了“必須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真地整頓一番”的任務，即“思想上入黨”。毛澤東在講話中指出在這個問題上隻能有馬克思主義的“一元論”，不能存在“二元論”或“多元論”。《講話》特別強調馬克思主義的“一元論”，就是要進一步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第四是從實際出發的問題。在《講話》的結論部分，毛澤東上來就提出了“出發點”這個根本問題。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思想和非無產階級思想的一個根本區別，就是認識問題的出發點不同。所以毛澤東借文學藝術作為切入點，開門見山地提出：“我們討論問題，應當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毛澤東在講話中反復強調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基本觀點，指出一切認識結晶包括方針、政策、辦法等，都隻能來自於客觀現實，不能來自於“抽象的定義”“思想感情”“愛”。這就是毛澤東提醒我們要注意的認識問題的前提，也是我們討論問題之前首先要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

徐俊忠（中山大學教授）：關於“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時至今天，依然振聾發聵。毛澤東提出，“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這鮮明地揭示了中國革命文藝的基本價值觀隻能是以“人民文藝”為底色。毛澤東的許多論述，今天讀來仍有極強的現實意義，既是歷史的，更是現實的，既是文藝的，也是超越於文藝而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經典的意義就在於常讀常新。

胡為雄（中央黨校教授）：《講話》中提出的提高和普及問題可以說是文藝活動的一個永恆主題。當年，毛澤東認為解決好提高和普及的問題，隻能從工農兵出發，為工農兵普及，為工農兵提高。文藝作品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一切種類的文學藝術都來源於且隻能來源於人民生活。對一切優秀文學藝術遺產必須繼承和借鑒，但決不可以替代自己的創造。因此，“有出息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

理論中國：《講話》對后來的文藝發展發揮了什麼樣的引領作用？

曹泳鑫（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自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形成了以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引領的社會風尚。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后，廣大勞動人民當家做主，勞動人民有了自我認同的新思想新觀念，這種上下一致的新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通過教育、文學藝術等體現出來，從而形成社會主義主流文化。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全國上下進行了文化普及和社會主義文化素質教育，人民群眾的主人翁意識不斷增強，全國上下形成了熱愛勞動、尊重勞動人民、人人平等的價值觀念，並且創造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學藝術作品和社會道德倫理新風尚，這種局面的形成也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社會文化效應，也與《講話》精神的引領密不可分。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多元化和價值觀的多元化，社會上也曾出現了主流文化與大眾文化偏移的現象，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社會文化層面受到資產階級自由化及其腐朽墮落價值觀的侵染，舊封建習俗和思想觀念也有死灰復燃的現象。這些現象值得警惕。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市場經濟環境中，我們必須關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發展和大眾化傳播，要牢記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代文藝座談會講話中所強調的“雙為”方針，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

理論中國：2014年10月15日，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對涉及新時代文藝發展繁榮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作出科學系統、深刻有力的回答，成為指導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黨的文藝工作的馬克思主義綱領性文獻。如何看待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與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關系？

薛廣洲（中央黨校教授）：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與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其主要精神是一致的。兩個“講話”的基本主題是一致的，都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來倡導中國的文藝方針方向，即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服務！

當前我國的文藝發展面臨著新的挑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明確指出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藝創作迎來了新的春天，產生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同時，也不能否認，在文藝創作方面，也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過度渲染社會陰暗面﹔有的搜奇獵艷、一味媚俗、低級趣味，把作品當作追逐利益的“搖錢樹”，當作感官刺激的“搖頭丸”﹔有的胡編亂寫、粗制濫造、牽強附會，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華、過度包裝、炫富擺闊，形式大於內容﹔還有的熱衷於所謂“為藝術而藝術”，隻寫一己悲歡、杯水風波，脫離大眾、脫離現實。凡此種種都警示我們，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麼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否則文藝就沒有生命力。

毛澤東當年曾經指出的文藝界所存在的作風不正的問題，比如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等等缺點，在今天中國的文藝界仍然存在。這從根本上說，恰恰是沒有克服形而上學的思維，沒有踐行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偉大斗爭”精神，沒有堅定堅持我們黨的初心與使命。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闡述了文藝和文藝工作的一些重大問題。比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中華文化繁榮興盛的問題﹔文化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力量﹔人類社會每一次躍進，人類文明每一次升華，無不伴隨著文化的歷史性進步﹔沒有中華文化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沒有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沒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沒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斷增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再比如：推動文藝繁榮發展，最根本的是要創作生產出無愧於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的問題﹔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等等。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指出：“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說人民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証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文藝要反映好人民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

理論中國：回顧歷史，是為了更好地汲取前進的力量。《講話》在新時代有什麼樣的價值？重溫《講話》，給我們什麼樣的啟迪？

徐俊忠（中山大學教授）：隨著時光的流逝和實踐的反復檢驗，《講話》已經成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寶庫中的重要經典，成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的重要路標。80年過去了，今天再讀這個《講話》，許多觀點依然具有非常強烈的針對性而引發思想上的共鳴。

當然，今天重溫和領會《講話》精神，必須注意一定要開展深入的學術研究，揭示《講話》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譜系，以及它區別於其他文藝思潮的特性，進一步厘清理論上的是與非。

胡為雄（中央黨校教授）：《講話》不僅在當年成為中國共產黨制定文藝政策的理論依據，而且在現今對文學藝術的生產仍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今天重溫它、理解它，可以感覺到它提出的文藝理論仍是鮮活的，仍然是文藝作者創作時不得不遵循的創作規則。

楊明偉（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結合上面提到的系列“根本問題”，我認為《講話》也是一次文藝領域“總結經驗”的會議，毛澤東在《講話》中談到辯証唯物主義的立場和方法問題的時候，特別用了這樣一句話提醒人們：“必須顧及效果，總結經驗，研究方法。”這與我們黨每到重大歷史關頭都要總結“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精神是一致的，反映了我們黨善於總結經驗的歷史智慧。

從解決“根本問題”的角度來說，《講話》依然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比如，80年前毛澤東著重提出並解決的“為什麼人”這個“根本問題”，是不是就一勞永逸了呢？不是的！對於共產黨人來說，這樣一個涉及世界觀，涉及我們的根本立場、觀點、方法的問題，是一個需要“永遠在路上”不斷改造的問題。正因為如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問題。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也明確告誡全黨同志“要牢記中國共產黨是什麼、要干什麼這個根本問題”。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一旦脫離了人民群眾，我們黨就失去了根本、根基，也就沒有底氣和力量，就會陷入“最大危險”之中。

比如，關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我們黨的百年奮斗史上，由誰領導和領導核心問題，始終是一個“根本問題”。這也是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著重強調的一個“根本問題”。《決議》強調“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並特別指出：“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運所系，全黨必須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總結一百年來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奮斗積累的寶貴歷史經驗時，《決議》總結的第一位的經驗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可見這個根本問題的極端重要性。

比如指導思想這個根本問題，要求我們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堅定不移、不能有絲毫動搖。這也是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重申的一個根本問題。《決議》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興黨強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決議》同時也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指南，必須隨著實踐發展而發展，必須中國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

比如，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問題。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特別指出，我們黨之所以能夠領導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開拓中完成中國其他各種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根本在於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所以必須“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

80年前，毛澤東在《講話》結束時明確指出：“今天我所講的，只是我們文藝運動中的一些根本方向問題，還有許多具體問題需要今后繼續研究。”這就是說，借延安文藝座談會之機，以文藝為切入點，但解決的卻是一系列根本問題。根本問題，決定我們所要採取的立場、觀點、方法，決定我們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足點、基本思路和目標方向，決定我們“是什麼、要干什麼”，從哪裡出發、要到哪裡去等等一系列重大原則，最終決定我們的前途命運。因此，延安文藝座談會所解決的系列“根本方向問題”，具有深厚的歷史穿透力和強大的時代感召力。

（“理論中國”網通訊員：樊憲雷整理報道）

來源：理論中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