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大：制定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綱領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油畫）

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

1922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黨的二大，第一次提出了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並使這個綱領很快傳播開來，“打倒軍閥、打倒列強”成為廣大群眾的共同呼聲﹔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是黨成立后的第一個黨章，對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一）
　　1921年7月，黨的一大的召開，標志著一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黨成立后，就立即投身到火熱的革命活動中去，尤其是在領導工人運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21年8月，黨在上海成立了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創辦了機關刊物《勞動周刊》。接著，又在北京、武漢、長沙、廣州等地建立了分部。
　　1922年5月，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起，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到會代表173人，代表100多個工會。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等政治口號，以及《八小時工作制》《罷工援助》《全國總工會組織原則》等決議案，並決定在全國總工會未成立前，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作為全國工人組織的總通訊機關，實際上承認它是全國唯一的工人運動領導機構，這也是工人運動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的一種確認。
　　黨在領導實際革命斗爭的同時，還注重發展自身組織。1921年11月，陳獨秀以中央局書記的名義，通告各區黨組織，對黨、團、工會組織的發展及工人運動和宣傳工作等問題，作出了具體的規定。要求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五區在本年內，遲至明年7月開大會前，都能得同志30人，成立區執行委員會，以便開大會時能依黨綱成立正式中央執行委員會。
　　各地黨組織認真執行中央局的指示，組織發展基本達到了中央局的要求，一些原沒有黨組織的地方新建立了黨的組織，旅法支部也與中央取得了聯系。此外，在留德、留俄、留美學生中也發展了黨員或建立了黨組織。到1922年6月底，全國黨員人數已由一大時的50余人，發展到了195人。
　　為加強黨的宣傳工作，中央局決定以《新青年》作為黨的公開宣傳刊物，由陳獨秀親自主持。同時，繼續出版《共產黨》月刊，作為秘密宣傳刊物，由李達負責。黨還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哥達綱領批判》等書。這是一個秘密的出版機構，所以書上印的社址是“廣州昌興馬路”。
　　1922年4月至5月，奉系軍閥張作霖發動對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的戰爭，即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果，奉軍戰敗，張作霖退到山海關外，北京為直系軍閥所佔。曹錕、吳佩孚入主北京后，便叫喊要“武力統一”中國。其他軍閥為擴大或保住自己的地盤，便抬出“自治”或“聯省自治”相對抗。也有一些知名學者提出要由“國內的優秀分子”組織一個“好人政府”，以便南北方早日議和，解決裁兵、國會、憲法、財政等問題。
　　這時候，國際形勢對中國也不利。1921年11月至次年2月，在美國的發起下，英、日、法、意、比、荷、葡及中國在華盛頓召開九國會議。在美國操縱下，會議簽訂了《九國公約》，接受了美國提出的“各國在華機會均等”和“中國門戶開放”的主張，使中國恢復到了被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這種復雜的形勢，使黨必須對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以及“好人政府”“聯省自治”之類的主張，明確地表明自己的態度，並制定黨在現階段的革命綱領，明確奮斗目標。
　　1922年1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與華盛頓會議相對抗，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青年團、國民黨等共派出了44名代表組成了中國代表團，中國共產黨參加會議的代表有張國燾、高君宇、王盡美、鄧恩銘等。這次會議闡明了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明確指出中國“當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國從外國的羈軛下解放出來，把督軍推倒”，創立一個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大會期間，列寧還接見了中國代表，對中國革命表示了極大的關注。這次會議對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理論的闡發，對中國共產黨制定民主革命綱領產生了直接影響。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著重分析了辛亥革命后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互相勾結，壓迫中國人民的歷史與現狀，指出帝國主義侵略與封建軍閥政治是中國內憂外患的根源，也是中國人民遭受苦難的根源﹔對在時局問題上軍閥們所散布的反動論調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所持的錯誤主張作了批判，提出關鍵是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建立民主政治。
　　這份文件的最重要之處，就是放棄了過去對任何黨派都採取排斥態度的關門主義觀點，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的主張。宣言強調：“無產階級未能獲得政權以前，依中國政治經濟的現狀，依歷史進化的過程，無產階級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還應該聯絡民主派共同對封建式的軍閥革命，以達到軍閥覆滅能夠建設民主政治為止。”“邀請國民黨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會主義各團體，開 一個聯席會議”，“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向封建式的軍閥繼續戰爭”。這個宣言實際上為黨的二大召開做好了思想准備。
　　（二）
　　早在1921年11月，陳獨秀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就曾指出，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要在明年7月召開，但沒有確定會議的地址。中共中央曾有過在廣州召開二大的考慮，后來由於廣州局勢動蕩，特別是1922年6月發生了陳炯明叛變孫中山的嚴重事件，於是決定二大仍在上海舉行。
　　既然決定二大在上海召開，找一個安全的會址就至關重要。這時，法租界望志路106號的李書城公館和老漁陽裡2號的陳獨秀寓所，都早為租界當局所注意，自然不能作為會址了。隻有輔德裡625號李達的家還是黨的一個可靠的聯絡點，而且李達的房子是一排石庫門房子中的一家，側身一閃而入，不易辨出進了誰家。於是，中共中央決定在這裡召開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2年7月16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開幕。參加這次大會的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楊明齋、羅章龍、王盡美、許白昊、蔡和森、譚平山、李震瀛、施存統共12人（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詳），代表全黨195名黨員。
　　大會由中央局書記陳獨秀主持。陳獨秀首先向大會報告了一年來中央工作的概況及6月發表的宣言的政治主張，介紹了黨組織發展和各地工人運動情況。陳獨秀在報告中說，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政黨，最終目的是要在中國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建立勞農專政的國家，實現共產主義。但目前，中國對內仍在封建式的軍閥統治之下，對外是個受帝國主義勢力支配的半獨立國家，所以無產階級有加入民主革命運動的必要，隻有聯合其他革命黨派才能打倒共同的敵人。
　　接著，由張國燾報告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經過、工人運動狀況和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情形，由施存統介紹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情況。
　　隨后幾天，大會的主要議程是分組討論這幾個報告。當時，上海的政治環境惡劣，就在二大開幕的當天，法租界查封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有鑒於此，大會吸取了一大時的教訓，決定會議以小型的分組討論為主。小組討論分別在上海部分黨員家裡進行，不是代表的黨員也可以參加討論。在召開全體會議時，也經常改換地點，以免引起租界巡捕和密探的注意。7月23日，大會在法租界的另一處地方再次舉行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共產黨章程》《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等文件，並進行大會的最后一項議程——選舉中央領導機構。代表們認為，目前黨員的數量仍然有限，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人數不必太多，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鄧中夏5名委員和3名候補委員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為委員長，蔡和森負責黨的宣傳工作、張國燾負責黨的組織工作。
　　（三）
　　黨的二大討論的中心內容，是現階段黨究竟應制定什麼樣的綱領。雖然在大會前，陳獨秀代表中共中央擬就了《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對這個問題有了初步的闡發，但代表們認為還有值得修改完善的地方。蔡和森就明確表示，這個文件未將中國無產階級及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作用完全表達出來，中國的資產階級不會有法國資產階級在法國大革命時的那種作用。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無產階級應當聯絡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形成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聯盟。應該說，蔡和森的主張是正確的，其他一些代表也發表了類似的意見。
　　為了表明黨對時局的主張，向全國人民闡明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基本綱領，大會決定起草《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並推舉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組成起草委員會，負責宣言起草工作。蔡和森和張國燾又推陳獨秀為宣言執筆人。陳獨秀花了兩天的時間寫出了初稿，蔡和森提出了許多補充和修改意見，然后交大會討論。
　　在討論現階段革命的方針政策時，多數代表認為，當前還不能進行打倒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而隻能是聯合資產階級進行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民族民主革命。有代表在討論中提出，資產階級是無產階級革命對象，現在我們卻要幫助資產階級完成民主革命，使資產階級掌握政權，反過來壓迫無產階級，這不是一個矛盾嗎？多數代表認為，黨的民主革命方針與黨的根本目的是不矛盾的，因為進行民主革命並不是放棄社會主義革命，聯合資產階級不等於是投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固然使資產階級獲得利益，工農群眾同時也可以獲得一些權利和自由，進一步加強本階級的力量和地位。這種暫時的聯合是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需要，是為將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准備條件。
　　黨的二大最突出的貢獻，是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中國人民不屈不撓地進行過反抗外國侵略和本國封建統治者的斗爭，這些斗爭的成效卻甚少，究其原因，重要的一點就是沒有認識革命的動力和對象。“義和團”運動曾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說明農民既沒有認清外國侵略者，也沒有認清本國封建統治者的本質。孫中山和國民黨在這個問題上，也是認識模糊甚至是錯誤的。長期以來，孫中山不敢提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辛亥革命建立南京臨時政府時，為了換取列強各國對革命政府的支持，甚至提出各國同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繼續有效。孫中山對封建軍閥也沒有足夠的認識，常是與這一派軍閥合作去反對另一派軍閥，或是利用南方軍閥去反對北洋軍閥，隻有在經過一系列的失敗后，才發出了南北軍閥皆一丘之貉的感嘆。
　　對於這個中國革命中長時間沒有解決的問題，黨的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以下簡稱《宣言》）作出了明確的回答。《宣言》指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后，世界政治發生了兩個相反的趨勢，一種是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列強企圖協同宰割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一種是世界無產階級正在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共同反抗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侵略，這兩種革命力量日趨聯合，“這個聯合的革命勢力必定會把世界資本主義的枯骨架推到資本主義自己掘成的墳墓裡去”。《宣言》對中國政治經濟的現狀作了正確的分析。一方面，中國政治上經濟上無不受帝國主義列強的控制，實際上已經成為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勢力所支配的半獨立國家﹔另一方面，中國在政治上還處在軍閥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因此，現階段的中國屬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
　　（四）
　　黨的二大第一次提出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大會通過的宣言指出了黨的最高綱領，這就是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同時，年輕的共產黨人已經意識到，實現黨的最高綱領，實現共產主義，畢竟是一個長期奮斗的過程，而要實現這個目的，就必須明確現階段的革命任務。因此，宣言中又明確提出了現階段的最低綱領，其要點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這樣，黨的二大就在全中國人民面前，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為中國各民族人民指明了現階段革命斗爭的任務和方向。
　　黨的二大指出，為了實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標，必須組成“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大會對中國的幾個主要階級的政治立場和對待革命的態度作出了初步分析，指出：中國廣大農民有極大的革命積極性，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因素，大量的貧苦農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可以保証中國革命的成功。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因外國商品充斥中國市場日趨困苦，甚至破產失業，加之本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又加速手工業者的無產階級化，所以勢必加入到革命的隊伍裡面來﹔“中國幼稚資產階級為免除經濟上的壓迫起見，一定要起來與世界資本帝國主義奮斗”﹔至於中國的無產階級，因有偉大的勢力，“將會變成推倒在中國的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領袖軍”。這是黨最早提出統一戰線的思想主張，對於推動中國革命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
　　一個黨僅僅有好的綱領是不夠的，還必須廣泛地組織動員群眾，為實現自己的綱領而斗爭。大會通過的《關於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忠實代表，黨的一切活動都必須深入到群眾中去，黨的內部必須有嚴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紀律的組織和訓練。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這是黨的歷史上的第一部黨章，對黨員的條件、黨的各級組織和黨的紀律作出了明確的規定。
　　黨的二大還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確實曾有過許多正確的指導和有益的幫助，如推動創建中國共產黨、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大力聲援五卅運動等，並且給予經費上的資助。但與此同時，共產國際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也束縛了中國共產黨的手腳，妨礙了其主動性和應變能力的發揮，使幼年的中國共產黨不可能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路線方針，特別是當時在處理復雜的國共關系問題上，不能根據形勢的變化採取切實可行的應變措施。革命經驗的積累需要一個過程，黨在后來的革命斗爭實踐中逐漸認識到了獨立自主的重要性。
　　黨的二大初步闡明了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任務、前途等諸多問題，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並且將黨在民主革命中要實現的目標與將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要實現的長遠目標結合起來，初步地認識到實際上是黨的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的關系，反映了中國人民的願望與要求，指明了中國革命的正確方向。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