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四大：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

位於上海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遺址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紀念館

為了加強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1925年1月，黨的四大在上海召開。大會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的問題，表明黨對中國革命問題的認識有了重大進展。

（一）

1923年6月黨的三大和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后，第一次國共合作進入實質性階段。隨著國共合作的實現，大多數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加入了國民黨。經過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革命形勢發展很快。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后，在全國各地積極創立和發展國民黨組織。此前，國民黨名義上是一個全國性的黨，但其組織隻在廣東、上海、四川、山東等少數地區和海外存在，工作也僅在狹小的上層，缺乏下層群眾基礎。共產黨員在軍閥統治下的地區，進行了艱苦的宣傳組織工作，建立國民黨組織。這一時期，許多國民黨省市黨部的負責人，如北京執行部的李大釗，湖北省黨部的董必武，湖南省黨部的何叔衡、夏曦等，都是共產黨員。

國共合作后，孫中山還著手建立一支革命武裝力量。孫中山雖然懂得武裝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但他屢次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手中沒有一支自己掌握的軍隊。國共合作實現后，在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和蘇聯的幫助下，孫中山決定在廣州附近的黃埔創辦一所軍官學校，他親自兼任軍校總理，任命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對於創辦黃埔軍校，中國共產黨給予了全力支持，不但派遣周恩來等一批優秀黨員到軍校任職，而且還從全國各地選送了大批黨團員和革命青年到軍校學習。黃埔一期中，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有五六十人，佔這一屆學生的十分之一。

在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革命的思潮由南而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全國傳播。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推翻了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並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11月，孫中山離開廣州北上，沿途宣傳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上海、浙江、廣東、湖南、湖北等地也相繼組織了國民會議，各地民眾團體紛紛通電擁護。

黨的三大之后，一度低落的工人運動也得以復蘇和發展。1924年7月，在外國人集中居住的廣州沙面租界，數千名中國工人舉行政治罷工，抗議英法租界當局限制中國工人自由出入沙面租界，連華人警察也參與了罷崗，斗爭堅持了一個多月，終於取得了勝利。這次罷工成為新一輪工人運動的起點。

農民運動也有了很大發展。1921年黨的一大之后，就有黨員在浙江蕭山的衙前開展農民運動，組織農民協會。1922年7月，彭湃也在他的家鄉海豐縣組織農會，發動農民進行減租減息。國共合作實現后，廣東各縣的農民紛紛建立農民協會，開展反對土豪劣紳和貪官污吏的斗爭。經共產黨人提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於1924年7月在廣州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先后由共產黨員彭湃、阮嘯仙、毛澤東主持，為農民運動培養了一批骨干力量。就這樣，中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新氣象。

但是，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也逐漸暴露出來，國民黨右派分子開始了他們的反共分裂活動，反對和破壞剛剛形成的國共合作局面。

國民黨一大前的1923年11月，國民黨內的右派分子就秘密上書孫中山，污蔑鮑羅廷和共產黨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是借國民黨之軀殼，注入共產黨之靈魂，只是由於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決心已定，堅決駁斥其謬論，才使改組工作沒有停頓下來。但是，國民黨右派並沒有就此罷休，1924年6月，他們又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共產黨案》，借口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設有“黨團”一事大做文章，聲稱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加入國民黨“於本黨之生存發展，有重大妨害”，主張國民黨內“絕對不宜黨中有黨”，也就是要同共產黨人分手。這年8月15日，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廣州舉行。會上，國民黨右派再次“彈劾”共產黨、重彈反對國共合作的陳詞老調，遭到了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的有力駁斥。這次會議后，國民黨右派的反共言行不得不有所收斂。

盡管如此，隨著國共合作的發展，國民黨內部必將進一步分化，國共關系也將更為復雜化。為應付復雜的形勢，解決革命中面臨的許多新問題，迎接革命高潮的到來，中國共產黨決定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二）

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就致函所屬組織，要求各地黨組織對於黨的三大以來的各種政策，發表自己的意見，並在小組會議上提出討論，將結果報告中央。個人有特別意見者，也要求寫成意見書，由黨的委員會或組長匯寄中央局。同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發出召開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通知。其中說，黨的四大定於11月開會，應出代表之地方及俄、法兩特別組應召集同志開大會，推選代表於11月14日前到滬，開會地點在上海。由於共產國際代表到12月才能到達，中共中央又決定將大會改在12月20日后進行。

1925年1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有20人，代表全國994名黨員。大會的會址選在華界，又靠近租界，華界和租界的警探都不甚注意。這是一棟石庫門裡弄的小樓，樓下是客堂，二樓的房間布置成教室，有課桌、黑板，大會就在“教室”裡舉行。樓梯口裝有拉鈴，如有警探進來，就通知樓上，以便代表們收起文件而拿起英語課本，借口私人辦的英語學校為掩護。三樓的房間作為外地代表的臨時宿舍。

陳獨秀代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大會作了工作報告。代表們同意中央執行委員會對中國政局的分析，對中央執行委員會“領導本黨在國民黨及國民運動中的活動，使本黨日漸與實際政治生活接近而有可以領導中國國民運動之趨勢”，基本表示滿意，同時對中央執行委員會在組織上的錯誤，如技術上組織的欠缺及執行擴大執行委員會決議的遲延，提出了批評與建議。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出席了第一天的會議，並作了關於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狀況的報告，大會通過了這個報告的決議案。

大會集中討論了黨如何加強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以及組織工作、群眾工作上如何准備等問題。會議順利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對於職工運動之議決案》《對於農民運動之議決案》等11個決議案。

大會最后根據《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中關於中央執行委員會組成的決定，選舉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彭述之、譚平山、李維漢9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選舉鄧培、王荷波、羅章龍、張太雷、朱錦棠為候補委員。接著，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決定陳獨秀、彭述之、張國燾、蔡和森、瞿秋白5人組成中央局，並確定了中央領導機構的具體分工：陳獨秀任中央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兼中央組織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主任，張國燾任中央工農部主任。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派到各地的有：李大釗駐北京，譚平山駐廣東，李維漢駐長沙，項英駐漢口，鄧培駐唐山，朱錦棠駐安源。向警予后來被增補為中央局委員，負責婦女部工作。

（三）

黨的四大最突出的貢獻，就是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問題。1921年黨的一大通過的綱領，規定了黨的奮斗目標是直接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1922年黨的二大對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在認識上有了很大的進步，制定出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並提出了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原則，但對中國民主革命中社會各階級的地位和關系，仍沒有完全弄清楚。到了1923年黨的三大，進一步明確了現階段黨的中心工作是聯合各革命階級致力於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運動，制定了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策略，決定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同時保持自己組織上的獨立性。但在三大上，有不少人認為，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屬於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隻能站在資產階級的從屬地位。可見，在黨的四大以前，黨對於怎樣去實現民主革命綱領，如何去貫徹這一戰線的方針和政策，仍不能給予理論上的正確回答。

促使黨的四大明確提出領導權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共產國際在這個問題上作出了比較正確的指示。1923年5月，也就是黨的三大召開前夕，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中強調指出：“領導權應當歸於工人階級的政黨”，“鞏固共產黨，使其成為群眾性的無產階級政黨，在工會中聚集工人階級的力量，這就是共產黨人的首要任務”。此外，共產國際還要求中國共產黨注意農民問題，認為這是“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政黨，應當力求實現工農聯盟。

那時，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間還沒有電訊聯系，中俄相隔遙遠，所以大會召開時未能收到這份指示，故黨的三大上沒有明確提出領導權問題。

對於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黨的四大通過的《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中指出：“無產階級的政黨應該知道無產階級參加民族運動，不是附屬資產階級而參加，乃以自己階級獨立的地位與目的而參加，如此無產階級在參加民族運動中，方不致失其特性——階級性與世界性。”“不但在推翻外國帝國主義的爭斗中，須依靠無產階級及農民等一切勞動群眾之努力，即此等爭斗得著勝利，亦須無產階級及農民等一切勞動群眾有他們強固的階級組織及其政黨，才能夠保障革命的勝利，並抵抗新的反動勢力，進行自己階級的革命。”

黨的四大對中國社會各主要階級的政治態度作了分析，認為買辦資產階級完全是帝國主義之工具。小商人和手工業主，尤其是生活不安的知識階級，都希望有一個民族民主的革命﹔游民無產階級多出於破產的農民及手工業者，如果能在無產階級指導之下，在民族革命運動中，也有相當的作用。佔中國全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天然是工人階級之同盟者。由中國社會各階級現狀可以看出，越是上層階級越富於妥協性，最受壓迫而最有集合力的無產階級是最有革命性的階級。“因此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並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

那麼，如何才能取得領導權，決議強調：“若要民族革命運動得到較徹底的勝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無產階級站在領導地位，同時這領導階級也要能夠抓住被壓迫的各社會階級的力量，向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國內軍閥及地主買辦階級）——作戰，才免得處在孤立地位，這是一個重要問題。”

（四）

黨的四大還專門討論了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大會通過的《對於農民運動之議決案》指出：農民問題，在無產階級領導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東方的民族革命運動中，佔一個重要的地位。經濟落后的中國，農民階級至今還是社會的重要成分，約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所以農民問題在中國尤其在民族革命時代的中國，是特別的重要。“中國共產黨與工人階級要領導中國革命至於成功，必須盡可能地、系統地鼓動並組織各地農民逐漸從事經濟的和政治的爭斗。沒有這種努力，我們希望中國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運動中取得領導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黨的四大總結了國共合作一年多的經驗教訓，強調無產階級在民族運動中既要反對“左”的傾向，也要反對右的傾向。“左”的傾向表現為反對加入國民黨，甚至反對參加國民革命，以為這是和資產階級妥協。但右傾的錯誤比“左”傾的錯誤更危險，而且更普遍：一是以為既然以國民運動為中心工作，便應集全力於國民黨的工作，不必同時進行共產黨的工作﹔二是共產黨既然加入多階級的國民黨開展國民運動，便隻好採取勞資調協的政策，不便鼓動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三是以為“應該幫助整個的國民黨，不必助長左右派之分裂”。

大會強調對於黨內出現的“右傾的危險，我們的同志應該時刻警戒在心”。共產黨應該做到：堅持徹底的民主革命綱領，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在思想上、組織上和民眾宣傳上擴大左派，爭取中派，反對右派﹔既幫助國民黨在實際運動和組織上發展，又加緊同國民黨內的妥協傾向作斗爭。

自然，這次大會也有其自身的不足。例如，大會對民族資產階級缺乏正確的分析，認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還沒有形成獨立的階級，還在“由買辦官僚的資產階級到民族的工業資產階級之過程中，所以還不能參加民族革命運動”。沒有把民族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作出正確的認識。這次大會雖然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問題，但領導權如何去取得，又如何處理同國民黨右派即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等復雜問題，並沒有作出具體的回答，政權問題和武裝斗爭問題，也沒有引起大會的足夠注意。這時，剛剛從蘇聯回國的彭述之參加了大會文件的起草工作，而他認為“中國工人階級天然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意即革命領導權無須經過斗爭就能取得，他的這個觀點不能不對大會產生消極的影響。

黨的四大之后，以五卅運動為起點，全國范圍的大革命高潮到來了。廣大共產黨人投身於火熱的革命斗爭，領導了聲勢浩大的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與國民黨合作完成了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工作，廣東、湖南的農民運動迅猛發展，並迎來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

（作者單位：河南省委黨校黨史教研部）

（來源：《學習時報》2022年06月10日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