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黨百年與中央文獻翻譯事業的發展

2021年12月18日，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六研究部、天津外國語大學聯合主辦，西安外國語大學承辦的第六屆“中央文獻翻譯與研究論壇”以線上的形式成功舉辦。中宣部有關領導，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六研究部主任張士義、副主任卿學民和李鐵軍，外交部外語專家陳明明，中國外文局原副局長黃友義，天津外國語大學校長陳法春、副校長余江，西安外國語大學副校長王啟龍、黨爭勝等出席會議。來自全國各地30余家高校的近百名專家學者參加了線上論壇，近兩萬人通過直播平台雲端參會。與會者圍繞“建黨百年與對外話語體系建設：成就、挑戰與發展”這一論壇主題開展了深入研討，達成了諸多共識。

一、中央文獻對外翻譯、傳播與研究

本屆論壇參會人員普遍認為，中央文獻翻譯事業主要取得了以下幾方面的成果。

(一）對外譯介中國共產黨歷史，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

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是中國敘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2021年恰逢建黨百年，黨史對外譯介的重要性更加凸顯。幾十年來，黨史翻譯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包括：《中國共產黨簡史》（英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英、俄、法、西、日文）、《中國抗日戰爭史簡明讀本》(英文)、《中國共產黨歷史》（英、俄、法、西、日文，均即將出版）、《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英、俄、法、西、日、德、阿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與行動價值》(英文)、《中國共產黨如何治理國家？》（英、西文），等等。通過對外譯介這些著作，向世界講好中國共產黨百年來開辟的偉大道路、創造的偉大事業、取得的偉大成就，是時代賦予中央文獻翻譯工作者的歷史重任，對幫助國外民眾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具有重要意義。

（二）對外譯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助力開創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

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內容。近兩年來，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組織翻譯了習近平《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英、法、西、俄、日、德、阿七種外文版本，並陸續對外出版發行，向國際社會全面系統地介紹了中國的國際權力觀、共同利益觀和全球治理觀，很好地服務了黨和國家對外工作大局。譯者在翻譯“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重要概念時，立足宏觀視角、突破文化藩籬，將重點放在挖掘精神內核、闡明具體含義上，用目的語受眾易於接受的語言風格講中國故事。在翻譯之外，譯者還關注中國的政治環境和社會發展變化，關注原文概念下所展開的活動內容與效果反饋，跟蹤國外輿論動態，努力做到在復雜形勢變化下翻譯內容與形式的雙重對等，實現翻譯價值的最大化。

（三）對外譯介脫貧攻堅偉大實踐，助力構建黨和國家的良好國際形象

中國的貧困治理經驗在國際社會獲得了廣泛關注，其對外傳播的重大意義不言而喻。2021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首次提出並系統闡述了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深刻揭示了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制勝之道。2021年4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回顧了100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與貧困作斗爭的艱難歷程，展示了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中央文獻翻譯工作者在翻譯以上文獻時，深刻把握原文精神實質，注重通過字詞層面的明示內涵、語句層面的改寫潤色、語篇層面的邏輯梳理等翻譯策略，完整地向世界傳遞了中國的減貧智慧，間接推動塑造了中國共產黨為國家和人民謀利益、有能力和自信引導人民走向成功的政黨形象，也塑造了中國負責任、敢擔當、有魄力的大國形象。

（四）以黨的百年翻譯史研究指導推動翻譯實踐的進一步發展

中國共產黨的翻譯活動歷史久遠，對黨的百年翻譯史的研究構成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表明，既往對中國共產黨歷史本體的研究呈高頻狀，但對中國共產黨翻譯史的研究有明顯的不足。黨的翻譯活動具有時空跨度大、翻譯形式多種、翻譯內容多樣、翻譯主體多元等特點，這導致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史料零散龐雜，史料梳理缺乏系統性，考察視角單一等問題。目前，翻譯學界正在積極推動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翻譯史研究，已取得了重大進展。研究以中國共產黨“黨史”為主線，以文獻學、考據學等方法為指導，根據不同的翻譯形式、翻譯內容、翻譯主體對史料進行全面梳理，借助歷史分析法、計量史學方法等形成對中國共產黨百年翻譯史內部的多元分析和多維考察，並注重從時間跨度和研究內容上完整勾勒“黨史”主線。黨的百年翻譯史也是中國翻譯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研究可為翻譯學的學科發展注入能量，為翻譯實踐的組織開展提供指導。

（五）以文化自信助力構建新時代中國對外話語體系

中央文獻作為政治話語，建構於普通語言基礎之上，同時將民族政治、民族文化和民族美學納入其中，形成了超越語言層面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話語體系。在中央文獻翻譯事業發展的近百年間，翻譯工作者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對外傳播中也作出了不小的貢獻。例如，近兩年來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組織翻譯的《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就蘊含著《老子》《孟子》等傳統典籍文化以及“和而不同”“以和為貴”“天下一家”等豐富的傳統觀念。中央文獻對外翻譯以中國表達講述中國故事，以民族視角構建政治話語，是爭取國際話語權過程中的重要突破，也是文化自信主導下民族文化認同的充分體現。中央文獻翻譯工作者在工作中牢牢抓住了文化這一重要載體，使政治話語的刻板標志越來越少。潤物無聲的翻譯和講述使中國特色外交話語真正具有了親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最終也將具備影響力。

二、建黨百年來中央文獻對外翻譯積累的豐富經驗

中央文獻對外翻譯是構建對外話語體系、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環節，做好這項工作需要不斷總結對外翻譯工作經驗，不斷進行新的理論和實踐探索。

（一）牢固樹立服務大局意識，不斷強化新時代中央文獻翻譯工作者的使命擔當

服務黨和國家中心工作是中央文獻翻譯事業的宗旨，是翻譯過程中一切翻譯原則、翻譯規范、翻譯策略、翻譯技巧的選擇和運用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隻有牢固樹立為黨和國家服務的大局意識才能做好中央文獻翻譯，不愧新時代中央文獻翻譯工作者的使命擔當。有與會專家提出，譯者在翻譯時，首先，要展現中國聲音傳遞者的擔當，准確傳遞文獻中蘊含的政治信息和重要理念，積極回應國際社會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等領域快速發展的關切﹔其次，要展現中華文化傳播者的擔當，把握時機、順勢而為，通過中央文獻翻譯進一步對外講好中國故事和中國共產黨故事，助力中華文化國際傳播﹔再次，要展現對外話語體系參與建設者的擔當，通過翻譯進一步提高我國的國際傳播力、中華文化感召力、中國形象親和力、中國話語說服力和國際輿論引導力﹔最后，要展現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構建者的擔當，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搭建起語言文化的橋梁。

（二）秉持正確的翻譯原則，不斷優化翻譯策略

有與會專家提出，從語言、認知、社會、政治和文化的整體范疇來看，政治文獻對外翻譯應遵循政治原則、准確原則、認知原則和修辭原則。政治原則被置於首要地位是由政治文獻的特殊性和對外宣傳目的的政治性決定的。准確原則要求譯文必須准確傳遞原文的思想。中央文獻是一種特殊文獻，很多重要表述、金句、特色話語等需要根據對象國的文化背景做適當處理，因而譯者不應完全陷入被動地位，應該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譯者的主觀能動性。認知原則強調的是受眾認知的可接受度，要求譯文能夠被目標受眾正面接受。修辭原則基於目的語掌握水平，要求譯文符合目的語國家的修辭習慣，通順傳遞原文思想。

從傳統的“信達雅”翻譯理念到實踐中的增譯、省譯、轉換、拆句、合並等翻譯技巧，政治文獻翻譯絕不是簡單地套用公式。政治文獻翻譯傳遞的是中國的聲音，是國家和民族國際形象構建的“最后一公裡”。近年來，政治文獻翻譯在保証政治性、准確性的基礎上呈現出越來越高的可讀性、可觀賞性和可傳播性，這便是譯者與時俱進，不斷提高翻譯能力、調整翻譯策略、優化翻譯技巧所呈現的結果。

（三）規范中央文獻翻譯體系，保証翻譯優質高效

有與會專家提出，具備一套完整的翻譯規范體系，是做好中央文獻翻譯的重要前提和有力保障。一方面，要形成科學規范的翻譯體例，既包括縮略語、大小寫等通用體例，也包括各類領導人著作、會議文件、黨史黨章黨規等專用體例。針對不同題材的不同文體、篇目、章節、語匯等都應有相應的體例。另一方面，要保証翻譯流程和組織管理的規范性。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六研究部（原中央編譯局中央文獻翻譯部）在60年的翻譯實踐中形成了一套科學的、完整的翻譯流程。在翻譯開展前，需要組建團隊、確定翻譯原則、准備翻譯資料﹔在翻譯過程中，需要嚴格遵循初譯、改稿、核稿、關鍵詞統一、通讀、定稿的工序，每道工序的負責人員和解決的問題各不相同，其中核稿一般由多位譯者按照一定順序進行，並視情況及時開展業務研討﹔在翻譯結束后，需完成資料整理、術語提取、語料庫完善、業務總結等工作。

（四）著力中國特色話語術語翻譯,凸顯中央文獻亮點

翻譯標准應是嚴謹、准確、靈活和審美的結合。譯者除了正確理解並翻譯原文，還需要傳遞中國特色的文化語境，不能一味機械地直譯或洒脫地意譯，要靈活運用翻譯技巧，克服文化語境隔閡，使受眾在本國文化語境中也能被感染、啟發並產生共鳴。比如，“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不能直譯為“Green rivers and mountains are mountains of gold and mountains of silver”。在英文的語境當中，“金山銀山”是一種低格調的追求，與原文表達的高層次追求的文化語境相悖。因此，最終呈現在十九大報告當中的譯法是“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既保留了傳統文化意象，也准確、完整地傳達了原文的精神內涵。

同時，中國特色話語術語的翻譯具有時代性。隨著國內社會發展和國際環境的變化，概念本身的內涵也會相應演變，譯文也需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比如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小康社會”這一重要表述最初被譯為“a well-off society”，后來很快被調整為“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因為相對於“well-off”而言，“prosperous”的內涵更為豐富，除了經濟上的富裕之外，還可以指獲得政治和文化等其他方面的發展。而“moderately”一詞在國際上的含義則契合當時我國“相對的富裕”這一內涵。到十九大吹響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號角時，之前表示“建設”的“complete”被替換成了“secure”，即“secure a decisive victory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既體現了我們黨對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絕對信心，也是在向全世界昭示中國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和偉大成就。

（五）用好語料庫和計算機輔助翻譯工具，為機器翻譯時代的中央文獻翻譯插上技術翅膀

語料庫是指經優化處理過的電子文本集合，可通過計算機輔助翻譯工具（CAT）加以運用，以提高翻譯效率。在黨的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要文件的翻譯工作中，語料庫和CAT技術的綜合運用就已經達到了比較成熟的水平，為文件翻譯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撐。語料庫類型多樣，按照語種劃分，有單語型、雙語型和多語型﹔按照語料的採集單位劃分，有語篇型、語句型、短語型﹔按照語料的組織形式劃分，有平行型和比較型。在政治文獻翻譯中，雙語平行型語料庫的運用更為普遍，其語料內容豐富，包括領導人講話、著作選集、會議文件等的段落對照、單句對照和術語對照。該語料庫如同一個巨大的智能翻譯語匯儲備池，可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傳統詞典、簡化查詢步驟、精准提供權威譯法參考，有助於保証關鍵詞翻譯的歷史一致性、提高翻譯速度和質量。在語料庫的具體使用上，首先要對文本格式進行處理，按照固定模板形成EXCEL格式的雙語對照資料，再利用計算機輔助翻譯軟件進行專門格式轉換、導入數據庫、建立翻譯記憶庫，對零散語料可以事先抽取術語，建立相應術語庫。值得強調的是，語料庫在翻譯研究上也具備獨特價值。可利用語料庫考察譯文語言特征，通過大規模文本分析厘清翻譯路徑，評價譯文有效性，在翻譯策略研究和翻譯人才培養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守正創新，更好地服務於對外話語體系建設大局

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站在黨和國家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新征程的出發點，專家學者就如何在已取得的成就和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做好中央文獻翻譯與研究，服務黨和國家事業，進行了充分研討，提出了以下六點建議。

（一）拓展研究視野，服務於新時代黨和國家外宣事業的需要

總體上，翻譯研究已經經歷了語言學研究轉向、文化研究轉向和社會研究轉向，而政治文獻的翻譯研究在這方面明顯滯后。在新時代，國際傳播的廣泛性和開放型愈發明顯，翻譯活動的豐富性、復雜性和創造性更為突出，新技術的層出疊現給翻譯實証研究帶來了新的可能性，學界需要探求新的研究路徑。具體到政治文獻翻譯研究，除繼續做好翻譯實踐的技巧總結和翻譯原則的抽象歸納外，還需豐富研究維度，加強對人員組織、翻譯流程管理、文本生成過程、譯者心理認知、譯作接受與傳播過程、數據庫建設、人才培養、宏觀政策制定等的關注，對政治文獻翻譯全鏈條運作過程進行深入而系統的研究。

（二）加大對政治文獻翻譯研究的支持，形成研究研討氛圍

目前，不同層面都發布了支持政治文獻翻譯研究的社科基金項目，但總量較小，主題不夠鮮明，常常要從其他翻譯領域或者其他學科項目下進行申報。可增設針對政治文獻翻譯的各級各類研究課題，鼓勵國內外專家學者開展針對性、實用性的應用研究，提出問題並找到解決方案。舉辦針對政治文獻翻譯的專門性研討會，加強譯者與管理者、譯者與譯者、譯者與傳播者之間的對話，促進翻譯、傳播和研究的有機互動。增強研究主體的多樣性，不僅高校師生、翻譯一線的從業者，甚至其他學科和領域的人員也可以積極加入政治文獻翻譯研究隊伍，推出富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

（三）探索中國特色翻譯理論，提升學術國際話語權

長期以來，西方學者在譯論舞台上獨領風騷，無論從譯學深度、認知廣度還是理論創新來看，中國譯學總是處於“遲到”或“失語”的狀態。要把握好時代脈搏，抓住新文科帶來的機遇與挑戰，在批判性地吸收外國譯論、緊跟國際譯學前沿開展研究的同時，加強對翻譯實踐經驗的總結，努力從中尋找理論資源，在保持學科特色的前提下加強跨學科交叉研究力度，提煉出政治文獻翻譯領域的中國特色翻譯理論，開展翻譯理論研究的中國原創性攻堅，爭取學術界更多的關注和認同，提升中國學者在國際理論界的學術話語權。

（四）注重外宣效果反饋，推動外譯效果研究體系建設

政治文獻外譯效果研究是對外譯產品生產出來之后的后續研究，對於考察外譯質量和獲取外譯反饋而言具有重要作用，但卻是當下政治文獻翻譯研究中的一個薄弱環節。要探索構建一套科學的、具有可操作性和適用性的政治文獻外譯效果評估體系，對中國政治文獻譯作的質量和傳播效果進行分析，厘清優勢和短板，有針對性地進行調整和改進。建立一個政治文獻外譯效果評估體系，而且應該是分類評估，針對不同國家、不同語種、不同受眾採取差異化評估方法和標准。適當引入第三方開展效果評估，真實反映客觀情況，助推我國國際傳播能力的不斷提升。

（五）適應社會歷史語境的變化，強化傳播效度的及時性、持久性和延續性

在信息高度發達的今天，巨大的信息量、超強的信息傳播速度可謂前所未有。政治文獻作為一個國家的政治風向標，應在第一時間對外發聲，以便搶佔輿論高地，掌握主動權和話語權。需盡量縮短黨和國家重要會議文件、領導人著作等的翻譯周期，有條件時要同步發行政治文獻原文與多語種譯本。同時，要順應融媒體時代潮流，創新翻譯成果轉化和傳播形式。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六研究部在這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通過“中央文獻翻譯”微信公眾號提煉重大政治提法或特色術語等標識性概念，助力外宣口徑統一，並在重大事件節點及時發布重要文件多語種權威譯文引導國際輿論，有力地提升了政治文獻翻譯成果對外傳播的效果和廣度，在該領域發揮了積極的引領、規范作用，將翻譯成果及時轉化為海內外人士對黨和國家政策的共鳴。

（六）加強高水平翻譯人才培養

翻譯工作核心在人才，力量在人才，效果也在人才。現有的政治文獻翻譯人才隊伍面臨高端人才稀缺、人才培養體系不健全、翻譯與傳播割裂等問題，不能完全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培養一批翻譯能力強、具有多元知識儲備和國際化視野又精通國際傳播業務的復合型人才不僅是當今時代人才建設的發展要求，也是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迫切需要。可建立完善專門的人才激勵機制，在職稱評定、榮譽評選、薪酬待遇等方面，給予相關人才足夠的重視和政策傾斜，讓政治文獻翻譯“主力軍”能夠放心、安心地開展工作。還可以建立政治文獻翻譯與傳播專兼職人才庫，根據實際需要分級分類組織培訓，開展周期性評估，建立健全准入准出機制，加強常態化演練等。

（李汶蓮、羅瑩：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六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