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西南革命根據地：楔入敵人腹地的紅色堡壘

浙西南革命根據地紀念館

浙西南革命根據地的形成
　　1934年7月，鑒於第五次反“圍剿”面臨失利，中央紅軍准備戰略轉移。為牽制和調動國民黨軍隊，掩護紅軍主力突圍，中共中央抽調紅七軍團，組建北上抗日先遣隊。1935年1月，先遣隊在江西省懷玉山區陷入敵人重圍，經浴血奮戰，僅少數突圍。而此時，中央紅軍已轉移至貴州，彪炳史冊的遵義會議正在召開。先遣隊以自身的犧牲策應保証了中央的安全。
　　1935年1月17日，根據中央命令，先遣隊余部改組為中國工農紅軍挺進師，粟裕任師長，劉英任政治委員。挺進師的任務是：“經過閩北到浙江，長期行動，發動廣泛的游擊戰爭，擴大黨與蘇維埃的政治影響，發動群眾斗爭，直到分配土地，創立蘇維埃新的根據地，以及建立黨的組織，配合友軍行動，調動和牽制大批的敵人，保衛閩浙贛基本地區及鄰近游擊區域，並打通閩東、閩北的關系，取得工作上、行動上有力的配合，響應主力部隊的行動，徹底粉碎敵人‘清剿’計劃與五次‘圍剿’。”
　　實事求是地說，在當時情況下，這一任務非常艱巨。因為部隊隻剩下538人，既無外援，又無內應，自保已是萬分艱難，更何況還要開辟新區域。但粟裕、劉英等人沒有推諉，而是迅速完成挺進師組建工作，毅然直驅浙江，並選定以仙霞嶺為中心的浙西南地區，作為挺進師進入浙江后的第一根據地。
　　之所以選擇浙西南作為根據地，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浙西南處於閩浙贛三省交界，與閩東、閩北和贛東北幾個根據地互為犄角，可以互為支援。同時三省敵人之間的矛盾，又可為紅軍所利用，便於各個擊破。第二，與其他老根據地一樣，浙西南大部分是山區，仙霞嶺一帶的交通尤為曲折，便於挺進師隱蔽和游擊。第三，浙西南受過大革命、土地革命的洗禮，群眾基礎較好。多年“圍剿”紅軍以失敗告終的國民黨也意識到，一旦紅軍進入浙西南廣大山區扎下根來，便會成為他們的心腹之患。為此，他們先期在仙霞嶺各關隘要道駐扎了眾多保安團，嚴防挺進師進入。有鑒於此，粟裕率領挺進師在閩浙邊境進進出出，連續往返，不斷調動並尋機殲敵。
　　1935年4月，挺進師抓住戰機，在齋郎預先設伏，以五六百人對戰敵人千余人，斃傷敵300余人，俘獲200余人，繳獲長短槍150余支，子彈萬余發。齋郎戰斗大獲全勝。齋郎戰斗后，挺進師乘勝進擊，反惡霸、打土豪、分田地。1935年5月17日，挺進師進擊鬆陽重鎮古市，公開處決反動鎮長。同年5月21日，在龍游溪口鎮壓了罪大惡極的第三公安分局局長。據不完全統計，單是鬆陽一個縣，就打擊地主土豪159家，處決惡霸劣紳54人。廣大群眾眼看平時作威作福的反動階級被處決，情緒大為振奮，紛紛要求加入紅軍，革命形勢如火如荼。粟裕回憶指出，我軍所到之處，都有大批群眾跟著、簇擁著，復仇的吶喊聲、勝利的歡呼聲，山鳴谷應，日夜不絕。反動區、鄉政權瓦解了，接著就建起農民、青年、婦女、赤衛隊等各種革命群眾組織。1935年9月，挺進師已經發展到近千人，擴編為5個縱隊。此外，地方武裝也發展到千余人。就這樣，在黨的領導下，以武裝斗爭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為中心內容，在江山、浦城、龍泉、遂昌、鬆陽五縣之間，挺進師最終建立起浙西南革命根據地。
　　浙西南根據地的建立，直接威懾到國民黨的核心區域。因此，蔣介石屢次派兵鎮壓——在挺進師進入浙江的3年期間，國民黨曾先后兩次以40個團的兵力進行“圍剿”。
　　作為回應，挺進師領導人粟裕、劉英等採取針對性辦法予以反擊。概括來說，主要包括6個方面。第一，打土豪、分田地，給群眾以實實在在的好處，以此擴大紅軍影響，揭穿國民黨的政治謠言。讓群眾自覺地同情、擁護革命。第二，群眾熱情高漲之后，立即建立各種政治組織，如工會、農會、互濟會、抗稅斗爭委員會等，第一時間把群眾對革命的好感引導向政治參與。第三，在根據地周圍，尤其是交通要道、市鎮碼頭，建立普遍而又順暢的交通網與諜報網絡，防止敵人突襲。第四，敵人進攻時，毫不猶豫地轉到其側后方，或到其最薄弱的地方，絕不能困守一地。第五，化整為零，派遣游擊小組，不斷向外游擊。第六，加強政治工作，保証思想行動絕對一致，堅決清除不良習氣。這些舉措並不是全新的發明創造，而是對井岡山革命斗爭以來形成的有益經驗的實踐運用。因此可以說，浙西南紅色堡壘的形成、發展和鞏固，正是堅持、延續並發展了毛澤東所開創的革命傳統的結果。
　　因為革命者的頑強堅持，浙西南紅旗始終不倒。抗日戰爭爆發后，國共開啟第二次合作，1938年3月，浙西南、浙南紅軍才由粟裕率領，改編為新四軍第三支隊第七團，開赴皖南，北上抗日。由此，浙西南子弟融入了更大的革命洪流。
　　浙西南革命根據地的歷史意義
　　浙西南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意義非同尋常。它是紅軍主力長征之后、南方革命根據地紛紛收縮乃至喪失、中國革命總體上處於艱難逆境之時而誕生的第一塊嶄新的根據地。它的建立，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不畏艱難險阻、勇於開拓新局面的奮斗精神，保存了黨領導下的南方一塊重要戰略區域，有力推動了新的革命高潮到來。
　　浙西南根據地一步步鞏固壯大起來並始終屹立不倒，其意義表現在3個方面。第一，較長時期打擊、吸引、牽制了敵人相當數量的兵力，策應了黨中央和主力紅軍的戰略轉移。僅在兩次反“清剿”戰爭中，就先后吸引羅卓英、劉建緒各三四十個團的兵力，歷時8個月之久。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主力紅軍長征后，留在根據地的紅軍隊伍和游擊隊，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堅持游擊戰爭”，“黨領導的各方面力量都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都為長征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毋庸置疑，挺進師的頑強斗爭，浙西南根據地的創建，都為長征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第二，浙西南根據地成為楔入敵人腹地的紅色堡壘，不僅搞得國民黨如坐針氈、被動不堪，而且也讓浙江廣大群眾受到革命的洗禮，從而使得越來越多的人了解黨的方針政策，為黨后來掌控浙江打下良好基礎。第三，浙西南根據地不僅為中國革命提供了一塊難得的戰略基地，而且還在艱苦卓絕的斗爭中，培養造就了以粟裕、劉英為代表的一批優秀干部隊伍。這批干部在后來的革命與建設過程中，仍然沖鋒在前，發揮了重要的模范帶頭作用。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對於南方游擊區工作的決議》，明確指出：“南方各游擊區的同志在主力紅軍離開南方以后，在極艱苦的條件下，長期堅持了英勇的游擊戰爭，基本上正確地執行了黨的路線，完成了黨所給予他們的任務，以致能夠保存各游擊區成為中國人民反日抗戰的主要支點，使各游擊隊成為最好的抗日軍隊之一部。這是中國人民一個極可寶貴的勝利。”這是黨中央對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高度肯定。浙西南革命根據地，無疑隸屬其中。毫無疑問，在璀璨的革命版圖中，浙西南作出了獨特而重要的貢獻。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

來源：《學習時報》2022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