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從嚴治黨的理論邏輯、歷史邏輯與實踐邏輯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歷經千錘百煉而朝氣蓬勃，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始終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不斷應對好自身在各個歷史時期面臨的風險考驗，確保我們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挑戰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全面從嚴治黨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加強黨的建設最鮮明的主題，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規律的認識，是理論邏輯、歷史邏輯與實踐邏輯的辯証統一。
1 全面從嚴治黨的理論邏輯
理論是實踐的先導。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營養和智慧，把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根據新時代黨的建設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提出了許多新思想新論斷新要求，形成了完備的理論體系，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征，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全面從嚴治黨的新境界。
堅持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視無產階級政黨建設問題。19世紀三四十年代，隨著歐洲無產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提出要建立無產階級自己的獨立政黨。在他們的指導下，1847年6月，共產主義者同盟成立。馬克思、恩格斯親自為同盟起草宣言、制定章程，不僅為同盟構建了一套完整的組織體系，而且規定了入盟的條件、接收盟員的程序和儀式等。在俄國革命斗爭實踐中，列寧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建黨思想的真理性，更加強調從嚴治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成立於1898年，但俄國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的建立、列寧主義的誕生則是1903年。這一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會上，列寧與馬爾托夫圍繞黨的組織問題產生嚴重分歧。列寧主張黨員必須參加黨的組織，要按照地方服從中央、下級服從上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建黨，而馬爾托夫則主張實行“自治制”，認為黨員可以不參加黨的組織，要把黨建設成一個“黨員俱樂部”。這種分歧最終導致政黨分裂，布爾什維克主義誕生。列寧就是帶領按照集中制原則建立起來的布爾什維克取得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在建設無產階級政黨過程中，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還提出了很多重要建黨思想，例如，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有科學的理論指導，堅持革命的綱領和策略﹔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執行嚴格紀律﹔必須是無產階級先鋒隊，成為無產階級各種革命組織的領導核心﹔等等。這充分說明，全面從嚴治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有別於其他政黨的本質特征。
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營養。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中華文明之所以能綿延數千年，根本在於有中華文化的滋養，有著獨特的價值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融入每個人的血液之中，潛移默化影響著每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全面從嚴治黨的許多思想觀念、價值理念和舉措做法都汲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營養。例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民惟邦本”“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等責任倫理﹔強調“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等正己理念﹔強調“修己以安百姓”“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為政於天下”等修身觀念﹔強調“從官重恭慎，立身貴廉明”“不要人夸顏色好，隻留清氣滿乾坤”等廉政情懷﹔強調“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欲知平直，則必准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等規矩意識﹔強調“言必信，行必果”“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等誠信哲學﹔我國古代還有監察制度，有八府巡按﹔等等。這些思想、理念和做法都有著鮮明的民族特色和永不褪色的時代價值。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全面從嚴治黨時常常引用古代典籍、經典名句，並結合新形勢新問題進行深刻理論闡發，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基因和豐富的智慧源泉。
2 全面從嚴治黨的歷史邏輯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歷史邏輯是理論邏輯的現實基礎。全面從嚴治黨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注重把繼承傳統和改革創新結合起來，把總結自身經驗和借鑒其他政黨經驗結合起來，創造性地回答了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根植於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我們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有著從嚴治黨的傳統。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建黨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堅持思想建黨，提出黨的性質宗旨、三大作風等許多重要建黨思想，特別強調“黨要管黨”，嚴明黨的紀律，開展整風運動，糾正黨內錯誤思想，純潔黨的隊伍，實現黨的高度團結統一，創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鮮明提出“從嚴治黨”、制度建黨，抓住管干部這個關鍵，整頓黨的組織，嚴格執行紀律，繼承和發揚優良作風，堅決懲治腐敗，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寫入黨章，強調“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在全黨開展“三講”教育，從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和執政能力建設等方面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明確提出要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作為主線，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深入開展先進性教育，全面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反腐倡廉建設、制度建設，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回顧歷史，可以說，全面從嚴治黨確保我們黨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為我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取得輝煌成就提供了堅強保証。
借鑒其他政黨建設的經驗教訓。中國共產黨是開明開放的政黨，對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從來都結合實際，以開放態度積極吸收借鑒。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在與中國國民黨的合作與斗爭中，看到了國民黨的興衰成敗過程，深刻吸取了國民黨因管黨治黨不嚴致使自身蛻化變質而遭人民唾棄的慘痛教訓。新中國成立后，黨借鑒蘇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陣營兄弟黨的治黨經驗。改革開放后，我們黨積極吸收和借鑒世界各國政黨包括西方資產階級政黨建設的經驗。在與世界各國政黨的交往中，20世紀后期，國外一些曾長期執政的大黨老黨紛紛喪失執政地位，給我們敲響了警鐘。特別是蘇聯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因為管黨治黨不嚴，致使理想信念喪失，組織紀律渙散，不正之風盛行，貪污腐敗嚴重，執政地位丟失，國家崩潰解體。蘇共擁有二十萬黨員時奪取了政權,擁有二百萬黨員時打敗了希特勒,而擁有近二千萬黨員時卻失去了政權。教訓何其慘痛。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反復強調學習歷史，深刻汲取歷代政權更迭和各種政治力量衰敗的教訓，高度重視全球黨際交往，積極推動與其他政黨交流互鑒，通過政黨間協商合作促進國家間協調合作，既從世界其他政黨那裡借鑒治黨治國經驗，又為世界政黨政治文明建設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3 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邏輯
理論的生命力在於實踐。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首次提出“全面從嚴治黨”，提出了一系列全面從嚴治黨新理念新思想新舉措，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作出了原創性貢獻。隨著實踐的發展，全面從嚴治黨必將不斷豐富完善，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強保証。
明確黨和國家事業前進的航向。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根據新時代黨面臨的新任務新要求，堅持問題導向，以猛藥去疴、重典治亂的決心，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勇氣，刀刃向內進行自我革命，全面推進從嚴治黨。抓思想從嚴，堅持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全黨，堅定理想信念。抓管黨從嚴，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引導全黨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抓執紀從嚴，堅持把紀律挺在前面，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強化黨內監督。抓治吏從嚴，抓住“關鍵少數”，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風，打造忠誠干淨擔當的干部隊伍。抓作風從嚴，從中央政治局立規矩開始，從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破題，堅持以上率下、以身作則，推動黨風政風不斷好轉。抓反腐從嚴，堅持系統施治、標本兼治，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動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並全面鞏固。抓制度從嚴，不斷抓緊制度籠子，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經過近十年努力，全面從嚴治黨開辟了百年大黨自我革命的新境界，使黨經歷了革命性鍛造，取得了歷史性、開創性成就，產生了全方位、深層次影響，探索出一條長期執政條件下解決自身問題、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構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權力監督制度和執紀執法體系，創造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強保証。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在黨。”我們黨擁有9500多萬名黨員、48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在14億多人口的大國長期執政，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黨的自身建設關系國家命運、民族前途、人民幸福。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加速演進，我國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我們黨正帶領人民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形勢環境變化之快、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對我們黨治國理政考驗之大前所未有。我們黨作為百年大黨，要始終得到人民擁護和支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把黨建設好。新的征程上，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牢記打鐵必須自身硬的道理，增強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的政治自覺，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繼續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不斷嚴密黨的組織體系，著力建設德才兼備的高素質干部隊伍，堅定不移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堅決清除一切損害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蝕黨的健康肌體的病毒，確保黨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確保黨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
（作者：周清，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來源：《光明日報》2022年0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