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赴蘇區的“擺渡人”

此“王牧師”決非董健吾

李德（德國人）由共產國際選派到中國，擔任中國工農紅軍軍事顧問。1933年秋，李由上海進入廣東汕頭，再經大浦到達中央蘇區瑞金，與中共領導人會合。參加中國革命后，他與紅軍將士同甘苦、共生死，也是從始至終走完長征的唯一外籍戰士。至於他到蘇區的“擺渡人”是誰，至今扑朔迷離。據其自稱，是一位中共地下黨員，姓王的牧師，久而久之，黨史研究者推定姓王的牧師，即埃德加•斯諾所著《西行漫記》記載的“王牧師”——董健吾。這是喜劇性的誤判。筆者是董健吾之子，近期獲此信息，感到是為蹊蹺，自覺擔當這件“懸案”的“志願者”“責任者”，參與查証，厘清真相。

為鄭重起見，筆者買了一本李德撰寫的《中國紀事》細嚼慢讀，果然發現了問題的所在。李德在另一段記述中說：“這裡附帶說一下，1937年，我在延安又見到了他在中央新聞部門當翻譯，另外還擔負一些保衛和聯絡任務……”這樣看來，李德所見姓王的牧師（后來加入共產黨），決非董健吾，因為董此時此刻正在上海進行抗日活動，以共產黨員身份，參加國民黨淞滬特遣支隊，擔任情報室主任。

會不會“浦冠董戴”？

上海八一三事變前后，董還會同國民黨海軍將領歐陽格策劃炸傷日軍“出雲”艦。那時正是1937年8月16日，第二天此消息刊登於《申報》。董沒有分身術再在延安任職。再說1933年，董在上海還有很多重要任務要承擔，比如護衛養育毛澤東的兩個兒子，參與營救陳賡等等，黨組織不可能派他去做“護送”工作。

既然護送李德的不是董健吾，那麼是誰呢？據筆者所知，黨內知名度較高的有兩位“紅色牧師”，另一位就是浦化人。浦、董的經歷有著驚人相似之處：同在聖約翰教會學校求學，英語極好﹔畢業后同當牧師，同棄教從軍，入馮玉祥軍隊，同在那裡秘密參加共產黨，同被“禮送”出境，同在上海“互濟會”、中共特科工作，他們常被黨內外人士視為一人。

《西行漫記》中提到的“王牧師”，一度被認為就是浦化人，就連香港廣角鏡出版社再版的《西行漫記》，也解釋“王牧師即王化人，中國紅十字會常務執行委員”。而真正的“王牧師”董健吾因受“潘楊案”株連，身陷囹圄，全然不知。

幸虧斯諾1960年來訪中國，毛澤東主席親切接見，相見寒暄后，斯諾提出見見“王牧師”。雖然毛主席一口允應，但不知道王牧師是誰，還是周總理提示：會不會是浦化人同志，你記得嗎？在一次國慶招待國內外貴賓的宴會上，你我步經外賓席，有一位老人正在用外語與外賓交流敬酒，我欲與你介紹此人的身份，你擺擺手說認識，戲稱“牧師同志”“老朋友”，上前握手。接見后，浦老斬釘截鐵告知“王牧師”乃董健吾也。這不僅搞清了真相，還為董健吾重出江湖作了歷史見証人。現在看來，以往有過“董冠浦戴”，難道如今不會“浦冠董戴”嗎？

浦化人就是護送人

對於浦化人是李德的護送人這一推定，要充分論定， 還缺乏足夠的証據。比如浦化人是否化名姓王﹔是否1937年在延安工作﹔是否到過汕頭，去干什麼，這些很難查証。兩年多來，筆者雖然已是米齡之人，多次生病住院，但還是依靠晚輩斷斷續續到處查証。在“雲端”、圖書館、檔案館、黨史紀念館尋尋覓覓，功夫不負有心人，基本查証清楚。

浦化人

其一，浦化人曾用名王養三。其二，1937年他確實在延安新華社當社長兼翻譯，1941年擔任晉冀魯豫高級法院院長。第三點是最難查的，也是費時最長的，我找到浦老去過汕頭的蹤跡，是在他的家鄉、無錫革命陳列館收藏的《無錫人物》中的一篇文章——《從牧師到中共高級領導干部浦化人》，看到了令人興奮的、珍貴的幾行敘述：“在上海工作期間，擔任濟難會的翻譯、會計，在黨的領導下，他積極開展工作。有一次黨組織派他到廣東汕頭和蘇區附近開展工作，這時，兒子浦維遜早已在汕頭一家黨開設的大藥房做地下工作，浦化人來到汕頭，以革命為重，把個人事放到一邊，即使來到藥店附近，他沒去藥店與兒子見面，隻與藥店負責人（地下黨員）在旅館談一談，在完成上級交代的任務后，連夜趕回上海，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浦化人奉調去延安。”

根據汕頭市委黨史研究室所藏史料，浦化人的兒子浦維遜工作的藥房，原來就是黨在汕頭的交通站。1931年顧順章叛變后，周恩來果斷命令，對藥房停止作用，改為備用，並啟用華富電料行為交通站。由此，上海黨組織派浦化人護送李德到蘇區的原因不言而喻。

浦化人是家父的革命引路人、入黨介紹人，家父則是浦在遇險時的報警人和營救人，兩位“紅色牧師”患難與共，恩恩相報，不是兄弟勝似兄弟。

（來源：《黨史信息報》2022年4月27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