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國是理想的歸宿地”

1963年，斯特朗在北京台基廠的住所。新華社發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國進步作家、記者。她曾六次來到中國，人生旅程的三分之一在中國度過。她熱愛中國，熱情謳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的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為增進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作出了重要貢獻。

做中國革命的記錄者

1885年11月，斯特朗出生於美國內布拉斯加州費倫德城。在父母的影響下，她自幼刻苦學習，22歲就以優異的成績獲得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她積極投身於進步的社會活動，關注產業工人和勞工運動，致力於廢除雇佣童工的斗爭，反對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擔任美國西雅圖總罷工工會報紙《西雅圖工會紀事報》編輯時，撰寫了一批觀點犀利的社論。1921年，在俄國十月革命的感召下，斯特朗離開美國到達莫斯科，撰寫了大量作品贊美“人的新世界與新世界的人”，后來她在蘇聯生活了近30年。

1925年，斯特朗第一次來到中國。她最早關注的是一些軍閥。她發現，軍閥“把掠奪合法化了”，他們稱霸一些省份，在外國的幫助下掠奪人民，互相爭奪地盤。在上海，給她印象最深的是，“從印度招募來的高個子錫克族警察，在大街上公然抽打膽怯發抖的苦力”。斯特朗又先后到訪香港和廣州。當時規模宏大的省港大罷工正在進行，斯特朗親眼見識了中國工人運動的偉大力量。

1927年，斯特朗第二次來到中國，訪問了湖南、上海、武漢和西北地區，考察報道工農革命運動，揭露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真相。她滿懷悲憤地寫下《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民》一書，揭露了蔣介石對中國革命的叛變和鎮壓、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妥協退讓﹔報道了中國共產黨和革命群眾在白色恐怖下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斗爭，記述了“紅色政權的崛起”。

1938年1月，斯特朗第三次來到中國，經過長途跋涉，到達山西五台山八路軍總部訪問。對前來迎接她的朱德總司令，斯特朗寫道：“穿著灰藍色衣服，很像一個朴實的農民，他和藹、朴素，一點都沒有架子，和農民們一起在漫天灰塵中跑出來迎接一個剛剛抵達的外國朋友。”斯特朗還採訪了彭德懷、賀龍、劉伯承等高級將領。她在當地的一戶農民家裡睡土炕，同八路軍總部的領導人一起在一間三面有牆、一面直通嚴寒的露天的小屋子裡，吃著一天兩頓簡單的飯菜。

1938年2月，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前排左二）在山西洪洞八路軍總部採訪時與朱德（后排右三）、彭德懷（前排右二）等合影。(翻拍照片) 中新社發 井韋/攝

訪問期間，斯特朗見証了八路軍英勇抗戰的壯舉。斯特朗敏銳地觀察到，八路軍巧妙運用廣泛的游擊戰和集中主力殲敵一部的作戰方針，拆毀鐵路，奪回許多座縣城，多次開展伏擊戰、襲擊戰，有效打擊和消耗日軍有生力量。八路軍是“經常使敵人遭受比自己更大傷亡的唯一的中國軍隊”。

斯特朗真切感受到八路軍和人民群眾的緊密聯系。八路軍總部所在村子的村民微笑著告訴她：“人人都熱愛他們，因為他們保護我們不受日本人奴役。”斯特朗在山西遇到的一位外國傳教士十分惋惜地說，他最好的福音傳道人和教士都放棄了優厚薪金，去過八路軍的艱苦而又危險的生活，“這支軍隊成功地激起一種全心全意的自我犧牲精神，而這是他一直未能辦到的”。八路軍的領導人則這樣形容軍民關系：“我們的軍隊在人民中間，就像魚兒在海裡一樣。”人民群眾幫助八路軍在道路上巡邏，傳送情報，照料和運送傷員，年輕人滿懷熱情地參加八路軍。斯特朗看到，由於軍民緊密相連，八路軍的情報工作做得比任何其他中國軍隊都要好。

通過實地採訪和深入了解，斯特朗深切地感受到八路軍是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朱德等領導人有十分堅定的信仰，艱苦朴素、廉潔奉公，他們毫無“官架子”，與戰士一樣拿著微薄的工資，吃著簡單的飯菜。廣大指戰員之間有著深厚的同志情誼，每個人都發揮著主動精神。她注意到“戰士們在談到他們的指揮官的時候，臉上流露出來的喜悅神色”。斯特朗注意到軍隊長途跋涉中被用擔架抬著的傷員，她寫道：“哪一支軍隊會如此關心普通的士兵？對八路軍來說，每個普通士兵都是寶貴的。”她認為，八路軍的這些特點是世界任何地方所罕見的，這正是八路軍不斷發展壯大、有力打擊敵人的力量源泉。

1940年12月，斯特朗第四次來中國，她從阿拉木圖搭乘飛機到達重慶，會見了中共代表周恩來。據斯特朗回憶，周恩來花了好幾個晚上向她介紹國民黨頑固派不斷制造軍事摩擦的罪行。皖南事變發生后，斯特朗在紐約克服重重困難，設法把資料交給在《紐約先驅論壇報》工作的朋友，隨后她又撰寫詳細的長文，在《美亞》雜志發表，揭露國民黨破壞抗戰的真相，在國際社會引起了強烈反響。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抗日戰爭勝利后，1946年斯特朗第五次來到中國。在宋慶齡的幫助下，她於7月31日訪問了延安。

延安的生活無疑是艱苦的。斯特朗發現，中國共產黨的干部們工作時間很長，但維持生存的食物卻很少，到了冬季減為每天兩頓飯，主要吃小米和瓜菜。他們在寒冷的窯洞裡工作，坐在木凳或長凳上，點的是昏暗的小油燈。但在這裡，斯特朗感到無比愉快，這是她記憶中最快樂的時光。“盡管生活條件艱苦，但是歡快的友情卻使艱苦變成了樂趣。”

延安楊家嶺，毛澤東與斯特朗談話處。中新社發 杜飛豹/攝

在延安的採訪中，斯特朗聽到最多的詞匯是“人民”。她認為，“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學習”等話語，“表達了一種永恆的愛和一種最終的信念”。到達延安一周后，她在楊家嶺見到了穿著大塊補丁衣服的毛澤東。斯特朗的第一印象是，毛澤東身材魁梧，毫不拘束，“舉止像美國中西部的農民，緩慢、有力而從容”。他們坐在窯洞外一棵蘋果樹下，圍坐在一張桌子旁。毛澤東的小女兒在他膝前玩耍。談話開始不久，斯特朗注意到毛澤東居住的窯洞上方草叢有響動，考慮到前不久這裡剛剛遭遇敵機轟炸的險情，她很警惕。毛澤東告訴她，是鄰居家的孩子們對他的外國客人感到好奇，躲在上面偷看。

毛澤東向她分析了中國革命和世界的形勢，並在這次談話中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述。他說：“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擔任這次談話翻譯的陸定一起初把紙老虎譯成“稻草人”，但毛澤東不同意用這個詞，糾正說紙老虎不是插在田裡的死的東西，它嚇唬的是孩子而不是烏鴉。它看起來像一頭危險的猛獸，但實際上只是紙糊的，一遇潮就軟了。斯特朗聽到這句話，簡直欣喜得如獲至寶。這個論斷很快傳遍了國內外，深入人心，產生了人們意想不到的巨大的力量。

向世界報道新中國成就

1962年5月28日，斯特朗參觀浙江省富陽縣三山人民公社。新華社記者 沈楚白 / 攝

1958年，72歲的斯特朗第六次來中國訪問，隨后在中國度過了她的余生。在新中國遭到封鎖、歪曲和誤解的年代，她沖破重重阻力來中國定居，需要巨大的勇氣。她說：“我認為中國人民比任何人更知道人類要走的道路。”

1958年10月1日國慶節，斯特朗被邀請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看盛大的國慶慶典。在觀禮台上，毛澤東同她握手，詢問她的健康情況，並對她說，如果當時知道需要那麼長時間你才能回到中國，當初就不會讓你離開延安了。斯特朗與毛澤東的合影被刊登在各大報刊上，同時發表的還有1946年他們關於“紙老虎”的談話。

來到中國后，斯特朗心情愉悅。對新中國深切的熱愛，使她的寫作精力更加旺盛。她要寫中國共產黨艱苦奮斗的精神和延安時代的光榮傳統，她要讓世界人民尤其是美國人民能更清楚地了解中國，她要使對中國有誤解的人們改變看法。一本新型的英文刊物《中國通訊》，在1962年誕生了。為了辦好這本刊物，斯特朗付出了艱辛的勞動。她閱讀中外報刊，到各地去採訪，與工農兵群眾接觸。

1962年6月19日，斯特朗在江西省豐城縣農村訪問。新華社記者 況全林/攝

她不知疲倦地工作著，達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年逾古稀的斯特朗工作起來嚴肅認真，每寫一篇文章，總要結合當時的形勢和讀者的問題，構思出恰當的主題。寫作時，她反復推敲和修改完善，有時修改多達十余稿。有時夜深人靜，忽然有了好的想法，她就半夜起身，坐到打字機旁工作起來。在她的努力下，《中國通訊》一共編寫了69期，發展到用6種文字出版，發行到世界許多地方，每期印刷四五萬份還不能滿足讀者的需要。1970年3月，斯特朗因心臟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終年85歲。

斯特朗一生追求真理，在近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裡，她熱情支持中國人民的獨立、解放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贏得了中國人民的友誼和尊敬。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七部審稿處處長）

（來源：《中國新聞發布》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