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六大：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

位於莫斯科近郊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這是黨的歷史上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大會認真總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糾正了“左”傾盲動錯誤，對事關中國革命存亡的一系列嚴重爭論的根本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六大以后的兩年，中國革命走向復興和發展。

（一）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全國處於嚴重白色恐怖的黑暗時期。據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達31萬人，其中共產黨員2.6萬人。大批黨的優秀干部，為了黨的事業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下。黨的組織全部轉入地下，黨員人數從大革命高潮時近6萬人，下降到1萬余人。中國共產黨經受了自成立以來的最嚴峻的考驗。

1927年7月中旬，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實行改組，陳獨秀離開中央最高領導崗位，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等組成中央臨時常務委員會。中央臨時常委會隨即作出三項重要決定：將黨掌握和影響的部隊向南昌集中，准備發動武裝起義﹔組織工農運動基礎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廣東四省農民發動秋收起義﹔召開中央緊急會議，討論和決定大革命失敗后的新方針。

1927年8月1日，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黨掌握和影響的軍隊2萬余人，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由此誕生，中國共產黨從此走上了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建立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之路。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並選出了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強調“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付出血的代價后得出的正確結論。從此，武裝斗爭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方式。

八七會議后，各地黨組織相繼發動了一系列的武裝起義。其中重要的有這年9月9日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同年12月11日由張太雷、葉挺、葉劍英等領導的廣州起義，以及方志敏領導的贛東北起義，周逸群、賀龍領導的湘鄂西起義，中共黃麻特委領導的黃安、麻城起義，朱德、陳毅領導的湘南起義，張鼎丞、鄧子恢領導的閩西起義，陝西地方黨組織領導的渭（南）華（縣）起義，彭德懷、滕代遠領導的平江起義等。

經過八七會議，黨內一度存在的右傾錯誤得到了糾正，但由於對當時的形勢作了脫離實際的估計，沒有認識到革命正處於兩個高潮間的低潮時期，主觀地認為革命潮流處在“一直高漲”之中，又沒有看到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不懂得適當的退卻、保存自己是必要的，反而一味地強調進攻，甚至在一些敵人控制嚴密的地方發動毫無勝利希望的武裝起義。因而八七會議后不久，黨內出現一股以盲動主義為特征的“左”傾急性病，結果欲速則不達，使革命遭受了本可避免的損失。

至1928年春，黨內一度發生的“左”傾盲動錯誤，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停止了。但是，對於一些事關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如大革命失敗后中國社會的性質、當時的政治形勢、革命任務和斗爭策略等，都還沒有統一認識。因此，亟須召開一次全國性的大會，解決上述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以統一全黨思想，促進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就這樣，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提到了議事日程。

（二）

最早提議召開六大的是八七會議。會議通過的《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指出，黨“應在六個月之內准備召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同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又討論了召開六大的問題，並通過了《關於第六次全黨代表大會之決議》，決定於1928年3月初至3月半之間召開六大，大會會期和地點由中央常委決定。

1928年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又一次討論召開六大有關事宜。會議通過討論，確定出席大會人數為50人左右，具體辦法由中央組織局決定﹔大會召開地點待定。之所以不能確定六大地點，是因為當時全國白色恐怖極為嚴重，黨的組織處於極端秘密狀態，國內很難找到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來開全國性的代表大會。瞿秋白提出可在澳門開，但多數人認為在香港開更合適。這個問題最后沒有定下來，決定以后再議。

當時，白色恐怖太嚴重了，中國之大，竟找不到一處適當的開會場所，而黨又需要一段比較充裕的時間和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對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進行總結，研究部署今后工作。正好此時，共產國際決定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和少共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屆時中共都將派代表團出席大會，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提出，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要求共產國際執委會派代表團參加，請斯大林或布哈林出席大會，直接指導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共產國際執委會批准了中共中央的請求。1928年4月2日，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開會，研究六大的問題，決定李維漢、任弼時留守，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鄧小平為留守中央秘書長。

4月下旬和5月上旬，赴莫斯科參加六大的各地代表從上海陸續起程，大部分經大連、哈爾濱，偷渡滿洲裡邊界，進入蘇聯境內，也有乘蘇聯輪船直接到海參崴的。

1928年6月18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召開。會址設在莫斯科近郊納羅法明斯克地區五一村。這是一棟三層的樓房，底層是餐廳、廚房和其他一些房間，大會的秘書處就設在這些房間裡。二樓有一個約能容納七八十人的客廳，作為六大的會堂。客廳旁邊還有一些房間，部分代表和工作人員住在這裡。三樓則全部作為代表的宿舍。

出席大會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選舉權的代表84人，這時全國黨員沒有准確的統計數字。此外，共產國際代表、少共國際代表、赤色職工國際代表，以及意大利、蘇聯等國共產黨的代表也出席了開幕式。

在雄壯的《國際歌》中，大會正式開始。大會主持人宣布：向中國革命中死難的烈士默哀三分鐘。接著，大會通過了主席團、正副秘書長、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名單。然后，由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致開幕詞。共產國際、少共國際、意大利和蘇聯共產黨的代表，及共青團中央代表關向應、全國總工會代表蘇兆征等分別向大會致賀詞，瞿秋白代表大會主席團致答謝詞。

大會第二天，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報告。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題為《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政治報告。隨后，會議分組討論這兩個報告。討論十分激烈，主要集中在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要不要進行合法斗爭、革命的高潮與低潮等問題上。6月30日和7月3日，周恩來分別作了組織問題報告和軍事報告。大會期間，蔡和森、王若飛、張國燾等作了長篇發言。大會還通過了關於政治、軍事、組織、蘇維埃政權、農民、土地等十幾個決議案，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章第四次修正案。

六大的最后一項議程是選舉產生第六屆中央委員會。7月10日上午，大會正式選出中央委員23人，候補中央委員13人。7月19日，六屆一中全會選舉蘇兆征、項英、周恩來、向忠發、蔡和森、瞿秋白、張國燾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關向應、李立三、羅登賢、彭湃、楊殷、盧福坦、徐錫根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選舉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項英、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李立三、楊殷、徐錫根為常委會候補委員。由於當時共產國際過於強調黨中央領導層中的工人成分，7月20日，第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武漢碼頭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秘書長。

（三）

黨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會議。這次會議是在大革命已經失敗，黨領導的土地革命剛剛興起的關鍵時刻召開的。它認真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對於有關中國革命的一系列重要而黨內又存在爭議的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

一是正確分析了大革命失敗后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國革命的性質。大會認為，大革命失敗后，中國真正的統一並未完成，中國並未從帝國主義的鐵蹄下解放出來，國家政權依然為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豪紳地主買辦資產階級所掌握﹔地主階級的土地剝削制度並沒有廢除，封建余孽也未肅清。因此，中國仍然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中國社會的性質決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大會通過的《政治議決案》明確提出：“中國革命現在階段底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如認為中國革命目前階段已轉變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是錯誤的，同樣，認為中國現時革命為‘不斷革命’，也是不對的。”因此，中國革命現時的中心任務，一是驅逐帝國主義者，達到中國的真正統一﹔二是徹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階級私有土地制度，實行土地革命﹔三是力爭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的政權，這是引進廣大的勞動群眾參加管理國事的最好的方式，也就是實行工農民主專政的最好的方式。

二是正確地指明了當時的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大會指出：“第一個革命浪潮已經因為歷次失敗而過去了，而新的浪潮還沒有來到，反革命底勢力還超過工農”。現時的形勢，一般說來是沒有廣泛的群眾的革命高潮，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這就是現時形勢的特征。大會又指出，新的廣大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中國的反動統治階級並沒有能力徹底地消滅中國革命，革命力量不僅保存下來，而且繼續發展。同時，引起革命的社會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由於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加緊，這些矛盾繼續加深、日益尖銳，必將促進革命的發展。根據這樣的政治形勢，六大確定黨在現階段的總任務不是進攻，不是普遍地組織起義，而是爭取群眾，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

黨的六大指出，必須努力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發展紅軍，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農村豪紳地主階級是革命的主要敵人，無產階級在鄉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貧農，中農是鞏固的同盟者。大會糾正了1927年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在土地革命中應“沒收一切土地”的錯誤主張，指出應無代價地立即沒收豪紳地主階級的土地財產，沒收的土地歸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處理，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使用﹔並且要保護工商業，反對均分小資產階級財產的傾向。對於富農，則要根據其對革命的不同態度予以區別對待。在富農繼續同軍閥地主豪紳斗爭時，要爭取它。黨在目前階段中的任務，乃在使這種富農中立，以減少敵人的力量。

三是總結了過去斗爭的經驗教訓，強調反對“左”傾盲動主義。大會認為，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當時黨的機關的機會主義政策。這種機會主義的政策，在大革命后期，就是在統一戰線中不能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不能對於革命同盟者實行階級的批評，不去動員革命力量，准備群眾力量，以求戰勝自己暫時的同盟者之反動的企圖，有時候，反而去阻止群眾運動的發展，如此等等，實際上是斷送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權。

大革命失敗后，盲動主義一度給革命帶來很大的危害，有些地方的黨組織在組織武裝起義時，採取燒殺政策，甚至提出“讓有產者變無產，然后強迫其革命”的口號，嚴重地脫離群眾。組織上又採取懲辦主義，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的領導者周恩來和毛澤東，都被指責犯了“機會主義”錯誤，分別予以政治紀律處分。大會通過的《政治議決案》指出，盲動主義從理論上講，就是以少數人去進攻顯然佔著絕對優勢的敵人，而不斷地實行武裝斗爭，不要群眾不顧群眾的盲亂的瞎干，其方法上是不去教育說服群眾，而是指揮、強迫群眾的命令主義。因此，必須切實糾正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這是黨的工作方針的一個重大轉變。

（四）

六大在作出一系列正確判斷的同時也有其缺點。一是對中國社會的階級缺乏准確的分析，否認中間營壘的存在，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最危險的敵人。大會通過的《政治議決案》認為：“中國之反對帝國主義的、徹底變更土地制度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隻有反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方才能夠進行到底，因為民族資產階級是阻礙革命勝利的最危險的敵人之一。”大革命失敗后，雖然民族資產階級上層中一部分人追隨蔣介石和汪精衛背叛了革命，但並不意味著整個民族資產階級都成了革命的敵人，相反，由於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沒有變，民族資產階級仍然受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打壓，他們仍然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訴求，是無產階級革命應當爭取的力量和團結的對象。

二是沒有認識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復雜性，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對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認識不足。黨的六大一方面強調要發展蘇維埃的根據地，另一方面還沒有認識到農村斗爭對中國革命的特殊意義，仍堅持城市中心論，把城市工人運動的興起看作是新的革命高潮到來的決定性條件。周恩來后來回憶說，當時，具體負責指導六大的布哈林對中國蘇維埃、紅軍運動的估計是悲觀的。他認為隻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則會妨害老百姓利益，會把他們最后一隻老母雞吃掉，老百姓是不會滿意的。同時，六大雖然承認中國革命的第一個高潮已經過去，新的革命高潮還沒有到來，現在正處在兩個高潮之間的低潮，但認為革命的高潮很快就能到來，到時就可以發動武裝起義，奪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以至推翻國民黨新軍閥統治，這一定程度上導致后來黨內出現嚴重的“左”傾冒險錯誤。

三是在組織上片面強調黨員成分的無產階級化和“指導機關之工人化”。黨的六大一方面強調：現在，黨在失敗之后，受著損喪而減低了戰斗力，黨的主要任務就是加強自己的戰斗力及黨的無產階級化，這是正確的。但是另一方面，六大又過於強調繼續引進工人同志的積極分子加入黨的指導機關，務使指導機關工人化。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六大代表和六大選舉產生的中央領導機構都存在片面“工人化”的問題，在有選舉權的84名代表中，工人佔了41人﹔在六大選舉產生的36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工人佔了21名。

黨的六大雖然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點，但總體來說，它總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糾正了“左”傾盲動錯誤，在一系列存在嚴重爭論的有關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上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基本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對克服當時黨內存在的“左”傾情緒，擺脫被動局面，實現工作轉變，對中國革命的復興與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到1930年上半年，全國已建立了大小十幾塊農村革命根據地，紅軍發展到了近10萬人。1929年6月，全國黨員已增加到近7萬人，到1930年9月，發展到12萬余人。遭受重挫的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人運動，也有了一定的恢復與發展。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