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共產黨宣言》

《共產黨宣言》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對於全世界的共產主義者都具有非凡意義。縱觀黨的歷史，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都是在《共產黨宣言》的影響下確立信仰，走上革命道路的。在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中，周恩來很早就讀過《共產黨宣言》，這本書也影響了他的一生。

東渡日本，“一線陽光穿雲出”

周恩來是從愛國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信仰者的。1917年，周恩來以均分89.72的優異成績從南開中學畢業。他帶著“軍國、賢人政治這兩種主義可以救中國”的期待，決定到已經開始工業化道路的日本去求學。臨行前，他寫下“大江歌罷掉頭東”的詩句，並與同學郭思寧相約“願相會於中華騰飛世界時”。

在日本，周恩來大量閱讀社科類書籍，包括《社會主義神髓》《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著作。以《社會主義神髓》一書為例，作者幸德秋水在開篇的自序中就強調本書首先參考的文獻就是《共產黨宣言》，並特別介紹唯物史觀公式，這些都給周恩來帶來了思想上的啟迪和視野上的開拓。1918年7月至9月，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后在國內大量收購軍米，引起米價暴漲，嚴重影響百姓生計，這一情況導致多地爆發“米騷動”事件。日本全國共有33個縣，1/4的人口卷入其中。9月中旬，日本政府最終以出動軍隊的武力方式平息了這一事件。“米騷動”事件使周恩來認識到，國富和民強並不是自然關聯的，日本社會問題的尖銳很直接地說明了其發展道路並不完美。

現實的沖擊，使得周恩來原來對日本抱有的期待破滅了。但是，周恩來在日期間讀過的那些遵循《共產黨宣言》原理寫就的著作，包括《震動環球的十日》《社會問題研究》《貧乏物語》等書，讓周恩來初識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資本論、階級斗爭學說等理論並倍感欣喜，他在《雨中嵐山》中曾這樣描述自己當時的心情：“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見著一點光明，真愈覺姣妍。”

五四運動，“思想是顫動於獄中”

1919年初，在知悉母校要建大學部后，周恩來決定歸國報考新成立的南開大學。不久，因為在巴黎和會中的外交失敗，五四運動在北京率先爆發並迅速席卷全國。5月5日，天津學生第一時間作出響應，周恩來也積極參與其中。接下來的日子裡，他參與創建進步團體覺悟社、創刊《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等，號召青年學生通過“革新”與“革心”以向舊勢力、舊世界發起戰斗。這些都推動了天津五四愛國運動的發展，周恩來本人也逐步成長為學生運動的領導骨干。

1920年1月，因為參與領導學生運動，周恩來在赴直隸公署請願時被捕。在獄中的半年時間裡，他和大家一方面積極與反動政府抗爭，另一方面集中研究社會問題。據《警廳拘留記》記載，周恩來五次對獄友作演講，主題都與馬克思學說中的經典觀點有關。如此系統的演講，除了體現周恩來具有良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也間接反映了他在日本的學習經歷。

對於周恩來而言，這是他個人馬克思主義觀開始形成的一個重要時期，牢獄的歷練和人身的羈押，沒有讓他感到人生的彷徨，反而更加認清中國的現狀，催發了思想的升華。從個人的成長經歷看，周恩來逐步確立共產主義信仰的過程便是始於這段獄中生活，他曾跟友人說到，自己“思想是顫動於獄中”。同年8月，《共產黨宣言》中文譯本在國內問世，譯者陳望道。對於這部中文首譯本，周恩來給予了很高評價，他說：“我最早讀到的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這個譯本雖然有些缺點，但基本原理大體是正確的。”多少年之后，當長征結束周恩來在陝北接受埃德加·斯諾的採訪時仍念念不忘：“在赴法國之前，我從譯文中讀過《共產黨宣言》。”

旅歐入黨，“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

周恩來出獄之后，無法再回南開大學正常就讀。這時，剛好趕上國內興起一股赴法勤工儉學的熱潮。乘著這個機會，周恩來也想到歐洲去實地看一看，一方面了解當地社會真相，另一方面對比社會改造學說，然后結合中國的實際狀況，選擇一套適合中國的科學理論，走出一條適合中國的革命道路。1920年11月，周恩來終於如願登上赴法的郵輪。能赴法國勤工儉學，這背后要感謝母校南開中學的創辦人嚴修，沒有他的慷慨相助，周恩來留法是絕無可能的。到達法國后不久，周恩來又輾轉去過英國、德國、比利時等國家。

當時的歐洲正處於一戰之后，社會上各種思想激蕩，主義思潮不斷。在英國期間，周恩來不僅注重課堂聽講，還把市井中的社會現象都作為考察項目，同時密切注視國際國內局勢的動向。在那時，歐洲各國共產主義運動高漲。周恩來抓住馬克思主義學說得到充分傳播的有利條件，先后研讀了英文版《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大量經典著作，訂購多份英法等國的共產黨機關報。結合對英法等國社會及工運現狀的考察，周恩來對各種主義思潮反復對比，同時還不忘與國內好友通信探討，最終認識到社會主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由此確定了個人的政治信仰。對於這段經歷，周恩來后來回憶說：“在國內曾看到《共產黨宣言》，在法國又開始讀到《階級斗爭》（考茨基）與《共產主義宣言》，這些著作對我影響很大”，“所以很短時間內，即轉變到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了”。

1921年，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的周恩來，加入巴黎共產主義小組，由此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一年后，周恩來在給國內覺悟社好友的信中，深切回顧了自己信仰確立的心路歷程，他說道：“我從前所謂‘談主義，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歐洲后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時的心理，而現在我已得有堅決的信心了。”“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制宜！”就在確立信仰之時，周恩來得知覺悟社社員黃愛被反動軍閥殺害的消息，他悲憤地寫下詩篇《生別死離》表示悼念，並明確表示：“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

革命生涯，“把它當作貼身伙伴”

1924年，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周恩來按照黨中央的要求，回國參加革命。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周恩來始終把《共產黨宣言》當作貼身伙伴，學習它、宣傳它、踐行它，始終堅定信仰，堅守政治諾言，把自己的一生都無私地奉獻給了黨、國家和民族。

周恩來一生，不僅自己經常閱讀《共產黨宣言》，還不忘利用各種機會對外推薦它。在黃埔軍校任職期間、北伐戰爭中、土地革命中，周恩來都積極在他所領導的軍校學生、革命隊伍、黨員干部等群體中傳播《共產黨宣言》。長征期間，周恩來把《共產黨宣言》放在隨身攜帶的皮包中﹔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依然沒有放下對《共產黨宣言》的學習和宣傳，他還在做統一戰線工作時，創造性地將《共產黨宣言》送給宗教界等各界人士，推薦他們閱讀了解﹔延安整風時，周恩來再次認真閱讀博古校正版的《共產黨宣言》，還工整地在封面簽下個人姓名和閱讀時間、閱讀地點等重要信息。在德國特裡爾的馬克思故居紀念館，有周恩來閱讀信息的《共產黨宣言》復制本被作為中國領導人贈送的國禮，永久地保留在那裡。

對於《共產黨宣言》，周恩來充滿敬意和深情﹔對於它的中文首譯本作者，周恩來同樣如此。每次見到陳望道，周恩來都不忘與他交談，談談自己的心得體會。1949年6月全國第一屆文代會召開時，周恩來鄭重地對參會的陳望道說：“陳望道先生，我們都是您教育出來的。”1975年1月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又殷切地對陳望道說：“當年長征的時候我就把《共產黨宣言》當作‘貼身伙伴’，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共產黨宣言》，我真想再看一遍。”“這是馬列老祖宗在我們中國的第一本經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心病啊！”同年3月，周恩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期間再一次見到陳望道，他說：“《共產黨宣言》你是參考哪一國的版本翻譯的？”陳望道回答說：“日文和英文，主要是英文。”周恩來就用英文和陳望道交談，並對《共產黨宣言》英文版作了一些分析，此外兩人還商討了翻譯上的一些問題。

在擔任政府總理的26年中，周恩來始終注意把《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原理運用於實踐中。他在處理知識分子改造問題時，提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對於確立知識分子的革命的人生觀和科學的世界觀，具有決定的意義”﹔他將《共產黨宣言》排在14本推薦中央領導同志必讀書的首位，希望大家都來閱讀這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

跨越歷史的時空，周恩來與《共產黨宣言》一路相伴，走過了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留下了中國共產黨人與《共產黨宣言》的傳奇故事。

（作者：潘敬國，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房震鵬，恩來干部學院周恩來精神研究中心副主任）

（來源：《百年潮》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