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文獻彰顯黨的輝煌歷程

作者:    發布時間:2022-07-1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國家社科基金專刊
分享到 :

編者按:在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進程中,產生並留下了大量珍貴的紅色文獻,真實記載了中國共產黨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記錄了新中國從誕生走向繁榮富強的前進腳步,凝結著先輩們可歌可泣的奮斗精神,是我們寶貴的紅色財富。近年來,黨史學習教育全面展開,紅色文獻是黨史學習教育的重要內容和開展黨史研究的重要依據,挖掘、收集、整理和利用紅色文獻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馬列主義文獻早期傳播與中國共產黨創立

作者:朱鴻召

20世紀初,社會主義成為中國思想界一個滾燙的熱詞。不同社會背景的人士參與到社會主義話題討論中來,形成豐富多彩的文獻,為中國共產黨創立提供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

“主義”成時尚

早在晚清時期,上海報刊就開始零星介紹馬克思主義新思潮。1877年,江南制造局編印的不定期刊物《西國近事匯編》,簡要轉述社會主義學說。隨后,英國在華傳教士李提摩太譯述空想社會主義小說《回頭看紀略》(《百年一覺》)、《大同學》(《社會進化》),傳播甚廣。后者首次出現中文譯名“馬克思”,並摘譯《共產黨宣言》文字片段。

1901年,晚清政府被迫與八國聯軍簽訂《辛丑條約》,中國國際地位跌至近代以來最低點,反清革命風起雲涌。馬克思主義作為反對專制壓迫、追求自由平等的西方新思潮,在中文世界得到廣泛的傳播。

在東京,中國留學生與旅日學者創辦《譯書匯編》《浙江潮》《民報》《天義報》等雜志,從日文大量轉譯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與日本交通對接的上海,翻譯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圖書隨之增多。1912年,《新世界》雜志刊載朱執信著譯文章,稱《共產黨宣言》“不啻二十世紀社會革命之引導線,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動力也”。

尤其是1912年之后,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改良派人士、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以江亢虎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以杜亞泉為代表的進步知識分子,均積極參與社會主義的討論,客觀上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

開啟傳播新階段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隨后更名為《新青年》,新文化運動由此發端。新文化運動開啟了馬克思主義傳播新階段,隨后的各種報紙、雜志、圖書出版層出不窮,眾彩紛呈。

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后,李大釗率先高呼擁護,並在《新青年》旗幟鮮明地闡述《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新青年》遷回上海后,由“新青年社”直接辦理編印發行事務,成為中共早期組織機關刊物。

新青年社除在刊物上持續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專題、專欄、專號外,還組織出版“新青年叢書”10種、“新青年社叢書”12種。其中《社會主義討論集》《中國革命問題論文集》為有關專題討論文章匯編,其他主要都是西方有關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論著翻譯。

在此前后,以梁啟超為代表的共學社組織編譯“馬克思研究叢書”,首批9種﹔以戴季陶為代表的“社會經濟叢書刊行會”組織編譯“社會經濟叢書”,首批16種﹔以商務印書館名義組織編譯“新時代叢書”,首批8種,都以馬列主義及其相關研究為主要內容。

據不完全統計,1919—1922年,全國共翻譯出版馬列主義及其相關圖書89種,其中出版機構與地點不詳的11種,在上海出版59種。這些著作仍以翻譯為主,比轉述介紹更加完整,在接受馬列主義思想理論方面更加系統、成熟並堅定。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做了充分的理論准備。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9月以人民出版社名義計劃組織翻譯、編輯、出版“馬克思全書”15種,“列寧全書”14種,“康民尼斯特叢書”11種,其他有關馬列和社會主義著述9種。出版社地址名義上在廣州昌興新街26號,實際在上海出版,公開發行。

馬克思主義不是孤立的一棵大樹,而是生長在社會主義這片思想叢林中。馬克思主義方案引起世界普遍關注。

“五倍之力”譯宣言

在所有馬列主義早期文獻中,《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是影響最為廣泛和深遠的兩個文本。對於馬克思主義傳播,前者闡明了為什麼,后者講清楚了怎麼辦。

《共產黨宣言》第一次全面系統闡述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誕生的重要標志。1919年,陳望道從日本回國,之后應《星期評論》雜志邀約,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共產黨宣言》。為避免干擾,他回到老家義烏農村,把自己關在一間小柴屋裡,參照日文和英文版本,用超過平常翻譯五倍的功夫,潛心翻譯,字斟句酌。1920年4月,他帶著譯稿來到上海,卻遇到《星期評論》停刊。此后,譯稿經陳獨秀、李漢俊校訂后,以社會主義研究社名義於1920年8月初版,9月再版,后不斷加印。

《共產主義ABC》是一本解讀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綱領的小冊子。1921年初,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率先印行中文本,隨后又相繼出現羅雄、彭成、鄭超麟等多個譯本。該書由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撰寫,深入淺出地闡述了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建設,高屋建瓴,通俗易懂,具有很強的實操性。

無數新式知識分子在閱讀了這些馬列主義早期文獻后,選擇中國共產黨,走上了無產階級革命人生道路。

(作者系復旦大學望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在抗戰中成長的《大眾日報》

作者:張清俐 張杰

2019年元旦前夕,習近平總書記對即將迎來創刊80周年的《大眾日報》作出重要批示,稱其“不懈踐行‘黨的立場,群眾的報紙’辦報宗旨”。《大眾日報》在抗日烽火中誕生於沂蒙革命老區,是一份有著光榮傳統、廣泛影響的黨報。

正如《大眾日報》首任總編輯匡亞明在該報創刊七周年時所說:“大眾日報的歷史和山東人民抗戰史分不開,它是山東人民英勇抗戰的史詩,也是山東人民艱苦抗戰的縮影。”位於濟南市濼源大街的大眾日報社史陳列館,220余件珍貴的文獻、實物,近600張圖片,見証了這份紅色報紙80多年的傳承賡續。她不僅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山東地區革命、建設與改革所走過壯闊歷程的見証者,更是這一偉大歷程的參與者和貢獻者。

為抗戰而生

1939年底,《大眾日報》在創刊一周年之際,收到毛主席從延安發來的題詞:“動員報紙,刊物,學校,文化藝術團體,軍隊政治機關,民眾團體,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以提高民族覺悟,發揚民族自信心,與自尊心,反對任何投降妥協的企圖,堅持抗戰到底,不怕困難,不怕犧牲,我們一定要自由,我們一定要勝利。”同這一時期各個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抗戰報刊一樣,《大眾日報》創刊於硝煙戰火中,肩負著動員人民起來抗戰的時代使命。

1937年,日寇進犯山東,至1938年初,省內大部分地區淪陷。1938年5月20日,根據黨中央的指示,郭洪濤帶著50名干部到達山東泰安,很快對創建山東根據地工作做出部署。第二天,中共山東省委干部會議召開。郭洪濤在會上提出,“創辦一張全省性報紙,大力開展黨的宣傳工作”,並將創辦報紙列為創建根據地的三大任務之一。

經過半年的籌備,1939年1月1日,在沂水王庄的一間茅草房裡,4000份《大眾日報》創刊號面世,投送到山東根據地各個機關和部隊。頭版刊登著由匡亞明起草的發刊詞——“本報的使命就是動員人民起來抗戰,發表一切有益於抗戰的言論!” 大眾日報社史陳列館館長於岸青回顧《大眾日報》辦報史時說道:“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無論條件多麼艱苦、環境多麼惡劣,每一個大眾日報人都堅守著一個信念:黨把這塊宣傳陣地交給我們,我們就要守土有責。”戰爭年代,一共有578位大眾日報的先輩壯烈犧牲,於岸青曾對健在的早期大眾日報人進行採訪,記錄了他們在戰爭年代克服重重困難堅持出報的一件件驚心動魄又感人至深的故事。

在極端困難的戰爭環境中,《大眾日報》成功開展了“聯合大會會議”“皖南事變”“減租減息”等重大報道,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動員廣大民眾,成為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輿論陣地。事實上,以《大眾日報》為代表的黨報在革命時期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黨和人民群眾聯系的紐帶

《大眾日報》是黨領導山東革命偉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始終秉承堅定的黨的立場和清晰的新聞理念,毫不動搖地以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工作任務作為根本遵循。

“黨的立場,群眾的報紙”——《大眾日報》的這一辦報宗旨最早見於1943年1月1日,時任社長陳沂在該報發表署名文章《我們怎樣改造了大眾日報》。此時的《大眾日報》剛完成長達一年的黨報改造運動。1941年至1942年,是山東抗日根據地極為艱難的時期,大眾日報社與山東根據地在日寇的數次“掃蕩”中付出巨大犧牲。發動群眾、樹立群眾優勢才能打破被動的局面,開展減租減息運動就是發動群眾的重要抓手。1942年5月1日,《大眾日報》頭版刊登社論《紀念五一,切實進行減租減息改善雇工待遇》,拉開了山東抗日民主根據地大規模減租減息運動的序幕,這場群眾運動自此持續了三年。在時任社長陳沂的領導下,《大眾日報》第一次深入而系統地報道群眾運動,刊發多篇社論,針對減租減息運動過程中的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

“在這場涉及千百萬人的利益、涉及根據地鞏固與發展的重大工作中,《大眾日報》始終站在最前面,根據事態發展、工作進展情況刊發社論、報告。山東很多地方都是根據《大眾日報》的社論布置和開展工作的。”於岸青表示,隨著這場運動的深入開展,根據地群眾的生活得到了明顯改善,抗日積極性得到提高。

“怎麼反‘掃蕩’”“怎麼保護糧食不被敵人搶去”“號召春耕夏收、減租減息”“敵頑既要打擊又要爭取”“還要解釋國際國內形勢”……從現存《大眾日報》當時的舊刊可見,報紙的內容與群眾的生活密切相關。“《大眾日報》真正成了黨聯系人民群眾的紐帶和橋梁,成了當地黨的領導機關宣傳組織人民群眾,貫徹黨的政策,指導推動各項革命工作的強大思想武器,成為黨政軍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於岸青說,更重要的是,群眾見到報紙,就知道共產黨和八路軍沒走,就安心了。

黨的七大召開時,中央舉行報紙展覽,《大眾日報》被評為敵后辦得最好的報紙之一。自1942年10月1日《大眾日報》改為二日刊,發行量增加到每期8300份。從報紙籌辦創刊時,匡亞明提出《大眾日報》是“黨的報紙,統一戰線的報紙,群眾的報紙”,到創刊四年后,陳沂將《大眾日報》的辦報宗旨進一步提煉為“黨的立場,群眾的報紙”,《大眾日報》更加堅定了黨性與人民性相統一的辦報方向。

尋訪紅色文獻中的延安記憶

作者:陸航 鐘雯軒

延安是中國革命的聖地。中國革命從這裡走出低谷、走向勝利。在新中國成立后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收錄的159篇重要著作中,成文於延安時期的有112篇。在延安革命紀念館,大量的革命文物、文獻和照片,生動地展現了思想的力量如何穿越時空,真理的光芒如何照亮前路。

巍巍寶塔山,銘記著一代偉人力挽狂瀾的不朽功勛﹔滾滾延河水,講述著一個個創造輝煌的傳奇故事。沿著當年紅軍在陝北的轉戰路線,重訪延安革命舊址,走進毛澤東同志當年住過的窯洞,通過留存的珍貴報刊書籍、宣傳張貼畫和大量的歷史照片,人們追尋著紅色文獻中的延安記憶。

鳳凰山麓的窯洞

夏日清晨,當延安山頭的塔影剛剛開始輝映在曙光中時,鳳凰山麓的毛澤東舊居前,參觀的游人已經排起了長龍。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到達陝北。1937年元月,毛澤東同志隨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由保安(后更名為志丹縣)進駐延安,第一站落腳在鳳凰山麓。

鳳凰山麓“毛澤東舊居”院子裡,當年房東磨面碾米用的石磨和石碾記錄著歲月的滄桑與更替。石窯一門兩窗,中間一孔為會客室,左為臥室,右為辦公室兼書房。潮濕的臥室裡有一盤土炕,炕上放著一張床、兩個行軍箱,地上一張開裂的木方桌,一把掉漆的木靠椅,一隻熏黑的木炭火盆,外加一排用手一碰就會吱吱作響的木書架。

1937年10月,英國記者貝特蘭在鳳凰山麓的窯洞裡拜訪毛澤東后,在其日記裡寫道:“我遇到的人當中,沒有誰能像他那樣使我如此強烈地感受到智慧的能量……”

陳雲同志曾說過,讀《毛澤東選集》,先從五篇富有哲學思想的文章看起,包括《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這其中,第一篇寫於毛澤東入住鳳凰山前一個月,后四篇均寫於鳳凰山麓的窯洞。

環顧庭院,撫今追昔,陝西省委副秘書長、省委黨史研究室主任任宗哲提到,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后,特別是1937年前后,相比艱巨卓絕的長征時期,毛澤東同志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能夠比較集中地對黨的歷史經驗進行深入理論思考和概括總結。此時,中國的政治局勢也正處在由國內戰爭向全面抗戰轉變的歷史時刻。錯綜復雜、變化多端的國內外各種矛盾和客觀形勢,迫切要求黨內統一思想認識,對形勢作出科學分析,制訂出正確路線和策略。

在“毛澤東舊居”展示的紅色文獻中,《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三本著作熠熠生輝。1938年暮春,北方天氣雖然已經轉暖,但陝北窯洞裡依然陰冷。木炭火將窯洞烘烤得溫暖而舒適。為回答困擾人們的種種問題,毛澤東同志開始撰寫醞釀已久、建立在科學分析之上的雄文《論持久戰》。當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論持久戰》科學預見到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明確指出通過這三個階段,中國必將從劣勢到中日平衡再到佔據優勢,而日本必將由優勢到中日平衡再轉向劣勢。戰爭雖然持久,勝利屬於中國!

楊家嶺的禮堂

“窯洞三間光欲燃,明輝一片照山川。”楊家嶺“毛澤東舊居”坐落在一排向陽的半山坡上。毛澤東在這個簡陋的窯洞裡居住了5年。書桌上擺放的《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新民主主義論》《整頓黨的作風》等一大批光輝巨著和桌面一角的油燈,折射出一段紅色歷史。

“這些著作既是凝固的歷史,又是流動的現實。今天,我們穿越時空、回溯初心,在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依然需要它指引前行。”延安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張雪梅不禁感慨。在收錄入《毛澤東選集》(4卷本)的159篇文章中,寫於楊家嶺這間窯洞的有40篇。

蜿蜒的山溝溝,藍瑩瑩的天,火紅的太陽躍出地平線。楊家嶺的七大舊址朴素安謐,走進中央大禮堂,簡陋的條桌和木椅,依舊鮮艷的黨旗……一如往昔的陳設,令人仿佛回到1945年4月23日,回到了數百人濟濟一堂、商討國家前途命運的會場。

在七大開幕式上,毛澤東以《兩個中國之命運》為題,向大會作了致辭。會議期間,毛澤東代表中央作了《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國共產黨高舉建立“聯合政府”的大旗,順應了人民對民主的要求,把越來越多的人團結在自己的周圍。

“國家圖書館收藏有1949年以前出版的《論聯合政府》70多種。”延安革命紀念館黨委書記、館長茆梅芳說,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並寫入黨章,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使黨不斷走向成熟。《論聯合政府》的發表,不僅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產生巨大影響,在國民黨統治地區也引起轟動。張瀾、黃炎培等民主人士紛紛表示響應中國共產黨建立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提出在為民主和平奮斗的過程中,必須與中共實行全面合作。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吳起鎮僅剩7000余人。1936年2月,來到清澗縣袁家溝的毛澤東趴在小炕桌上寫下了《沁園春·雪》:“北國風光,千裡冰封,萬裡雪飄……” 1947年12月,毛澤東在陝北米脂的一個窯洞裡展紙研墨,寫下《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48年3月23日,黨中央從吳堡縣川口東渡離開陝北時,人民軍隊兵力已達280萬,革命勝利的曙光已經照亮了中國大地。

從紅色文獻看偉大建黨精神

作者:忻平 姜楠

1921—1933年,中共中央長期駐扎上海。這一時期,是黨的幼年時期,也是偉大建黨精神在形成之后得到進一步傳承發展的起步階段。通過這一時期的紅色文獻,透視偉大建黨精神的內涵與外延,是研究偉大建黨精神的新視角。

見証革命道路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和中共中央的長期駐扎地。從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到1933年1月遷往江西蘇區,除三次短暫遷離外,中共中央一直駐扎上海。黨中央駐滬時期的紅色文獻,記錄的是這一時期全黨的歷史信息,空間上並不局限於上海。其內容極為豐富,依據載體類型可分為以下三大類。

一是檔案。黨史檔案是各級黨組織在活動中所形成的原始記錄,因其原始、權威、機密、稀有的特質,史料價值較高。黨中央駐滬12年間,中央及各地黨組織在工作中產生了海量的文件,包括幾次黨代會通過的章程、綱領、決議以及日常工作中的通告、命令、報告、宣言、信函等。通過這些檔案文獻,可以詳細觀察黨的方針政策的變化軌跡,探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演進歷程,進而感悟黨的初心使命。

二是文稿。許多黨員尤其是黨內杰出人物在實踐活動中,寫作了大量文章、著作、書信、日記、回憶錄等作品。這些文稿較為充分地反映他們的經歷與思想,折射出他們身上的高尚品質和崇高追求。以瞿秋白為例,他的多篇文章探討革命的理論問題,思考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展現了他救國救民的遠大志向,從他的筆下可以讀出他信仰堅定、忠誠為民的精神氣質。

三是報刊。通過報刊發表革命言論、傳播先進思想,是黨早期開展宣傳工作的重要手段。黨中央駐扎上海期間先后創辦了《向導》《前鋒》《熱血日報》《布爾塞維克》《紅旗》等報刊,各地黨組織也辦有許多報刊。這些報刊傳達黨的聲音,能夠反映這一時期黨的方針政策和思想認識水平,字裡行間充滿昂揚向上、氣勢磅礡的精神力量。

綜合來看,黨中央駐滬時期的紅色文獻既見証了革命道路的走向,也反映了黨的精神品格,具有重要歷史價值與現實意義。

蘊含偉大精神

紅色文獻與偉大建黨精神具有內在關聯性。紅色文獻作為一種紅色資源,是紅色文化的重要物質載體。偉大建黨精神是紅色文獻的精神內核,構成了紅色文獻的內在底蘊。黨中央駐滬時期的紅色文獻,呈現了偉大建黨精神四個層面的內涵。

第一個層面是“堅持真理、堅守理想”,這是對中國共產黨人理想信念和價值追求的集中表達。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明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提出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私有制等目標。黨的二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大會宣言在明確實現共產主義的最高綱領基礎上,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綱領,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點。

第二個層面是“踐行初心、擔當使命”,這是對中國共產黨人歷史責任和時代使命的集中表達。黨的二大通過的《關於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首次將黨定位為“為無產群眾奮斗的政黨”,並提出黨組織群眾的構想。1929年中央“九月來信”首次明確提出了“群眾路線”的概念,要求紅軍“細心去了解群眾日常生活的需要”,展現了黨為人民謀幸福的使命擔當。

第三個層面是“不怕犧牲、英勇斗爭”,這是對中國共產黨人精神風范和意志品質的集中表達。敢於斗爭是共產黨人的鮮明品格。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陷入低潮。在八七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中,“斗爭”一詞共計出現了119次,展現了危機之下共產黨人強烈的斗爭精神。1928年3月,夏明翰在英勇就義前揮毫寫下:“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這一雄壯詩篇展現了共產黨人大無畏的犧牲精神。

第四個層面是“對黨忠誠、不負人民”,這是對中國共產黨人政治擔當和人民立場的集中表達。《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規定,申請入黨者必須為“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並願成為忠實黨員的人”。該綱領共15條,其中涉及紀律規定的就有6條。1929年12月的《古田會議決議》在黨的六大規定的入黨資格基礎上提出發展黨員的五項條件,“忠實”被列為其中之一。

構建精神譜系

偉大建黨精神形成於建黨實踐中。紅色文獻真實記錄了這段歷史,是研究黨史事實的主要史料。通過梳理黨中央駐滬時期紅色文獻,還原這一時期的歷史脈絡,可以清晰地看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與偉大建黨精神的發展過程呈現一致性。黨的一大“開天辟地”,正式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黨的二大以后,黨繼續探索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道路。同時,受到共產國際的影響,黨認識到建立反帝反封建統一戰線的重要性。1923年6月黨的三大正式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次年1月的國民黨一大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由於國共兩黨之間始終存在矛盾,為解決國共合作中的問題,1925年1月黨的四大召開,會議首次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推動了黨向全國性群眾性政黨的轉型。在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黨弘揚偉大建黨精神,推進各項事業的發展,迎來了大革命的高潮。但這種仿行蘇聯的革命道路並不適合中國國情,最終隻能遺憾落幕。

1927年革命轉入低潮后,中國共產黨開始尋找新的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受共產國際的影響,三次“左”傾錯誤阻礙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也影響了黨對偉大建黨精神的繼承和發揚。另一方面,黨內一些人士也在進行著中國革命道路的新探索,毛澤東、朱德和彭德懷等革命家開辟了井岡山道路,開創了多塊農村革命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武裝斗爭。1929年,駐扎在上海的黨中央肯定了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著名的“九月來信”明確提出:“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為此,12月28—29日,紅四軍召開了古田會議,明確了“黨指揮槍”的政治建軍原則。正是在正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前提下,作為精神之源的偉大建黨精神在特殊的歷史環境下,孕育出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古田會議精神等偉大精神,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逐步形成並不斷完善。

黨中央駐滬時期紅色文獻中保存了黨的歷史和精神,也留下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隨著革命實踐的深化和對國情認識的加深,中國共產黨在汲取經驗的基礎上,走出一條獨立自主的中國革命新道路,最終迎來了革命的勝利。

(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偉大建黨精神研究”(21JZD005)、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上海紅色基因百年傳承與時代價值研究”(2021BDS003)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

讓世界了解真實的中國革命進程

作者:黃立波

通過紅色文獻外譯,讓世界真正了解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革命,是向世界講好中國共產黨故事的早期成功范例,其中的寶貴經驗在今天依然值得借鑒傳承。例如,1927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周報第191期轉載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部分章節。僅兩個多月后,《共產國際》俄文版第95期以8個頁面篇幅譯載了《向導》周報的全文。隨后,蘇聯《革命東方》期刊第2期以16個頁面篇幅譯載了這份報告,並以俄文注明作者為毛澤東。《共產國際》英文版同年6月也刊載了報告的英譯本,並評論說,“在迄今為止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出版物中,這篇報告是最為清晰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發表后,短時間內就先后被《共產國際》以俄文和英文翻譯發表,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進程當時已在國際范圍內得到極大關注。

打破敵人封鎖傳播黨的聲音

1934年9月,英國勞倫斯出版社出版了《赤色中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發展與成就報告》,這是毛澤東1934年1月22日在江西瑞金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節譯。譯本序言稱之為“首份英文的關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取得成就與進步的正式報告”。由序言可知,當時外界幾乎得不到任何關於中華蘇維埃政權及紅軍的客觀報道。這也充分說明對外翻譯紅色文獻的必要性,世界需要了解真實的中國革命進程。中國共產黨在法國巴黎創辦的中文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刊物《救國時報》自1935年起發行,先后登載了20篇毛澤東的著作,最多時發行2萬份,遍及40多個國家和地區。

1936年6—10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訪問了延安革命根據地寶安縣,對毛澤東進行了為期十多天的採訪,其中關於《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談話和關於《論統一戰線》的談話以“Interviews with Mao Tse-tung, Communist Leader”為題,首先發表在英國《每日先驅報》上,隨后由上海《密勒氏評論報》第78卷第11、12期分兩期連載。此譯文是毛澤東著作談話類文本最早的英譯本。

此一時期紅色文獻的海外傳播,突出表現出域外先行、國外譯介、單行本發行的傳播特點。外文版的紅色文獻在國內主要面向重慶的外國記者和中外進步人士發行,在國外則主要在受共產國際影響較大的地區特別是蘇聯等地傳播。由此,中國共產黨成功沖破了國內外的輿論封鎖,特別是毛澤東的革命思想、領袖形象和詩人氣質開始走向世界、初現風採,真實的延安及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形象開始被外界關注、理解和支持。

1938年9月24日,《密勒氏評論報》第86卷第4期率先刊載了《論持久戰》的英譯文“How China Can Win”,譯者未署名。盡管此譯文僅不到兩頁,卻是《論持久戰》國內最早的英譯文。同年10月21日,中英雙語《譯叢》周報也刊載了《論持久戰》的英文節譯。從內容上看,后者是對前者的轉載,文后附上了中文底稿。同一時期,由邵洵美和美國女作家項美麗(Emily Hahn)合作主編的英文刊物Candid Comment(《直言評論》)從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分4期連載了《論持久戰》的另一種英譯本,標題為Prolonged War,譯者署名Shih Ming。毛澤東特地為英譯單行本寫了一篇序言,發表於《八路軍軍政雜志》1939年第2期,題目為 “抗戰與外援的關系——《論持久戰》英譯本序言”。其中寫道:“上海的朋友在將我的《論持久戰》翻成英文本,我聽了當然是高興的,因為偉大的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這一時期,一些海外紅色進步出版社也是推動毛澤東著作翻譯與海外發行不容忽視的力量。美國一些出版社也先后出版了《中國:走向統一的征程》《中國的新民主》《論聯合政府》等英譯本。

宣傳中國革命爭取國際支持

抗戰期間,“新華新聞委員會”是當時國內翻譯紅色文獻的代表性官方新聞媒體機構。該機構出版英文《新華新聞委員會簡報》,譯載了一系列中共中央文獻。《簡報》第6期刊載了毛澤東《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報告的英文版﹔第9期以《中國與第二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為題,專刊出版了毛澤東在1939年5—10月間發表講話與訪談的英譯文共5篇﹔第11期刊載了《人民政治委員會:過去的工作與當前的任務》英譯文﹔第14期刊載了《力量平衡與我們的任務》英譯文。此外,《簡報》還收錄有《整頓黨的作風》等一些代表性文獻的英譯文。

China Digest (《中國文摘》)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份向海外發行的英文期刊,也是解放戰爭期間中共向世界宣傳中國革命的唯一英文刊物。該刊1946年12月31日創刊於香港,1951年2月1日停刊,共出版7卷81期,主編為龔澎。在出版發行的四年多,《中國文摘》共刊載毛澤東著作英譯文19篇。其中,《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是《中國文摘》刊載的第一篇毛澤東著作英譯篇目,譯文開頭編者按語提出:“這是毛澤東自1937年以來發表的第五份重要文件。”

從抗戰勝利到新中國成立,毛澤東著作的日譯本有近二十種之多。這一時期,日本國內的毛澤東著作翻譯規模更大、內容更豐富,主要以研究型翻譯為主,翻譯機構以進步團體和人士為主。此外,早在1948年,中共中央東北局俄文翻譯小組已將東北書店版的《毛澤東選集》(1948)譯成俄文,並同時將其他一些篇目譯成俄文,介紹到國外。

縱觀新中國成立以前的紅色文獻翻譯工作,譯本均對原文做了較大改動,包括修改或添加標題、編譯、節譯或縮譯等。一方面,受期刊或報紙篇幅所限,譯文必須精簡,以達旨為主。另一方面,考慮到目標語讀者的期待,往往通過遵循目標語規范來保証譯文的可接受性,讓譯文能夠被廣泛閱讀。譯文的終極目標是宣傳中國革命,爭取更多的國際支持。

革命時期紅色文獻的早期海外傳播,對於今天做好中國話語對外傳播依然有啟示價值。建構中國話語體系,一方面,要主動以國際化的方式講好中國故事﹔另一方面,要做好中外話語體系的相互融通,以達到相互理解和有效溝通,從而團結全世界人民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系西安外國語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研究院院長)

深化紅色報刊文獻整理與研究

—— 訪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王天根

作者:張杰 張清俐

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新聞輿論工作。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創辦了許多報刊,它們不僅是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載體,也是黨聯系群眾、宣傳群眾、組織群眾的重要陣地。在推動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進程中,紅色報刊作出了重要貢獻。圍繞紅色報刊發展及作用等相關問題,本報記者採訪了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王天根。

黨的宣傳工作的重要構成部分

《中國社會科學報》:紅色報刊發展史與黨史、革命史密切相關。在您看來,紅色報刊在推動中國共產黨發展以及社會歷史進步方面有哪些重要作用?

王天根:在紅色文獻中,紅色報刊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從1919年《湘江評論》到1938年《新華日報》,再到1940年《晉察冀日報》(《人民日報》的前身之一),紅色報刊在馬克思主義傳播與黨的各個歷史階段發揮了巨大作用。

紅色報刊不僅在黨的組織建設、統一戰線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更是黨的宣傳工作的重要構成部分。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經歷了從“同人辦報”到組織辦報的過程,由此成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機關報。五四運動前后,紅色報刊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實踐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黨性原則逐漸成為紅色報刊組織運作的基本原則。

在紅色報刊的早期發展過程中,統一戰線、群眾性等黨報理論得以形成。五四運動中,毛澤東在其創辦的《湘江評論》中提出的“民眾的大聯合”觀點,在國民革命時期及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中得到了發揚。許多革命根據地都有自己的報刊,能夠傳播黨的聲音。如,《晉察冀日報》在當時相當有影響力,內容豐富,系統全面地反映了共產黨領導革命、動員抗日力量以及同國民黨反動派斗爭的過程。

根據地的紅色報刊生動記載了中共革命的地方實踐。此外,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情況是《新華日報》。《新華日報》1938年1月11日在漢口創刊,由於該報主要面向國統區的受眾,承擔著宣傳統一戰線的任務,因而該報的宗旨和風格明顯區別於延安的《解放日報》。

總體而言,紅色報刊作為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的重要構成部分,其重要的出發點和原則就是說理,貫徹“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辦報理念。

全面推進紅色報刊文獻整理

《中國社會科學報》:紅色報刊的搜集整理,是推動紅色報刊研究的基礎和前提。當前,紅色報刊的整理現狀如何,取得了哪些成績?

王天根:近年來,紅色文獻包括紅色報刊的整理,取得了很多成績。紅色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已經成為紅色文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在研究井岡山、延安等革命根據地時,會涉及相當部分的紅色報刊,它們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紅色政黨文化形成和傳播的過程。延安時期的老報人、辦報專家后來發表、整理了一些回憶錄,對研究這段歷史發揮了很大作用。

革命根據地如今所在城市的科研機構,在紅色文化研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體現了顯著的地域性特點。如南昌大學、井岡山大學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設、蘇維埃政權建設的研究﹔湘潭大學在以毛澤東思想文獻為代表的紅色典藏文化、紅色文獻整理方面的開拓﹔河北大學對《晉察冀日報》的關注等,都取得了不少成績。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等科研項目的支撐,也對相關黨報黨刊的研究起到推動作用,如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對“百年中共黨報黨刊史”的專題研究。

此外,各省社科院也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如安徽省社科院的一批老專家對大別山精神進行發掘,其中涉及對大別山紅色報刊以及新四軍報刊《拂曉報》的研究。這些報刊屬於軍報。如何看待紅色報刊對於黨指揮槍原則、黨的軍事理論、紅軍英勇事跡的報道,以及如何從黨的領導和人民軍隊建設的關系層面挖掘與分析這些內容,是我們要重點關注的課題。

總體而言,紅色報刊研究目前主要側重於挖掘革命傳統與開發紅色資源。

不斷創新研究思路

《中國社會科學報》:從學術研究角度而言,學界對紅色報刊的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未來,我們還應從哪些方面繼續推進紅色報刊研究?

王天根:目前的紅色報刊研究,多聚焦於《解放日報》《新華日報》《晉察冀日報》等刊物。絕大多數圖書館都有這些報刊的紙質版,加上網絡資源獲取的便利性,學界在這些報刊的研究上取得了不少成果。應該說,紅色文獻發掘、整理,甚至它的數字化過程,有助於該領域學術研究的持續推進。

針對紅色報刊研究的未來發展,我們首先應重視文獻數字化工作。如被認為是“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的《申報》,與其相關的研究之所以取得廣泛而深入的發展,是因為該報在被數據化后,很容易進行關鍵詞檢索,做概念式的探索,而這些是此前報刊史研究的難點。其次,這些報刊經過系統整理后,研究人員可以通過大數據分析,針對報刊是否呈現了跨年度、跨月份的議程設置等問題,從歷史場景中展開傳播學分析。這是新文科背景與“互聯網+”時代下,紅色報刊和紅色政黨文化研究的新路徑。

深化紅色報刊研究還需要不斷創新思路。第一,從地域上看,可與紅色區域文化聯系起來,關注不同立場的報刊。比如,如果不對比國民黨新聞史中的一些社論,就很難聯想中國共產黨的報刊中有一部分稿件實際上是為了批駁國民黨反動觀點而創作刊發的。所以,有必要將共產黨的報刊和國民黨的報刊相互參看。如此,我們才能看出中國共產黨的政黨文化特色和價值優勢。第二,要在更高的層次上,分析紅色政黨文化、黨的宣傳工作、黨的領袖形象之間的邏輯架構。實際上,這種邏輯架構蘊含在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建設與輿論宣傳的歷史實踐之中。比如,在黨的領袖的指導下,黨的宣傳部門如何進行動員,如何培養自己的記者,如何真正做到深刻認識並報道中國的復雜國情,如何真正將自己的組織性上升到一個高度,這都是政黨文化研究需要把握的精髓。未來,推進紅色報刊研究,離不開對政黨文化的深入探討與分析。

紅色文獻的主動譯介與多元傳播

作者:李穎

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著作和詩詞在海外的傳播,增進了國際社會對中國革命與建設的認知和理解,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形象和中國國家形象。近年來,《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等黨的重要文獻走進世界各國,讓國際社會進一步了解到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治國理政的創新理念與堅定舉措。

從中國之路、中國之治讀懂中國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著作和詩詞的海內外傳播開始進入官方推動、主動譯介與多元傳播並現的嶄新階段,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一股效仿、學習和探究中國經驗的熱潮。這一時期,黨中央高度重視毛澤東著作特別是《毛澤東選集》的外譯工作,客觀上推動了我國編譯事業規范化制度化發展。此間,毛澤東著作的海內外傳播突出表現出系統發行、多元傳播、受眾廣泛和影響深遠等特點。《中國文學》等中國六大外宣刊物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國際廣播開辦的《毛主席著作選播》節目等共同構成外宣矩陣,輔以外國政府首腦和外交使節公開引用、組織專題講座、開展干部教育、進駐教材和課堂等靈活多樣的傳播方式,使毛澤東著作不僅成為西方世界的關注熱點和出版資源,也被第三世界甚至一些西方國家民眾視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寶典。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地區,當屬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毛澤東同志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他不僅贏得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愛戴和敬仰,而且贏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進步的人們敬佩。”毛澤東著作獲得頗為深遠的世界影響,離不開挪威、瑞典等西方民間機構的大量譯介與出版,中方也曾在20世紀50年代將《毛澤東選集》倫敦英文版版權贈予英國,借助全球通用語的優勢大大提升了毛澤東著作在世界范圍的傳播力和影響力。至此,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擺脫西方陣營孤立,與世界人民一道取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光輝形象,贏得世界矚目。

海外學者也通過各種渠道,對毛澤東著作的學習研究形成了體系性的成果。比較知名的有:1975年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出版的《毛澤東1917至1927年的文獻》,1981年意大利出版的《湘江沉思》,1983年聯邦德國出版的德文版7卷本《毛澤東文集》,1986年日本東京北望社、蒼蒼社出版的20卷本《毛澤東集》……這些海外毛澤東思想著作的翻譯、出版和發行,印証了毛澤東思想以毛澤東著作的形式在海外傳播已進入規模化、體系化階段。同時,海外學者對毛澤東著作的研究所取得的豐碩成果,進一步深化了世界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認識。

從中國主張、中國方案讀懂中國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創造的發展奇跡吸引了世界目光。當前,毛澤東著作以文獻匯編的形式,由權威機構進行系統整理和出版發行,確保其在海內外傳播的權威性、准確性和完整性。隨著高校圖書館電子文獻共享機制日益完善,相關內容的學術研究日益勃興,不僅帶動了國內紅色經典傳播的新風尚,一定程度上也豐富了正在發展的海外中國學研究,推動了毛澤東著作在知識精英階層的廣泛傳播,並讓傳播內容更具系統性、持續性和創新性。

以史為鑒,開創未來。進入新時代,中國的發展舉世矚目,中國倡議、中國理念、中國主張備受國際社會期待和關注。習近平總書記身體力行,在各種國際場合講述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故事、中國發展的故事、中國堅持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故事,闡述了中國的新觀點新主張新方案,彰顯了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和響應。中國思想、中國價值、中國理念在全世界得到廣泛傳播,我國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顯著提升,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更加鮮亮。

我國主動譯介多語種《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全面系統闡釋了新時代中國發展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這一系列紅色文獻的翻譯出版發行,為國際社會認識和理解中國發展理念、發展道路、內外政策,回應國際社會關切,開啟了一扇重要窗口,有助於外國讀者客觀、多角度地觀察中國,從而更好地了解中國,更全面地認識中國。《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許多先進的執政理念,不僅引領著中國的發展,而且對於世界各國也有借鑒意義。新時代的國際傳播工作,需要進一步加強紅色文獻的主動譯介與多元傳播,為時代畫卷鋪就人心底色,為民族復興熔鑄精神支撐,為大國發展營造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

(作者單位:西安外國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注重紅色檔案的當代價值及開發利用

作者:陳向陽

紅色檔案經過百年的傳播傳承,蘊含著獨特的紅色基因、紅色精神和紅色文化。紅色檔案因其獨特的歷史地位成為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精神稀土”,具有極高的時代價值。

紅色檔案的內涵和價值

黨的十九大閉幕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帶領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會址和嘉興南湖紅船。看到很多記載著我們黨崢嶸歲月和光輝歷程的歷史檔案,他意味深長地說:“我們是為了不忘初心、堅持真理而來,我們的初心、真理就蘊含在這些檔案之中。”2021年7月6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重大歷史時刻,習近平總書記專門對檔案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強調,“要把蘊含黨的初心使命的紅色檔案保管好、利用好”。

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深刻闡釋了紅色檔案的內涵和意義。紅色檔案是黨百年奮斗歷程和輝煌成就的真實記錄,承載著黨領導中國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和新時代各個歷史時期鑄就的偉大精神和寶貴經驗,蘊含著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鐫刻著“檔案工作姓黨”的清晰印記,具有鮮明的政治屬性和鮮活的當代價值,是弘揚偉大建黨精神、推動黨史學習教育常態化、長效化和開展“四史”宣傳教育最為生動、最有說服力的教科書。用好用活紅色檔案資源,不僅能豐富教育資源、拓展教育內容、提升教育效果,更能起到拾遺補闕的重要作用,對提升學習教育的事實信度、記憶刻度和情感溫度,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為紅色檔案的守護者、開發者,檔案人必須自覺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確保紅色檔案開發利用工作始終堅定沿著正確的政治方向前進。

紅色檔案具有思想教育價值、歷史憑証價值、科教文化價值等多重價值,其價值的核心是蘊藏在紅色檔案裡帶有深刻進步意義的革命精神和初心使命。

紅色檔案是紅色革命精神的物質載體。因此,紅色檔案庫既是知古鑒今的思想庫,也是革命精神的“基因庫”、資政育人的“給養庫”、輿論斗爭的“彈藥庫”。

紅色檔案開發利用工作能夠凝心聚力、賦能聚魂、匯聚磅礡偉力。大力發掘紅色檔案的時代價值,使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煥發新的生機,是新時代檔案人的神聖職責和光榮使命。

紅色檔案的開發利用

對紅色檔案的開發利用,旨在挖掘弘揚紅色檔案所蘊含的紅色革命精神,要重點聚焦“為黨護旗、為國家立心、為民族鑄魂”的神聖使命,積極主動開發時代感強、立體多維的紅色檔案精神產品。

要主動服務大局。開發利用紅色檔案要胸懷大局、把握大勢、著眼大事,找准與黨的中心大局的結合點、交匯點、關節點。例如,2018年是南京長江大橋建成通車50周年。江蘇省檔案局(館)牽頭聯合多家單位,建成南京長江大橋檔案數據庫,推出《南京長江大橋檔案》叢書,舉辦南京長江大橋檔案文獻展,拍攝電視紀錄片,總結提煉新時代南京長江大橋精神,收到很好的社會反響。

要善於講故事。要用更通俗、更具親和力、更加大眾化的表達方式,講出“有聲有色”“可親可近”的紅色檔案故事。在黨的百年華誕之際,江蘇省檔案館與江蘇省委組織部、江蘇廣播電視總台等單位聯合推出百集微紀錄片《記憶100》,用生動活潑的表現形式,展現了黨領導江蘇人民艱苦奮斗、接續奮進的紅色記憶,生動詮釋了“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的深刻內涵。

要注重跨界融合。紅色檔案開發工作要善於“借船出海”,積極主動與宣傳、組織、新聞、黨史研究等部門開展廣泛合作,實現開發的規模化、集群化效應。2020年,江蘇省檔案館聯合新華報業傳媒集團等機構,在全國率先開展“為英雄建檔、讓英雄留名”活動,為2813名江蘇援鄂醫護人員建立一人一檔數據雲平台,引發社會高度關注。

挖掘紅色檔案的時代價值,是黨和人民賦予廣大檔案工作者的時代責任和歷史命題。黨的檔案人必須堅定自覺地拿起獨有的紅色檔案武器,不斷開創紅色檔案開發利用新模式,建立立體開發、多維開發新格局,讓紅色檔案“立”起來、“活”起來、“動”起來、“火”起來,讓紅色基因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代代相傳,使之更好地彰顯共產黨人的信仰底色,激活歲月沉澱的精神力量。

(作者單位:江蘇省政協文化文史委員會、江蘇省檔案館)

出版印刷機構見証紅色文獻在滬誕生

作者:姚霏 蘇智良

20世紀20年代初的上海,形成了以紅色文獻編輯印刷出版機構為核心的建黨活動區域。2017年,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考証散見於歷史文獻中的地點信息,繪制了“中共上海建黨革命遺址分布圖”。該圖收錄了五四運動至中共二大召開期間的56處中共建黨革命遺址,其中有18處編輯印刷出版機構。可以說,上海是中共紅色文獻最初的誕生地。

紅色文獻出版發行的“三駕馬車”

提到上海最早的紅色文獻出版發行機構,要從1920年的法租界外灘講起。成立於1920年8月的中共發起組高度重視開辟理論宣傳陣地。當年9月起,《新青年》雜志脫離群益書社自行出版。在靠近法租界外灘的公館馬路279號,中共發起組的第一個出版發行機構《新青年》月刊發行社承擔了中共發起組編輯策劃的《新青年》《勞動界》《上海伙友》等刊物的出版發行。黃浦江畔迎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代強音。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有組織、有計劃地出版馬列主義相關著作成為宣傳工作的中心。在成為中共二大會址之前,南成都路輔德裡625號已是人民出版社所在地。據統計,從1921年9月創建到1922年11月,人民出版社陸續出版15種新書,包括“馬克思全書”3種、“列寧全書”4種、“康民尼斯特(即共產主義)叢書”4種,以及《李卜克內西紀念》《兩個工人談話》《太平洋會議與吾人之態度》《俄國革命紀實》4種,是中國共產黨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個出版社。

1923年11月,為加強黨的宣傳工作,中共中央在上海創辦集出版、印刷、發行於一體的上海書店,位於民國路振業裡11號。書店創立后秘密發行了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出版了《共產黨宣言》《反帝國主義運動》《平民千字課》等20多種新書,還負責銷售已被封閉的《新青年》社所有存書。之后近三年,上海書店延續並壯大了《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的紅色出版發行事業。

事實上,紅色文獻的編輯出版發行也見証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斗爭歷程。1922年9月,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在老西門肇浜路蘭發裡3號創刊。這份被譽為黑暗中國的“一線曙光”、苦難同胞的“思想向導”的報紙,一度發行2萬多份。截至1927年停刊,《向導》在上海的編輯出版發行機構經歷了從臨近上海書店的老城廂,到閘北和公共租界北區越界筑路地區的多次搬遷,上海出版發行中心所在的福州路一帶也留下其身影。可以說,《向導》見証了上海紅色文獻的誕生足跡。

隱蔽“地下”的紅色印刷機器

紅色文獻需要依靠印刷才能產生廣泛影響。五卅運動爆發后,黨的宣傳品需求量快速增長,以往依靠商業機構的方法行不通了,中共中央決定創辦自己的印刷機構。

1925年6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第一個秘密印刷廠,即國華印刷所(又名“崇文堂印務局”)成立,位於閘北香山路香興裡,主要承印《向導》《中國青年》及全國總工會的一些宣傳品。同年9月,交通員在運送黨內文件清樣途中遭巡捕搜身。為避免暴露,印刷所隨即關閉。其后,青雲路橋堍的印刷所也暴露了。考慮到印刷所在閘北已不安全,黨把印刷所的選址安置回租界內。

1926年與1927年之交,公共租界新閘路東西兩頭的鴻祥裡和西斯文裡,分別隱蔽著中共的兩處印刷所——中興印刷所和文明印務局。前者一般隻印刷在上海發行的書籍,后者則排印黨的內部文件和遭到公開查禁的書籍。不久之后,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黨在上海的許多機構岌岌可危,印刷所也不例外。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集成印刷公司在北西藏路瑞和裡成立﹔福興印刷公司在北四川路開辦﹔專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紅旗日報》的福明印刷所開辦……上海的印刷機構依然通過印刷書籍、報紙、傳單,向全國傳遞革命思想。

1931年,毛澤民受中央委派再次回到上海負責秘密印刷事業。吸取之前的經驗教訓,秘密印刷廠改為排字、印刷、裝訂分開的方式進行印刷,這樣既保障印刷機構不會“全軍覆沒”,又能通過專業分工提高效率。從地點來看,這一時期所有的秘密印刷所或排字廠等,或位於公共租界東區楊樹浦一帶的工廠區,或位於商鋪掩護的公共租界西區。如位於齊物浦路元興裡的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廠,前面是工廠,機器轟鳴聲可以掩蓋印刷機器的聲音﹔后面和東面是稻田和行人極少的空地﹔西面是用以掩護的綢布庄。同年4月,由於顧順章叛變,秘密印刷廠轉移到梅白克路一幢新建紅磚三層公寓內。這家以煙紙店為掩護的印刷廠,不僅出版《紅旗周報》《布爾塞維克》《實話》《黨的建設》等刊物,同時翻印蘇區來的文件、文章和宣傳形勢、罷工斗爭的傳單,為中共中央的宣傳事業添磚加瓦。

讓紅色文獻在城市中熠熠生輝

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到1933年臨時中央政治局撤離,作為中共中央12年駐地的上海,是紅色文獻編輯印刷出版的起點。上海的紅色文獻編印機構,讓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和中國共產黨的實踐經驗,經過物質技術加工轉變為印刷產品,傳遞給社會大眾,傳播至中國各地,推動了紅色革命的發展壯大,同時也為后世留下了回顧崢嶸歲月的重要文本。而中共出版印刷人與時俱進、頑強不屈、舍生忘死的紅色精神,也為人們留下了豐厚的精神財富。

今天,紅色文獻依然在上海城市空間閃耀著獨特光芒,不少紅色文獻誕生地已被列入保護和紀念名單。有擴建為革命紀念單位的,如位於愚園路1376弄34號的《布爾塞維克》編輯部舊址。這棟假三層磚木結構的新式裡弄住宅於1984年被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1988年10月24日,在舊址上建立的長寧區革命文物陳列館開館。

有舊址尚存、已立牌保護的,如位於新昌路99號的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廠舊址。這幢坐西朝東、磚混結構的三層沿街公寓式建筑於2001年被黃浦區政府確立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14年被列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

當然,也有雖立牌保護但舊址不存的,如原位於人民路1025號的上海書店舊址。1959年上海書店舊址被公布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1992年被重新公布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后因市政動遷,舊址被拆,僅留碑紀念。

隨著紅色文獻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紅色文獻誕生地被發現。這些紅色文化遺產共同記錄了中國共產黨一路走來披荊斬棘、矢志不渝的光輝歷程,是開展黨史教育的有效載體。

(作者單位: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地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