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對“三大規律”的認識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當今世界發展變化很快，當代中國發展變化也很快，新情況新問題新事物層出不窮。要應對好各種復雜局面，關鍵是要提高對規律的認識，善於運用規律來處理問題。規律，最重要的就是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

共產黨執政規律，是反映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執政過程中應該遵循的執政理念和執政方略，應該採取的執政體制和執政方式，應該鞏固的執政基礎和執政資源，應該創造的執政條件和執政環境等等。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是揭示“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的規律性認識，包括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發展戰略、發展動力、發展方式、發展環境、發展力量等等。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是關於人類社會歷史運動的普遍規律，決定著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勢。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遵循的最重要和最高層次的“三大規律”。

（一）

《共產黨宣言》指出，“共產黨人的理論原理，決不是以這個或那個世界改革家所發明或發現的思想、原則為根據的”，“這些原理不過是現存的階級斗爭、我們眼前的歷史運動的真實關系的一般表述”。這裡所說的“歷史運動的真實關系”，就是科學規律，其中包括經濟規律、社會規律、自然規律等各領域各方面各層次的具體規律，也應該包括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三大規律”的概念，雖然沒有直接出現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筆下，但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都有充分體現。從一定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就是揭示“三大規律”的科學理論。

馬克思主義創立了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和資本主義運行的特殊規律。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人類社會不斷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內在動力，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社會基本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的根本途徑是社會革命和社會改革。馬克思主義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發現，徹底駁斥了“宿命論”和“唯意志論”等錯誤歷史觀。這個發現對社會領域的意義，正如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對生物學的意義一樣，引起了劃時代和革命性的變革。

馬克思、恩格斯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固有矛盾，提出“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會”的思想，認為資本主義社會被比它更高級的社會形態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所取代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提出社會主義社會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組織生產的社會，是一個不斷變化和改革的社會﹔提出無產階級專政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和基礎，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要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增加社會財富，不斷提高社會成員的生活水平﹔等等。正如恩格斯所說：“我們的目的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這種制度將給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給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質生活和閑暇時間，給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

《共產黨宣言》對共產黨的性質、目標、指導思想、斗爭策略和過渡時期採取的措施都作了明確闡述。馬克思、恩格斯總結巴黎公社經驗，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國家學說和無產階級政黨學說。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隻有建立起本階級的革命政黨，並在黨的堅強領導下才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這個黨必須把黨的最近目的和最高目標有機結合起來﹔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制度建設必須隨著實踐和黨的事業發展而發展﹔等等。這些思想和要求，體現了馬克思、恩格斯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的初步認識。

以列寧為主要代表的俄國共產黨人對“三大規律”的探索和運用作出了創造性貢獻。列寧提出無產階級政黨是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革命家組織，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必須實行民主集中制，必須注重黨員質量和黨的隊伍的純潔性，必須使黨和黨的干部始終同大多數工農群眾保持牢固聯系，必須改善黨的監督制度，必須對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進行嚴格的監督等新型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理論，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列寧突破社會主義革命要在幾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生”才能成功的論斷，從俄國的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征出發，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俄國干成了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后來，蘇聯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等方面取得過歷史性成就，也留下了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蘇俄的實踐，在共產黨執政史、社會主義建設史、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

在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中，“三大規律”始終是共產黨人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推進革命、建設、改革和新時代復興偉業的科學依據。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毛澤東思想科學回答了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如何在中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把對“三大規律”的認識提升到一個嶄新的高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科學回答了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進一步升華了對“三大規律”的認識。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什麼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等重大時代課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也實現了對“三大規律”認識新的飛躍。

馬克思主義政黨執政史、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史表明，規律是一所永遠的大學校和大考場。探索、掌握和運用“三大規律”，是一個由表及裡、由淺入深、由此及彼的循環往復和曲折漫長的艱辛歷程，是在科學總結國際國內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思考和對比中不斷深化和升華認識的歷程。執政的共產黨對“三大規律”認識越深刻、把握越准確、運用越科學，其執政實踐就越符合實際、治國理政就越能取得成功、社會主義事業就越能創造偉大勝利。

（二）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世界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亟待給予科學回答。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深刻總結並充分運用黨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堅持和繼承中國共產黨人探索“三大規律”的歷史成果，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合規律合目的發展，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以全新的視野深化了對“三大規律”的認識。

從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無產階級政黨執掌政權，到新中國成立、中國共產黨連續執政70多年並始終保持蓬勃朝氣，共產黨人在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對比中對執政規律的認識愈加清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著眼於中華民族千秋偉業，以全新的視野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這一思想鮮明提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全黨必須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地位和執政優勢的認識﹔鮮明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人民觀、執政觀的認識﹔鮮明提出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提高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確保黨充分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方式和執政方略的認識﹔鮮明提出全面從嚴治黨、勇於自我革命，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深化了對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自身建設的規律性認識﹔等等。

五百年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從理論到實踐、從一國實踐到多國實踐的過程，也是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不斷呈現、不斷被人們認識的過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聚焦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全新的視野深化了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這一思想鮮明提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深化了對社會主義發展戰略和發展目標的認識﹔鮮明提出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深化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系統性把握和戰略性謀劃﹔鮮明提出新時代我國發展進入新發展階段，必須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認識﹔鮮明提出以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深化了對社會主義國家治理規律的認識﹔鮮明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和新時代強軍目標，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和軍事學說的認識﹔等等。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從人類發展大潮流、世界變化大格局、中國發展大歷史的制高點觀察當今世界，以全新的視野深化了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這一思想鮮明提出資本主義最終消亡、社會主義最終勝利不可逆轉，但道路是曲折的，要認真做好兩種社會制度長期合作和斗爭的各方面准備，不斷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深化了對人類社會發展總趨勢的認識﹔鮮明提出以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方向，推動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深化了對人類社會發展大方向的認識﹔鮮明提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要服務民族復興、促進人類進步，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定維護國際關系基本准則，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的認識﹔等等。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對“三大規律”認識的深化和升華，為新時代建設更加強大的長期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推動人類社會發展進步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和認識工具。

（三）

中國已經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新時代新征程，認識、把握和運用“三大規律”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准確把握時代大勢，聆聽人民心聲，回應現實需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守正創新，努力做到順“時”、應“勢”、求“變”。

順“時”，就是要抓住我國仍然面臨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既定的時期做好既定的事情。“時”是客觀規律的重要載體。古人說：“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環顧四宇，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國際格局發生全方位深刻調整，“東升西降”趨勢仍在發展，“西方之亂”和“中國之治”的反差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更加凸顯，這些都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帶來重大機遇。我國正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我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機遇和挑戰之大都前所未有。能否抓住機遇，決定著能不能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要堅持用全面、辯証、長遠的眼光分析國內外形勢，辯証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全面認識我國經濟潛力足、韌性強、回旋空間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點，善於從眼前的危機、眼前的困難中捕捉和創造機遇，不斷提升危中尋機、化危為機的能力，努力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新局，把我國發展的巨大潛力和強大動能充分釋放出來，以更大信心奪取新征程上的新勝利。

應“勢”，就是要認清我國新發展階段的大勢，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掌握歷史主動，始終站在歷史正確一邊。“勢”是客觀規律的集中體現。當今世界矛盾錯綜復雜，問題千纏百結，情況扑朔迷離，但中國發展和民族復興的“大勢”不可阻擋。這個“大勢”來自實力。今天的中國已經形成世界獨特的制度優勢、世界唯一完整的產業體系、世界最大的超大規模市場和優質的人力資源，擁有開啟新征程、奪取新勝利的雄厚物質基礎。這個“大勢”來自人心。正確的道路、正義的事業、正當的主張，使我們有足夠的底氣和信心應對各方面的風險挑戰。中國已成為全球貿易伙伴國最多的國家，是全球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14億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中國力量的不竭源泉。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向世界打開大門、與各國深化合作，主動承擔大國責任，助力消除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給世界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贏得國際社會和世界人民的廣泛認同。面對復雜嚴峻的國內外環境，必須用全面辯証長遠的眼光看問題、想事情、作決策，把握歷史大勢，掌握歷史主動，保持歷史耐心和戰略定力，全力以赴搞建設，心無旁騖謀發展，鍥而不舍實現既定目標。

求“變”，就是要准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按客觀規律積極辦好中國的事情，促進世界發展。“變”是客觀規律的常態表現。萬事萬物都在變易之中，變才是唯一不變的。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形勢在變、任務在變、工作要求也在變，必須准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我們要堅持正確的世界觀歷史觀大局觀，增強辯証思維、戰略思維、系統思維能力，分清本質和現象、主流和支流，既要看到世界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在不斷增加，又要看到經濟全球化大潮浩蕩前行、不可逆轉，既要看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又要看到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既要看到我國經濟運行短期內風險增加，又要看到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堅持變中求新、變中求進、變中突破，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掌握主動權，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向廣度和深度進軍，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動蕩不安的世界注入確定性和穩定性，堅定不移做國際秩序的堅定維護者、世界和平的重要建設者、全球發展的重要貢獻者。

今日中國面對的不是一地之變、一時之變、一般之變，而是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非常之變，必待非常之人，必成非常之功。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大勢和發展規律，科學分析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辯証把握變與不變、危機與新機、變局與新局的關系，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彰顯了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的天下胸襟和歷史擔當。面對處於深刻變化中的世界和深刻變革中的中國，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人要胸懷“國之大者”，從輝煌黨史中吸取營養、增強智慧、提高本領，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更好地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對外開放，更好地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更好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把民族復興偉業不斷推向前進，為人類進步事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作者系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