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當兵變”的重要歷史和現實意義

作者:王全春    發布時間:2022-07-20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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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當兵變舊址之一 資料圖片

兩當兵變紀念館 資料圖片

90年前,習仲勛同志等革命先輩發動了震動西北的“兩當兵變”,猶如一聲春雷,喚醒了白色恐怖下的陝甘人民,鼓舞了群眾的革命斗志,擴大了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為陝甘地區的革命斗爭和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作出了重要貢獻,在陝甘革命歷史上、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深切緬懷革命先輩的不朽功勛,深刻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斗爭的寶貴經驗,深入學習革命先輩的崇高精神,對於激勵我們在新征程上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兩當兵變”高舉了陝甘武裝起義的旗幟,為我們黨壯大革命武裝積累了寶貴經驗。大革命時期,西北革命運動有了很大的發展,但由於黨在政治上思想上還不成熟,后來遭受了嚴重損失。在嚴峻的形勢下,中共陝西省委按照黨中央指示精神,將“組織兵變,擴大紅軍”作為當時革命斗爭的“中心策略”,陸續“調派得力同志到中心部隊中去,發動兵士的日常斗爭,進行有組織的兵變”。1930年初,習仲勛同志成為這一批委以重任的“得力同志”之一,被派赴國民黨西北軍開展兵運工作。習仲勛同志沒有辜負黨組織的重托,此后兩年間,他在國民黨軍中採取穩健而講求實效的做法,積極開展革命活動,秘密發展黨的組織,“黨員發展到三十多個,在二營的各連建立了支部”,使這支部隊的主要力量掌握在黨的手中,為“兩當兵變”打下了堅實基礎,最終成功將3個連300多名士兵改造成革命武裝。更為重要的是,習仲勛同志在這兩年間,“進行了一段比較完整的兵運工作,其方針是比較正確的”,這為我們黨在革命處於低潮、缺乏兵運成功經驗的局面下,實現“變敵人的武裝為革命的武裝”的目標,作出了極具開創性的寶貴探索,積累了行之有效的寶貴經驗。以“兩當兵變”為開篇,黨在陝甘領導的武裝斗爭風起雲涌,陸續爆發了20多次武裝兵變,“使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漸燃遍了陝甘”。

“兩當兵變”配合了陝甘革命斗爭大局,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作出了重要貢獻。“兩當兵變”不是孤立的、單純的一次兵變,而是與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建、與中國革命大局密切相關的,“具有重要的政治、軍事意義的革命暴動”。“兩當兵變”發動之時,全國革命形勢正發生著重大變化,特別是西北地區的革命斗爭,已進入了創建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嶄新階段。習仲勛同志領導的兵運工作,自始至終都是在密切配合革命斗爭大局中一步步開展的。兵變隊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第五支隊,一開始就確定了開赴陝甘邊地區,與劉志丹同志率領的陝甘游擊隊會合的行軍方向。習仲勛同志等指揮部隊行軍數百裡,作戰十余次,極大震懾了國民黨當局,成功牽制了敵人的有生力量,有力配合了陝甘邊革命斗爭。更為重要的是,“兩當兵變”的經驗教訓促使習仲勛同志對一系列重大革命問題進行深入思考,認為兵運工作要與農民運動相結合,武裝起義要依托革命根據地才會走向成功,這也是劉志丹、謝子長同志等西北共產黨人的共識。他們堅定接受毛澤東同志“工農武裝割據”思想,“走到哪裡就把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道理講到哪裡”,從而成功開辟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最終與陝北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建立了陝甘革命根據地,為中國革命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兩當兵變”鍛煉了革命隊伍,為我們黨的革命事業培養了一批優秀骨干。作為“兩當兵變”的主要領導者,習仲勛同志從事兵運工作的兩年是他革命生涯的重要開端。這段經歷極大豐富了他的革命經驗,鍛煉了他的軍事才能,增進了他的組織才干。有戰友曾這樣回憶當時的習仲勛同志:“他雖隻有十八九歲,但顯而易見比較成熟﹔外貌文靜,內裡火熱,談吐清雅,謀略過人,是我黨一位年輕有為的好干部。”以“兩當兵變”為起點,習仲勛同志開始經受武裝斗爭血與火的考驗,由一名從事學生運動的革命青年、普通黨員,逐漸成長為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習仲勛同志是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21歲就當選為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32歲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46歲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建立了卓越功勛。參與領導兵變的劉林圃、李特生、呂劍人等同志,后來也成長為陝甘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重要軍政骨干,有的還成為黨的高級干部。參加兵變的一批戰士后來輾轉找到紅軍隊伍,為革命事業繼續流血奮斗。“兩當兵變”為黨造就了一批政治、軍事人才,特別是為后來創建陝甘紅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十七軍和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培養了一批優秀革命者,這是“兩當兵變”重要的歷史貢獻。

“兩當兵變”播下了紅色的火種,為西北地區黨組織的建立和發展培育了必要基礎。萬事開頭難,“兩當兵變”作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們黨在駐甘肅國民黨部隊中最早發動的一次武裝兵變,難就難在當時不論是士兵還是當地群眾,對黨都缺少了解、缺乏認同,革命的思想基礎和社會基礎還不牢固。習仲勛同志對此不僅有著清醒的認識,更有著可貴的擔當。他堅決頂住當時省委派出的幾位負責同志不顧條件發動兵變的要求,從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和群眾工作入手,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直至喚起廣大士兵脫離舊營壘、投身革命的覺悟和決心。習仲勛同志高度重視同駐地群眾搞好關系,堅決杜絕侵害群眾利益的事情發生,要求黨員帶頭並教育士兵不打罵群眾,不搶劫老百姓東西,平時還幫助農民收種庄稼,維持地方治安。因駐地回民較多,習仲勛同志特別要求部隊注意尊重民族習慣。當地群眾切身感受到這支隊伍的與眾不同,為兵運工作乃至黨在當地的一系列革命活動,培育了良好的社會環境,奠定了扎實群眾基礎。此后,黨領導的紅軍隊伍多次經過兩當、經過鳳縣,一大批三秦兒女加入紅軍、投身革命,陝甘兩地黨的組織也在艱苦的地下斗爭中不斷發展,成為黨在西北地區的重要力量。這樣的成績,正是建立在習仲勛同志組織領導的“兩當兵變”等一系列革命斗爭所奠定的社會基礎之上的。

“兩當兵變”不僅為黨的革命事業作出了彪炳史冊的偉大貢獻,更為我們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我們紀念“兩當兵變”,就是為了牢記革命歷史、弘揚革命傳統,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紅色血脈,把革命先輩在偉大革命斗爭中開創的偉大事業、鑄就的偉大精神發揚光大。

我們紀念“兩當兵變”,就要始終牢記中國共產黨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堅定信念、絕對忠誠,為建設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而不懈努力。“兩當兵變”的成功發動,就在於有黨的堅強領導。“兩當兵變”貫徹了黨開展兵運工作的方針,長期隱蔽,積蓄力量,等待時機,擇機發動﹔遵循了黨領導軍隊的基本組織原則,支部建在連上,使兵運工作始終在黨組織的領導下穩步開展。以習仲勛同志為書記的營委和各連支部組織健全,“四個連黨的士兵支部都有二十幾名黨員,日常斗爭發動得很廣泛”,從而起到掌握和控制部隊的中堅作用。“兩當兵變”的經驗教訓,更在斗爭實踐中進一步深化了高級干部對於黨的領導的認識。習仲勛同志后來回顧“兩當兵變”及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斗爭時,著重強調了革命理論和革命領袖在黨的領導中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當年幾十次兵變雖然都失敗了,“卻使我們領悟到軍事運動不同農民運動和建立根據地結合起來,我們就難以存在和堅持下去”,因此必須“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堅持走井岡山的道路”。習仲勛同志特別把“陝甘邊根據地有一個堅強、正確的領導核心”作為一條基本經驗。因此,根據地才能始終不渝堅持黨的正確路線,“克服‘左’的右的干擾,經受得住挫折和失敗的考驗,在危險的時刻力挽狂瀾,轉危為安”。

回望我們黨的百年不懈奮斗史,一個結論格外鮮明、彌足珍貴,這就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扭轉近代以后的歷史命運、取得今天的偉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堅持黨的領導,就必須有堅強的領導核心,就必須有科學的理論指導,這是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黨和人民事業興衰成敗的根本性問題。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明確指出了“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這是深刻總結歷史經驗得出的重大結論,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我們要從“兩當兵變”的歷史,從我們黨一百多年的奮斗中,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不斷增強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的政治自覺、思想自覺、行動自覺,確保黨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

我們紀念“兩當兵變”,就要始終牢記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人民的美好生活而不懈努力。“兩當兵變”的成功發動,就在於習仲勛同志等革命先輩對於人民幸福舍生忘死的追求。他們為了崇高的理想,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抱著永久奮斗的信念投身革命、慷慨舉義,拋頭顱、洒熱血,直至斗爭到最后一刻。這樣的信念和勇氣,正是來自他“親身體會到勞動人民的悲慘遭遇,以及舊社會極端黑暗的情況”。在兵運工作中,習仲勛同志始終注意深入群眾、服務群眾、依靠群眾,因此才能最終號召群眾、發動群眾、領導群眾。習仲勛同志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時刻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這一面”,自然得到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愛戴。20世紀40年代初,黨組織在給習仲勛同志的鑒定中這樣寫道:“凡是關中的人民,無論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歡他。”毛澤東同志更親切地稱贊他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回望我們黨的百年不懈奮斗史,革命先輩用生命踐行了中國共產黨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我們要從“兩當兵變”的歷史,從我們黨一百多年的奮斗中,深刻領悟“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哲理,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堅持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堅定不移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更好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步一步變為現實。

我們紀念“兩當兵變”,就要始終牢記敢於斗爭、敢於勝利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不可戰勝的強大精神品格,不懈奮斗、不懼犧牲、不斷創造,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不懈努力。“兩當兵變”的成功發動,關鍵就在於革命先輩絕不畏懼、絕不退縮,不怕犧牲、百折不撓的斗爭精神。習仲勛同志說過:“那時沒有最大的犧牲決心,是不能夠在國民黨軍隊中做兵運工作的,因為我還沒有忘記,自己是以共產黨嫌疑被捕押過的人,這樣的人到國民黨的軍隊裡干事,對敵人說來是多麼危險,多麼引人注目。一經被查獲,就是處死”。習仲勛同志在總結大革命時期的歷史教訓時,一針見血地指出:“坐在洋樓上,隻指揮學生斗爭,空喊斗爭,是搞不出什麼名堂的。”“真正的領袖是在不脫離群眾斗爭的同志中產生的,決不會在沒有經過斗爭鍛煉的人身上體現出正確路線。”

回望我們黨的百年不懈奮斗史,黨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是別人恩賜的,而是通過不斷斗爭取得的。在偉大建黨精神的引領下,我們黨在歷經磨難中成長、在攻堅克難中壯大,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無論面對什麼樣的艱難險阻,都堅如磐石、不斷奮起,都敢於壓倒一切敵人而不被任何敵人壓倒,敢於征服一切困難而不被任何困難征服。我們要從“兩當兵變”的歷史、從我們黨一百多年的奮斗中,深刻領悟偉大建黨精神的強大力量,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在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迎難而上、一往無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贏得更加偉大的勝利和榮光。

(作者:王全春,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院長)

(來源:《光明日報》 2022年7月20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