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九大、十大、十一大：特殊年代的黨代會

首都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集會和游行，慶祝粉碎“四人幫”的重大勝利

黨的八大之后，面對當時嚴峻復雜的外部環境，黨極為關注社會主義政權鞏固，為此進行了多方面努力。毛澤東同志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作出錯誤的估計，發動和領導了“文化大革命”。1969年4月召開的黨的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1973年8月召開的黨的十大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1977年8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由於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這次大會沒有能夠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

（一）

1956年召開的黨的八大通過的黨章規定，今后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改為常任制，每年召開一次。1957年受反右派斗爭的影響，八大二次會議延期至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舉行。此后，由於各種原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很長時間也未能再召開。

“文化大革命”爆發時的1966年8月，毛澤東主持召開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提出要在適當的時候召開黨的九大，現在就要准備。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提出“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為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准備了充分條件”，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黨的九大。

按照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的《關於九次代表大會代表產生的決定》，因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以至基層黨組織大都沒有恢復，與會代表中的許多人都不是通過正常選舉程序產生的，他們或由革命委員會等負責人協商決定，或直接由上級部門指定。

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開幕。出席大會的代表1512人，代表全國2200萬名黨員。毛澤東被一致推舉為主席團主席，周恩來為秘書長。會議有三項主要議程：通過中央政治報告﹔修改中國共產黨章程﹔選舉第九屆中央委員會。

毛澤東主持開幕式並致開幕詞。他希望九大“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后，可以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林彪作的政治報告的核心內容，是闡述指導“文化大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理論是“文化大革命”的總的指導思想，核心是認為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還要進行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歷史証明，它違背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實事求是這個精髓，脫離甚至歪曲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中國的實際，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錯誤的。

從4月2日起，大會分組討論政治報告和中國共產黨章程的修改草案。4月14日，大會舉行全體會議，通過了這兩個文件。九大通過的新黨章是一個有嚴重錯誤的文件，它對於黨的性質、指導思想和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都是按照“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來表述的。

在九大期間，毛澤東多次主持召開會議，講述黨的歷史經驗，提出不要以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要求注意政策，加強團結。犯錯誤的干部有的將來還要工作﹔犯了錯誤願意改正，群眾諒解就好了，就要解放。他還提議朱德、陳雲、鄧子恢等一些老同志要選進中央委員會。

4月15日起，大會進入第三項議程，醞釀和選舉第九屆中央委員會。4月24日，大會舉行全體會議，選舉出170名中央委員和109名候補中央委員。原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隻有53人當選，僅佔原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的29%，佔九屆新中委、候補中委的19%。在選舉中，有的代表堅持原則，頂住壓力，將並非候選人的王稼祥等人的名字寫在選票上。

黨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進一步系統化、合法化，而且加強了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在中央最高領導層的地位。這次會議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在黨的歷史上沒有任何積極的意義。

（二）

按照毛澤東的設想，黨的九大后，“文化大革命”應進入“鞏固勝利階段”，這一方面要抓好“斗、批、改”，加強團結，恢復國家正常秩序﹔另一方面要按照“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努力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因此，九大之后，較之“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亂局面，形勢相對穩定，國民經濟開始緩慢復蘇。1969年，全國工農業生產結束了1967年和1968年連續兩年下降的局面，1970年比1969年又取得了較大的增長，基本完成或超額完成“三五”計劃原定該年度的主要指標。

黨的九大之后，已經掌握了黨內軍內很大一部分權力的林彪反革命集團並不滿足，野心進一步膨脹。毛澤東發現林彪等人的企圖后，在1970年8月九屆二中全會上，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人作了嚴厲批評，但林彪等卻沒有就此懸崖勒馬，反而鋌而走險，策劃武裝政變，企圖謀害毛澤東。在其陰謀敗露后，1971年9月13日，林彪、葉群、林立果等又乘飛機外逃叛國，並在蒙古國的溫都爾汗附近機毀人亡。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這一事件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失敗。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來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明確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隨著局勢的穩定，工業企業勞動生產率有所提高，產量質量下降的局面有所扭轉，糧食和棉花產量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1973年的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了8.4%。一批被錯誤打倒的老干部解放出來，恢復了工作。1973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決定，恢復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一些專家、學者、教授也得以重新回到工作崗位。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周恩來針對國際形勢的變化，審時度勢，開創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黨的九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在特殊情況下，可以提前或延期舉行。”黨的十大是由於林彪事件的發生而提前召開的。

1973年8月24日，周恩來在北京京西賓館主持黨的十大預備會議。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關於開好十大的指示：希望這一次大會真正能開成一個團結的、勝利的大會。我們要團結一切能夠團結的人，既要堅持原則，又不排除必要的靈活性。在任何一級黨組織內，大多數決定了，少數就應該服從多數。

8月24日至2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出席會議的代表有1249人，代表全國2800萬名黨員。大會開幕式由毛澤東主持，周恩來宣讀政治報告。政治報告共分三個部分：關於九大路線﹔關於粉碎林彪反黨集團的勝利﹔關於形勢和任務。九大政治報告繼續肯定九大路線，肯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肯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關於國內任務的提法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努力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要繼續搞好批林整風”，“要重視上層建筑領域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階級斗爭”。

8月28日，大會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和修改黨章的報告。十大修改后的黨章總綱部分，保留了九大黨章關於黨的性質、指導思想、基本綱領、基本路線等規定，隻在結構和內容上作了一些調整。大會選舉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通過無記名投票，選出中央委員195人，候補中央委員124人。

從總的方面看，黨的十大不論是在思想路線、政治路線還是組織路線上，都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十大雖然依然堅持“左”的錯誤，但批判極“左”思潮的一些積極成果保存並繼續發揮作用。如會議要求加強黨的領導，要團結不要分裂等，無疑有促進穩定的作用﹔提出在對外關系上不稱霸，繼續重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對緩和國際局勢，爭取外交局面進一步好轉有積極意義﹔特別是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備受打擊迫害、被排斥在九屆中央委員會之外的老干部重新進入中央委員會，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反對“左”傾錯誤和江青集團的力量。十大以后，毛澤東多次警告張春橋、王洪文、江青、姚文元“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小宗派”，對最終粉碎“四人幫”起了重要作用。

（三）

1976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幫”，終於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長達10年之久的內亂。粉碎“四人幫”后，廣大干部和群眾為奪回被“文化大革命”耽誤的時間，以極大熱情投入到各項革命和建設事業，並且深入揭發“四人幫”的罪行，清查他們的幫派體系，部分冤假錯案得以糾正，右派分子的摘帽工作開始啟動，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發展。在鄧小平的推動下，中斷了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復，1977年冬天，570多萬名青年走進高考考場。

隨著撥亂反正的逐步深入，廣大人民群眾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然而，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是不容易在短期內消除的。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和《解放軍報》同時發表的社論，提出了“兩個凡是”方針，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說明“左”的指導思想還未從根本上改變。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主要內容是：一、通過《關於追認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定》。通過《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定》，決定恢復鄧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二、同意中央政治局關於提前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定，完全贊同中央政治局為召開這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各項准備工作。三、決定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議程是：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修改中國共產黨章程和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選舉中央委員會。四、基本通過了中央政治局為黨的十一大准備的三個文件：政治報告、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

黨的十屆三中全會是為召開十一大作准備的。這次全會在揭批“四人幫”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在“兩個凡是”方針的影響下，未能從根本上糾正“文化大革命”中的許多錯誤理論，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仍未明確是非，這必將對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一大產生影響。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共有1510名，代表全國3500多萬名黨員。

大會的前一天，代表大會舉行預備會議。會上，華國鋒就十一大准備工作情況，大會主席團及大會秘書處的設立，各代表團的組成，大會的議程等作了說明。預備會上，代表們對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主席團人員組成名單，主席團主席、副主席和大會秘書長進行了表決。通過了223人組成的主席團名單。會議通過了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十一大的三項議程：（一）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二）修改黨章的報告﹔（三）選舉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

黨的十一大宣布，以粉碎“四人幫”為標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這次大會的歷史責任，就是調動黨內外、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實現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為在20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奮斗。報告初步總結了揭批“四人幫”的斗爭，批判了“四人幫”宣揚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等謬論﹔重申在20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新時期黨的根本任務。但報告仍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了肯定。

8月13日，大會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聽取葉劍英代表中央委員會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報告提出要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保持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優良作風。大會通過的新黨章對十大黨章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將“在本世紀內，黨要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把我國建設成為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寫進了總綱。但新黨章未能糾正十大黨章中一些“左”傾錯誤觀點，繼續肯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導致“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

8月18日，大會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出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201人，候補中央委員132人。大會一致通過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一致通過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和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

大會由鄧小平致閉幕詞。鄧小平著重講了五個方面的內容：（一）一定要恢復和發揚群眾路線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真正相信和依靠群眾，細心傾聽群眾呼聲，關心群眾疾苦，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二）一定要恢復和發揚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這是一個共產黨員的起碼標准。（三）一定要恢復和發揚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黨內和整個人民內部，認真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原則，實行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四）一定要恢復和發揚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務。（五）一定要恢復和發揚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全黨、全軍、全國努力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黨的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國人民進行現代化建設上起到了積極作用，但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這次大會沒有承擔起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為實現歷史轉折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的任務。這個任務，直到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得以完成。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 

（來源：《學習時報》2022年07月22日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