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是真理的標准”

1937年，全面抗戰烽煙驟起。走過大革命、土地革命戰爭的腥風血雨、顛沛曲折，深受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之苦的中國共產黨人，面對形勢、任務的急劇轉變，卻仍有教條主義者“披著馬列主義的外衣迷惑了廣大的同志”，理論強黨刻不容緩！這年7月，延安鳳凰山簡陋的窯洞中，毛澤東寫出《辯証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第二章第十一節“實踐論”，目的正是“揭露看輕實踐的教條主義這種主觀主義”。以此作為講稿，毛澤東在抗大深入淺出講授“實踐論”，用生動的例証講解深奧的哲學原理，“聽課的老同志笑了，新同志笑了，教員笑了，炊事員也笑了。一把鑰匙開了千把鎖”。新中國成立后，經修改完善，1950年12月29日，《實踐論》刊發於《人民日報》頭版。

《實踐論》作為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為形成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路線和思想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其以認識和實踐的辯証關系為核心，全面地闡明實踐作為認識的來源、動力、標准對於認識的基礎地位和主導作用，論述了基於實踐的關於認識的發展過程，論述了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相互關系，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表現形式及特征作了分析，蘊含著豐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在其問世85年后的今天，更加值得深刻體會。

圍繞認識的來源，《實踐論》指出：“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

《實踐論》的副標題是“論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知和行的關系”，凸顯出闡述認識和實踐即中國傳統文化中“知”“行”的關系是此文的重點。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人行為方式的基本特點是先思后行、以知統行，正所謂“三思而后行”。這就容易錯誤認為，認識是先於實踐產生的、認識決定實踐。為了駁斥這一錯誤觀點，《實踐論》開篇即闡明：“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歷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了解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系，即認識對生產和階級斗爭的依賴關系。”進而提出，依據辯証唯物主義認識論，“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於物質的生產活動，逐漸地了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和自然的關系﹔而且經過生產活動，也在各種不同程度上逐漸地認識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關系。一切這些知識，離開生產活動是不能得到的”。揭示出在認識和實踐的關系中，歸根結底是實踐決定認識、而不是認識決定實踐。

圍繞認識的本質，《實踐論》指出：“隻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准”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產生之前，圍繞認識的本質，唯心主義先驗論認為，人的認識是一種主觀自生的東西﹔不可知主義的懷疑論認為，人的認識是否正確反映了客觀事物是無法証明的﹔舊唯物主義的直觀論認為，認識是人腦對客觀世界的反映，這種反映是認識者消極、被動接受客觀事物刺激的過程。針對這些錯誤觀點，馬克思主義哲學明確指出，認識的本質是以實踐為基礎的主體對客體的能動反映。正如列寧在《哲學筆記》中指出：“人的意志不僅反映客觀世界，並且創造客觀世界。”《實踐論》將此通俗闡述為：“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於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人們經過失敗之后，也就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於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為勝利。”並深刻總結出，“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從而一錘定音“真理的標准隻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和基本的觀點”。

圍繞認識的過程，《實踐論》指出：“社會的人在他們的生產和階級斗爭的復雜的、經常反復的實踐中，由感性認識到論理認識的推移的運動”

在對認識的來源和本質進行深刻闡述后，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問題：“人的認識究竟怎樣從實踐發生，而又服務於實踐呢？”進而通過事例作出生動解答：有些外面的人們到延安來考察，頭一二天，他們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觸了許多的人，參加了宴會、晚會和群眾大會，聽到了各種說話，看到了各種文件，這些就是事物的現象，這叫做認識的感性階段，是認識的第一個階段﹔外來的考察團先生們在他們集合了各種材料，加上他們“想了一想”之后，就能夠作出判斷，進一步作出這樣的結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能夠成功的。”這個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階段是更重要的階段，也就是理性認識的階段。進而總結出“認識開始於經驗——這就是認識論的唯物論”，“認識的感性階段有待於發展到理性階段——這就是認識論的辯証法”，“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這就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實踐論》問世26年后，經過進一步的思想沉澱，1963年5月，毛澤東作《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一文指出：“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復，才能夠完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清晰展現出毛澤東思想日趨成熟、日臻完善的理論脈絡。

圍繞認識的目的，《實踐論》指出：“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

由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認識運動就此結束了麼？毛澤東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實踐論》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証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証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在理論闡釋基礎上，1943年6月，毛澤東在《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一文中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把認識論化為黨的群眾路線，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成果。作為全文的點睛之筆，《實踐論》作出“兩個飛躍”的深刻總結，指出“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於從感性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於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並提出“實踐是真理的標准”這一精彩論斷。40多年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開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之先聲，黨的指導思想一脈相承，其中所蘊含的馬克思主義真理光輝始終熠熠閃耀。

圍繞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相互關系，《實踐論》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

“真理”是人們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馬克思主義從唯物論出發，承認“真理的存在是無條件的”。同時秉承辯証法的態度，認為正因為“我們的知識向客觀的、絕對的真理接近的界限是受歷史條件制約的”，因此“我們向這個真理的接近條件也是無條件的”。《實踐論》對此有高度的理論概括，指出：“在絕對的總的宇宙發展過程中，各個具體過程的發展都是相對的，因而在絕對真理的長河中，人們對於在各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隻具有相對的真理性。無數相對真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的真理。”並進一步闡釋指出：“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於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在寫作《實踐論》之前，毛澤東讀了蘇聯哲學家米丁等著《辯証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中文譯本，在批注中寫道：“實踐是發展的，理論也應是發展的。”正是對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相互關系的先期思考、通俗解釋，也為百年來黨的理論創新提供了可靠依據。

學哲學、用哲學，是我們黨的一個好傳統。毛澤東曾經指出，“我們的干部中，自以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黨員領導干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黨的創新理論學習，開列的“需要反復精讀”的毛澤東著作篇目，第一篇就是《實踐論》。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希望廣大黨員領導干部掌握科學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走好新時代黨的群眾路線。在《實踐論》問世85年后的今天，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身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當口，重溫《實踐論》中的哲學思想，無疑對我們堅定信仰信念信心、端正思想方法態度，奮進新征程、建功新時代，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來源：《機關黨建研究》202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