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三大：推動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

中共三大會址

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中的三大會場再現油畫

　　1923年6月，黨的三大在廣州召開。會議正確估計了孫中山的革命立場和國民黨進行改組的可能性，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合作，同時黨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一）
　　在黨的二大上，曾通過了《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提出要聯合全國一切革命黨派，聯合資產階級民主派，組成民主的聯合戰線，並決定邀請國民黨等革命團體舉行聯席會議。1922年8月，中國共產黨在杭州西湖召開會議，根據共產國際的建議，討論了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進行合作的可能性。會議經過激烈的討論，確認隻要國民黨能夠根據民主主義原則進行改組，並取消入黨時打手模和向孫中山宣誓等效忠個人的形式，共產黨員可以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兩黨的合作。
　　這個時候的孫中山十分苦悶，他苦心經營多年的國民黨成了一盤散沙，早年的革命朝氣已無影無蹤，除了少數人還在追隨他苦苦奮斗外，不少人或熱衷於一官半職，或意志消沉，而國民黨內部又混進了大量的官僚政客，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的大雜燴。尤其是由他一手培養起來的陳炯明，1922年6月公然叛變，炮轟他的住地，使他不得不離開廣州。陳炯明此舉給孫中山以重大打擊，幾乎使他陷入絕望的境地。
　　陳炯明叛變孫中山后，中國共產黨立即斷絕了同陳的聯系，轉而支持孫中山。孫中山抵滬后，陳獨秀和李大釗又先后去訪問，表示慰問與支持，這使孫中山對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產生了好感，表示歡迎蘇俄對他的幫助，歡迎共產黨人同他合作。西湖會議后，馬林和陳獨秀、李大釗趕赴上海，與孫中山洽商具體合作事宜。孫中山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欣然表示同意，還應允取消打手模等原有入黨辦法，依照民主主義精神改組國民黨組織。
　　按照西湖會議的決定，李大釗、陳獨秀、蔡和森、張太雷等黨的領導干部，率先加入了國民黨。同年9月，孫中山召集各省的國民黨負責黨員53人開會，座談如何改進國民黨的問題，又指定包括陳獨秀在內的9人組成國民黨“改進方略”起草委員會，擬定國民黨的黨綱和總章草案。
　　1923年1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作出《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的決議》，認為中國獨立的工人運動尚不強大，而中國國民黨是“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所以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革命中同國民黨合作是必要的，共產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但共產黨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獨立性，必須保持自己原有的組織和嚴格集中的領導機構。
　　當共產國際指示傳到中國時，正值發生了二七慘案。1922年年初，香港海員為了增加工資、改善待遇，在蘇兆征、林偉民等人領導下舉行了長達56天的大罷工，並取得了勝利。以此為起點，掀起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其中，1922年秋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和1922年10月開始的開灤煤礦工人大罷工，取得了勝利或部分勝利，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黨在領導一系列的罷工過程中，密切了同工人階級的聯系。在斗爭中，一批工人領袖成熟起來，先后加入了黨的隊伍，黨在工礦企業的基層組織也開始建立。
　　1923年2月4日，3萬多名京漢鐵路工人為抗議反動軍閥對新成立的京漢鐵路總工會的破壞，在2000多裡的鐵路線上同時罷工。2月7日，軍閥吳佩孚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血腥屠殺罷工工人，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共產黨員林祥謙、施洋和50余名罷工工人慘遭殺害。隨后，除廣東、湖南外，其他地方的工會組織相繼遭到反動軍閥的封閉，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失敗，給年輕的共產黨人以深刻的教訓：中國革命的敵人是異常強大的，單靠無產階級單槍匹馬的斗爭難以取得革命的勝利，因此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人民沒有絲毫的民主權利，而反動勢力手中卻掌握了強大的反革命武裝，要取得革命的勝利，不能主要依靠合法斗爭，還得以革命的武裝斗爭為主要手段。
　　二七慘案發生后，大多數黨員表示贊同共產國際的決議與國民黨進行合作，但如何執行這一決議，加入國民黨后共產黨的獨立性應保持到什麼程度等等，這些問題，在黨內卻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有必要召開一次全國性的代表大會，解決上述問題，統一全黨認識。於是，中共中央決定提前召開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並決定會議在廣州召開。
　　（二）
　　之所以把黨的三大的會址選在廣州，是因為此時廣州的形勢發生了有利於國共合作的變化。
　　1922年12月，孫中山策動駐廣西的滇軍和桂軍聯合組成討賊軍，向陳炯明的粵軍進攻，粵軍內部不少將士對陳炯明叛變不滿，這時紛紛倒戈加入討賊軍。陳炯明見大勢已去，放棄廣州，逃回惠州老巢。1923年2月，孫中山應邀返粵，在廣州重建大元帥府。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機關一度由上海遷到北京。二七慘案后，北京政府下令通緝馬林、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中央機關隻得遷回上海。但此時上海的白色恐怖也很嚴重，孫中山在廣州重建大元帥府后，革命力量可以在廣州公開活動，中共中央也遷至廣州，因而在這裡召開三大有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
　　1923年5月，中共中央向北方區、兩湖區、江浙區、廣東區的黨組織發出通知，要求迅速選出代表於6月上旬到廣州，准備參加三大。這次與前兩次大會不同的是，代表不再是指定而是由各地選舉產生的。
　　中共中央在通知中規定，代表人數按黨員人數多寡選出，約為10至20名黨員中選一人，要求以產業工人為主體，其次是從事工農革命運動的主要負責人和區、省的書記。出席三大的總共有30多位代表（亦有研究者考証代表40人），其中有表決權的19人，有發言權的10余人，此外還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
　　為了開好這次大會，中共中央特地在廣州東山恤孤院31號（現在恤孤院路3號）租了一幢2層的小樓作為會場。這是一棟普通的磚木結構房子，整座樓似乎已是很長時間沒有人住，看起來又舊又臟。樓下南邊的一間是會議室，北邊的一間作為飯廳。樓上的兩間是宿舍，一部分代表就住在這裡。房間的設備很簡陋，沒有電燈、自來水、廚房、洗澡間，隻有一個大水缸，蓄著洗臉水，晚上照明是煤油燈和蠟燭。會議室的中央，擺著一張西餐式的長方台子，兩邊是一些長條凳，前后兩端各擺著幾把小方凳。
　　大會正式開幕前，先舉行了兩天的預備會議，就一些主要議程和決議草案初步交換了意見。正式開會的第一天，首先由陳獨秀代表第二屆中央執委會作二大以來中央工作的報告。大會第二天，各地區的代表報告本地區的工作情況，劉仁靜等報告參加共產國際四大的情況，張國燾報告“二七”罷工及其善后情況。后面的日程是進行全體會議或分組討論，中心議題是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
　　大會的最后一項議程是選舉了中央領導機關，共選出中央委員9人，按得票多少排序是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王荷波、毛澤東、朱少連、譚平山、項德隆（即項英）、羅章龍。大會還選出李漢俊、鄧中夏、徐梅坤、鄧培、張連光為候補中央委員（史學界亦有人認為候補中央委員中有瞿秋白、向警予，沒有李漢俊、張連光）。由於張國燾在會上強烈反對國共合作，在選舉中央委員時隻得了6票而落選。
　　中央執行委員會又選出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五人組成中央局，負責中央日常工作，並選舉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羅章龍為會計。依據黨的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委員長主席一切中央局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會議，遇委員長缺席時，由中央局互推一人代理委員長之職權。秘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記錄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會計在中央督察之下，管理本黨財政行政，並對於各區各地方及本黨一切機關之財政行政負責。”這是毛澤東第一次進入黨中央領導機關工作。
　　（三）
　　黨的三大集中討論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合作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大會爭論的焦點不是要不要加入國民黨，因為這個問題經過西湖會議，已經基本上取得了全黨的共識。代表們所爭論的，是共產黨員要不要全體加入國民黨，要不要在工人群眾中發展國民黨的組織，后一問題爭論尤為激烈。
　　會上，圍繞上述問題形成了對立的兩派。一派以馬林、陳獨秀為代表，主張共產黨員應全體加入國民黨，在工人群眾中也應該發展國民黨的組織。另一派以張國燾為代表，反對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尤其反對在工人群眾中發展國民黨組織。
　　馬林認為，中國的勞動運動太軟弱無力，實際上等於沒有。目前中國隻能發展國民運動。國民黨是代表國民運動的，但它必須進行改組。現在有了改組國民黨的機會，也有了這種可能。共產國際認為國民運動是當前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蘇維埃俄國應該支持國民黨。因此，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要集中自己的力量改組國民黨，在國民黨內工作和發展國民黨。全國的工人都必須參加國民黨。隻有參加國民黨的工人階級覺悟提高之后，才能產生國民黨左翼。隻有到那個時候，一個真正的共產黨才能形成，中國的革命運動隻能這樣發展。
　　陳獨秀、瞿秋白、張太雷贊同馬林的主張，認為目前共產黨員應加入國民黨進行國民革命，應當完全做國民黨的工作，將來國民革命成功了，共產黨的獨立也就不成問題。而且共產黨要進行工人運動，也隻有加入國民黨，集中力量於國民黨。
　　馬林等人的問題是對國民黨估計過高，對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力量估計過低，但他堅持共產黨應積極參加國民黨，幫助國民黨改組，集中力量進行國民運動的意見，則有積極的一面。當然，在改組國民黨問題上，馬林也犯了絕對化的錯誤，提出“所有共產黨沒有例外地都應加入國民黨，並在國民黨內積極工作，一切工作歸國民黨”。這必然不利於共產黨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張國燾不贊同馬林的意見，反對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尤其是反對在勞動群眾中發展國民黨組織。張國燾的觀點是工人應該在自己的政黨旗幟之下參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資產階級性的國民黨組織，便不免有混亂無產階級思想的危險。他在會上慷慨激昂地說：“如果中共全體黨員都加入國民黨，而且都在國民黨內擔任實際工作，那就是說，陳獨秀也要在國民黨內擔任實際工作，接受國民黨的指導而忙得不可開交，並須以國民黨的身份對外發言，那還有什麼中共的獨立呢？”“擔任中共各級領導工作的中共黨員，擔任與國民黨無關的工作如職工運動等的中共黨員，則不必加入國民黨，或加入而不必在國民黨內擔任實際工作。”
　　從表面上看來，張國燾的觀點也有道理。不過，就其本意而言，是根本懷疑加入國民黨的政策，只是礙於共產國際的指示，不便公開反對，就主要在工人群眾應不應加入國民黨上做文章。后來，在會上贊同張國燾觀點的蔡和森也認為，張國燾等人的意見有三方面的缺陷：一是怕加入國民黨后削弱了自己的勢力，沒有積極去參加國民黨﹔二是希望孫中山左傾后再加入國民黨，而忘卻了支配國民黨的責任﹔三是不能加入國民黨，去促進國民黨改組，因而站在被動的地位。
　　對於如何參加國民黨的問題，大會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也未能獲得一致意見。最后，大會就陳獨秀起草的《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進行表決。在此之前，張國燾反對這個議決案，由他提出了一個修正案，大意是“工人中的中共黨員，除一部分有必要者外，不應全體加入國民黨”，“不應當採取積極介紹大批工人加入國民黨的政策”。這個修正案在表決時，以1票之差被否決。接著，以21票贊同，16票反對，通過了陳獨秀起草的決議。大會還表決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宣言》《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勞動運動議決案》《農民問題決議案》《關於黨員入政界的決議案》《青年運動決議案》《婦女運動決議案》《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等文件。
　　（四）
　　黨的三大強調，由於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發展不充分，無產階級自然也不能充分發展，由於中國各階層人民皆受制於帝國主義和本國軍閥之下，因此，革命的第一步隻能是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這種革命自然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但在這個革命中間，“無產階級卻是一種現實的最徹底的有力部分”﹔農民佔全國人口的70％以上，“國民革命不得農民參與，也很難成功”。無產階級的責任“應當最先竭全力參加促進此國民革命，並喚醒農民，與之聯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資產階級，以引導革命到底﹔以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權，取得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及完全的真正的民族獨立”。
　　黨的三大作出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的重大決策。大會通過的《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強調中國現有的黨，隻有國民黨比較是一個國民革命的黨，同時依社會各階級的現狀，很難另造一個比國民黨更大更革命的黨，即能造成，也有使國民革命勢力不統一不集中的結果。因此，共產黨黨員應加入國民黨。議決案指出：“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之基礎。”黨的三大同時強調，擁護工人農民的自身利益是黨不能一刻遺之的，對於工人農民的宣傳與組織，是黨的特殊責任，引導工農參加國民革命，更是黨的中心工作。
　　毫無疑問，黨的三大作出的這個決議是正確的。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從而有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實現。也正因為如此，極大地推動了中國革命的向前發展，於是有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在這個過程中，黨的組織和黨的影響也迅速擴大。
　　但是，事后看，黨的三大雖然也提出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后，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但大會沒有提出無產階級應當努力爭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反而認為“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由於對國民黨內復雜情況和以后可能的變化估計不足，沒有充分認識到爭取領導權的重要性，埋下了后來陳獨秀右傾錯誤的種子。
　　黨的三大后，國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使國民黨煥發出新的朝氣，全國范圍的國民革命運動開始興起。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孫中山主持在廣州召開。李大釗、譚平山、林伯渠、張國燾、瞿秋白、毛澤東等20余名共產黨員參加了大會。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對三民主義作出了合乎時代潮流的新解釋，使舊三民主義發展成為新三民主義。會議還在事實上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等10名共產黨員在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執行委員。以國民黨一大召開為標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

來源：《學習時報》2022年06月03日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