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關於發展我國數字經濟的戰略思考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站在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圍繞“為什麼要發展數字經濟、怎樣發展數字經濟”這個重大課題進行了深邃思考和不懈探索，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們要深刻學習領會、認真貫徹落實，“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

一、數字經濟事關國家發展大局

數字經濟是以數據資源為關鍵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為主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融合應用和全要素數字化轉型為重要推動力、以數字賦能為顯著特征的新經濟形態，是信息技術創新的擴散效應、數據和知識的溢出效應、數字技術釋放的普惠效應日益凸顯、交互作用的綜合結果。當今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推進，以大數據、雲計算、互聯網、物聯網、虛擬現實、量子信息、區塊鏈、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突飛猛進、廣泛應用，數字經濟以不可阻擋之勢破繭而出、強勢崛起，迅速從微觀經濟現象轉變為宏觀經濟現象，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生產生活方式和社會治理方式，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

“數字經濟是科技創新的重要前沿”，“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方向”。發展數字經濟，是關系我國核心競爭力的戰略問題，是必須緊緊抓住的戰略制高點。習近平指出：“數字經濟事關國家發展大局”，“綜合判斷，發展數字經濟意義重大，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他從歷史和現實相貫通、國際和國內相關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上，精辟論述了發展數字經濟的重大戰略意義。

（一）迎接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挑戰、打造競爭新優勢的必然要求

當今時代，數字生產力日新月異，研發突破和迭代應用明顯加快，成為集聚創新要素最多、應用前景最廣、輻射范圍最寬、帶動作用最強的技術創新領域。數字技術迅猛發展，日益向高端制造、先進材料、能源資源、生物工程、芯片傳感、衛生健康等方面交叉滲透，引發多領域系統性、革命性、群體性技術突破，孕育一系列新技術新應用新產品。數字技術與人類生產生活交匯融合，不斷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滑動屏幕就可購買全球商品，敲擊鍵盤就能開展跨境貿易，輕點鼠標便可游覽世界，這些在以前無法想象的場景，現在卻是觸手可及。

數字技術、數字經濟是數字時代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體現，是新一輪國際競爭的博弈焦點、重點領域。能不能適應和引領數字化發展，成為影響國家興衰成敗的一個關鍵因素。習近平指出：“數字經濟健康發展，有利於推動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近年來，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紛紛把推進經濟數字化作為實現創新發展的重要動能，競相出台中長期數字化發展戰略，在前沿技術研發、數據開放共享、隱私安全保護、人才培養使用等方面進行前瞻性布局，力圖構建數字驅動的經濟體系，重塑數字時代的國際新格局。緊緊抓住數字技術變革機遇，大力發展數字經濟，關系到我國能否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搶佔制高點，掌握發展主動權，贏得優勢、贏得未來。

（二）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的迫切需要

數字經濟具有高創新性、強滲透性、廣覆蓋性，既能改造提升傳統產業、顛覆傳統經濟運行模式，同時又能培育新的發展動能、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成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引擎。習近平指出：“數字經濟健康發展，有利於推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數字經濟是現代產業體系的新支柱，發展數字經濟能夠大幅提高數字技術在現代產業體系中的貢獻率，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離不開大數據發展和應用。”數據具有爆發增長、海量集聚的特點，挖掘數據潛能，用好數據要素，有效釋放數據紅利，能夠為經濟發展和產業變革提供不竭的動力源泉。

發展數字經濟，有利於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我國許多行業處於低端產能過剩與高端產品有效供給不足並存的局面，推動數字技術在千行百業廣泛應用，有助於牽引生產和服務體系智能化升級，促進產業鏈供應鏈融合融通、延伸拓展，帶動產業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邁進。“產業鏈、供應鏈在關鍵時刻不能掉鏈子，這是大國經濟必須具備的重要特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一次實戰狀態下的壓力測試，我國完備的產業體系、強大的動員組織和產業轉換能力發揮了至關重要的支撐作用，但是與此同時，疫情沖擊也暴露出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存在的風險隱患。我們不應該也不可能再簡單重復過去的模式，而應該運用數字技術、數字經濟等新動能延伸、重塑新的產業鏈條，增強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競爭力，著力構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產業鏈供應鏈，確保我國經濟在被外方人為斷供的極端條件下能夠正常運轉。

（三）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抉擇

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經濟的生產方式和商業模式，全面滲透和深刻影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進出口等各個環節，引領勞動力、資本、能源、技術、管理等要素網絡化共享、集約化整合、協作化開發和高效化利用，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新活力。習近平指出：“數字經濟健康發展，有利於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數字經濟是增強經濟發展新動能、暢通經濟大循環的重要載體。數字經濟向經濟社會各個領域滲透，不僅能擴大就業規模、提高就業質量，而且還能擴大消費市場規模、推動消費結構升級。因而發展數字經濟可以激發新的消費潛能，釋放內需潛力，增加居民有效需求，加快培育內需體系。數字經濟是強化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間的紐帶。發展數字經濟不僅可以打通經濟循環的堵點，有效提升國內供給能力，而且可以憑借數字經濟平台提高進口規模和質量，推動國際經濟大循環。進口規模擴大反過來又可以促進國內消費升級、產業升級，進而為出口貿易創造條件，推動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相互促進。基於此，習近平特別強調，要“推動數字經濟更好服務和融入新發展格局”。

數字經濟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柱。發展數字經濟有利於推動各類資源要素快捷流動、各類市場主體加速融合、各類業態跨界發展，驅動實體經濟體系重構、范式遷移，提升經濟發展整體效能。數字經濟是以數字技術驅動的經濟形態，發展數字經濟可以提高勞動效率、資本效率、資源效率、環境效率，實質是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加快推進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最終促成新舊動能加快轉換，實現依靠創新驅動的內涵型增長，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高質量發展。

（四）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滿足人民高品質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徑

在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伴隨生產力水平的大幅提高，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強烈，期盼教育更加公平優質、就業更加靈活充分、收入更加穩定豐裕、醫療更加方便貼心、養老服務更加可及有保障、住房更加寬敞舒適、環境更加生態宜居、社會更加安定有序。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越來越廣泛，呈現多樣化、多層次、多領域、多方面的特點。同時，我國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已經成為滿足人民高品質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和症結所在。發展數字經濟，是關系經濟發展全局的大事，更是關系民生福祉和社會穩定的大事。“當今世界，信息技術創新日新月異，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深入發展，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數字化能有效打破時空阻隔，延伸活動場域，提高有限資源的普惠化水平，極大地方便群眾生活，滿足多樣化個性化需要。

數字經濟承載著人民對高品質生活的新期盼，數字生活成為人民群眾的重要生活方式，數字化服務是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內在要求。數字技術以新理念、新業態、新模式全面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人民群眾在數字化發展中享受到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惠，體驗到數字生活的優質、高效、便捷。“分享經濟、網絡零售、移動支付等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深刻改變了中國老百姓生活。”面向未來，我們必須樹立戰略眼光，瞄准人民高品質需要，把增進民生福祉作為數字化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深入推進數字為民、數字惠民、數字便民，打造更多涉及民生的數字應用場景，著力解決優質民生服務供給不足、分布不均、可及性不夠等問題，努力提升公共服務數字化、均等化、智能化水平，讓人民群眾的獲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續、安全感更有保障。

二、正確處理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

我們黨對數字經濟的認識經歷了一個不斷深化的探索過程，其中最核心的問題就是正確處理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通常使用知識經濟、信息經濟、虛擬經濟等詞來描述世界范圍內“依靠高新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進步”、“傳統經濟與信息網絡技術相結合”而形成的新經濟現象。2002年10月，黨的十六大報告在提出堅持走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時，特別強調要正確處理“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這是虛擬經濟一詞正式出現在黨的重要文獻中。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黨中央深刻總結美國等發達國家進行大量所謂“金融創新”導致虛擬經濟擴張過度、形成金融泡沫的教訓，強調要促進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均衡發展，“形成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相輔相成、良性互動的格局”。

新時代我國數字經濟是在深入實施網絡強國戰略的大背景下不斷發展壯大的。2013年4月25日，習近平在出席外事活動時，強調要拓展數字經濟等新領域合作。盡管這個概念當時在國內用得並不多，但習近平還是敏銳地認識到了數字經濟的重要性。2014年2月27日，習近平在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明確提出了“努力把我國建設成為網絡強國”的戰略任務，並且把“形成實力雄厚的信息經濟”納入網絡強國建設的內容和要求之中。建設網絡強國，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研判世界科技創新和產業變革大勢作出的重大決策，“信息經濟全面發展”成為“網絡基礎設施基本普及、自主創新能力顯著增強、信息經濟全面發展、網絡安全保障有力”四大目標之一。這標志著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站在了一個新的起點上。

在對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進行分析判斷的過程中，習近平注重從信息技術、信息產業的角度思考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問題。2014年6月3日，習近平在2014年國際工程科技大會上的主旨演講中指出：“信息技術成為率先滲透到經濟社會生活各領域的先導技術，將促進以物質生產、物質服務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向以信息生產、信息服務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轉變，世界正在進入以信息產業為主導的新經濟發展時期”。這裡，不僅作出了世界正在進入新經濟發展時期的重大判斷，而且進一步揭示了新經濟有別於傳統經濟的典型特征——以信息技術為先導技術、以信息產業為主導產業、以信息生產和服務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2014年12月9日，習近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系統地闡述了經濟發展新常態帶來的九個趨勢性變化，其中就講到“互聯網技術加快發展，創新方式層出不窮，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可見，習近平在思考如何認識、適應、引領新常態時，極為重視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所發揮的作用。正如他后來所指出的：“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新常態要有新動力，互聯網在這方面可以大有作為。”

新經濟以什麼形態呈現？習近平通過深入思考，逐漸聚焦到互聯網技術及以之為基礎的經濟形態上。2015年12月16日，習近平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針對世界經濟復蘇艱難曲折、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形勢，提出了“推動網絡經濟創新發展”“推動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主張。這裡，習近平使用數字經濟、網絡經濟概念來界定和描述建立在互聯網技術基礎之上的新經濟現象。此時雖然已經使用了數字經濟的概念，但是這一概念在不同程度上仍然與信息經濟、虛擬經濟、網絡經濟等概念同時使用。

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踐中，習近平進一步思考了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2016年1月18日，他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明確指出：“推進供給側改革，必須牢固樹立創新發展理念，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 2016年4月19日，習近平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提出“著力推動互聯網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這就揭示了互聯網和實體經濟既相互對應又相互融合的內在關系，是我們黨認識數字經濟發展規律的一次重要飛躍。2016年9月3日，習近平在杭州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指出：“以互聯網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蓄勢待發，人工智能、虛擬現實等新技術日新月異，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結合，將給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帶來革命性變化。這種變化不會一蹴而就，也不會一帆風順，需要各國合力推動，在充分放大和加速其正面效應的同時，把可能出現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這就進一步揭示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辯証關系，強調要防止出現片面化的傾向。在2016年9月4日至5日召開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上，習近平作為會議主席國的最高領導人主持起草並推動制定了首個具有全球意義的數字經濟倡議——《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數字經濟”成為這次會議的一大熱詞。2016年10月19日，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就實施網絡強國戰略舉行第三十六次集體學習，習近平分析了“世界經濟加速向以網絡信息技術產業為重要內容的經濟活動轉變” 的態勢，明確提出“做大做強數字經濟,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的新要求。在部署“三去一降一補”的過程中，習近平既注重“加快數字經濟對經濟發展的推動”，又突出強調“著力振興實體經濟”，顯示了高超的戰略思維。為防止脫實向虛傾向，2016年12月14日他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振興實體經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向振興實體經濟發力、聚力。”這體現了對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關系的精准把握，強調了實體經濟對數字經濟的定向、聚力作用。此后，習近平在談及數字經濟，特別是談及與實體經濟相對應的經濟形態時，不再使用“虛擬經濟”的提法。這表明我們黨已經將數字經濟從虛擬經濟中剝離出來，更加強化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融合性，注重防范化解虛擬經濟的負面性。可以說，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繼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后，我們黨對網絡經濟、虛擬經濟的又一次校正和重新定位。

從實踐進程看，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十三五”規劃《綱要》對實施網絡強國戰略、“互聯網+”行動計劃、大數據戰略等作出了部署，數字中國建設加速推進。全社會興起了創新創業熱潮，基於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各類創新活動迅猛發展，許多企業開展了新業態新模式的探索，極大地拓展了經濟發展空間，數字經濟在我國國內經濟生產總值中的佔比不斷攀升。正因如此，黨的十九大報告在總結經濟建設成就時，作出了這樣的表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經濟結構不斷優化，數字經濟等新興產業蓬勃發展”。在世界經濟起伏不定、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嚴峻形勢下，能取得這樣的成績，的確來之不易。黨的十九大進一步對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作出戰略部署，提出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強調發展數字經濟、共享經濟。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駛入了快車道。

黨的十九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精心謀劃數字經濟，對新一代信息技術多領域多場景應用進行超前布局。十九屆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中，與新一代信息技術直接相關的主題就有七次，分別是：2017年12月8日就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舉行第二次集體學習，2018年10月31日就人工智能發展現狀和趨勢舉行第九次集體學習，2019年1月25日就全媒體時代和媒體融合發展舉行第十二次集體學習，2019年10月24日就區塊鏈技術發展現狀和趨勢舉行第十八次集體學習，2020年10月16日就量子科技研究和應用前景舉行第二十四次集體學習，2020年11月30日就加強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工作舉行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2021年10月18日就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健康發展舉行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習近平在主持上述集體學習時，提出了一些經典論斷，如“推動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融合發展”，“構建數據驅動、人機協同、跨界融合、共創分享的智能經濟形態”，“探索‘區塊鏈+’在民生領域的運用”，“健全大數據、人工智能、基因技術等新領域新業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促進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這些都反映了習近平對數字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深化和與時俱進。特別是在2018年4月20日召開的全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提出加快推動“兩化”即“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指明了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方法與路徑，由此形成了“一融兩化”的工作格局。

從戰略部署看，中央先后出台《網絡強國戰略實施綱要》《數字經濟發展戰略綱要》等，從國家層面部署推動數字經濟發展。一些地方、部門也制定了相關規劃、配套政策並推動落地落實。2019年10月20日開幕的第六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中央網信辦召開了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啟動會，發布了《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實施方案》，河北省（雄安新區）、浙江省、廣東省、重慶市、四川省等由此啟動了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創建工作。隨著一系列政策舉措的制定實施，我國網絡購物、移動支付、共享經濟、平台經濟等數字經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走在了世界前列。

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斗爭中，數字經濟經受了考驗並加速發展，習近平關於發展我國數字經濟的戰略思考增添了許多富有時代特色的新內容。2020年2月23日，他在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指出：“疫情對產業發展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一些傳統行業受沖擊較大，而智能制造、無人配送、在線消費、醫療健康等新興產業展現出強大成長潛力。要以此為契機，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2020年4月1日，他在浙江考察時發現“在疫情沖擊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發生局部斷裂”，敏銳地指出：“要抓住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賦予的機遇”，“抓緊布局數字經濟、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大力推進科技創新，著力壯大新增長點、形成發展新動能”。戰略性新興產業具有先導性全局性作用，是引領國家未來發展的重要力量，是促進新舊動能轉換的主要載體。從歷史上看，戰略性新興產業往往是在危機倒逼之下主動應對和超前部署的抓手。將數字經濟列入戰略性新興產業，這是一個影響深遠的重大戰略決策。2020年8月21日，習近平在安徽考察時指出：“要深刻把握發展的階段性新特征新要求，堅持把做實做強做優實體經濟作為主攻方向，一手抓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一手抓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壯大”。這期間，國家發改委、中央網信辦印發《關於推進“上雲用數賦智”行動培育新經濟發展實施方案》，強調要大力培育數字經濟新業態，形成產業鏈上下游和跨行業融合的數字化生態體系。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以新業態新模式引領新型消費加快發展的意見》，提出了加力推動線上線下消費有機融合、優化新型消費發展環境等方面的15項政策舉措。疫情防控對數字技術的需求旺盛，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廣泛應用於疫情監測分析、病毒溯源、醫療救護、人員物資管控、復工復產等各環節工作，大幅度提高了效率，極大減少了病毒傳播風險，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效支撐。遠程辦公、線上購物、在線教育、網絡問診等蓬勃發展，直播電商、無人零售、零工經濟、“宅經濟”等全面提速。在實體經濟和其他社會活動遭受疫情嚴重沖擊的情況下，數字經濟脫穎而出、逆勢上揚，充分發揮了促進消費、保障就業、穩定市場、提振經濟、賦能治理的積極作用，拓展和增強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抗沖擊力、回旋空間和韌性。可以說，繼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后，經過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我們黨對數字經濟的認識又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在總結近年來各地各部門、各行業各領域數字經濟發展實踐，特別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經驗的基礎上，2020年10月29日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十四五”規劃《建議》，對加快數字化發展作出專門部署。數字經濟由此成為黨的中長期發展規劃的一個重要內容。2021年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十四五”規劃《綱要》，第五篇以“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為題，對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加快數字社會建設步伐、提高數字政府建設水平作出戰略安排。2021年12月12日，國務院印發《“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明確將“以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為主線”納入“十四五”時期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指導思想之中。

由上述梳理可見，我國數字經濟之所以能健康發展，沒有步入脫實向虛的歧途，關鍵在於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關系的辯証思考和科學把握。習近平提出的“一融兩化”，是在順應數字技術發展潮流、總結國內外發展實踐的基礎上，在應對一個個接踵而來的考驗中，不懈探索數字經濟發展規律而形成的重大成果，是實踐創新與理論創新的智慧結晶。由於在這個核心問題上處理得當，我國數字經濟在服務實體經濟、重塑實體經濟的同時，也迎來了自身的大發展。

三、激發數字經濟活力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深入實施數字經濟發展戰略，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競相發展，數字經濟對經濟社會的引領帶動作用日益凸顯。統計顯示，2019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5.8萬億元，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36.2%﹔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9.2萬億元，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38.6%﹔2021年我國數字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規模超45萬億元，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39.8%。數據表明，我國數字經濟正處在不斷攀升期，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位，信息通信基礎設施、數字產業等快速發展。我國數字消費市場規模全球第一，網民規模連續13年位居世界第一，2021年6月已達10.11億，龐大的規模奠定了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彰顯了數字經濟發展的巨大潛力。

習近平始終以辯証的眼光看待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既指出“這些年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較快、成就顯著”，又強調“同世界數字經濟大國、強國相比，我國數字經濟大而不強、快而不優”。這一論述飽含著敏銳的問題意識，切中肯綮，點明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存在的最主要問題及其最集中體現。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面臨著一些嚴峻的困難和挑戰，主要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不規范的問題較為突出，不少領域存在短板和弱項﹔關鍵領域自主創新能力不足，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變﹔不同行業、區域、群體間數字鴻溝依然存在，甚至有進一步擴大趨勢﹔數據資源規模龐大，但開發利用不夠，價值潛力還沒有充分釋放﹔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層弱而應用層強、生活性服務業強而生產性服務業和制造業弱的結構性失衡比較突出﹔數字經濟治理體系需要進一步完善，防范化解數字經濟風險能力有待提升﹔等等。習近平結合有利條件與不利因素，深入思考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一系列全局性戰略性問題。

（一）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

這是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生命線。經過持續努力，我國科技創新水平大幅躍升，已躋身創新型國家行列。但是同世界先進水平相比，我們在很多方面還存在著不小差距，“其中最大的差距在核心技術上”，“缺芯少魂”“卡脖子”問題嚴重。關鍵核心技術是我們最大的“命門”，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是我們最大的短板和隱患。如果核心元器件掌握在別人手裡，供應鏈的“命門”嚴重依賴外國，那我們的發展就如同建筑在沙灘上的城堡，經不起風吹浪打，甚至會不堪一擊。什麼是核心技術？“一是基礎技術、通用技術。二是非對稱技術、‘殺手锏’技術。三是前沿技術、顛覆性技術。”市場換不來關鍵核心技術，有錢也買不來關鍵核心技術，作為國之重器的關鍵核心技術必須立足自主創新、自立自強。“隻有把關鍵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其他安全。”近年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我大搞“筑牆”“脫鉤”“斷供”戰術，編織科技鐵幕、加碼技術封鎖，想方設法打壓我國科技發展。美國頻頻對我實施“長臂管轄”，對我科技企業和經濟實體進行技術轉移限制、專利許可管控等，對正常的科技人文交流設置障礙。嚴峻的形勢表明，必須加快攻克重要領域“卡脖子”技術，多出“從0到1”的原創性成果，努力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

科技創新是影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個關鍵變量。科技自立自強是促進國家發展大局的根本支撐，是決定我國生存和發展的基礎能力。當前，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的時期，網絡信息技術成為最具魅力而又競爭性極強的戰略高地，是國家比拼的志在必得之地。習近平指出：“要牽住數字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創新這個‘牛鼻子’，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新型舉國體制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提高數字技術基礎研發能力，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盡快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把發展數字經濟自主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是增強關鍵技術創新能力。要強化數字技術基礎研發，瞄准傳感器、量子信息、網絡通信、集成電路、關鍵軟件、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新材料等戰略性前瞻性領域，加大基礎理論研究和關鍵技術攻關力度。二是推進關鍵核心技術成果轉化。堅持創新引領、應用牽引，以數字技術與各領域融合應用為導向，推動行業企業、平台企業和數字技術服務企業跨界創新，加快創新技術的工程化和產業化。三是推進創新資源共建共享，支持具有自主核心技術的開源社區、開源平台、開源項目發展，促進創新模式開放化演進。

（二）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這是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石。新型基礎設施是以信息網絡為核心基礎，綜合集成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面向社會生產生活的廣泛需要而提供感知、傳輸、存儲、計算、處理等數字能力的新一代信息通信基礎設施，是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高質量發展賴以支撐的重要前提條件，是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全面發展的必要物質基礎。當前，數字技術蓬勃發展，推動信息通信基礎設施持續演進升級，並在內涵和外延上不斷拓展延伸。“鐵公機”代表著工業時代的基礎設施，發揮著乘數效應，而5G基站、數據中心等代表著信息時代的新型基礎設施，帶來的是冪數效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不是對傳統基建的排斥和放棄，而是運用數字技術對傳統物理設施進行深度數字化改造，豐富其應用場景，全面提升其精准感知、精確分析、精細管理和精心服務能力。相較於傳統基建，新基建迭代周期更短、對抗突發事件的彈性和韌性更強，更加注重由橫向覆蓋向縱向滲透轉變、由規模增長向集約高效轉變、由剛性統一向智能敏捷轉變、由封閉運行向開放共享轉變。因此，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在某種程度上也被稱為數字新基建。

從世界范圍來看，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是全球新型基礎設施大建設大發展的關鍵期，是新基建和傳統基建融合發展的加速期。從我國來看，數字基礎設施日益融入生產生活，對政務服務、公共服務、民生保障、社會治理的支撐作用進一步凸顯，由此引發的需求也更加強烈。必須“加快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數字經濟全面發展。這是關乎國計民生、利當前惠長遠的重大戰略工程，既助力產業升級又帶動創業就業，必須適度超前部署。習近平指出：“要加強戰略布局”，“打通經濟社會發展的信息‘大動脈’”。要實施信息網絡基礎設施優化升級工程，推進光纖網絡擴容提速，推動5G商用部署和規模應用，前瞻布局第六代移動通信（6G）網絡技術儲備，加快建設“高速泛在、天地一體、雲網融合、智能敏捷、綠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綜合性數字信息基礎設施”。推進雲網協同和算網融合發展，統籌推進算力、算法、數據、應用資源協同的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體系建設，加快實施“東數西算”工程。積極推動數字技術與工業、交通、能源、水利、民生等深度融合、智能升級，增強支撐“智能＋”發展的行業賦能能力，穩步構建智能高效的融合基礎設施。

（三）協同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

這是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根本途徑。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是相得益彰的辯証關系，實體經濟是根基，數字經濟可以起到賦能、放大、催化、提質增效的作用。“加快推進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是習近平關於發展數字經濟一以貫之的基本原則。

著力推進數字產業化，培育發展新動能。形象地說，這是“鼎新”。習近平反復強調“要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融合發展的契機，以信息化、智能化為杠杆培育新動能”。數字產業化的實質，就是充分發揮數據、信息、知識作為新生產要素的作用，依靠數字技術創新驅動，用數字新動能提升數字產業的質量和規模，從而為高質量發展增添強勁新引擎。在數字產業化的過程中，數字技術、數字經濟圍繞產業化主線深度應用，實現動能接續轉換、產業效能躍升。數字產業化的要求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運用數字生產力培育和壯大數字產業。推動大數據、人工智能、數字貨幣、區塊鏈等產業發展，完善信息通信、軟件服務等數字產業鏈，打造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二是強化數字技術創新能力。實施數字技術創新突破工程，加快我國數字經濟優勢從應用端向基礎端、技術端拓展，抓緊補齊基礎技術、通用技術發展短板，提升產業鏈關鍵環節競爭力。三是深化拓展數字化應用。實施數字經濟新業態培育工程，整合線上線下資源推進創新協同、產能共享、供應鏈互通，發展平台經濟、共享經濟、電子商務、眾包眾創、個性定制、柔性制造等數字化新業態新模式。

著力推進產業數字化，改造提升傳統動能。形象地說，這是“革故”。數字技術是重要的通用和賦能技術，蘊含著無盡的潛能，能夠幫助傳統產業實現跨界融合、重構組織模式、提高生產效益、拓展創新路徑。產業數字化的實質，就是運用數字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鏈條的改造，賦能傳統產業以新的應用場景，從而釋放新技術新應用對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聚合、倍增效應。在產業數字化的過程中，傳統產業圍繞數字化主線深度融合，完成自身業態轉型、變革提升。要深入實施“互聯網+”行動，發展普惠性“上雲用數賦智”，加快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立足不同產業特點和差異化需求，加強面向多元化應用場景的技術融合和產品創新，推動傳統產業數字化賦能。要全面深化重點產業數字化轉型。習近平反復強調“推動制造業、服務業、農業等產業數字化”。對制造業來說，要大力推進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戰略，深入實施智能制造工程，加快推動研發設計、生產制造、經營管理、市場服務等全生命周期數字化轉型，“加快培育一批‘專精特新’企業和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對服務業來說，要著力賦能傳統服務業轉型升級，全面加快金融、物流、零售、旅游等生活性服務業和服務貿易數字化進程，提升精准服務、高效服務、智能服務能力。對農業來說，要以農業生產、加工、銷售、物流等全產業鏈數字化加快鄉村振興步伐，創新發展智慧農業，推進“三農”綜合信息服務，提升新農民新主體數字技能。

（四）著力培育數據要素市場

這是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內生動力。縱觀世界文明史和科技發展史，人類社會先后經歷了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信息革命。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以土地、勞動力、資本等為關鍵生產要素，而在信息化時代誕生的數字經濟則以數據資源為關鍵生產要素。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加速突破，數據作為市場資源配置中不可替代的新型生產要素，如潤滑劑般加快了經濟運行速度，顯著提升了勞動生產率，深刻重塑了經濟發展方式和社會治理模式。數據資源的高效整合、深度應用和分析處理能力成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因素，誰掌握了大數據資源和技術，誰善於採好數據、管好數據、用好數據，誰就能夠贏得發展先機。習近平指出：“要構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的數字經濟。”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將數據作為與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等並列的生產要素參與收入分配。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明確提出“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並進行頂層設計。“十四五”規劃《綱要》強調“建立健全數據要素市場規則”。2022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對“加快培育統一的技術和數據市場”等重點任務作出部署。

我國是數據要素稟賦較為豐富、數據應用需求龐大的國家，數據總量約佔全球的20%。近年來，我國大數據發展取得顯著成效，但是仍然存在數據要素供求失配、市場分割、流動不暢、規則和標准體系建設相對滯后等問題，在數據集中和共享、創新應用領域等方面還有不少短板弱項。要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在促進數據共享、降低運營成本、提升協同效率、建設可信體系等方面的作用，大力推進技術融合、業務融合、數據融合，打通數據要素自由流動面臨的障礙和壁壘，形成覆蓋全國、統籌利用、統一接入、協同管理的數據共享大平台。大力推動數據資源開發利用、有序共享，建立健全數據確權、交易、安保等方面的基礎性制度框架，培育規范的數據交易平台和市場主體，加快構建與高標准市場體系、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符合的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新體系，強化高質量數據要素供給。

四、營造良好數字生態

數字經濟經由現代信息網絡衍生出一系列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數據驅動、軟件定義、智能主導、跨界融合、賦能應用、平台支撐、產業細化、服務增值、普惠共享等特征和屬性日趨明顯。這些特性關聯交織、相互作用，使得發展數字經濟不僅僅是經濟部門、市場主體的任務，也不再局限於科技部門、技術層面，而是演變成為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深化數字經濟治理、營造良好數字生態，是黨治國理政的嶄新課題，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任務，是提高黨的長期執政能力的題中應有之義。

（一）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

這是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有力保障。數字技術給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帶來的變革調整是前所未有的，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深刻影響是前所未有的，由此決定了數字經濟治理不能再簡單套用、照搬照抄傳統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比如，平台經濟作為數字經濟新范式，一經誕生就迅猛發展，速度不斷加快，領域不斷延伸，類型越來越豐富。在提高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拓展消費市場、推動創業就業的同時，也出現了信息泄露、算法濫用、平台壟斷、虛假宣傳、強制“二選一”、大數據“殺熟”等侵害消費者權益的亂象，暴露出發展不規范、監管體制不適應等突出問題。相關部門本著鼓勵創新、趨利避害、規范發展的原則，針對不同平台業態量身定制監管方式方法。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促進平台經濟規范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創新監管理念和方式，落實和完善包容審慎監管要求，推動建立健全適應平台經濟發展特點的新型監管機制。”習近平強調：“我國平台經濟發展正處在關鍵時期，要著眼長遠、兼顧當前，補齊短板、強化弱項，營造創新環境，解決突出矛盾和問題，推動平台經濟規范健康持續發展。”

作為新生事物，數字經濟治理的相關規章制度、配套建設遠遠不夠，適應不了快速發展的需要。習近平指出：“要健全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完善體制機制，提高我國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一是堅持發展和監管並重。“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要堅持促進發展和監管規范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在發展中規范、在規范中發展。”要探索建立與數字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協同治理和監管機制，強化跨部門、跨層級、跨區域協同監管，強化功能監管、穿透式監管、持續監管。建立完善政府、平台、企業、行業組織和社會公眾多元參與、有效協同的數字經濟治理新格局，形成治理合力。二是堅持系統治理。注重多措並舉，充分運用政治、經濟、科技、法治、行政、教育、文化等多種手段辯証施治、聯合發力，決不能搞單打一、隻顧一點不及其余。注重建章立制，堅持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數字經濟治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數字經濟發展面臨的深層次問題，提升治理法治化水平。三是堅持創新治理方式。“要改進提高監管技術和手段，把監管和治理貫穿創新、生產、經營、投資全過程。”注重優化監管框架，加快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監管體系，實現事前事中事后全鏈條全領域監管。創新基於新技術手段的監管模式，建立健全觸發式監管機制，推動社會監督、媒體監督、公眾監督和行業監管有效結合、協調貫通。

（二）提升數字化公共服務效能

這是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數字政府、數字社會建設，既是數字經濟發展向社會領域的延伸拓展，同時又為數字經濟深化發展創造了良好環境。建設數字政府、數字社會是建設數字中國的重要內容，有利於提升公共服務數字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推動社會治理精准化、高效化、智能化發展。習近平反復強調要“增強數字政府效能，優化數字社會環境”。

加強數字政府建設。這是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提升政府數字化治理水平和服務能力的重大舉措。習近平強調，要“把數字技術廣泛應用於政府管理服務，推動政府數字化、智能化運行”。要立足人民群眾對美好數字生活的新期待，著力打造智慧共享、和睦共治的新型數字生活，努力構建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數字化服務體系。要以數字化改革助力政府職能轉變，統籌推進各行業各領域政務應用系統集約建設、互聯互通、協同聯動，發揮數字化在政府履行職能過程中的重要支撐作用，增強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生態環境保護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構建協同高效的政府數字化履職能力體系。要推動政務信息化共建共用，持續提高“互聯網+政務服務”效能，努力提升全流程一體化在線服務平台功能，加強政務信息資源整合和公共需求精准預測，加快推進政務服務標准化、規范化、便利化。近年來，一些地區和部門在運用大數據等數字技術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實行“最多跑一次”“一網通辦”“跨省通辦”“不見面審批”改革，讓百姓少跑腿、數據多跑路，深得民心。

加快數字社會建設步伐。建設數字社會，就是要提升社會服務數字化普惠水平，推動社會運行方式數字化創新，持續增強數字治理效能，促進發展成果共享。一是提供智慧便捷、普惠共享的數字化公共服務。數字化公共服務直接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是檢驗數字社會建設成效的重要標志。要聚焦民生保障重點領域，加快推動文化教育、醫療健康、體育健身等領域公共服務資源數字化供給和網絡化服務，強化勞動就業、養老保險、撫幼助殘、家政服務等領域供需對接，促進公共服務和數字平台深度融合，創新拓展“互聯網+公共服務”模式，實現優質資源高效配置、共享復用。二是統籌推進智慧城市和數字鄉村建設。分級分類推進新型智慧城市建設，加強城市數據大腦建設，探索建設數字孿生城市。近年來，一些地方將數字技術應用在城市建設和治理中，積極開展“數字治城”“數字治堵”“數字治疫”等探索，成效顯著。習近平指出：“運用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推動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創新，從數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讓城市更聰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廣闊。”加快建設鄉村綜合信息服務體系，推動農村大數據運用，推進鄉村治理數字化，促進城鄉要素雙向自由流動，構建以城帶鄉、共建共享的數字城鄉融合發展格局。三是構筑全民暢享的數字生活。拓展購物消費、居家生活、社交娛樂、文旅會展、交通出行等各類場景數字化應用，促進智慧社區、智能小區建設，培養全民數字消費意識和習慣，提高全社會數字素養和技能。

（三）筑牢數字安全屏障

這是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前提條件。安全是發展的保障和條件，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和目的。“從世界范圍看，網絡安全威脅和風險日益突出，並日益向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國防等領域傳導滲透。”數字經濟安全與網絡安全息息相關，涉及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是我們無法回避的新的綜合性挑戰。必須統籌發展和安全，堅持底線思維，發揚斗爭精神，提高防范化解數字安全風險能力，著力強化數字經濟安全體系。

一是加強體制機制建設。“要結合我國發展需要和可能，做好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頂層設計和體制機制建設。”深入實施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網絡安全審查辦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法規，運用法治手段維護數字經濟安全。“加快數字經濟、互聯網金融、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領域立法步伐”，努力健全數字經濟治理急需、滿足人民美好數字生活需要必備的法律制度。習近平強調：“要完善國家安全制度體系，重點加強數字經濟安全風險預警、防控機制和能力建設，實現核心技術、重要產業、關鍵設施、戰略資源、重大科技、頭部企業等安全可控。”

二是“加快構建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障體系”。金融、能源、電信、交通、水利等重要行業領域的關鍵信息基礎設施是經濟社會運行的神經中樞，是網絡安全防護的重中之重。一旦被跨網入侵，就會導致調度失靈、金融紊亂、交通中斷等問題，破壞性和殺傷力是致命的。必須著力構建一體化的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障體系，加快發展網絡安全產業，加強網絡安全信息統籌機制、手段、平台建設，筑牢國家網絡安全的堅實根基。

三是切實有效防范各類風險。要強化數字經濟安全風險綜合研判，防范各類風險源累積疊加、交叉傳導而引發經濟風險、技術風險和社會穩定問題。習近平對此進行了多方面的創造性思考。針對近年來由於認識不足、監管缺位，我國一些領域特別是互聯網、平台經濟等領域出現資本無序擴張、野蠻生長問題，習近平指出，要“防止平台壟斷和資本無序擴張，依法查處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要“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為資本設置‘紅綠燈’”，“支持和引導資本規范健康發展”。針對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應用風險，習近平反復強調，“要切實保障國家數據安全”，“確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推動區塊鏈安全有序發展”。針對科技倫理問題，習近平指出：“科技倫理是科技活動必須遵守的價值准則，要堅持增進人類福祉、尊重生命權利、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風險、保持公開透明的原則，健全多方參與、協同共治的治理體制機制，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和保障機制。”針對數字化給就業帶來的影響，習近平提出要構建“增長友好型、就業友好型數字經濟”。針對近年來數字經濟所催生的以勞動關系靈活化、工作內容多樣化、工作方式彈性化、工作安排去組織化、創業機會網絡化為典型特征的新就業形態，習近平極為關心農民工、靈活就業人員、新業態就業人員等人群因沒有納入社會保障而出現“漏保”“脫保”“斷保”的情況，明確提出：“要健全農民工、靈活就業人員、新業態就業人員參加社會保險制度”。

（四）深度參與數字經濟國際合作

這是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外部環境。開展數字經濟國際合作，是堅持對外開放國策的必然要求，是促進高水平開放的重要路徑，是順應經濟全球化、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大舉措。數字經濟是習近平近年來在一系列外事活動、國際會議和重要場合中經常講到的高頻詞之一。他以大國領袖的全球視野和使命擔當，闡述了中國關於攜手各國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主張。他強調，要“深度參與數字經濟國際合作，讓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為經濟社會發展增添動力，開創數字經濟合作新局面”。

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交織疊加，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全球開放指數不斷下滑，全球開放共識弱化，“這值得高度關注”。習近平以一個戰略家的眼光指出：“要密切觀察、主動作為，主動參與國際組織數字經濟議題談判，開展雙多邊數字治理合作，維護和完善多邊數字經濟治理機制，及時提出中國方案，發出中國聲音。”

一是積極參與全球數字經濟治理。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准則，推動制定完善數字和網絡空間國際規則。依托雙邊和多邊合作機制，加強國家間數字經濟戰略對接、數字治理對話，積極參與數據安全、數字貨幣、數字稅等國際規則和數字技術標准制定。

二是打造提升數字經濟合作平台。加強統籌謀劃，拓展數字經濟前沿合作領域，“構建數字合作格局”。用好世界互聯網大會等主場平台，積極搭建雙邊、區域和國際合作平台，建立多邊數字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加快貿易數字化發展，以數字化驅動貿易主體轉型和貿易方式變革。加大金融、物流等領域的合作模式創新，加快我國數字經濟企業“走出去”步伐。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促進數字互聯互通，推動“數字絲綢之路”走深走實，擴大“絲路電商”覆蓋面和影響力。

三是推動共享數字經濟發展成果。著力提升數字經濟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有效性、包容性，創造數字經濟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國人民的良好局面。積極營造開放、公平、公正、非歧視的數字發展環境，幫助發展中國家消除數字鴻溝。尊重文明多樣性，致力推進各國、各民族、各地區網絡文化交流互鑒。習近平強調：“讓數字文明造福各國人民，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總之，習近平總書記立足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新實踐，科學回答了如何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深刻揭示了新時代數字經濟發展趨勢和規律，指引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習近平關於發展我國數字經濟的戰略思考，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是我國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科學指南。在新的征程上，我們要牢牢把握數字經濟發展機遇，著力增強發展數字經濟本領，奮力開拓數字經濟發展新局面，為構建數字中國提供有力支撐，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夯實根基。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四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