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在長征時期的歷史貢獻

1996年，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在我國駐俄羅斯大使館協助下，從俄羅斯國家檔案部門保存的有關共產國際檔案中，找到了1935年10月15日陳雲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所作的，關於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報告的俄文記錄稿。隨后經中央編譯局翻譯成中文，於2001年在《黨的文獻》第4期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專刊上公開發表 。這是繼陳雲認定《（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 是他的手稿和署名廉臣的《隨軍西行見聞錄》 是他撰寫的之后，又一篇介紹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十分重要的文獻。

一、從江西到四川

長征初期，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陳雲，被派往紅五軍團擔任中央代表。紅五軍團是寧都起義過來的原國民黨革命軍第26路軍，是一支英勇善戰的部隊，軍團長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參謀長劉伯承。紅五軍團擔負著后衛掩護整個部隊的行軍任務。

1934年10月18日晚上，陳雲隨紅五軍團從江西省興國縣城外出發，踏上了艱苦卓絕的長征路。

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是因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而被迫進行的。當時推行“左”傾錯誤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在實行這次突圍和戰略轉移的時候，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把戰略轉移變成搬家式的行動。在渡過湘江突破國民黨軍第四道封鎖線時，中央紅軍從8萬多人銳減到3萬多人。中央唯一的大功率電台也被毀壞，暫時失去了與共產國際駐上海辦事處的聯系。湘江戰役是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戰斗空前激烈、損失最為慘重的一次戰役。

12月初，陳雲隨紅五軍團渡過湘江，越過廣西資源縣境內的越城嶺（土名老山界），繼續西進。12月13日，中央軍委決定，第一、第二野戰縱隊合編為軍委縱隊，任命劉伯承為中央紅軍總參謀長兼軍委縱隊司令員，葉劍英為副司令員，陳雲為政治委員。

1935年1月9日，劉伯承、陳雲率領的軍委縱隊渡過烏江后，佔領遵義城。劉伯承和陳雲分別擔任臨時組建的遵義警備司令部司令員和政治委員。

在行軍過程中，當年貴州老百姓生活貧苦，給陳雲留下深刻印象。他在《隨軍西行見聞錄》中寫道：“貴州居民之貧苦真是遠非我等居住於江浙十裡洋場者所能想像。做庄稼的（農民）冬穿單衣，且無完整者。每人有一件已補縫千百次的‘家常衣’，小孩則隆冬還是一絲不挂。當我等行軍經過時，立於路邊之小孩，正在發抖。”“也真是‘天無絕人之路’，在這個貧窮的地域中，煤炭卻到處可得。”“當我等行經劍河縣附近之某村落時，見路邊有一老婦與一童子，身穿單衣，倒於路邊，氣息尚存。詢之，始知為當地農家婦，秋收之后，所收獲之谷米，盡交紳糧（地租），自己則終日乞食，因今日氣候驟寒，且晨起即未得食，故倒臥路旁。正詢問間，赤軍領袖毛澤東至，告以老婦所言。當時毛即時從身上脫下毛線衣一件及行李中取出布被單一條，授於老婦，並命人給以白米一斗。老婦則連連道謝含笑而去。”

1月15－17日，陳雲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會議認為，我們沒有粉碎國民黨第五次“圍剿”，保衛以江西瑞金以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據地，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我們在軍事指揮上戰略戰術基本上是錯誤的。這在黨內、軍委內部不是沒有爭論的。會議指出，軍事領導上錯誤，是李德 、博古 、周恩來三同志，而李德、博古要負主要責任。

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毛澤東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取消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軍事指揮決策機構“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會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的責任。

由於戰爭環境瞬息萬變，軍事指揮需要集中，3月中旬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統一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

會議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經中央政治局通過后印發到支部中去討論。決議發出后，毛澤東、張聞天、陳雲分別到各軍團干部會議上進行傳達，受到積極擁護。這在當時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使大家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從此，結束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全黨的統治地位。

遵義會議后，軍委縱隊改編為中央縱隊，陳雲調任中央組織部部長。

這時，中央紅軍周圍的敵情仍然十分嚴峻。在毛澤東指揮下，中央紅軍聲東擊西，大步進退，四渡赤水，南渡烏江，突然西進，直逼昆明。

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后，蔣介石一方面調集重兵進行圍追堵截，企圖一舉殲滅﹔另一方面，瘋狂破壞國民黨統治區（白區）特別是上海共產黨的組織，企圖一網打盡。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認為，有必要將遵義會議情況向共產國際通報，同時也有必要恢復白區的黨的組織，以配合中央紅軍的作戰行動。

於是中共中央決定派陳雲、潘漢年分別去上海，恢復遭到嚴重破壞的黨的地下組織。陳雲想從昆明走，但由於敵情嚴重，結果沒有走成，又折回到紅軍隊伍中。

5月初，陳雲隨中央縱隊到達金沙江邊的皎平渡口 ，被任命為渡河司令部政治委員，司令員是劉伯承。

雲南省祿勸縣金沙江皎平渡口

金沙江位於長江上游，兩岸山高谷深，渡口江面寬闊，水急浪大，很容易翻船。這時，中央紅軍繳獲2隻小船（可載11人）、4隻較大的船（可載30人），全軍3萬多人就靠這6條船渡江，它的艱苦性可想而知。

陳雲在《隨軍西行見聞錄》中，這樣寫道：“部隊到江邊時，必須停止，不能走近船旁，必須聽號音前進。”“不得同時幾個人上船，隻能一路縱隊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船上司令員，船中秩序必須聽命於這個司令員。”“即使赤軍中軍團長、師長渡河時，亦須按次上船，聽命於渡河司令部，不得違背。”

馬匹如何過河？陳雲寫道：“渡船上本不許載馬匹，但渡河時赤軍想出方法，命馬夫棄馬鞍，拉住馬口索坐於船尾，使馬立河邊上，船離岸時，岸上派人執鞭驅馬，馬即跟於船尾游泳過江”。

“故赤軍自豪，渡過金沙江，未掉一人一馬，誠趣事也。”

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后，進入四川省，跳出了國民黨幾十萬軍隊的圍追堵截，掌握了行動的主動權，取得戰略轉移的決定性勝利。

5月12日，中共中央在會理縣城郊外的鐵廠，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遵義會議以來的作戰行動。會議決定，飛奪瀘定橋，強渡大渡河，繼續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合。

5月31日，中共中央在瀘定縣城附近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陳雲等。會議決定：一是中央紅軍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線，避開人煙稠密地區 ﹔二是派陳雲去上海恢復黨的地下組織。

瀘定會議后，劉伯承給陳雲寫了兩封親筆信，一封是給他在成都的朋友、美豐銀行董事胡公著的﹔另一封是給他在重慶的弟弟劉叔禹的，希望他們協助陳雲赴上海。

6月7－8日，中央紅軍攻佔天全、蘆山兩縣后，陳雲隨軍到達天全縣靈關殿。經過精心安排，陳雲在當地的地下黨員、靈關小學老師席懋昭護送下，到達成都。

四川省天全縣靈關殿鎮

這時，蔣介石正坐鎮成都“圍剿”紅軍，戒備森嚴。陳雲拿眷劉伯承的親筆信，找到美豐銀行董事胡公著，在他那裡住了一個晚上，便離開成都，直奔重慶。

6月28日，陳雲化名“廖家駿”在《新新新聞》報上刊登啟事：“家駿此次來省，路上遺失牙質圖章一個，文為‘廖家駿印’，特此登報，聲明作廢。”這是陳雲事先同周恩來商量好的，向中央報告平安到達成都的信號。

隨后，陳雲在劉伯承弟弟、開中藥鋪的劉叔禹協助下，由重慶乘民生公司輪船安全到達上海。

二、從上海到莫斯科

1935年7月，陳雲到達上海后，仍用他當年在中央特科工作時的化名“李介生”。這時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江蘇省委遭到了幾次大的破壞，而中央特科由於多年來形成的簡單、獨立的領導體系而得以保存下來。

當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知道陳雲到了上海，也知道上海白色恐怖嚴重，恢復黨的地下組織工作一時難以進行后，提出留在上海的地下黨員都應暫時到蘇聯去，以保存有生力量。上海中央特科傳達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要陳雲去蘇聯的意見。陳雲認為，他的工作任務在上海，故決定不立即就走。他讓先期離開長征隊伍，從香港到上海，因一時難以開展工作，又折回香港的潘漢年先走。

不久，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又來催促，陳雲這才決定起程赴蘇聯。這次同陳雲去蘇聯的，一共有七八個人。他們從上海乘蘇聯客船到達符拉迪沃斯托克（原名海參崴），然后乘火車經西伯利亞，到達莫斯科。

陳雲這次回上海大約住了一個半月。他以“廉臣”筆名，假托為一名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用敘事筆調，開始寫作跟隨紅軍長征的歷程，題為《隨軍西行見聞錄》。隨后到莫斯科后完稿。

新中國成立前，在國內流傳的《隨軍西行見聞錄》的幾種單行本

此文最早於1936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主辦的巴黎《全民月刊》上連載，全文約3萬字。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單行本，成為第一本介紹當時鮮為人知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書 。

《隨軍西行見聞錄》是陳雲親身經歷，再加上描寫細膩、故事生動、語言通俗，很快傳回國內。1937年4月，作為附錄收入上海丁丑編譯社在北平秘密出版發行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此后還以《從江西到四川行軍記》《從東南到西北》《長征兩面寫》等不同書名，多次印刷發行，廣為流傳。1939年1月，大文出版社將《隨軍西行見聞錄》同紅軍歌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史諾（即埃德加·斯諾）著、汪衡譯的《兩萬五千裡長征》一起編輯成冊。國民黨統治區的不少青年讀過這些書，成為他們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一種動力。

文章開頭指出：“我國共產勢力，年來伸張極速。朱毛、徐向前、賀龍、蕭克等赤軍，已成為中國的一強大力量。當赤軍起初時，本系是星星之火，迄今則成燎原之勢。”“南京及各省軍隊征剿已歷八九載，但朱毛實力，有增無減。”

文章接著說：“年來蔣委員長親身督剿，步步筑碉，滿擬一鼓殲滅之，不料朱毛早見及此，於去年10月中突圍西走”，“與川北徐向前會合”。“現在中國兩大赤軍會合，聲勢大振，且軍事重心，已由東南而移到西北，剿共軍事，無論在作戰上運輸上皆大感困難，赤軍活動愈難抑止矣。”

這時，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剛閉幕不久，由於日本、德國這兩個戰爭策源地已經形成，法西斯勢力日益成為世界人民的主要威脅。根據這一變化，大會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主張。

陳雲在這篇文章的最后，針對日本帝國主義繼侵佔我國東北后，又加緊侵略華北，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情況，指出：“我以為當今局勢，如再繼續內戰與剿共，非但不能救國，而且適足以誤國。政府當局應該改變計劃，協同赤軍以共御外侮。”“若合我全國兵力一致對外，則不難收復失地。”“我輩小百姓唯一的目的，是在不使中國之亡於日本，不作亡國奴而已。我總覺得無論如何，赤軍總是中國人，總是自己的同胞，放任外敵侵凌，而專打自己同胞，無疑是自殺政策。”

文章最后說：“以中國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殺，而共同殺敵，則不僅日本不足懼，我中華民族亦將從此復興矣！”

10月15日，陳雲應邀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詳細報告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 。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書記曼努伊爾斯基、侯補書記費洛林在聽取匯報時，不時提出一些問題，陳雲一一作了答復。

這是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干部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最早系統地介紹長征的報告。

陳雲赴共產國際匯報工作及回國路線示意圖

陳雲的這個報告，以自己的親身經歷，首先講述中央紅軍為什麼要離開江西蘇區進行長征，作了哪些准備，隨后指出：這次長征歷時8個半月，行程5千多公裡，跨越12個省份，達到了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保存了紅軍有生力量，建立了新的、實力最強大、資源更富足的蘇維埃根據地。

他說：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對紅軍來說是必需的。當敵人包圍我們以前的革命根據地，為保存紅軍有生力量，我們把主力從根據地撤出，目的是要在中國西部的廣闊地區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

報告介紹在紅軍主力縱隊撤出江西中央蘇區向西部進發之前，在軍事戰略部署上做了哪些准備，指出：我們先派一部分部隊打出蘇區，深入敵后，尤其是我們派了抗日先遣隊紅七軍團長尋淮洲部向福建方向和贛閩邊界地區挺進，於是我們的部隊便插到了東北方向敵人的后方。第二個行動，派紅三軍長賀龍部會合紅六軍團長蕭克部，從湘贛邊區打到湖南去，於是我們在西北方向敵人的后方也部署了部隊。

接著，報告將長征分為4個階段，作了詳細介紹：第一階段，從江西到貴州﹔第二階段，從進入貴州到佔領遵義城﹔第三階段，從攻下遵義城開始，一直延續到過金沙江為止﹔第四階段，過江之后。報告詳細分析了每個階段的勝利和所犯的錯誤。

報告談到第一階段所犯的錯誤時指出：部隊出發前在黨內、軍內和群眾中間沒有進行足夠的解釋工作﹔上路時所帶的輜重太多，我們的主力部隊全部變成了輜重部隊，沒有足夠的自由機動部隊﹔我們仿佛總是沿著一條用鉛筆在紙上畫好的路線，朝著一個方向前進，結果我們無論走到哪裡，到處都遇著敵人迎擊。

報告談到第二階段取得的勝利時指出：就是在遵義舉行了擴大的政治局會議。參加會議的不僅有政治局委員，還有全體軍事領導人，各軍團的軍團長和政委。會議糾正了第五次反“圍剿”最后階段與長征第一階段中軍事領導人的錯誤。建立了堅強領導的班子來取代過去的領導人。“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

報告接著介紹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的政治意義。首先，標志著蔣介石“清剿”紅軍計劃的破產﹔其次，會師后我們建立了強大的革命根據地﹔第三，現在紅軍位於川北、陝西、甘肅一帶，敵人不可能從西北方向進攻我們，軍事戰略條件比以前更加有利。

我們取得勝利的原因是什麼呢？報告以具體生動的事例說明：我們有真正英勇頑強、不怕犧牲的紅軍戰士，紅軍不但善於進攻，而且在必要的時候也能秩序井然地撤退﹔我們黨真正成熟起來了，尤其是黨的領導人成熟了﹔每個紅軍戰士都知道三大紀律和八項注意，我們所到之處都得到了群眾的支持。

報告指出：我們有沒有犯過錯誤？當然犯過。例如：

我們在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上，把十九路軍看作是某種試圖走特殊道路的反動勢力。如果我們不犯這個錯誤，那末，現在福建和中央蘇區的局面就會完全不同。

我們組織長征時，沒有向廣大群眾、紅軍戰士，甚至黨內講清楚這次長征的意義，甚至中央政治局也沒有討論過。

我們離開江西時，帶走了主要的軍事干部、軍事學校所有學生等，卻把在民政機關中工作的干部留在了那裡，瞿秋白 等同志后來被捕遇害了，這對我們黨來說是個巨大的損失。

我們沒有始終如一地堅持運動戰術，而是採用了陣地戰術。以往的戰斗經驗表明，必須集中主力打擊敵人，可我們卻把軍隊分散，使之變成了敵人進攻的目標，自己則喪失了機動能力。

以上這些，就是我們在最后一次反“圍剿”中所犯的錯誤。

報告指出：犯錯誤當然是件壞事，錯誤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但我們的力量就在於能夠克服並糾正這些錯誤。

報告還強調指出：現在，我們黨能夠並且善於靈活正確地領導國內戰爭，像毛澤東、朱德等軍事領導人已經成熟起來。我們擁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犧牲精神，英勇無畏、為實現共產國際總路線而斗爭的干部隊伍。像陳獨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錯誤時期需要共產國際出面干預的情況，再也不會有了。我們黨在新的情況下能夠自己提出新的任務。

陳雲這個報告，使共產國際全面、正確地了解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富有實踐經驗的領袖群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時，對中共中央后來幾年內在同張國燾的斗爭中獲得共產國際的支持，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陳雲作報告大約一個半月后，12月3日下午，斯大林在克裡姆林宮會見了陳雲、王明和康生。他們進行了約1個小時誠摯的交談。

陳雲這個報告，不久被人整理成題為《英勇西征》的文章，署名“施平”，這是他在莫斯科化名“史平”的諧音，於1936年春發表在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雜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

陳雲這個報告和它幾乎同時出版的《隨軍西行見聞錄》，以及他撰寫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一起，成為最早介紹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和中共領袖毛澤東等人的重要著作，成為后人研究長征和遵義會議歷史的難得的珍貴史料。

（作者：陳群，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原陳雲同志秘書﹔梁營，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機關黨委副書記）

（來源：“陳雲紀念館”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