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五大：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
1997年9月在北京召開黨的十五大，是黨在世紀之交的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大會。這次大會明確回答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為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提供了重要保証。
（一）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迎來一個加快發展的歷史契機。一方面，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40多年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10多年的不懈奮斗，我國的社會生產力、人民生活水平和綜合國力都邁上了一個大台階，特別是黨終於牢固確立起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路線。另一方面，蘇東劇變后，兩極格局終結，世界格局開始走向多極化，在此進程中，我國成功打破西方國家“制裁”、恢復了同西方發達國家的關系，同時積極開展睦鄰外交、改善了同周邊國家的關系，從而營造出一個較為和平安定的國際環境。
因此，在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之后，我國抓住機遇，使經濟社會發展駛上了“快車道”。1993年3月，黨的十四屆二中全會召開，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調整“八五”計劃若干指標的建議》，將“八五”期間國民經濟的年平均增速由原定的6%調整為8%—9%。在此指引下，“八五”期間，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2.3%，至1995年達到61340億元，從而提前5年實現了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兩番的戰略目標﹔另外，“八五”計劃的其他一些指標，比如產業結構、利用外資、進出口貿易、投資規模等，也都完成或超額完成。在此基礎上，1995年9月，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召開，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進一步擘畫了經濟社會發展在未來5年的近期目標和未來15年的宏偉藍圖。
20世紀90年代前半期，我國經濟建設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面臨著嚴峻考驗。1992年初，我國再次出現比較嚴重的經濟過熱現象。此后，在加快發展的過程中，由於一些地方和部門片面追求高速度，本來就過熱的經濟又出現投資增加過猛、房地產熱、開發區熱、金融秩序混亂、物價上漲等一些新問題。為此，黨中央、國務院及時採取了一系列加強宏觀調控的舉措。1993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提出嚴控貨幣發行、穩定金融形勢等16項加強宏觀調控的措施。為確保這些措施落實到位，1993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又連續召開全國金融、財政、稅收工作會議，提出兩個“約法三章”，加大了對金融、財稅領域的整頓力度。經過3年努力，到1996年底，這些以經濟、法律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措施取得了顯著成效：過度投資得到控制、金融秩序逐步好轉、物價漲幅明顯回落。由此，我國經濟實現從發展過熱、通貨膨脹到“高增長、低通脹”的“軟著陸”，這為抵御不久后的亞洲金融危機沖擊打下了堅實基礎。
（二）
經濟運行中屢次出現過熱現象，體現了加快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現實必要性。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召開，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從而把黨的十四大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和基本原則進一步具體化，制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據此，黨中央、國務院相繼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舉措。
在財稅體制改革方面，1993年12月15日，國務院作出《關於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旨在理順中央與地方分配關系，增強中央權威，發揮財政的宏觀調控作用﹔在金融體制改革方面，1993年12月25日，國務院作出《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旨在加強中央銀行職能，逐步推進商業銀行的企業化改革﹔在外貿體制改革方面，1994年1月11日，國務院作出《關於進一步深化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決定》，旨在將外貿進口的指令性計劃改為指導性計劃，建立適應國際經濟通行規則的運行機制﹔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從1994年開始，國務院在100家國有大中型企業中進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在18個城市進行優化資本結構和資產重組的配套改革試點，此后逐步擴大試點范圍，至1997年已初見成效。此外，投資、計劃、職工社保體系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在1994年也都陸續出台。通過這些改革，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步伐加快，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明顯增強，全國呈現出改革開放全面推進、經濟建設迅猛發展的蓬勃景象。
在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大步向前的同時，黨和國家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而推進的其他各項事業也取得了新進展。比如：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1993年3月，黨的十四屆二中全會通過《關於黨政機構改革的方案》，開始對行政管理體制和黨政機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在黨的建設方面，1994年9月，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作出《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黨的建設的總目標和總任務﹔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1996年10月，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作出《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設作出部署﹔在對外開放方面，到1997年，我國已形成從沿海到沿江、從沿邊到內陸，多層次、多渠道、全方位開放的新格局﹔在國家統一方面，1997年7月1日，我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歷史性地邁出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第一步﹔等等。這些工作，都為保障經濟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穩步推進提供了重要條件。
（三）
在黨的十四大以來加速發展所取得的各項成就基礎上，籌備黨的十五大、為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跨世紀發展做好准備，也就提上了議事日程。1996年10月，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召開黨的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確定黨的十五大於1997年下半年在北京舉行。此后，起草黨的十五大報告稿、選舉黨的十五大代表等工作有序展開。正當全國上下迎接黨的十五大到來之際，1997年2月19日，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逝世。此時，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共產黨還能否沿著鄧小平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走下去。
在此情形下，1997年5月29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畢業典禮上闡述黨的十五大報告稿的幾個主要問題時表示：“在跨越世紀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舉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偉大旗幟，用這個理論來指導我們的整個事業和各項工作……無論遇到什麼困難，什麼風險，都不動搖。”這為黨的十五大召開做好了思想准備。1997年9月，黨的十四屆七中全會決定黨的十五大於9月12日在北京召開，並通過了黨的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向黨的十五大的報告。
1997年9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開幕。大會正式代表2048人，特邀代表60人，代表全國5800多萬名黨員。江澤民作了《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的報告，其中首次使用了“鄧小平理論”概念，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作出了我國跨世紀發展的戰略部署。隨后幾天，各代表團對報告進行了分組討論，並分別進行了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和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的預選。9月18日，大會正式選舉出由193名委員和151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選舉出由115名委員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並通過了《關於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和《關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
（四）
黨的十五大的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進一步發展了我們黨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指導思想問題上的認識，明確了黨領導人民繼續前進的旗幟和道路。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序幕，這是鄧小平理論形成和發展的起點。1982年，黨的十二大首次明確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重大命題，回答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問題，這是鄧小平理論的主要內容之一。1987年，黨的十三大歸納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關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科學理論觀點，初步回答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階段、任務、動力等基本問題，使鄧小平理論有了更清晰的輪廓。1992年，黨的十四大概括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要內容，並以寫入黨章的形式確立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
1997年，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別是十四大的基礎上，黨的十五大首次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提煉為“鄧小平理論”，並明確將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一同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的兩大理論成果，同時從鄧小平理論具體“新”在何處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其作為毛澤東思想繼承與發展、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新階段的理論本質，從而清晰有力地闡釋了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和指導意義。正是基於此，大會將鄧小平理論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道，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進黨章，使其成為全黨必須長期堅持的行動指南。
黨的十五大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是我們黨在鄧小平逝世之后、在世紀之交的關鍵時刻作出的標志性、歷史性決策。這項決策明確宣示了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在跨越世紀的新征途上，我們黨將舉“鄧小平理論”的旗、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彰顯了全黨繼續全面推進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決心和信念，回應了國際國內對中國將向何處去的種種猜測，對我國此后的發展進步產生了極為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五）
黨的十五大提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進一步發展了我們黨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關於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所處發展階段的認識，為黨的事業勝利前進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証。
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首次明確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於初級的階段”這一科學論斷。1982年，黨的十二大重申“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現在還處在初級發展階段”的觀點。1987年，黨的十三大進一步指出：“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首要問題，是我們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和政策的根本依據。”為此，大會首次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內涵，並由此出發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從而使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認識前進了一大步。
然而，隨著改革的深化，特別是進入攻堅階段，種種矛盾和問題相繼產生，一些人也出現種種疑惑，不理解現階段為什麼實行這樣的路線和政策而不能實行別的路線和政策，這說到底還是因為對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缺乏統一認識和准確把握。因此，時隔十年之后，黨的十五大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基本路線進行了更加全面、系統和深入的再認識，特別是從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對黨的基本路線進行了展開。具體來說：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即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基礎上，依法治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即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為目標，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
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中規定的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之基本目標進一步具體化，把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認識提高到一個嶄新高度，這對於統一思想認識、保持清醒頭腦、克服各種干擾、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穩步推向新世紀具有重要作用。
（六）
黨的十五大在所有制問題上提出許多新觀點、新論斷，進一步發展了我們黨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所有制問題上的認識，為我國改革和建設的進一步發展開辟了廣闊道路。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開始突破單一公有制，不斷推進所有制理論創新。至1992年，黨的十四大已提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不同經濟成分還可以自願實行多種形式的聯合經營。”這些認識，一方面是對傳統所有制觀念的巨大突破，另一方面也存在很多未能沖破思想束縛的局限。
為了進一步消除所有制結構不合理對生產力的羈絆，1997年，黨的十五大在所有制問題上作出一系列新的闡述。關於所有制結構，黨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首次從制度層面確認了改革開放以來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的方向和成就。關於公有制經濟的含義，黨的十五大指出：“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這不僅極大擴展了公有制的內涵，而且從理論層面消除了人們認為非公經濟發展一些或國有經濟比重減少一些就會影響我國社會主義性質的疑慮。關於公有制實現形式，黨的十五大指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首次對公有制的性質和實現形式作出區分，從理論上為推動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搞好整個國有經濟創造了條件。關於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黨的十五大指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由“補充”上升到“重要組成部分”，進一步肯定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黨的十五大在所有制問題上提出的一系列新觀點、新論斷，體現了黨在探索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和認識深化。這些新的思想認識，對於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推動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除了以上，黨的十五大在其他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貢獻。比如，大會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重大問題上作出了新的闡述﹔大會提出了新的“三步走”發展戰略，並據此為我國跨世紀發展作出戰略部署﹔等等。總之，黨的十五大是在關鍵歷史時刻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此后，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踏上了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的新征程。
〔作者單位：河南省委黨校黨史教研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
來源：《學習時報》2022年8月19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