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人建立新中國的宣言書：《新民主主義論》

﹝摘 要﹞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在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的關鍵時刻，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之問，給處於苦悶中的中國人指明了前進的方向，有力地駁斥了國民黨頑固派誣蔑共產黨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各種謬論，極大地鼓舞了革命人民勝利前進的信心。《新民主主義論》以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為基礎，制定了中國革命兩步走戰略，對中國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展開論述，清晰地揭示了中國革命發展的歷史進程，並對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進行了探索和謀劃。《新民主主義論》的發表，表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經能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純熟地結合起來，系統回答時代和革命斗爭實踐提出的緊迫問題，已經對中國的前途命運擁有決定性發言權。《新民主主義論》是中國共產黨人建立新中國的宣言書。

﹝關鍵詞﹞

毛澤東 《新民主主義論》 新中國 宣言書

1940年初，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也是最艱難階段，中國到底向何處去、應該怎麼辦，這拷問著每一個中國人。此時，毛澤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深刻分析中國社會形態和階級狀況，弄清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動力，提出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革命兩步走戰略，描繪了新民主主義社會藍圖，及時回答了時代之問、中國之問，給處於苦悶中的中國人指明了前進的方向。《新民主主義論》是中國共產黨人建立新中國的宣言書。

一、回答時代之問：中國向何處去？

《新民主主義論》首先將問題擺出來。文章一開始就指出，抗戰以來，全國人民有了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為有了出路，愁眉鎖眼的姿態為之一掃。但是近來的妥協空氣，反共聲浪，忽又甚囂塵上，又把全國人民打入悶葫蘆裡了。於是怎麼辦，中國向何處去，又成為問題了。

事實上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近代以來一直是擺在中國人民面前需要回答的最大問題。

鴉片戰爭后，中國陷入內憂外患黑暗境地，人民遭受深重苦難。無數仁人志士進行了可歌可泣的斗爭，進行了各式各樣救國救民的探索，但都以失敗告終。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中國人民點亮了前進的燈塔。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但是，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如何將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難題，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缺乏經驗，前進的道路上充滿坎坷。

1924年開始的國共第一次合作掀起轟轟烈烈大革命高潮，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將共產黨人淹沒在血泊中。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共產黨人舉行了一系列武裝起義，創建革命根據地，掀起土地革命風暴。由於簡單套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國十月革命城市武裝起義的經驗，中國革命再次遭受嚴重挫折，被迫進行長征。1935年召開的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打開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在這期間，日本帝國主義不斷擴大對中國的侵略，民族危機日益嚴重。1931年策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中國東北全境，1935年制造華北事變，1937年7月7日以炮轟宛平城和進攻盧溝橋為標志，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妄圖變中國為其獨佔殖民地。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這激起了中國人民的頑強反抗。

在這樣的形勢下，國共兩黨重新聯合開展第二次合作，推動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發展，中國進入全民族抗戰階段。

國共合作受到全國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的熱烈歡迎。著名國民黨左派領袖宋慶齡興奮地表示：“我聽到這個消息，感動得幾乎要下淚。”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高潮深入城鄉各個社會階層。廣大愛國華僑在世界各地也積極開展抗日救國運動。毛澤東深刻論述了抗日統一戰線的意義，他指出：“歷史的車輪將經過這個統一戰線，把中國革命帶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上去。中國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中解放出來，將決定於這個統一戰線的發展狀況。”

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使抗戰出現嶄新局面，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戰速決滅亡中國的狂妄計劃。從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到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是全國抗戰的戰略防御階段。國共兩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在合作抗日的旗幟下協同作戰，對日軍進行了較為有效的抗擊，使日軍實力受到較大的消耗。戰爭規模的擴大及日本所投入兵力之多、損失之大，大大超過日本侵略者的最初預想，日本在戰略上已矛盾重重，日益陷入被動局面。到1938年底，日本陸軍在中國戰場上的兵力已達24個師團。日軍在戰爭中的傷亡已達44.7萬人。日本不得不停止對中國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抗日戰爭開始出現戰略相持局面。

然而，在抗戰中，國民黨、共產黨實行了不同的抗戰路線。國民黨推行的是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抗戰的片面抗戰路線，共產黨實行全體人民參加戰爭、支援戰爭的全面抗戰路線。不同的抗戰路線，帶來的影響是不同的。

在抗戰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以及全國各界民眾組織的抗日自衛武裝等，對抵抗日軍侵略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特別是隨著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迅速展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建立，鉗制了日軍的大量兵力，有力配合和支援了國民黨軍隊的正面作戰。黨的隊伍和人民武裝也得到迅速發展。到1938年底，共產黨員人數已從全國抗戰開始的4萬多人發展到50余萬人，成為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大黨。從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軍、新四軍同日、偽軍作戰1600余次，斃傷俘敵5.4萬余人，八路軍發展到15.6萬余人，新四軍發展到2.5萬余人，敵后根據地總人口達5000萬以上。隨著黨的領導進一步加強、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進一步發展，黨領導的敵后抗戰威力進一步發揮，人民抗日力量不斷成長壯大。到1940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部隊由抗戰開始時的5萬多人發展到50多萬人，此外還有大量的地方武裝和民兵。除陝甘寧邊區外，在華北、華中和華南建立了16塊抗日根據地。這些根據地共擁有近1億人口，成為全國抗戰的重心。

在抗戰初期，國民黨對抗戰也是較為努力的。在政治上，同共產黨的關系有所改善，對群眾的抗日運動有所開放，全國出現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氣象。但是，國民黨從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出發，害怕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的發展壯大會危及自己的統治地位，實行片面抗戰路線，不可避免地給抗戰帶來很多困難和障礙。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打過一些勝仗，但打得並不好，軍隊損失很大，傷亡約80萬人。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廣州、武漢等重要城市，以及這些城市周圍的廣大地區相繼淪陷。日本軍隊推進得如此迅速，中國人民遭受空前嚴重的損失，是同國民黨統治集團執行片面抗戰路線和單純防御戰略方針分不開的。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中國與日本、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兩國三方”關系，呈現異常復雜的局面。鑒於前一階段中國各派政治力量對抗戰的不同態度，日本侵略者對國民黨軍隊由軍事打擊為主轉變為政治誘降為主，日軍作戰的主攻方向由對國民黨的正面戰場轉向對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隨著日本對華政策的這種轉變，國民黨政府面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的不斷壯大和抗日根據地的快速發展，其政策重點也由對外轉向了對內，實行消極的抗日、積極的反共政策，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裝摩擦事件。

中國共產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況和復雜局面。在民族矛盾仍是主要矛盾的條件下，如何處理以或隱或顯、時起時伏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尖銳的階級矛盾。民族大敵當前，不能不以主要力量繼續抗擊日本侵略者，為了自衛又不能不對國民黨頑固派反共摩擦進行斗爭。中國共產黨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主義派別，政治上過分強調統一戰線中的聯合，影響獨立自主原則貫徹﹔軍事上不重視開展敵后根據地的斗爭，對黨領導的游擊戰爭的作用認識不足。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確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統一了全黨的步調。全會基本上克服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但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

國民黨頑固派不僅在軍事上搞摩擦，在思想戰線上也對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發起了攻勢。他們閹割、抹殺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革命精神，把三民主義變成反共旗幟。國共雙方圍繞三民主義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論戰。1939年1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作題為《喚醒黨魂，發揚黨德，鞏固黨基》的報告，並作題為《整理黨務之要點》的講話。他強調的所謂“喚醒黨魂”“發揚黨德”，就是實行“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專制主義。國民黨的“宣傳家”也聲稱：“中國有了三民主義就夠了，用不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不合於中國的歷史道路”。國家社會黨的張君勱也發表致毛澤東的公開信，要求共產黨取消邊區，取消八路軍、新四軍，“將馬克思主義暫擱一邊”。這些破壞團結抗日的言論，使廣大群眾對抗戰前途和中國的未來深感擔憂。

面對嚴峻復雜的形勢，中國共產黨一方面要高舉自衛的旗幟，開展反摩擦斗爭，粉碎國民黨的反共高潮﹔另一方面要進行理論上的斗爭，捍衛馬克思主義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革命原則，並系統闡明對中國革命各項問題的基本觀點。這時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有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戰爆發以來十多年的成功和失敗的豐富經驗、高超智慧和堅定信心，已經成為政治上成熟的政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經能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純熟地結合起來，能夠系統地回答前面所說的問題。正如胡喬木指出的，中國共產黨人能夠創立完整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因為這時已經擁有大面積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和大量的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已經在抗日戰爭的發展中証明其軍事主張和政治主張的正確性和有效性，已經擁有多方面的豐富的政治經驗，在人民中間享有崇高的政治威信，足以對未來中國前途擁有有決定影響的發言權。

二、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

毛澤東的回答，沒有立即聚焦當時理論爭論的焦點——三民主義問題，而是通過發表以《新民主主義論》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舉起新民主主義的旗幟，強調首先要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然后在此基礎上再走第二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第一段提出中國向何處去之問后，在第二段明確提出，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他強調，“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一切這些的目的，在於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要建立這樣的新國家，就要從中國社會國情出發進行符合中國歷史特點的革命。

從第三段開始，毛澤東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運用“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的基本觀點，以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為基礎，制定了中國革命兩步走戰略，對中國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展開論述，旗幟鮮明地強調首先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

毛澤東強調，“隻有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才能認清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動力、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前途和轉變。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他指出，“自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中國社會又逐漸地生長了資本主義因素以來，中國已逐漸地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這就是現時中國社會的性質，這就是現時中國的國情。我們要革除的，就是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政治、舊經濟和為這種舊政治、舊經濟服務的舊文化。而我們要建立起來的，則是與此相反的東西，乃是中華民族的新政治、新經濟和新文化。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所謂中華民族的新經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所謂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為了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范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范疇的民主主義，是新民主主義。毛澤東強調，“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在中國從事革命的一切黨派，一切人們，誰不懂得這個歷史特點，誰就不能指導這個革命和進行這個革命到勝利，誰就會被人民拋棄，變為向隅而泣的可憐虫”。

毛澤東從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國情出發，明確革命的任務、對象就是革除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政治、舊經濟和舊文化，因此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民主主義革命。

接下來，他深入分析闡明現在中國的民主主義為什麼已不是舊范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范疇的民主主義，是新民主主義。他指出，那是因為：近代以來世界上有兩種世界革命。第一種屬於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范疇的世界革命，這種世界革命的時期早已過去了，還在1914年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之時，尤其是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之時，就告終結了。從此以后，開始了第二種世界革命，即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世界革命。兩種世界革命劃分的標志，是1914年爆發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以前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革命范疇之內。在這以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卻改變為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而在革命的陣線上來說，則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

那麼這種新的資產階級革命，或新民主主義革命有什麼特點呢？他指出，“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階段，第一步，雖然按其社會性質，基本上依然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它的客觀要求，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然而這種革命，已經不是舊的、被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和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因此，這種革命又恰是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掃清更廣大的道路”。

這個革命的第一階段，其社會性質是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還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但早已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現在則更成了這種世界革命的偉大的一部分，成了這種世界革命的偉大的同盟軍。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決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后，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

毛澤東強調，“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最基本的特點，這就是二十年來（從1919年五四運動算起）的新的革命過程，這就是現時中國革命的生動的具體的內容”。

毛澤東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將世界革命劃分為兩種革命觀點出發，明確中國革命第一階段的性質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任務是要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目的卻不是舊的、被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是新的、被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和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這種革命的性質是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還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革命，但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這樣中國民主革命的性質、任務、前途、領導力量等，就闡述得很清楚了。毛澤東創造性地將這種革命明確為新民主主義革命。

至此，中國革命分兩步走、以及兩步走之間的關系，已經闡述得很清楚了，新民主主義旗幟已經高高地舉了起來。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進行了探索。黨的一大確定直接搞社會主義革命，黨的二大則確定首先進行民主革命然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但是，在相當長時期內，黨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仍然是模糊的。列寧和共產國際雖然有若干民族、殖民地民主革命問題的論述、指示，但是在中國這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怎樣搞革命仍然需要中國共產黨人自己去探索。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積累的革命斗爭經驗還很不夠，還不能認清中國國情、中國革命的性質和特點，以致於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傾錯誤，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又多次犯了“左”傾錯誤，抗戰時期王明又犯了右傾錯誤，使中國革命遭受嚴重損失。這些嚴重損失，深深地教育了中國共產黨人。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就不一樣了，中國共產黨成熟起來了。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在抗日時期，我們才制定了合乎情況的黨的總路線和一整套具體政策。這時候，中國民主革命這個必然王國才被我們認識，我們才有了自由”。

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才開始將筆鋒一轉，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有關謬論進行逐一批駁，對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異同、舊三民主義和新三民主義的區別進行闡述。

由上可見，毛澤東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發展論，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將不斷革命論與革命發展階段論統一起來，深入闡明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關系，清晰地揭示了中國革命發展的歷史進程。

三、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

在弄清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后，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后將要建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是怎樣的一個社會，它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又是怎樣的？毛澤東對此進行了進一步的探索、謀劃，分別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毛澤東根據各階級在革命中的態度闡明了它們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的地位。他著重分析了中國資產階級的特點，在此基礎上強調，“在今日，誰能領導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並實施民主政治，誰就是人民的救星。歷史已經証明：中國資產階級是不能盡此責任的，這個責任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了”。“所以，無論如何，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現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隻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共和國。”關於政權的構成形式，採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省人民代表大會、縣人民代表大會、區人民代表大會直到鄉人民代表大會的系統，並由各級代表大會選舉政府。這個選舉，實行無男女、信仰、財產、教育等差別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選舉制，如此才能適合於各革命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適合於表現民意和指揮革命斗爭，適合於新民主主義的精神。這種制度即民主集中制。隻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發揮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對革命的敵人。總之，“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共和國，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

毛澤東強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國家構成或政權構成，就是幾個反對帝國主義的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在今天的中國，這種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式，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形式。”“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一方面和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那是舊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那種共和國已經過時了﹔另一方面，也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

由上可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抗日統一戰線十分廣泛，除了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外，還包括民族資產階級，甚至還包括作為地主階級一部分的開明紳士，從而使黨領導的革命走出工農革命狹小的圈子，成為真正的民族民主革命，將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都凝聚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旗幟之下。

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毛澤東指出，第一，共和國要使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國家所有。“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但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后。第二，共和國將採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系，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允許其存在的。這就是“平均地權”的方針。在這個階段上，一般地還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總之，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方“操縱國計民生”，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是舊的半封建社會。這就是革命的中國、抗日的中國應該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內部經濟關系。

由上可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制度，充分體現了國共合作時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精神，充分體現了孫中山“節制資本”“平均地權”的主張，是真正將孫中山新三民主義付諸實踐。

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毛澤東首先闡述了文化與政治、經濟的關系。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在中國，有帝國主義文化，這是反映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統治或半統治中國的東西。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屬於這一類。在中國，又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不把這種東西打倒，什麼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至於新文化，則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是為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在“五四”以前，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國的新文化，卻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革命文化，對於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

其次，闡述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內容和方針。毛澤東強調，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是資產階級領導的。在“五四”以后，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肩上。“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文化。這種文化，隻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任何別的階級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領導了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句話，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毛澤東指出，資產階級頑固派，在文化問題上，和他們在政權問題上一樣，是完全錯誤的。他們不知道中國新時期的歷史特點，他們不承認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他們的出發點是資產階級專制主義，在文化問題上就是資產階級的文化專制主義。資產階級頑固派的這條文化專制主義的路是走不通的，它同政權問題一樣，沒有國內國際的條件。因此，這種文化專制主義，也還是“收起”為妙。“現階段上中國新的國民文化的內容，既不是資產階級的文化專制主義，又不是單純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而是以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文化思想為領導的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但是一切外國的東西，必須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開玩笑，在中國革命隊伍中是沒有他們的位置的。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科學的。它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相一致。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

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須知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

由上可見，毛澤東有關新民主主義文化的論述，揭穿了國民黨頑固派文化專制主義的實質，闡明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性質、內容和發展方針，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發展指明方向。

四、號召舉起雙手迎接新中國

《新民主主義論》發表以后，有力地駁斥了國民黨頑固派誣蔑共產黨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各種謬論，極大地鼓舞了革命人民勝利前進的信心。沿著《新民主主義論》指引的方向，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起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通過浴血奮斗，打敗日本侵略者、打倒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歷史的發展完全印証了《新民主主義論》的預見。

《新民主主義論》是唯一一篇被《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兩次提及的文章。這篇文章，也被毛澤東本人多次提及。1956年3月14日，在會見外賓時，他指出，“對已經發表過的東西，完全滿意的很少。比如，《實踐論》算是比較滿意的，《矛盾論》就並不很滿意。《新民主主義論》初稿寫到一半時，中國近百年歷史前八十年是一階段、后二十年是一階段的看法，才逐漸明確起來，因此重新寫起，經過反復修改才定了稿。《論聯合政府》則只是把政綱排列起來，加工不多，不好”。1962年1月30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指出，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於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新民主主義論》無疑是毛澤東比較滿意的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在黨的歷史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史上，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政治上看，旗幟鮮明回答了關於中國前途和命運的一系列問題。駁斥了國民黨關於主義、政黨、領袖等問題上的謬論，揭露了國民黨頑固派專制獨裁的真面目，幫助人們分清了是非、堅定了抗戰必勝的信心，共同為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而奮斗。

這篇文章，來自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發表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長篇演講。當時，會場的聽眾“被他的精辟見解和生動話語所鼓舞、所吸引，聚精會神，屏息靜聽，情緒熱烈，不時響起一陣陣的掌聲”。它在根據地和解放區的廣泛傳播，在黨內產生重大影響。一個外國記者形容道，中國共產黨黨員已經是“新民主主義的共產黨員，不是內戰時代及共產國際的所謂共產黨員”，“他們之中很多人已在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上獲得重大進步了”。

第二，從理論上看，明確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搞什麼革命、怎樣搞革命，以及通過革命成功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國家的問題。它對於我們黨成立以來關於中國革命性質、對象、任務、動力、前途的探索，既是繼承，更是突破，還是開啟（隨后黨的理論探索和創新，都可以看到它的深遠影響），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國情、時代特點相結合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代表性成果，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豐富和發展。

《新民主主義論》幫助廓清了關於中國前途命運爭論莫衷一是的紛擾。它不僅給中國共產黨人以莫大的鼓舞，也使許多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找到方向和信心。1940年春，杜斌丞讀完《新民主主義論》后，感覺“中國的革命，從此有了明確的道路和方針。這就是毛澤東指出的新民主主義，除此別無道路”。即使受到限制、圍剿，《新民主主義論》仍然在國統區甚至日佔區悄悄傳播。很多知識分子在讀了以后，開始告別徘徊，逐漸向共產黨靠攏，走上革命的道路。

第三，從實踐上看，指導和促進了抗日戰爭、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以及新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其中，關於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革命兩步走戰略規劃，為人們描繪了革命勝利的路線圖。關於新民主主義政治、新民主主義經濟和新民主主義文化闡述，使人們認識到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一個怎樣的社會。

《新民主主義論》發表后，毛澤東首先把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思想運用到指導陝甘寧邊區的工作。隨后，從《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等指導奪取革命勝利和建設新中國的重要文獻中，我們都能看到它的影響。

在文章的最后，毛澤東振臂高呼，“新中國站在每個人民的面前，我們應該迎接它。新中國航船的桅頂已經冒出地平線了，我們應該拍掌歡迎它。舉起你的雙手吧，新中國是我們的”。這呼聲，是興奮的歡呼，是在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喝彩。這呼聲，又是進軍的命令，號召為打敗日本侵略者、奪取革命勝利、建立新中國而努力奮斗。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四研究部）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