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架起中外文明交流互鑒橋梁

中國共產黨善於吸收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化成果為己所用，對翻譯的重要性早有認知自覺。中外翻譯家們的創造性和價值，很大程度上在於他們為不同文化傳統、不同語言系統中的受眾建立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心理橋梁，從而為相互承認、相互理解和相互借鑒鋪平情感與理性之路。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8月25日給外文出版社外國專家回信，在外文出版社成立70周年之際，向全社員工致以誠摯問候，對外國專家予以親切勉勵。日前，外文出版社的5名外國專家給習近平主席寫信，講述了參與翻譯出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等圖書的深切感受，表達了從事讓世界讀懂中國工作的自豪心情。習近平主席回信勉勵外國專家們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鑒中付出的辛勤與智慧，他在回信中特別指出，通過准確傳神的翻譯介紹，讓世界更好認識新時代的中國，對推進中外文明交流互鑒很有意義。這一回信需要多角度、全方位地認識和領會。

翻譯是開展文明互鑒講好中國故事的關鍵環節

習近平主席從文明進步的高度肯定了歷史上重要的跨文化翻譯運動，包括歷史上佛經漢譯、近代西方學術文化著作漢譯、馬克思主義經典翻譯傳播，以及十七、十八世紀中國文化經典在歐洲的流傳，強調了翻譯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巨大作用。

歷史告訴我們，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奠定，西方現代文明的開拓，是不同文明經濟、制度、文化等元素交流的結果，翻譯是不可或缺的中介橋梁。中國共產黨善於吸收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化成果為己所用，對翻譯的重要性早有認知自覺。早在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就將翻譯工作尤其是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翻譯工作視為“黨的重要任務之一”。

新時代以來，面對百年未有大變局和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現實，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的重要性愈發凸顯。要讓“中國之治”的好故事好道理“說得出”“傳得開”，精准的翻譯至關重要。

翻譯工作者最常遇見的困惑之一就是，許多情況下，譯入語中的重要思想或概念在譯出語中無法找到直接對應的詞匯。中國哲學中的“道”、西方哲學中的“Dasein”，就是典型例子。這個時候的翻譯就需要充滿智慧的創制。對此，前述5位寫信專家之一的中國外文局資深英文編審大衛·弗格森體會尤深。誠如他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欄目的專訪中所說的，克服跨語言跨文化理解壁壘的有效辦法，就是將重點放在准確傳達信息而非字面對應一致，甚至不惜進行創造性改寫。這有點像朱光潛、錢鐘書等翻譯大家主張的“從心所欲不逾矩”，但要做到這一點相當不易。今天我們“日用而不知”的眾多現代漢語語匯本身就是文化遷移的產物，不少現代漢語詞匯的創制已經造成了詞義的偏移，如果不注意中西看似對應的語詞背后文化背景、思維習慣的差異，就會造成理解錯位。例如，當代中國日常話語中經常出現的“科學決策”“科學領導”這類表述，這裡的“科學”一般被直接英譯成“scientific”，但在英文中，“scientific”作為形容詞主要是形容與自然科學（science）有關的事物，比如“自然科學研究（scientific research）”，而與前述中文用法裡的“科學”的內涵根本不同。這種直譯隻會讓受眾感到困惑，需要更為精准的翻譯。

當代融通中外的翻譯事業需要外國專家的參與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探索現代化新路的百余年征程上，有一大批致力於向世界傳播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的外國友好專家，其中包括索爾·艾德勒、愛潑斯坦、夏庇若、魏璐詩、沙博理、戴乃迭、陳必第、李敦白、帕特·愛德樂等諸多可敬可親的名家。他們不僅具有精湛的語言能力，更重要的是擁有對中國的真切認識與真摯情感，是現當代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當之無愧的“語言看門人”。迄今成立70年的外文出版社，以40多種文字翻譯出版了3萬多種圖書，其中大量作品背后都有外國專家伏案耕耘的身影。許多重要的中國文學經典，如古典小說“四大名著”、《魯迅詩選》《兩地書》《西湖攬勝》《家》《林海雪原》《創業史》等，都是經過他們艱苦卓絕的努力才有了可以信賴和傳誦的譯本。

著名詩人、翻譯家余光中先生曾經提出，“最理想的譯法，應該是中外的學者作家兩相合作，中國人的中文理解力配上英美人英文的表達力，當可無往不利”。新中國成立后的對外翻譯事業，在中央編譯局（現隸屬於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但對外保留中央編譯局牌子）、中國外文局、外文出版社等“翻譯國家隊”中，廣泛採用了這種中外專家共同合作的理想模式。其中，最讓人津津樂道並傳為佳話的，是像楊憲益與戴乃迭、李風白與戴妮絲這樣的翻譯伉儷組合。前一組譯壇名家為世界貢獻了最受歡迎的《紅樓夢》英譯本，后一組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毛澤東選集》《周恩來選集》《鄧小平文選》等黨和國家重要文獻法文版翻譯的重要承擔者。此外，還有將《中國針灸學概要》這樣高度專業化的圖書精准、成功翻譯和介紹到英語世界的英語專家陳必第，她的丈夫是20世紀中期我國著名的胸外科大夫張紀正先生。在通往翻譯“信達雅”境界的過程中，中國專家往往更擅長把握“信”，外國專家往往更有助於“達”與“雅”。這樣的合作過程本身既是融通中外的智識過程，也是文明互鑒的一種具體實現。

一些長期生活在中國、浸淫於中外翻譯實踐的對華友好的外國專家，逐漸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通”，進而撰寫出直接向世界講述中國的精彩著述。例如杰出的國際主義戰士愛潑斯坦1947年於美國出版的《中國未完成的革命》，對當時西方世界了解正在興起的新中國起到了重要作用。大衛·弗格森先生近年來也出版了《生態北京：綠韻新城》《從“廣東制造”到“廣東創造”》等介紹新時代中國成就的暢銷書。

文明交流互鑒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夯筑基礎

習近平主席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然而，知識交流與文化碰撞的過程並不必然是平等和開放的。近代以來，中西之間的知識交流就長期處於西強東弱態勢下，主要是東方學習西方，甚至一度走入盲目引進西方思想的種種誤區。另一方面，不同民族和國家間的文化碰撞尤其是意識形態碰撞常常表現為緊張對抗。著名“中國通”、《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書作者馬丁·雅克教授也提出過，“中國崛起所帶給世界的真正挑戰很可能就是文化”。這種現象提醒我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美好願景，需要以真正意義上的文明交流互鑒化解現實世界中存在的文化沖突。

文明交流互鑒的價值觀基礎是文明沒有優劣之分、彼此應相互尊重，在此前提下，才能開展取長補短、彼此助益的互鑒過程。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是一個事關“認同”或“承認”他者的過程，其中，准確理解他者又構成“承認”的基礎。中外翻譯家們的創造性和價值，很大程度上在於他們為不同文化傳統、不同語言系統中的受眾建立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心理橋梁，從而為相互承認、相互理解和相互借鑒鋪平情感與理性之路。

就如“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的英譯，較為常見的譯法有“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和“a community with common destiny”兩種。如果採用后者，似乎就帶有一絲“天注定”的色彩，不符合該概念原本希望傳達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也與人類應當面向開放未來的追求不合。因此，我們的“翻譯國家隊”經慎重考慮和斟酌后正式採用了前一種為官方權威譯法。在這樣的案例中，跨文化翻譯本身就是在積極有為地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

（來源：《中國青年報》2022年08月30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