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的傳播宣傳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緊密結合中，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在建黨前的理論探索過程中，青年毛澤東就曾苦苦思索、一語中的：“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

“我們黨從起根發芽時就是從宣傳工作做起”。黨自誕生起，就把馬克思主義鮮明地寫在自己的旗幟上，正是在對馬克思主義傳播宣傳過程中，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百年后才無可辯駁地証明“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行！”江河萬裡總有源。中國共產黨成立和大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宣傳，正是我們黨發源時的那一股涓流。

微瀾：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宣傳

19世紀中葉，馬克思和恩格斯用德文、英文、法文等將他們振聾發聵的思想插上翅膀，向世界各地傳播。馬克思逝世16年后，1899年，上海《萬國公報》刊載了由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翻譯的《大同學》，其中寫道“其以百工領袖著名者，英人馬克思也”，並介紹了《共產黨宣言》“資產者與無產者”一節的相關內容。風雲際會間，被搞錯了國籍的馬克思，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中文報刊上。在此前后，孫中山、梁啟超等也都逐漸了解並開始宣傳介紹馬克思、恩格斯及其著作。在當時的留日中國學生中，傳播馬克思主義也逐漸形成了一種風潮，有人將馬克思主義中文譯著“藏在他們的歸國行李中，流傳到湖南、四川、廣東等地”﹔也有人，如朱執信、馬君武、劉師培等，紛紛撰寫馬克思主義宣傳文章或翻譯馬恩經典著作部分內容，在《民報》《譯書匯編》《天義報》等報刊發表。被翻譯成方塊漢字的馬克思主義真理與其他新思想一道，伴隨“西學東漸”，於中華大地始露端倪。

1915年6月，陳獨秀留日歸國，在跨國輪船上看到日本船警打罵中國學生，而周圍同胞麻木不仁、不屑而避，憤然立志“讓我辦10年雜志，全國思想都會有改觀”。3個月后，陳獨秀主辦主編的《青年雜志》（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創刊。9月15日創刊號發表《敬告青年》一文，陳獨秀在文中寫道：今日之社會制度“倘不改弦而更張之，則國力將莫由昭蘇，社會永無寧日”，正式吹響了新文化運動的號角，在中國社會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1917年11月7日，停泊在俄羅斯聖彼得堡涅瓦河畔的“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發射了一枚攻打冬宮的信號彈，宣告十月革命的爆發。3天后，國內多家報紙報道了這一消息。十月革命的勝利，使中國先進分子看到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正如毛澤東后來所說：“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李大釗在中國大地上第一個舉起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旗幟，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1918年7月開始，他連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新紀元》等文章和演講，熱情謳歌十月革命，並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這一系列文章和演講對馬克思主義傳播宣傳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時隔半個多世紀后，還有當年的青年回憶：“李大釗介紹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學說的文章，在當時中國起了振聾發聵的作用。”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在當天的日記中，魯迅先生對天氣的記載是一個字：“曇。”意思是雲彩密布的多雲天氣。就是在這一片風雲中，發生了五四運動這場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偉大事件，新民主主義革命由此發端。五四運動加速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1919年9月、11月，李大釗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第六號連續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當時思想界產生重大影響，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入比較系統的傳播階段。他還幫助北京晨報副刊開辟“馬克思研究專欄”，並把他負責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編為“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楊匏安、李達等留日歸來的先進青年，也紛紛撰寫馬克思主義研究宣傳文章。張聞天、邵飄萍等也在國外著書撰文，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並在國內出版。

這一時期，《新青年》《每周評論》《民國日報》《建設》等報刊發表了200多篇宣傳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在北京、上海、天津、長沙、武漢等中心城市，《湘江評論》《覺悟》等新刊物，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長沙新民學會等新團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積極傳播宣傳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新思想。1919年7月14日刊發的《〈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寫道：“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在這大潮中，馬克思主義的微瀾即將掀起開天巨浪！

開天：中國共產黨成立與馬克思主義傳播宣傳

鄧小平曾指出：“我們黨從成立馬克思主義小組開始就重視宣傳工作。”1920年5月，陳獨秀發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之后，決定成立黨組織，經征求李大釗意見，定名為“共產黨”。8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一號刊出宣告：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成立。兩個月后，李大釗等人在北京成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及北京黨的早期組織聯絡和推動下，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以及旅日、旅法留學生和華僑先進分子，也都成立了黨的早期組織。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就開始有計劃地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

1920年4月底，陳望道在浙江義烏分水塘老家簡陋的柴屋中，克服了種種困難，“費了平常譯書的五倍工夫”，終於完成《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的翻譯。之后，陳望道參加《新青年》編輯和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組建工作。恰在這時，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經李大釗介紹來到上海與陳獨秀等磋商籌建中國共產黨，得知《共產黨宣言》已被譯成中文后，決定交由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資助出版，陳獨秀立即著手組織對陳望道的譯稿進行校訂。4個月后，在上海拉菲德路（今復興中路）成裕裡12號一個名叫“又新”的小印刷所裡，《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終於呱呱墜地。這本熱氣騰騰的小冊子是作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由社會主義研究社正式出版的。像初為父母面對新生命時的手忙腳亂一樣，或是由於太過興奮和激動，封面書名中的“共產黨”被錯印為“共黨產”，這個錯誤隨即在9月份第二版中作了修改。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在當時上海、北京乃至全國的青年知識分子中流傳甚廣，毛澤東在1936年曾對斯諾說過：“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刻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其中第一本就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

1920年8月，在《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出版當月，益群書社出版《科學的社會主義》，此為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第三章摘譯。之后，《馬克思資本論入門》《唯物史觀解說》等馬克思主義宣傳書籍陸續出版。從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為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機關刊物，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11月7日，即俄國十月革命三周年之際，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又創辦《共產黨》月刊，在中國大地上第一次亮出了“共產黨”這面旗幟，毛澤東曾盛贊《共產黨》月刊“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字”。兩份刊物共同承擔起籌備建黨、理論宣傳的歷史重任。

這一時期，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除《新青年》外還依托《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創辦《勞動音》《工人周刊》，武漢共產黨早期組織創辦《武漢星期評論》，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創辦“文化書社”並以《湖南通俗報》為平台，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創辦“齊魯通訊社”、《勵新》《濟南勞動周刊》，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創辦《廣東群報》等，開展馬克思主義普及宣傳。革命的知識分子還深入工人群眾、參加實際斗爭，創辦工人夜校、補習學校、識字班等，啟發工人覺悟、培養教育骨干。

在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這枝“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的“新文化的小花”，日漸力壓群芳、一枝獨秀，被當時的先進青年認為“最宜採用”，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就基本具備了。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黨的一大代表董必武早年參加革命時以詩言志：“旋轉乾坤終有日，神州遍種自由花”，終於在這時看到了希望。馬克思主義之“花”，自此枝繁葉茂、生機勃勃。

黨的一大討論並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開宗明義確立了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旗幟鮮明地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規定為自己的奮斗目標，主張用革命的手段實現這個目標。一大代表陳公博脫黨后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求學，作為其碩士論文《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附件，《綱領》英文稿得以保存至今。相較之1956年12月蘇共中央移交中共中央的《綱領》俄文稿，英文稿在第三點“本黨承認蘇維埃管理制度，把工農勞動者和士兵組織起來”之后，多出一句：“宣傳共產主義”。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馬克思主義政黨對理論宣傳工作天生的高度自覺。

大會還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決議》單列“宣傳”為第二部分，規定：一切書籍、日報、標語和傳單的出版工作，均應受中央執行委員會或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監督。每個地方組織均有權出版地方的通報、日報、周刊、傳單和通告。不論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應受黨員的領導。任何出版物，無論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違背黨的原則、政策和決議的文章。《決議》還明確，要成立工會組織的研究機構，圍繞“工人運動史，組織工廠工人的方法，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各國工人運動的現狀”開展研究，主要目的是“教育工人，使他們在實踐中去實現共產黨的思想”。為做好馬克思主義傳播宣傳提供了具體指導。

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雖然“連報紙上也沒有一點報道。但是中國的偉大事變在實質上卻開始了”。2021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深刻指出：“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緊密結合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

赤潮：建黨初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宣傳

1921年9月1日，《新青年》第九卷第五號刊登《人民出版社通告》，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出版陣地—人民出版社的成立。當時，國內出版機構多稱“書局”“書社”“社”“印書館”等，人民出版社是中國最早使用“出版社”這個新名稱的出版機構之一，黨的宣傳工作領風氣之先、開時代新潮可見一斑。《人民出版社通告》對該社的宗旨任務作出說明，特別指出：“本社出版品的性質，在指示新潮底趨向，測定潮勢底遲速，一面為信仰不堅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內外同志圖謀精神上的團結。”該通告還公布了人民出版社當年的出版計劃，包括“馬克思全書”15種，“列寧全書”14種，“康民尼斯特叢書”（即“共產主義”叢書）11種，恩格斯等人著作9種。通告中還開列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入門》等8種已出版新書。

1921年11月，為迎接黨的二大召開，黨中央領導機構下發了建黨后的第一個通告《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關於建立與發展黨團工會組織及宣傳工作等》，明確要求：“中央局宣傳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須出書（關於純粹的共產主義者）二十種以上。”對傳播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殷殷期盼溢於言表。鑒於當時的革命環境，《人民出版社通告》所列49種馬克思主義書籍出版任務並未全部完成，但黨克服重重困難，一年內仍出版馬克思主義書籍十余種。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在寫給共產國際的一份報告中，詳細匯報了建黨后的政治宣傳情況：“中央機關設立之‘人民出版社’所印行書”包括馬克思全書二種、列寧全書五種、康民尼斯特叢書五種，“以上書十二種各印三千份”。半個月后，黨的二大在上海召開，在中國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充分說明，隻有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才能為中國革命指明方向。

這一時期，1921年8月20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機關刊物《勞動周刊》﹔1922年1月15日、8月1日、9月13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刊物《先驅》、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機關刊物《少年》（后改名為《赤光》）、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周刊﹔1923年4月10日、6月15日，湖南自修大學校刊《新時代》、黨的理論刊物《新青年》季刊等相繼創刊，以更加鮮明的導向、更加充實的內容、更加廣泛的影響，進一步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宣傳，影響了一代青年。例如，時年十三四歲的吳亮平，在上海讀中學期間，正是受到《向導》等進步報刊的影響，進而閱讀了陳獨秀的著作以及考茨基的《階級斗爭》，自此對學習社會主義理論產生興趣。以此為起點，一步步成長為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1922年5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指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歷史是很短的，至今不過3年左右。因為先驅者的努力宣傳，竟使馬克思主義能在最短期間發達起來，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日益增加起來。此時的中華大地，正如《新青年》季刊創刊號刊發的《赤潮曲》歌詞所唱：“赤潮澎湃，曉霞飛動，驚醒了五千余年的沈夢。”伴隨著馬克思主義“在最短期間發達起來”“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日益增加起來”，大革命的洪流即將滾滾而來！

逐浪：大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宣傳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黨的三大在廣州召開。大會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11月，中共三屆一中全會通過的《國民運動進行計劃決議案》指出，國民運動是目前黨的全部工作，“當以擴大國民黨之組織及矯正其政治觀念為首要工作”，“促其做反帝國主義的宣傳及行動”。同時制定的《宣傳教育問題決議案》指出，在勞動群眾中，要宣傳“共產主義之淺釋”，“至於材料，可以取之於C.P.（即共產黨）S.Y.（即社會主義青年團）之出版物”。將馬克思主義傳播宣傳寓於國民革命、群眾教育之中。

黨的三大召開后，人民出版社由上海遷往廣州，與新青年社（即《新青年》的出版發行機構）合並，隨后又遷回上海。1923年11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第二個出版發行機構—上海書店成立。上海書店在開業廣告中宣稱：“我們不願吹牛，我們也不敢自薄，我們隻有竭我們的力”“開設這麼一個小小的書鋪子”。但就是這個“小小的書鋪子”，1924—1925年間卻實際上承擔了黨擴大馬克思主義宣傳出版的重要任務。中共中央這一時期的對外宣傳刊物如《向導》《新青年》《前鋒》《中國青年》等均由該書店出版發行。1924—1925年，上海書店陸續出版瞿秋白著《唯物史觀淺析》和“中國青年社叢書”之《馬克思主義淺說》《唯物史觀》等，這些著作很多都是由黨內同志編寫，旗幟鮮明、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無情揭露舊制度，對喚醒民眾，尤其對提高青年學生覺悟，影響巨大。徐向前就曾回憶，他在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習期間，就是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和閱讀相關書刊，對共產主義和十月革命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1925年1月，黨的四大在上海召開。2月，為了貫徹大會精神，更好適應國民革命新局面，黨中央制定《宣傳部工作之進行計劃》，要求中宣部進行的主要工作包括“編譯幾種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書籍”“督促各地方廣設馬克思研究會、列寧主義研究會等”。3個月后，五卅運動爆發，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進入高潮，革命形勢日漸好轉，革命出版物的讀者范圍和需求也日漸擴大。1925年7月和10月，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先后制定《關於宣傳部工作決議案》《宣傳問題決議案》，特別要求“編譯共產主義ABC”“翻譯馬克思主義的書籍”。為了進一步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宣傳，上海書店專門經銷馬克思主義經典譯著，包括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柯柏年譯《哥達綱領批判》等，受到讀者廣泛歡迎。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在一些北伐革命部隊中，官兵人手一冊。柯柏年譯《哥達綱領批判》首印2000冊很快銷售一空，又重新加印。上海書店還在國內外建立了龐大的發行網，遍布長沙、南昌、廣州、太原、青島、重慶、寧波、香港、海參崴、巴黎等地，形成了以上海書店為中心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和革命書報發行網絡。

隨著書店經營業務的逐漸發展，上海書店的政治影響日益擴大，引起反動軍閥的恐懼。1926年2月4日，上海書店遭到查封。黨中央鑒於長江中游一帶革命形勢日漸好轉，即於12月1日在漢口創辦長江書店。在當時轟轟烈烈的革命形勢下，武漢三鎮來長江書店購書的讀者絡繹不絕，革命書籍供不應求。從1926年10月至1927年7月，長江書店出版新書和重印書達47種。1927年1月，瞿秋白譯、斯大林著《列寧主義概論》由長江書店出版，這是斯大林著作在我國最早的中文譯本。

1927年初，隨著北伐軍逼近上海，黨中央決定恢復在上海的公開出版機構，首先成立《向導》《新青年》《中國青年》三個刊物的總發行所。3月，北伐軍進入上海后，黨中央決定在三刊總發行所的基礎上，建立上海長江書店。1927年3月31日，《民國日報》刊登“上海長江書店正式開幕廉價啟示”，向全社會廣而告之：“沒有革命的理論，便不能有革命的行動”，本店“經售一切關於革命書報”，“本店願意於這個高潮中，供給民眾以研究高深革命理論的材料，凡我革命同志欲購革命的書報，請移玉至敝店可也”。革命激情躍然紙上。

但不久，革命形勢急轉直下。蔣介石、汪精衛等發動反革命政變，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敗。黨的出版機構遭到反動派查封，馬克思主義書籍遭到查禁銷毀。但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沒有改變，傳播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決心沒有動搖。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定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開始探索出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

（作者：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助理研究員）

（來源：《百年潮》202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