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我一直忘掉了我並不是一個中國人”

1933年2月，史沫特萊（左一）和魯迅（右一）、宋慶齡（左三）等與來訪的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左二）在上海合影。FOTOE/供圖

艾格妮絲·史沫特萊，美國新聞記者、作家和社會活動家。1928年底，她以記者身份來到中國。1937年1月，她到達延安。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她跟隨八路軍赴前線，採訪報道中國軍民英勇頑強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事跡。她訪問新四軍，積極組織醫療救助活動，呼吁世界人民援助中國抗戰。1941年回到美國后，她繼續為支援中國而寫作、演講、募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史沫特萊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結下了深厚友誼，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與中國人民共命運

1892年2月，史沫特萊出生在美國密蘇裡州一個貧苦的工人家庭。貧困和苦難在她的心靈裡播下了抗爭的火種，她很小就開始了長期的近乎流浪的生活，去摸索自己的人生道路。

1928年底，史沫特萊以《法蘭克福日報》特派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時值白色恐怖籠罩全國，國民黨反動派大肆逮捕和屠殺共產黨人及進步人士。在長時間的採訪中，史沫特萊在中國東北、北平、天津等地進行了深入觀察，目睹了帝國主義壓迫下中國社會底層人民受苦受難的悲慘處境。在上海，她看到在夏季炎炎烈日下，一群碼頭工人肩上套著繩子，吃力地拉著裝滿貨物的木板車。突然，租界巡捕出現了，為了給傲慢的外國官員的豪華轎車開路，他們竟然肆意毆打工人們汗水淋漓的光脊背。此情此景讓史沫特萊感覺警棍好像打在自己身上一樣。在東北，她看到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和政治無孔不入的滲透，“哪怕中國有一點點改良，他們都認為是對日本莫大的威脅”。在哈爾濱，看到成群結隊攜兒帶女沿街乞討的災民，她把身上的錢“給了又給”。在訪問北平的一家火柴廠時，她看到童工一排一排站在托盤前面裝火柴盒子，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兩隻瘦伶伶的小手像火柴杆”。她強烈感受到，在惡劣的條件下，“死亡像暴君司命一樣到處周游”。而資本家依靠榨取工人的血汗，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對周圍百姓的貧困和痛苦熟視無睹。史沫特萊對中國人民的悲慘遭遇深表同情，堅定了要獻身改變舊制度的偉大革命的決心。

1932年，史沫特萊協助宋慶齡成立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她毫不畏懼國民黨特務的監視和迫害，團結許多進步的國際友人，向全世界揭露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黑暗暴政，編寫了《國民黨反動的五年》《中國人的命運》《中國紅軍在前進》等文章和著作。她寫道：“隻有當我在中國的時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個外國人，不知道什麼緣故，在那兒，我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民的一員，我仿佛已經生根在那塊土地上了。”字裡行間裡流露出對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的深厚感情。

戰斗在抗日前線

1934年底，經歷短暫回國后，史沫特萊第二次來到中國。她親歷了西安事變，並成為最早向世界報道這一重大事件的外國新聞記者。對此，國民黨政府大為惱火。1937年1月，史沫特萊離開西安前往延安，一路上受到彭德懷、賀龍和左權的熱情接待。針對國民黨當局散布的污蔑紅軍的謊言，彭德懷自信地告訴她：“我們的力量來自群眾。我們的戰士住在老百姓家裡，如同老鄉的兒子一樣情同骨肉。部隊來這裡很短時間，就有1200多個青年農民、工人和學生來參軍。”

在延安，史沫特萊對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共領導人進行了多次採訪。由於多年來國民黨當局對延安進行新聞封鎖，並污蔑紅軍是“赤匪、強盜、暴徒”，國際社會無法了解這裡的真相。為此，她向上海最有權威的十多位外國編輯和記者發出邀請信。一批外國記者歷經曲折來到延安，她感到“西方最優秀的知識分子終於同亞洲革命的進步先鋒靠攏了”。實地考察訪問后，外國記者們有一種共同的觀感——他們“接觸的是現代人，是和他們自己一樣思想進步的人”。

1938年，史沫特萊（中）與周恩來（左二）、路易·艾黎（左一）等友人在武昌合影。FOTOE/供圖

七七事變后，全民族抗戰開始，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開赴華北前線抗擊日本侵略者。史沫特萊獲准跟隨八路軍部隊上前線，成為八路軍中第一個隨軍外國記者。她背著打字機、照相機，在前線跟戰士們一起轉戰五台山、呂梁山一帶。戰斗生活是艱苦的，但她覺得“這些日子都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意義的日子”。

在同國民黨政府和軍隊接觸的過程中，史沫特萊發現他們害怕發動群眾，各種群眾運動受到大小官員的百般阻撓。而與此相反，在八路軍深入活動的五台縣，工、農、商、學、婦女和兒童抗敵會都組織起來了，民運工作者四鄉奔走，建立了游擊隊和鄉保衛團，男女老幼都是八路軍的耳目。

史沫特萊深深愛上了這支部隊。她在給朋友的信中豪邁地寫道：“我寧願過這種每天淡飯一碗的艱苦生活，而不稀罕那個‘文明’所能給我的一切。我喜歡工作，喜歡拖著受傷的脊背騎著馬輾轉在各條戰線上。”她報道了平型關大捷，報道了八路軍開進敵后，放手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的光輝業績。1938年在美國出版的《中國在反擊》一書，就是她深入前線和八路軍共同戰斗的真實記錄。

積極投身抗日活動

除了在硝煙彌漫的前線報道中國軍民的抗戰，史沫特萊還積極投入社會活動，為中國抗戰特別是醫療衛生事業東奔西走，努力爭取國內外援助。

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大夫能到中國來，離不開史沫特萊的呼吁。她和朱德還致函印度國大黨主席尼赫魯，希望印度派遣援華醫療人員。尼赫魯很快派遣了一支包括柯棣華、巴蘇華在內的由5名醫生組成的援華醫療隊。史沫特萊不僅承擔了外國援華醫療隊的組織和宣傳工作，還曾和白求恩大夫一起戰斗在前線，為傷病員服務。

1938年初，在朱德、康克清等人的勸說和要求下，史沫特萊告別在前線抗戰的八路軍將士，到武漢參加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工作。在武漢和長沙期間，她利用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聘她為特派記者的有利條件，在宣傳報道中國軍民英勇抗戰事跡的同時，全力以赴救護傷員和難民，組織培訓大量醫護人員，並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為中國紅十字會募捐，呼吁國際社會援助中國抗戰。

1938年11月，史沫特萊到達位於安徽涇縣雲嶺的新四軍軍部。她最關心的是新四軍戰地醫院的建設。在她的請求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派了兩個救護隊來幫助工作。她還把英國大使捐款的半數交給新四軍民運部，為醫院開辦農場以改善傷病員伙食。她為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寫了一系列文章，后由《曼徹斯特衛報》轉載，詳細報道了新四軍的處境和對藥品的需求情況。她還私下向朋友們以及國際紅十字會美國分會發出呼吁。到了第二年春天，大量的援助從英國和紅十字會紛至沓來。

史沫特萊還親自護理傷員，常常在敵機轟炸時冒著生命危險，幫助受傷的軍民。葉挺等新四軍領導人勸她離開目標較大的醫院，她卻堅決要與戰士在一起，拒絕轉移到敵后較為安全的地方。她堅定地說：“如果一定要死，就讓我死在這裡吧……因為這支隊伍是中國和亞洲的希望。”

畢生熱愛中國

1941年6月，史沫特萊因病回到美國，仍然繼續為中國抗戰事業奉獻力量。她到各地旅行，演講、撰稿宣傳中國抗戰，並組織募捐。雖然受到貧困和疾病的折磨，她仍然堅持把自己幾乎全部的稿費和演講酬勞拿出來救濟中國飽受戰爭災難的中國孤兒。1943年，她撰寫的《中國的戰歌》一書出版，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之后，她又傾注全部精力開始寫作朱德的傳記——《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

1949年10月，史沫特萊在廣播中收聽到新中國成立的消息，萬分激動，立刻給朱德寫信，表達了重返中國的強烈願望。她決定取道英國來華。然而不久，她的健康狀況惡化。在倫敦的病榻上，她還深情地說：“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中國了，無論如何我已經知道新的中國政府終於成為現實，世界再也不會像老樣子那樣了……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國，我一定要親一親她的土地。”

1950年4月，史沫特萊在給友人瑪格麗特的信中寫道：“由我的著作而獲得的全部收入，不論來自何處，全歸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將軍所有，由他按照他的願望處理……如果中國大使館（代表）來到了，如果能為我的遺體隻唱一首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我將不勝感激。由於我的心靈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中國的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寧，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國革命者同在。”

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內的史沫特萊墓碑 中新社發 楊國光/攝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萊在倫敦病逝，終年58歲。次年5月6日，北京新聞界、文藝界為她舉行了追悼大會和隆重的葬禮。史沫特萊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她墓前的大理石碑上用金字鐫刻著朱德題寫的碑文：“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之墓。”

（作者：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七部審稿處處長）

（來源：《中國新聞發布》雜志(實務版)第008期 我的中國故事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