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黨的七大前后

黨的七大前后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關鍵時期。作為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周恩來為促進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出了重要貢獻﹔積極參加延安整風運動和黨的七大，為取得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創建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建立了不朽功勛。

參加延安整風運動

全民族抗戰期間，周恩來大部分時間戰斗在國民黨統治的中心。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后，周恩來前往武漢。作為中共中央長江局副書記和中共中央代表團負責人，主要負責統一戰線方面的工作。1938年漢口淪陷后，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於12月中旬到達國民政府的陪都重慶。作為南方局書記，統一領導西南和華南各省黨的工作以及同國民黨談判事宜。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周恩來和南方局組織了有力的反擊，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罪行，人民的同情越來越多地轉到中國共產黨方面，蔣介石在政治上陷入異常孤立和被動的境地。在這些極端緊張的日子裡，周恩來置個人安危於度外，向黨中央堅決要求堅持到最后，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曾經連續三晝夜沒有安枕。

盡管處境極為艱難，但周恩來領導中共代表團廣泛團結和爭取各界愛國人士，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有勇有謀的斗爭，為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出了重大貢獻。1943年6月，周恩來離開重慶赴延安，參加延安整風運動和中共七大的籌備工作。

1943年8月，周恩來參加高級干部的學習。他認真學習文件，參加中央會議，閱讀大量歷史資料，撰寫讀書筆記，對黨的歷史進行再認識。他就1928年至1930年共產國際對中國黨的指示進行研究，分析了中國共產黨這一時期產生錯誤的國際原因。周恩來對王明《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的小冊子進行分析和批判，分析了王明種種錯誤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周恩來對黨的六屆四中全會的決議進行了研究，指出“四中全會決議並未解決任何當前緊急的問題，卻給了黨以無窮的惡果”。

經過3個月的學習，周恩來對自己參加革命20多年來的斗爭實踐和思想認識，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檢查，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著重檢查自己的不足之處。參加延安整風運動，周恩來受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的深刻影響。

在黨的七大作《論統一戰線》發言

抗日戰爭勝利前夜，在全黨整風的基礎上，1945年4月至6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毛澤東向大會提交《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並作口頭報告，朱德作《論解放區戰場》軍事報告，劉少奇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在開幕典禮上發表演說，說明中國共產黨依靠毛澤東的英明領導、先烈的流血犧牲、人民的努力奮斗、國內民主黨派的合作和國外進步人士的同情，使自己鍛煉成一個強大的共產黨，鍛煉出了一支永遠打不敗的軍隊，建立起了永遠推翻不了的政權。黨的七大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將保証順利地引導中國走向新民主主義的偉大勝利。

4月30日，周恩來在會上作了《論統一戰線》長篇發言。周恩來系統闡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並從敵人、隊伍、領導權三個方面總結了統一戰線工作的經驗教訓。他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封建勢力，但敵人營壘是會變化的。提出要“有一個清醒的頭腦，善於調查研究，分析問題”。關於隊伍問題，他指出，新民主主義統一戰線，有無產階級，有農民，有小資產階級，有自由資產階級，甚至有時有些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也來參加。強調“發展進步力量，爭取中間力量，孤立、分化和打擊頑固力量”的方針。周恩來認為領導權問題是“統一戰線最集中的一個問題”，指出“左”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右的是放棄領導權，‘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來。”周恩來的發言包含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全面發揮了毛澤東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為馬列主義關於革命同盟軍思想的理論增加了新的內容。

黨的七大選舉產生新的中央委員會。七屆一中全會選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8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毛澤東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這就使全黨在組織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

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制定了正確路線方針政策，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統一和團結。

爭取和平民主的斗爭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人民熱切希望和平、民主，建設一個新的中國。但國民黨進一步推行獨裁統治，發動全面內戰。

蔣介石為了欺騙公眾，導演了一場假和談、真備戰的鬧劇，連續三次電邀毛澤東去重慶“共定大計”。為了盡一切可能爭取和平，揭露蔣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國政府的陰謀，以團結和教育廣大人民，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前往重慶。這是一件轟動國內外的大事。周恩來作了周密的安排，承擔與國民黨談判的具體事務。由於國民黨並沒有真正的誠意，談判陷入僵局。經過中共方面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和周恩來等在談判桌上運用高超的謀略周旋，雙方簽訂了“雙十協定”。

蔣介石表面上以和平作為幌子，暗地裡卻積極備戰。國共關系和中國的政局更加變化多端，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繼續與國民黨方面進行艱難的談判。

1946年5月初，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周恩來率中共中央代表團從重慶遷往南京。行前，他在出席重慶文化界話別茶會時感慨地說：“重慶真是一個談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為團結商談而奔走渝、延之間。談判耗去了我現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經談老了！”“民主事業的進程是多麼艱難啊！”但他仍然充滿信心地說：“我雖然將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餒，我們一定要走完這最后而又最艱苦的一段路！”

但是，蔣介石在完成內戰准備后便向解放區展開大規模進攻，全面內戰爆發。1946年11月19日，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離開南京，飛返延安。談判雖然以破裂而告終，但廣大人民群眾深刻認識了中國共產黨的和平民主方針，也認識了蔣介石的獨裁內戰政策。

回延安參加中共中央工作后，周恩來仍繼續領導國統區的人民運動，他從實際出發，提出恰當的斗爭口號，靈活轉變斗爭策略和形式，推動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全面內戰爆發后，他積極協助毛澤東部署指揮一系列改變中國命運的戰略大決戰。新中國成立前夕，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共商建國大計，籌備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主持起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新中國的籌建作出卓越貢獻。

（來源：《學習時報》2022年09月09日A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