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於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治國理政的理念和思維

在中國古代文明發展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和智慧。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們要敬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堅定文化自信。要善於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治國理政的理念和思維”。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弘揚，要求各級領導干部注重學習歷史，結合我們正在干的事業和正在做的事情，善於借鑒歷史上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各種有益經驗，不斷提升人文素養和精神境界。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理念

作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民本思想，深刻反映古代中華民族的政治理念與價值認同，對於當今政治文明建設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早在我國商周時期，民本思想就已經萌芽。先秦時期的典籍《尚書》中就多次記載。《皋陶謨》說：“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泰誓》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更是將“天”的意志與“民”的意志結合起來，可見當時對民本理念的認識之深刻。《古文尚書·五子之歌》正式提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思想。

自此之后，歷朝歷代對民本思想不斷闡發，民本思想在思想理論體系和政治實踐中更加豐富和發展。民本思想的內涵漸趨豐富。歷代思想家政治家對人民在國家興亡、社會治亂中的作用有明確認識。《管子·牧民》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唐太宗對民本思想的概括更為精辟，他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政治實踐中親民、順民、愛民、惠民、利民、保民、富民等施政措施受到歷代政治家高度重視。比如“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善政之要，惟在養民”等論述，皆是這一思想的反映。史籍中所記載的許多官吏的卓異事跡，也都體現了民本思想對他們的影響，也是民本思想貫穿到具體行政中的表現。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繼續深化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這一基本原理，結合中國實際，創造性地借鑒了中國傳統民本思想的合理內核，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豐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人民主體理念。

“為政之要，莫先於得人”的重賢理念

中國古代政治文明博大精深，輝煌燦爛。選人用人的思想與制度彰顯出中華民族獨特而富有智慧的政治創造，至今仍具有參考意義。

治國之道務在舉賢，這是中國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主流意識。得賢則興，失賢則亡，很早就成為一種價值認同。《孟子·告子下》說：“不用賢則亡。”《荀子·君道》說：“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呂氏春秋·慎行》說：“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舊唐書·食貨志上》記載：“設官分職，選賢任能，得其人則有益於國家，非其才則貽患於黎庶，此又不可不知也。”可見，選賢任能在國家政治運行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選賢任能重在德才兼備。德才之間，以德為本。《管子·立政》說：“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孔子也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這都是在強調選人用人中德的重要性。北宋政治家司馬光提出：“惟才德兼者賢士也。”“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選人很重要，用人也很重要。唐太宗“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的觀點，一直為世人稱道。不僅如此，對人才還要詳細考察，仔細分類，量才使用，人盡其才，這也是選賢與能的重要內容。儒家和法家還有非常豐富的輿論評價、實際考察、先試后用等寶貴的辨人思想。這些都值得我們加以重視和學習。

治國理政，人才是關鍵。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順應時代發展的新要求，對新時期干部選拔任用的標准、原則和要求提出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於擔當、清正廉潔的新時代好干部標准，突出政治素質要求、樹立正確用人導向，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堅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賢等一系列重要論斷。這既是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証唯物論觀點，不斷探索認識把握選人用人客觀規律，提煉總結創新選人用人方法，也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選賢任能理念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閃耀著歷史唯物主義的光輝。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念

大同思想是自先秦時代孕育的一種社會理想和社會觀，后逐漸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思想中帶有普遍性的文化與價值取向。《尚書·堯典》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這是中國古人對理想生活和大同世界的一種追求和向往。儒家經典著作《禮記》更是集中闡釋了“小康”與“大同”理想社會。天下大公，世界太平，這是中國傳統社會古聖先賢們治國理政追求的價值目標，也是他們所向往的社會目標。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預示著天下大道、大同世界為天下所有人共享。《尚書·周官》說：“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呂氏春秋·貴公》對“天下為公”的思想觀念闡釋得更為透徹，如“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儒家從“仁道”出發，憧憬“天下為公”，強調“立君為民”“立君為公”，包含著超越時代的道德觀念和政治理想。

如何實現天下大同，儒家的答案是“和而不同”。“和”，即萬物“各得其所”，表示一種關系、一種秩序，表示事物的存在形式。正所謂“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中庸》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和”就是人道追求的最高目標。一旦達到“太和”“中和”的境界，自然、社會、人事就都和諧共處了。“和而不同”回答了世界及人類如何存在、如何發展的問題，是世界觀、方法論，引領中國文化各個側面、各個維度的多層次發展，引領人們意識和行為的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對馬克思主義共同體思想的繼承和創新，對和平與發展這一當今世界時代主題的科學把握，也離不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滋養和啟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外傳統友誼交好和現代和平外交經驗，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夯實了深厚的歷史文化根基、堅實的歷史共識根基和穩固的歷史政策根基。

“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的歷史思維

強調以史為鑒，重視史學的鏡鑒功能，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中國歷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對此皆有深刻論述。《文心雕龍·史傳》說：“居今識古，其載籍乎！”唐代劉知幾在《史通·史官建置》中說：“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清代思想家龔自珍更是將史學與國家興亡聯系在一起，深刻指出，“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

學習歷史的目的不僅僅是了解過去，更是通過“述往事”而“思來者”，認識現在和規劃未來。中國古代哲人很早就提出了“彰往察來”的思想，比如《易·系辭下》就有“彰往而察來”的記載。先秦時期的政治家就認識到歷史中蘊含著“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的深刻道理。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可以“自鏡”，作為現實與未來的鏡鑒。北宋史學家、政治家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目的就是“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以史為鑒不僅是中國古代學術的優良傳統，也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珍貴遺產。唐太宗李世民與臣下“共觀經史”，論述古代帝王的為政得失，更是提出了“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的千古名句。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進程中，始終高度重視歷史經驗的借鑒和運用。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將這一傳統發展到了更高的階段，提出了一系列有關以史為鑒的新論斷。比如“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歷史是人類最好的老師”“歷史是最好的清醒劑”，等等，都反映出習近平總書記的深邃思考。

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我們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結合當今時代條件，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治國理政的理念和思維。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來源：《學習時報》2022年9月16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