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濃於水，共御外侮——港澳台僑對抗日戰爭的鼎力支持
中國抗日戰爭期間，香港、澳門、台灣同胞和海外華僑，作為中華民族的成員，始終以各種形式積極參加抗戰。他們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廣泛建立抗日救亡團體，積極開展抗日宣傳﹔進行募捐籌款，救濟受難同胞，支援抗日前線﹔動員各種愛國力量組織救亡工作團或回鄉服務團，回到祖國內地，不惜以鮮血和生命積極支援祖國的抗日戰爭，為中華民族的抗戰和最終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
一、香港同胞對抗日戰爭的鼎力支持
香港學生賑濟會、香港惠陽青年會、余閑樂社、青年記者學會、海員工會、印刷工會、中華藝術協進會等群眾團體，積極開展抗日活動。30多個工會組織了香港工人籌賑聯合會。香港學生賑濟會於1937年9月3日成立，共有600多所大中小學的學生參加，實現了全港學生最大范圍的團結。1938年10月廣州失陷后，香港同胞響應祖國的召喚，紛紛組織抗日回鄉服務團，回國回鄉參加抗日斗爭。1938年12月至1940年2月，香港學生賑濟會先后組織了4個回國服務團，共242名團員回國，分別在廣東各地積極開展抗日宣傳工作，建立民眾抗日武裝和抗日救亡團體，開展戰地救護和戰地服務，還協助各地中共地方組織開展工作，在抗戰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1938年6月，由宋慶齡領導和國內外知名人士發起的保衛中國同盟（簡稱保盟）在香港成立。1941年七八月間，保盟在香港發起“一碗飯”運動，為救濟黃泛區難民募捐，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香港是中國獲取海外援助的重要中轉地，大量抗戰物資由此地從陸上轉運至內地。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在香港設立了許多聯絡國際支援抗戰的機構，均得到了香港同胞的大力支持。1938年1月，由廖承志、潘漢年負責的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正式成立，該辦事處爭取到當地許多愛國人士和海外華僑的贈款和物資，並在香港購置了大批軍械和醫藥等軍需物資，通過廣州、武漢辦事處轉送到前方抗日部隊。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還先后創辦了《華僑通訊》《華商報》等報刊，積極宣傳抗戰，在海外華僑尤其是在東南亞華僑中影響頗大。
◆宋慶齡在香港創立保衛中國同盟，向國際社會傳達中國抗戰消息，並為八路軍、新四軍募集大量的資金和物資。圖為保衛中國同盟委員會成員合影。
1941年12月25日日軍佔領香港后，不肯屈服的香港地區的廣大人民，在內地人民武裝的支援下，與日本佔領者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斗爭。抗戰以來，大批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聚集香港，尤其是皖南事變后，因反共頑固派對抗日進步人士的迫害日趨加緊，許多愛國民主人士和學界、文學界、戲劇界、音樂界和藝術界的知名人士在內地難以立足，遂先后從全國各地輾轉來到香港，推動了香港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促進了香港抗戰文化的繁榮。香港淪陷時，困於香港九龍地區的許多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名人的行蹤逐漸被日軍察覺。日軍採取封鎖港九交通要道、實行宵禁和分區、分段、挨家逐戶檢查等手段，搜捕抗日分子、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並限令有關人士前往“大日本軍報導部”或“地方行政部”報到。為了營救處境萬分危急的這些人士，1942年初，在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局的領導下，活動在港九地區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港九大隊直接參與了營救行動。營救工作從尋找營救對象開始，尋覓工作相當困難，因為他們為躲避敵人搜捕，多數易其住址。港九大隊和參加營救行動的交通員克服重重困難，把需營救人員一一找到，並將其迅速轉移至秘密住址，分批從港島秘密過海，到達九龍港九大隊交通站，然后再分批進入抗日根據地。全部營救工作歷時半年之久，從港九地區共營救出各方面人士800余人，其中包括鄒韜奮、茅盾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300余人。在這次營救行動中，近百名國際友人和數十名國民黨官員及其家眷也被營救出來，同時還接應了踴躍報名到內地參加抗戰的愛國青年2000余人。
港九大隊之所以能克服種種困難，在號稱“彈丸之地”的港九地區建立和發展起來，並成功地完成上述大營救行動，是與香港同胞的鼎力支持和諸多幫助密不可分的。港九大隊的許多干部、骨干，是從香港愛國青年中培養出來的，在日軍的大“掃蕩”中，港九大隊的領導機關曾隱蔽在大浪村，群眾冒著生命危險，與敵斗智斗勇，想方設法沖破了敵人的嚴密封鎖，給抗日游擊隊送去糧食和淡水，以解燃眉之急。正是由於香港地區廣大人民群眾的鼎力相助，才使港九大隊終於克服了重重難關，最終粉碎了日軍的大“掃蕩”，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廣東抗日游擊戰爭的開展，為中國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澳門同胞對抗日戰爭的鼎力支持
與香港同胞一樣，澳門同胞也利用其“中立”的特殊地位和特殊環境，大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鼎力支持祖國的抗日戰爭。
1937年七八月間，澳門工商界和上層知名人士發起組成澳門各界救災會，開展各種形式的抗日活動。由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和戲劇界的50多個群眾性社會團體共同組成的澳門四界救災會尤為著名，其成員包括各學校師生、各單位職工、廣大知識青年乃至宗教人士等。1938年10月，澳門四界救災會成立回國服務團，先后有11個隊160多名團員回到內地，積極開展抗日救國工作。在中共香港市委的直接領導下，澳門地下黨動員和組織了一批愛國青年加入回鄉服務團，返回內地支援抗戰，參加動員宣傳、戰地服務、前線作戰以及進行部隊政治工作等。
◆1937年8月12日，澳門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成立澳門四界救災會志願抗戰。圖為四界救災會組織慰問團下鄉工作。
澳門同胞還多次組織各種形式的募捐活動，積極為抗戰籌集經費、軍需給養和藥品等，慰問前線將士，醫治傷員，賑濟難民，建立聯絡站等。香港淪陷后，澳門成為毗鄰地區唯一的未被日軍侵佔的“孤島”。在中共地方組織搶救在香港的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以及國民黨人和國際友人時，澳門也成為撤退的重要線路之一。
許多澳門愛國同胞還通過學校、舞台和報刊媒體等陣地，宣傳抗日救國思想。
中共地方組織和地方武裝還利用澳門的特殊地位和環境，與澳門當局建立了一定的合作關系，使其同意抗日武裝派人到澳門進行一些不公開的活動，諸如募捐籌款、購買武器彈藥、醫治傷病員和購買醫藥用品等。
三、台灣同胞對抗日戰爭的鼎力支持
日本在台灣實行殖民統治的50年中，堅強不屈的台灣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爭從來沒有停息過。據不完全統計，在長達50年的抗日斗爭中，約有65萬台灣同胞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1937年全國抗戰爆發后，許多台灣同胞冒著危險來到祖國大陸，為祖國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共產國際和日本共產黨的策劃下和中國共產黨的直接指導下，台灣共產黨於1928年4月在上海成立。台共《政治大綱》明確提出，要在台灣實行“民主主義的革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會后一批黨員秘密返回台灣，建立組織進行革命活動。台共注重擴大在工農中的影響，並通過派遣干部進入文化協會和農民組織，積極推動工農運動。1931年，日本殖民當局大肆搜捕台共黨員，使其組織受到嚴重破壞而一度陷於癱瘓狀態。台灣的反日民族運動也一度轉入低潮。
1937年全國抗戰爆發后，心系祖國的台灣同胞深信，國土遼闊、人口眾多、資源豐富的祖國最終一定能戰勝日本並乘勝收復台灣。一些台胞准備組織民眾起來響應，還有些台胞偷聽祖國廣播並予以宣傳。熱愛祖國的台灣同胞堅持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抗拒日本殖民者的強制同化，以保持自身的民族性。在台灣，漢語雖被禁用，但民眾仍暗中學習中文。雖然在台灣公共場合禁說漢語，強力推行說日本話，但廣大台胞在家中仍堅持以閩南話交談。反日民族運動的領導者林獻堂終身不讀日文，不說日語，不穿和服。
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后，對台灣實施的殖民統治也更加殘酷，對台灣民眾採取高壓政策，致使台灣島內的武裝斗爭呈現零散和分散的狀態，但頑強不屈的台灣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爭卻從來沒有停息過。1938年3月，台灣工黨領袖高斐反對征調台胞到大陸為日軍作戰，曾率領數千名礦工在宜蘭暴動，進攻日軍司令部，焚毀其火藥庫，與日軍激戰數小時后退入阿裡山，與當地居民聯合起來開展抗日游擊斗爭。同年夏季，台灣抗日志士炸毀日久留米儲油庫，焚毀平時可供6年之用的汽油，炸死日軍10余人，重傷日軍20余人。1939年3月，被日軍強行征調的台灣農民1000余人在高雄兵站舉行反戰暴動，與日本憲兵展開激戰，失敗后600多人被害，在台灣抗戰史和祖國抗日戰爭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雖敗猶榮的悲壯一頁。同年10月，被征調的300名基隆壯丁被迫將赴大陸戰場作戰時，在領取槍械后毅然舉行了反戰暴動，將在現場的30名日軍殺死，並擊斃后來前來增援的日軍145名，然后便退入山中堅持抗日游擊斗爭。種種事件，不勝枚舉。台灣同胞在島內進行的抗日斗爭，有力地牽制了日軍侵華力量，以實際行動支援了祖國的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台灣義勇隊組建醫療隊，開辦醫院，建立藥廠。圖為台灣義勇隊附設的“台灣醫院”醫療工作人員。
全國抗戰爆發后，許多愛國台胞競相沖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國大陸直接參加抗戰活動。有些被日本殖民當局征調至大陸戰場的台胞乘機起義，毅然決然地加入祖國抗日大軍的行列。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抗戰時期先后到大陸參加抗戰的台灣同胞多達5萬余人。有的直接參加對日作戰，有的從事宣傳教育、戰俘教育和對日廣播工作，有的從事醫護工作，有的從事敵后秘密工作……。在各自崗位上為祖國的抗戰盡力盡職，甚至必要時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
全國抗戰時期，許多台灣同胞除紛紛奔赴抗日戰場投身抗日斗爭外，有的以筆為劍，積極宣傳抗日，諸如台中人何非光積極投身於抗戰題材電影的拍攝工作，先后拍攝了《保家鄉》《東亞之光》《氣壯山河》和《血濺櫻花》等抗戰題材的電影，成為當時拍攝抗戰題材電影的著名導演。他全部使用日本戰俘拍攝的電影《東亞之光》，具有極強的視覺沖擊力和心理震撼力，被譽為“銀幕上的一柄正義之劍”。在當時重慶國民政府軍政各領域，也活躍著許多台灣同胞的身影。諸如台灣著名愛國人士丘逢甲長子丘念台，毅然投筆從戎，並於1938年組織了東區服務隊﹔台灣新竹人鄒紅，先后擔任國民革命軍新編第2軍軍長、第35集團軍副總司令、粵桂邊區總指揮等要職，在抗日戰場上率部殺敵，屢建奇功。此類事例，舉不勝舉，感人至深。
台灣同胞還在大陸組織了台灣獨立革命黨、台灣青年革命黨、台灣國民革命黨、台灣革命黨、台灣光復團、台灣革命總同盟等眾多抗日團體。1941年2月10日又成立了旨在“統一革命路線，增強抗敵力量”的政治聯盟——台灣革命同盟會，實現了全大陸台灣抗日力量的真正大聯合。其宗旨非常明確，一是投身抗戰，二是收復台灣。台灣革命同盟會擔負起統一領導台灣同胞抗日斗爭的使命，號召台灣同胞集中抗日力量，推翻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協助祖國取得抗戰勝利。
在祖國的東南沿海一帶，還活躍著一支由台灣同胞組成的抗日武裝，即李友邦領導的台灣義勇隊，其宗旨是“保衛祖國，解放台灣”。台灣抗日義勇隊是台灣唯一成建制的、在大陸參加抗日的隊伍。該抗日武裝於 1939年初在浙江金華成立后，積極從事對敵斗爭、醫務診療、生產報國和宣慰軍民等工作，先后轉戰於浙江和福建地區。1942年夏季，台灣抗日義勇隊曾在廈門策劃並實施了對日軍的三次突襲。第一次是6月17日，即日本佔領台灣47周年之時，台灣抗日義勇隊向日軍在廈門所設立的興亞書院投擲炸彈數枚，當場即炸死多名日軍官兵。第二次是6月30日，台灣抗日義勇隊突襲廈門虎頭山日本海軍油庫，炸毀油庫並打死打傷數十人。第三次是7月1日，台灣抗日義勇隊襲擊了廈門偽市政府成立3周年的慶祝會場，斃傷日、偽軍數十人，造成駐廈日軍的極大恐慌。此外，台灣抗日義勇隊還創辦了《台灣先鋒》《台灣青年》，出版《台灣革命叢書》等，積極宣傳抗戰，以激發台灣同胞的抗戰斗志，並幫助大陸同胞了解台灣，使海峽兩岸的抗日斗爭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日本全面侵華后，隨著戰爭規模和地域的不斷擴大，日本自感力不從心，兵員不足，於是在台灣大抓壯丁充當其炮灰。僅1937年7月至10月，日本強行驅趕台灣民眾開往中國戰場的人數即超過3萬多人，但這些台灣士兵並未忘記自己的民族身份，他們不時進行秘密的反戰活動，組織秘密團體，“寧受軍法制裁，不願調華作戰”，在關鍵時刻支持祖國的抗日斗爭，有不少人尋機起義參加到祖國抗日隊伍中來。
日本戰敗投降后，台灣回歸祖國，中國軍民舉國歡騰，台灣人民更是欣喜若狂，歡呼雀躍，許多家庭焚香祭祖，將台灣回歸祖國的喜訊稟告先人。
四、海外僑胞對祖國抗戰的鼎力支持
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戰爭時期，海外華僑共有近800萬人之多。他們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他們具有強烈的民族愛國心。當日本侵略者大舉侵華、祖國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他們一致奮起，以各種方式甚至不惜以鮮血和生命鼎力支持祖國的抗日戰爭。
◆1940年3月，愛國僑領陳嘉庚率“南洋華僑歸國慰勞視察團”慰問抗戰軍民。
海外僑胞對祖國抗戰的支援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時就已開始。他們強烈抗議日本侵華，支持東北義勇軍抗日，並呼吁世界維護和平和正義，阻止日本侵華行徑﹔他們一致要求中國政府對日侵略採取抵抗政策，“勿過分依賴國聯”，要以武力收復失地。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美國舊金山、芝加哥等地華僑踴躍捐獻財物，支援第19路軍抗戰﹔歸國僑胞組成一支250多人的華僑抗日義勇軍奔赴淞滬抗日前線。1935年“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爆發后，各地華僑紛紛集會通電，對國內學生的抗日示威運動“甚表同情，誓為后盾”。“七君子”事件發生后，廣大愛國華僑對國民黨當局表示憤慨，並通電聲明：“僑胞反對內戰，要求聯合對日作戰”，“切盼停止‘剿共'及一切內戰而從事抗戰”。華僑的一系列愛國舉措，壯大了抗日民主救亡運動的聲勢，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各地華僑在支援祖國抗日救亡運動的同時，還紛紛建立起抗日救亡團體。1936年9月20日，英、法、德、荷、瑞士等國華僑代表和各國來賓共450人在法國巴黎召開大會，一致決議成立全歐華僑抗日救國聯合會，這是海外最早自覺成立的洲際性華僑抗日團體。它是歐洲華僑抗日救國大團結的標志，成為海外華僑團結抗日的表率。1938年10月，南洋各屬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成立，簡稱南僑總會，選舉陳嘉庚為主席。南僑總會號召華僑“各盡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勵自勉，踴躍慷慨，貢獻於國家”。南僑總會是戰時人數最多、成績斐然的著名抗日救國僑團之一。1943年9月，美國舊金山的旅美華僑統一義捐救國總會，與紐約、芝加哥等地的僑團聯合成立旅美華僑救國會，成為美洲最大的抗日僑團。抗日戰爭期間，在世界各地共有3940多個各種華僑團體，盡管其情況不盡相同，但都在為抗日救亡而積極開展活動，鼎力支持祖國抗戰。
此外，他們還運用與僑居國朝野有著比較密切聯系的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國際援華制日活動。如以中小商人居多的南洋華僑率先發起抵制日貨的運動，獲當地友人積極響應。同時，南洋日營鐵礦的許多華工紛紛離礦罷工，致使礦山癱瘓或產量銳減。美國華僑為限制日本從美國進口原料，曾多次掀起阻運廢鐵活動，並爭取美國各界的支持而獲得成功。美國舊金山華僑和當地友人還參加“一碗飯運動”，為中國抗戰募款，獲美國數十萬人響應。紐約華僑和援華組織發起的抗日援華的“中國周運動”，響應者高達百萬人之多。
上述華僑的種種抗日救國活動，對中國抗戰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其貢獻不容小視。
世界各地華僑除在駐在國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從政治上支援祖國抗戰外，他們鼎力支持祖國抗戰的主要內容和重要途徑之一，便是為祖國抗戰捐獻財物。其形式多種多樣，其數額相當巨大，充分體現了廣大華僑的拳拳愛國之心。廣大華僑慷慨捐款，有義賣、航空救國捐、常月捐、節日獻金、婚喪獻金、特別捐等多種形式。據國民政府財政部統計，整個抗戰期間華僑捐款總數為法幣13.2億元，而且，此數額還未包括華僑捐給敵后抗日根據地和僑鄉的相當一部分捐款。華僑為祖國抗戰的大量捐款，對支持抗戰發揮了直接和重要作用，其貢獻不容低估。
◆1940年3月，愛國僑領陳嘉庚率“南洋華僑歸國慰勞視察團”慰問抗戰軍民。
此外，各地華僑還踴躍購買公債。據統計，國民政府在抗戰期間共發行公債六期，總額約達30億元。政府每次發行公債，華僑均競相認購，而且數額相當巨大，至1942年，購債總額高達11億元，佔政府發行公債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華僑購買的公債可起到國內同胞所購公債難以擔負起的作用，使中國政府增加大筆寶貴而難得的外匯收入或外匯儲備，可用來從國外購買抗戰急需或國內短缺的軍用物資。由此可見，僑胞購買大量救國公債，在經濟方面有著獨特的、重大的戰略意義。
海外華僑還踴躍進行戰時僑匯。廣義上的僑匯，包括贍養僑眷的生活費用、救國捐款和回國投資。抗戰時期的僑匯數量相當巨大，約達法幣95億元之多。其重要作用有二：一是在經濟上，不僅扭轉了中國抗戰初期外貿入超的不利局面，而且尚有很大余額﹔二是墊補了政府大量軍費開支，從軍事方面有力地支援了祖國的抗戰。政府可以運用海外大量僑匯，從國外購買軍火及軍需物資，在國內則以法幣支付給僑眷。
抗戰期間許多華僑還積極回國投資，主要有工礦投資、墾植投資和金融投資三大領域，總投資額約為法幣18億至19億元，對祖國的財政經濟起到了“輸血”的作用。
海外僑胞除採取捐款、購買國債、僑匯和回國投資等方式對祖國抗戰經濟作出巨大貢獻外，還從物力上對祖國的抗戰給予了大力支援。據統計，從1937年至1942年，海外華僑共貢獻飛機217架。這對當時力量薄弱的中國空軍而言，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量，大大地提高了中國空軍的對敵作戰能力。據不完全統計，從1937年至1940年10月，華僑共捐獻運輸卡車及其他各種汽車數百輛，坦克27輛、救護車1000余輛，為戰時重要的國際交通大動脈——滇緬公路的運輸保障和其他戰時保障創造了條件。此外，為祖國抗戰軍民捐獻服裝，也是戰時華僑物資捐獻的一項重要內容。據統計，從全國抗戰爆發至1940年，僅南洋華僑就捐獻棉衣700萬余件、夏裝30萬套、軍用蚊帳8萬個，另捐冬裝款400萬元。此外，各地華僑還通過宋慶齡在香港組織的“保衛中國同盟”為新四軍捐款獻物，僅1939年下半年，就捐毛毯2萬條﹔僅1942年初的一筆捐款就有3.5萬余美元。華僑的捐款獻物，幫助祖國抗戰克服了物資匱乏的嚴重困難，溫暖了抗日軍民的身心，鼓舞了殺敵士氣。海外華僑除組織醫療救護隊回國救護傷員外，還在僑居地為祖國捐款購藥，或直接在國內外建立制藥廠，生產戰時急需的各種藥品，幫助祖國抗戰解決或緩解了缺醫少藥的重大困難。華僑還捐獻其他物資甚至獻血。
1938年初，泰國華僑沖破親日政府當局的限制，秘密發動捐米活動，僅一周之內就捐獻大米10萬包並運回祖國。菲律賓華僑為祖國賑濟大米250萬包。許多華僑還把瓷器、字畫、古董、結婚戒指、首飾等貴重物品捐獻給祖國支援抗戰。特別是有些華僑開展獻血活動，如印度華僑和美國華僑就分別建立有“中國血庫”，為中國抗戰所用。與以往相比，抗戰時期華僑的物資捐獻的范圍之廣、規模之大、品種之多及事跡之感人，都是空前的，對支援祖國抗戰發揮了重要作用。
華僑除對祖國抗戰進行財力、物力支援外，還進行了各種形式的人力支援，其中以大批南洋華僑機工回到滇緬公路運輸戰略物資、美洲華僑青年參加祖國抗戰殺敵以及各種歸僑團體回國勞軍救傷最為典型。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為保障大西南唯一一條運輸援華軍需物資的戰時對外“生命線”——滇緬公路，國民政府西南運輸部門與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聯系，請求救援。陳嘉庚隨即以南僑總會名義發出征募汽車駕駛員和機修人員的通告，計劃招募550人，廣大華僑積極響應，經嚴格“考驗”，最后選定合格者為3200多人，超過原計劃近6倍。自1939年春出征滇緬路到1942年5月滇緬路被日軍切斷的三年多時間裡，南僑機工共運輸各種作戰物資45萬噸，並付出了1000余人犧牲的巨大代價。抗戰時期華僑還以航空救國的方式，主要有捐款、捐飛機、建立航空學校培養空勤人才回國參戰等方式支援祖國抗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美國華僑鑒於日本侵華益甚，紛紛創辦航空學校或航空學會，開展航空救國活動。其中波特蘭的美洲華僑航空學校及舊金山的美中航空學校，成績尤為顯著。美國至少有1000余名華僑經航校培訓后回祖國對日參戰，其他國家也有不少華僑空勤人員回中國報效。在對日作戰中，不少歸僑飛行員奮勇殺敵，戰功卓著﹔有的為了保衛祖國領空英勇獻身。此外，組織慰勞團回國考察慰勞，派遣救護隊回國救死扶傷，組建各種歸國服務團到前線和后方服務等，也是華僑以人力報效祖國的重要內容之一。
（來源：《黨史博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