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經濟思想與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摘 要﹞習近平經濟思想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最新形態。在狹義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發展和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了以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涵蓋“七個堅持”的理論體系﹔擘畫了與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相適應的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思想﹔把握新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這一樞紐，推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在廣義政治經濟學上，高度重視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新情況和新問題的研究，深化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本質特征和規律性理論探索﹔以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的新一輪科學技術和經濟政治格局的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人類面臨的眾多不穩定不確定經濟政治社會因素為背景，創立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要在對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特征、理論品質、歷史承續、時代課題、思想精粹和基本立場等方面的深透理解和深湛把握中，升華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魅力和思想智慧。

﹝關鍵詞﹞習近平經濟思想 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狹義政治經濟學 廣義政治經濟學

從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整體上看，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一是體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上，這是在狹義上對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和創新﹔二是在廣義政治經濟學上，體現在對關於當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拓新，以及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的創造性探索上。習近平經濟思想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最新形態。

一、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視界

19世紀中期，馬克思致力於政治經濟學的科學革命，創立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對馬克思的貢獻，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從狹義政治經濟學和廣義政治經濟學兩個方面作過概述。

“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這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對狹義和廣義政治經濟學劃分的立論基礎。狹義政治經濟學，是以特定社會的經濟關系為對象的，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個個別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旨在揭示這一特定社會的經濟關系中存在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規律”，這些“規律”對於具有“這種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一切歷史時期也是適用的”。狹義政治經濟學對象是由居於“主體”地位的特定社會的經濟關系決定的，即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應當時刻把握住：無論在現實中或在頭腦中，主體——這裡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都是既定的”，馬克思面對的就是以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對象的狹義政治經濟學。

廣義政治經濟學以“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並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為研究對象，它具有雙重內涵：一是以“各種社會”中“生產和交換並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為對象，是基於“普遍”意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二是“對於發生在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不太發達的國家內和這些形式同時並存的那些形式”的政治經濟學，這是以佔據“主體”地位之外的其他各種社會經濟關系為對象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為狹義政治經濟學的背景下，廣義政治經濟學既有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之前的”各種經濟關系的研究，也有“同時並存”的“不太發達”國家的經濟關系的研究。

馬克思在對關於資本主義的狹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也對廣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作出重要貢獻，如對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與西方發達國家同時並存的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以及對未來社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等。恩格斯認為：“到目前為止，總的說來，隻有馬克思進行過這種研究和比較，所以，到現在為止在資產階級以前的理論經濟學方面所確立的一切，我們也差不多完全應當歸功於他的研究。”

馬克思主義狹義和廣義政治經濟學，在20世紀得到多方面的發展。一是關於資本主義的狹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面對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資本主義時代的變遷，列寧對關於壟斷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創新性研究，成為20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重要標識﹔從私人壟斷到國家壟斷、再到國際壟斷的研究，成為20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顯著的理論特征。二是隨著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主體”地位的確立，社會主義國家關於社會主義狹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得到長足發展，成為20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的顯著標志。無論是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或東歐國家經濟學派，還是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都成就了20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篇章。三是不發達政治經濟學在廣義政治經濟學形式上得到接續發展，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出現的“增長的政治經濟學”“不發達的發展”“依附的發展”“不平等交換”“外圍資本主義”等理論，勾畫了不發達廣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軌跡，開拓了20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視域。

在20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中，中國共產黨直面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在理論和實踐上取得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偉大成就。2015年11月，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提出：“我們黨歷來重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研究、運用”﹔新時代“研究政治經濟學問題，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習近平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演進歷程和理論成就作出深刻闡釋。

一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經濟形態性質、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和體制以及經濟結構等理論作出系統闡釋，習近平對此作出概括：“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創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

二是在實現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以及全面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先是形成了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政治經濟學理論，取得了社會基本經濟制度轉型、主導型經濟體制轉軌、社會生產力持續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四個方面同步推進的偉大成就﹔而后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發展盡管多有波折，但還是取得了一系列獨創性的理論成果，如習近平所概括的，這一時期“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對發展我國經濟提出了獨創性的觀點，如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理論，提出統籌兼顧、注意綜合平衡，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協調發展等重要觀點。這些都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

三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新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中國共產黨始終“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結合起來，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回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習近平指出：“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我們形成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重要理論成果”，其中在新時期形成的理論要義在於：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關於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關於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的理論，關於農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屬性的理論，關於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理論，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論，等等。“這些理論成果，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講過，改革開放前我們也沒有這方面的實踐和認識，是適應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的政治經濟學，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回溯歷史，增強了新世紀的歷史自覺﹔凝練思想，躍升了新時代的理論自覺。習近平關於新時代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論述，拓展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視界：一是提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必修課”，強調要賦予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新的時代內涵﹔二是提出“在風雲變幻的世界經濟大潮中，能不能駕馭好我國經濟這艘大船，是對我們黨的重大考驗”的嚴峻課題，昭彰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的新路向﹔三是提出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有利於我們掌握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認識經濟運動過程，把握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更好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凸顯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新要求。

二、狹義政治經濟學的主題轉換與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創新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經濟思想成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最新形態。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同年12月，十九大之后召開的第一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第一次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作出科學概括。這一概括，以堅定不移地貫徹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內容。理念是行動的先導，一定的發展實踐都是由一定的發展理念來引領的。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對經濟關系演進和經濟形勢變化作出科學判斷，對發展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時調整，形成推進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套制度體制框架。這一過程形成的新發展理念作為系統的理論體系，“回答了關於發展的目的、動力、方式、路徑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闡明了我們黨關於發展的政治立場、價值導向、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等重大政治問題”。

這一概括，以“七個堅持”為理論要義。

首先，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這兩個“堅持”，是習近平經濟思想本質特征和核心立場的集中體現。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的理論，突出的是黨在治國理政中堅持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的本質特征和根本要求，保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人民是黨執政的最深厚基礎和最大底氣，隻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會有正確的發展觀、現代化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的理論，在根本上就是把為人民謀幸福、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作為新發展理念的“根”和“魂”，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其次，堅持經濟發展新常態、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三個“堅持”，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三大理論支柱。2013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習近平指出，我國經濟正處於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階段，加上世界經濟也在深度調整，發展環境十分復雜，要准確認識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發展階段性特征，在根本上“走出一條質量更高、效益更好、結構更優、優勢充分釋放的發展新路，推動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從認識到適應、再到引領新常態，成為這一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堅持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理論，其要旨在於強調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對市場作用作出全新定位。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結合問題上，既要使“看不見的手”對資源配置起到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看得見的手”的作用。

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強調適應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堅持完善宏觀調控，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是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總的要求，是切實貫徹好“鞏固、增強、提升、暢通”的八字方針。

再次，堅持問題導向和堅持正確工作策略這兩個“堅持”，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根本方法和戰略謀劃。堅持問題導向，聚焦突出問題和明顯短板，回應人民群眾的訴求和期盼，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基本方法。堅持正確工作策略和方法，在根本上就要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堅持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加強預期引導，深化創新驅動，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戰略謀劃。

黨的十九大之后，習近平擘畫了與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相適應的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思想。這一戰略思想的要點，一是以不斷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發展主線，把經濟發展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發展的質量優勢﹔二是以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為戰略支撐﹔三是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為根本途徑﹔四是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作為發展的制度保障，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激發全社會創新創業活力﹔五是以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為必由之路，提高國際競爭力，更好利用全球資源和市場，推進貿易強國建設。

分析和判斷社會主要矛盾，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方法﹔處理和解決好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成為習近平經濟思想面對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課題。習近平提出：“明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在制定“十四五”規劃中，習近平提出：“要辯証認識和把握國內外大勢，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把握時代特征，面對“全局”“變局”砥礪前行、與時俱進，拓展了習近平經濟思想作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

習近平經濟思想牢牢把握新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這一樞紐，升華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力量和思想智慧。

一是提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新思想。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凸顯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和走和平發展道路五個方面的內在規定，全面協調地推進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的發展。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對21世紀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啟迪。

二是強化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根本上就是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要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堅持不懈、堅定不移，向著這個目標更加積極、更有作為地不斷努力，開創21世紀人類社會更加美好的前景。

三是形成新發展格局新戰略。隨著外部環境和我國發展所具有的要素稟賦的變化，我國內需潛力正隨著“美好生活”滿足程度的逐步提高而不斷釋放，發展的平衡性和充分性要求為增強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勁的內在動力，著力打通經濟運行過程中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及其聯系，生發更多新的增長點、增長極，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成為必然趨勢。

四是提出統籌發展和安全新謀略。樹立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的意識，成為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在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對當前統籌發展和安全問題作出分析和判斷，提出要從“不容回避的重大政治和經濟問題”和“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造成沖擊”的高度，正確認識和把握實現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和實踐途徑、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初級產品供給保障、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和碳達峰碳中和等重大問題上，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樹立底線思維，有效防范化解各類風險挑戰，確保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順利推進。

習近平經濟思想，不僅是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最新實際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中國發展的最新形式﹔也是對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和發展趨勢的深刻把握，彰顯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時代課題的深厚意蘊。

三、當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拓新與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創新

習近平經濟思想中涵蓋的對當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廣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顯著標志。

進入21世紀以來，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在全球的霸權地位持續衰退﹔美國帝國主義霸權地位賴以支撐的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等因素，受到多方面的沖擊而陷於困境。2008年以來，受國際金融危機的持續影響，世界主要工業化國家經濟低迷，國際金融市場跌宕起伏，國際經濟交往特別是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命運多舛。2017年以來，經濟全球化逆流泛起，一些國家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地緣政治風險和沖突愈加顯露。當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問題，不再是國際壟斷資本霸權地位是否正在衰落的問題，而是伴隨這一不可避免的衰落過程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及其本質特征和歷史趨勢的新課題。

首先，要從21世紀時代發展的新變化中，深刻理解關於當代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性。2017年9月，習近平在談到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問題時指出：“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必須立足中國、放眼世界，保持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的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對於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要“立足中國”，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同樣要“放眼世界”，拓新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對於當代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習近平指出：“世界格局正處在加快演變的歷史進程之中，產生了大量深刻復雜的現實問題，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論課題。這就需要我們加強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現的各種變化及其本質，深化對資本主義和國際政治經濟關系深刻復雜變化的規律性認識。”推進21世紀馬克思主義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的重大課題。

其次，在當代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方面，《資本論》仍然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2016年5月，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指出：“有人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過時了，《資本論》過時了。這個說法是武斷的。遠的不說，就從國際金融危機看，許多西方國家經濟持續低迷、兩極分化加劇、社會矛盾加深，說明資本主義固有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但表現形式、存在特點有所不同。”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不少西方學者也在重新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資本論》，借以反思資本主義的弊端。”對於當代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要堅持《資本論》科學原理和科學精神相統一的原則。在對法國學者托馬斯·皮凱蒂撰寫的《21世紀資本論》一書評價時，習近平對該書“用翔實的數據証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經達到或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認為不加制約的資本主義加劇了財富不平等現象，而且將繼續惡化下去”的觀點表示贊賞，但對該書的“分析主要是從分配領域進行的，沒有過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問題”的傾向提出質疑，強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核心，決定著社會的基本性質和發展方向”。脫離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及其經濟關系“總體”，隻從分配上來談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矛盾及其發展取向，在理論上顯然是有偏頗的。

第三，要從大歷史觀上，樹立歷史辯証法的科學理念，深刻理解關於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在21世紀發展主題的特征。習近平提出：“世界上的事物總是有著這樣那樣的聯系，不能孤立地靜止地看待事物發展，否則往往會出現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問題。正所謂‘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在觀察社會發展時，一定要注意這種決定和被決定、作用和反作用的有機聯系。”在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中，要深刻領悟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會”歷史辯証法的觀念。習近平指出：“馬克思、恩格斯運用社會基本矛盾推動社會發展的規律，對未來社會發展作出了科學預見。《共產黨宣言》提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這就是‘兩個必然’，是就人類歷史總的發展趨勢而言的，是歷史規律的必然指向。這裡還要說到馬克思提出的‘兩個決不會’，馬克思說：‘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兩個必然”揭示的是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趨勢的歷史必然性，“兩個決不會”探索的是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過程的內在規定。顯然，“兩個決不會”不是對“兩個必然”的否定，而是從過程演進中對“兩個必然”的完善。習近平認為：“馬克思的這一重要論點，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資本主義至今沒有完全消亡，為什麼社會主義還會出現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那樣的曲折，為什麼馬克思主義預見的共產主義還需要經過很長的歷史發展才能實現。”

第四，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並不意味著排斥國外各種經濟理論的合理成分。習近平認為：“我們要堅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對其中反映資本主義制度屬性、價值觀念的內容，對其中具有西方意識形態色彩的內容，不能照抄照搬”﹔應該清楚的是，“經濟學雖然是研究經濟問題，但不可能脫離社會政治，純而又純。在我們的經濟學教學中，不能食洋不化，還是要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大講特講，不能被邊緣化。”

第五，要高度重視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新情況和新問題的研究，特別是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本質特征和規律性問題的研究。習近平指出，特別要加強“對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以及生產方式矛盾、階級矛盾、社會矛盾等進行批判性揭示，對資本主義危機、資本主義演進過程、資本主義新形態及本質進行深入分析”，對這些方面問題的深入分析中形成新理論和新觀點，“有助於我們正確認識資本主義發展趨勢和命運，准確把握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新特征，加深對當代資本主義變化趨勢的理解”。

正是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的結合中，習近平對關於當代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作出深入探索和研究，其中涉及以下10個主要方面：一是當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變化及其特征問題﹔二是新工業革命和科學技術進步與當代資本主義發展問題﹔三是資本主義經濟演進過程及“新形態”問題﹔四是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長期低迷趨勢及其根源問題﹔五是國際金融市場關系的作用及其變化問題﹔六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階層分化和就業、失業問題﹔七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中的貧困化和兩極分化問題﹔八是新興工業國發展及其與當代資本主義關系問題﹔九是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變化及其性質問題﹔十是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以及生產方式矛盾、階級矛盾、社會矛盾問題。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要有生命力，就必須與時俱進。”無論是在對資本主義還是對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中，“我們既要立足本國實際，又要開門搞研究。對人類創造的有益的理論觀點和學術成果，我們應該吸收借鑒，但不能把一種理論觀點和學術成果當成‘唯一准則’，不能企圖用一種模式來改造整個世界，否則就容易滑入機械論的泥坑”。在總體上，習近平指出：“哲學社會科學要有批判精神，這是馬克思主義最可貴的精神品質。”

四、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與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創新

習近平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角對馬克思恩格斯世界歷史理論作出新的探索和發展。他提出：“馬克思、恩格斯說：‘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馬克思、恩格斯當年的這個預言，現在已經成為現實，歷史和現實日益証明這個預言的科學價值。”面對21世紀世界歷史的新的進程，習近平提出：“今天，人類交往的世界性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深入、更廣泛，各國相互聯系和彼此依存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頻繁、更緊密”﹔這就需要我們站在世界歷史的高度審視當今世界發展趨勢和面臨的重大問題，“在更多領域、更高層面上實現合作共贏、共同發展，不依附別人、更不掠奪別人，同各國人民一道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把世界建設得更加美好”。

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是以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的新一輪科學技術和經濟政治格局的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人類面臨的眾多不穩定不確定經濟政治社會因素為背景的。習近平從“問題意識”上，對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政治經濟學的分析。

首先，從世界歷史趨勢新走向上，習近平指出：“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時代潮流，舊的殖民體系土崩瓦解，冷戰時期的集團對抗不復存在，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都再也無法單獨主宰世界事務。”這就需要我們站在世界歷史的高度，審視當今世界發展趨勢和面臨的重大問題。

其次，從世界歷史格局新變化上，習近平認為：“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走上發展的快車道，十幾億、幾十億人口正在加速走向現代化，多個發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區逐漸形成，國際力量對比繼續朝著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方向發展。”當今世界歷史不再是單一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主導下的格局，而是多種生產方式及其相聯系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長期並存的格局。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不斷拓展世界各國的合作，已經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在動能。

再次，從世界歷史交往方式新特征上，習近平指出：“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裡，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裡，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在同一共同體中處理和解決事關人類命運的重大問題，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

最后，從世界歷史發展面臨新問題上，習近平指出：“人類依然面臨諸多難題和挑戰，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繼續顯現，形形色色的保護主義明顯升溫，地區熱點此起彼伏，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干涉主義有所上升，軍備競爭、恐怖主義、網絡安全等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依然任重道遠。”這些難題和挑戰，構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的“問題意識”，勾勒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方向和主題。

對世界歷史在當今時代變化所作的“新型國際關系”的判斷，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前提。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的進程中，如何順應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如何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平等公正、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如何維護我國發展利益、防范各種經濟風險、確保國家經濟安全等問題，成為習近平經濟思想發展的重要課題，也成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升華的顯著標識。

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提出了適合於21世紀國際經濟關系發展新特點的重大理論和實踐課題。黨的十九大以來，習近平進一步豐富和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進一步明確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課題的要義。

一是堅持發展優先。發展是人類社會永恆的主題。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就要恪守互利共贏的合作觀，拒絕以鄰為壑、自私自利的狹隘政策，拋棄壟斷發展優勢的片面做法，保障各國平等發展權利，促進共同發展繁榮。各國特別是主要經濟體要加強宏觀政策協調，主要經濟體要樹立共同體意識，強化系統觀念，加強政策信息透明和共享﹔主要發達國家要採取負責任的經濟政策，把控好政策外溢效應，避免給發展中國家造成嚴重沖擊，“構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發展伙伴關系，推動多邊發展合作進程協同增效”。

二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為了人民而發展，發展才有意義﹔依靠人民而發展，發展才有動力。目前，全球發展進程正在遭受嚴重沖擊，南北差距、復蘇分化、發展斷層、技術鴻溝等問題更加突出，糧食安全、教育、就業、醫藥衛生等民生領域面臨更多困難。不論遇到什麼困難，都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促進發展、保障民生置於全球宏觀政策的突出位置，“不斷增強民眾的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三是堅持普惠包容。堅持普惠包容，就要關注發展中國家特殊需求，通過緩債、發展援助等方式支持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困難特別大的脆弱國家，著力解決國家間和各國內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隻有克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發展鴻溝，堅持共同發展，促進公平普惠，解決好發展不平衡問題，共同推動各國發展繁榮，才能為人類共同發展開辟更加廣闊的前景。

四是堅持創新驅動。科技創新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引擎，是應對許多全球性挑戰的有力武器。科技成果應該造福全人類，而不應該成為限制、遏制其他國家發展的手段。習近平提出：“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歷史性機遇，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打造開放、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科技發展環境，挖掘疫后經濟增長新動能，攜手實現跨越發展。”

五是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面對氣候變化給人類生存和發展帶來的嚴峻挑戰，我們要勇於擔當、同心協力，共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之道﹔世界各國應該採取實際行動為自然守住安全邊界，鼓勵綠色復蘇、綠色生產、綠色消費，推動形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

六是堅持行動導向。面對嚴峻的全球性挑戰，面對人類發展在十字路口何去何從的抉擇，各國應該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精神，積極做行動派、不做觀望者，共同努力把人類前途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當前，特別要加大發展資源投入，重點推進減貧、糧食安全、抗疫、發展籌資、氣候變化和綠色發展、工業化、數字經濟、互聯互通等領域合作，構建全球發展命運共同體。

《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在“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的歷史意義”上，對“黨的百年奮斗深刻影響了世界歷史進程”意義的闡釋時指出：“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解決人類重大問題，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成為推動人類發展進步的重要力量。”從這一歷史意義來看，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理論創新。

五、習近平經濟思想與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對黨的百年奮斗的歷史意義和“歷史經驗”作出總結，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內涵作出深刻闡釋，彰顯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題和思想主旨，也對我們深刻理解習近平經濟思想作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特征、理論品質、歷史承續、時代課題、思想精粹和基本立場等問題有著重要啟迪。

首先，在理論特征上，習近平經濟思想作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突出表現為：“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解讀時代、引領時代，用鮮活豐富的當代中國實踐來推動馬克思主義發展，用寬廣視野吸收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堅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斷超越自己，在開放中博採眾長、不斷完善自己，不斷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不斷開辟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新境界！”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內涵和境界，凸顯了“觀察時代、解讀時代、引領時代”的思維方法，用鮮活而豐富的當代中國實踐和世界發展現實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習近平經濟思想，無論是在狹義政治經濟學還是廣義政治經濟學上，都集中體現了“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們的發展實踐，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的理論特征。

其次，在理論品質上，習近平經濟思想作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堅持守正創新、與時俱進，凸顯了“問題意識”的方法論指向。2013年11月，習近平在對《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作出說明時提出：“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抓住關鍵問題進一步研究思考，著力推動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黨的十九大召開后不久，習近平在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闡釋時，再次強調“堅持問題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新戰略”的問題，強調這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作出“理性概括”、“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理論結晶”，開辟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的方法論要義。

再次，在歷史傳承上，習近平經濟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百年來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在新時代的繼承和弘揚，《決議》作出的“一百年來，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用博大胸懷吸收人類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理論引領偉大實踐”的理論總結，也是對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歷史傳承蘊意的精辟概括。習近平經濟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中不懈探索、勇於創新的理論結晶，是中國共產黨對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想凝練。在這一歷史傳承上，習近平經濟思想特別注重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彰顯了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魅力和思想智慧，寫就了富有中國特色的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篇章。

2021年12月，習近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要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發展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在正確認識和把握實現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和實踐途徑問題上，要深知“國之稱富者，在乎豐民”的道理，理解“財富的創造和分配是各國都面對的重大問題”﹔在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上，要“合天下之眾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探索“如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揮資本的積極作用，同時有效控制資本的消極作用”﹔在正確認識和把握初級產品供給保障問題上，提到“取之有制、用之有節則裕，取之無制、用之不節則乏”的觀點，要強化“要實施全面節約戰略，推進各領域節約行動”的理念﹔在正確認識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時，提出“禍幾始作，當杜其萌﹔疾証方形，當絕其根”的古訓，不斷深化對“見微知著，抓早抓小，著力避免發生重大風險或危機”的理解。這裡談到的散見於魏晉至明清歷朝歷代的傳統思想文化觀點，有涉及思想方法和理念的，有直接論及治國理政經濟思想的，體現了習近平經濟思想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體現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想特征。

第四，在時代課題上，習近平經濟思想即如《決議》在論述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面臨的重大時代課題一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不斷取得成功，使馬克思主義以嶄新形象展現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兩種社會制度的歷史演進及其較量發生了有利於社會主義的重大轉變。”習近平經濟思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闡釋的重要思想，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本質特征和發展趨勢的論述，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經濟學所作的開創性研究，無不映現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嶄新形象”，無不閃耀著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關系對世界歷史進程的深刻影響，無不展現著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時代課題的真諦。

第五，在思想精粹上，習近平經濟思想作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現了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對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的高度凝練和結晶。如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對21世紀發展路向和演進形態問題作出新的探索，賦予人類社會現代化道路的選擇以更加鮮亮的新型樣式和更加顯著的中國底蘊，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是基於馬克思恩格斯世界歷史理論的現實的科學判斷，是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並存格局的基本態勢和內在趨向所作的歷史判斷，彰顯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觀和政治經濟學的全新意蘊。

第六，在基本立場上，習近平經濟思想作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堅持胸懷天下”作為歷史自覺和歷史擔當，始終以世界眼光關注人類前途命運，“從人類發展大潮流、世界變化大格局、中國發展大歷史正確認識和處理同外部世界的關系，堅持開放、不搞封閉，堅持互利共贏、不搞零和博弈，堅持主持公道、伸張正義，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進步的一邊”﹔勇於結合21世紀中國和世界經濟發展的新的實踐，開拓創新、砥礪奮進，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在中國大地而且在世界范圍煥發出更具時代性和開放性的理論力量和思想智慧﹔立足新時代，在對我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發展現實的深刻理解中，探索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新變化和具有許多新的時代特征的新情況，“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成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和創新的基本立場。

（顧海良：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