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重要文獻匯編》（1-12卷）編輯舉要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的文獻編輯工作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原有各類文獻選集、文獻選編基礎上，進一步編輯出版一套全面反映我們黨一路走來的文獻匯集，十分必要。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組建以后，報經黨中央批准，確定了《中國共產黨重要文獻匯編》這個重大編輯項目。經過 3年多的艱苦努力，由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中央檔案館合作編輯的《中國共產黨重要文獻匯編》首批 12卷文獻集近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首批出版的文獻集收入了我們黨建黨前后到 1927年期間產生的各類文獻 1109篇，共計 430余萬字，是迄今為止收入黨的歷史文獻最系統、最全面的文獻匯集。其中新公布了眾多的檔案文獻，具有很高的檔案價值。

一、《中國共產黨重要文獻匯編》是首次以“匯編”形式公開出版的黨的歷史文獻

所收文獻力求做到“全”，是這套文獻集的特點。改革開放后，經黨中央批准，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曾於 1982年 8月編輯並以“黨內出版”形式內部出版過《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匯編》，階段性地匯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至黨的十二大召開前的中央重要文獻。黨的歷史文獻以往主要是通過“選編”形式編輯出版。這次由中央專門機構有計劃、有步驟地以“匯編”形式全面系統地編輯並逐步出版《中國共產黨重要文獻匯編》，在黨的文獻編輯史上還是第一次。此次首批出版的 12卷文獻集，內容涵蓋黨的代表大會、中央全會等重要會議文件，黨中央的重要決議、決定、宣言、通知、通告、指示、計劃，中央領導人的重要報告、講演、談話、文章、信件等，以及黨的地方組織發布的具有全局性重要影響的文獻，還包括黨的創始人、早期革命活動家、知識分子和工人黨員代表的重要講話、文章等。這些重要文獻較為全面系統地反映了我們黨從建黨前后到 1927年底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探索以及在這一過程中形成的思想理論成果。

（一）全面收入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有關文件和決議案

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前后召開了 5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數次中央全會。這批文獻集比較全面地收入了目前所能找到的這一時期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的有關報告、決議等文件。

比如，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文件方面。這套文獻集收入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這兩個文件均為黨的一大通過，譯自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的俄文稿﹔收入了黨的三大通過的多份文件，包括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以及《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以及大會通過的各項決議案。上述這些文獻，在保持以往其他文獻集收入時基本面貌的基礎上，根據新的檔案材料進行了進一步的校訂。

又如，在黨的中央全會文件方面。這套文獻集首次集中收入了 1923年 11月 24日至 25日召開的黨的三屆一中全會相關的一些文獻，包括《中共中央局向三屆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的報告》《中共三屆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各委員報告》以及會議制定的國民運動進行計劃、勞動運動進行方針等決議案。這些文獻曾刊載於 1923年 11月編印的《中國共產黨黨報》，本次收入時均按照檔案進行了校核，以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檔案作為刊印依據。

（二）首次公布大量黨的歷史上對黨內發出的“中央通告”

這套文獻集，收入了中央檔案館館藏的建黨后的大量“中央通告”，其中許多中央通告是首次公開發表。我們黨成立之初，很快就形成了向全黨發布“通告”的工作傳統。這套文獻集收入的第一份“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是 1921年 11月發出的，要求各地區必須建立和發展黨、團、工會組織，並注意開展工會、青年、婦女運動，加強宣傳工作等。

根據目前保存的檔案，黨和團的中央局或中央執行委員會按“序號”連續發布通告，是從 1922年開始的。1923年在黨的三大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局秘書，負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等工作，從這個時候起，“中央通告”開始規范起來。這次大會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

從這套文獻集收入的“中央通告”來看，其編號方式，有的是在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后重新編號，比如 1925年 1月黨的四大以后，“中央通告”重新從“第一號”開始﹔有的是在時局發生重大變化、召開中央擴大會議后重新編號，比如 1926年 7月“中央第二次擴大會議后一切通告都重新編號”，並規定新的“中央通告”，“此為第一號”﹔有的是在中央緊急會議后，比如 1927年“八月七日中央緊急會議后，中央通告重新編號”，等等。

在目前的公開出版物中，這套文獻集收入這類“中央通告”是最多也最准確的，彌補了以往黨的歷史文獻選編中有關“中央通告”的許多遺漏。比如，1925年 1月黨的四大召開后，當年曾發布多個“中央通告”，但以往出版的黨的綜合性文獻選編公開發表的數量不多，在《中國共產黨重要文獻匯編》首批 12卷文獻集中，僅 1925年這一年就新增了“中央通告”10多份，均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檔案刊印，內容涉及黨的四大選出的中央執委和候補執委及分工的通報、關於“二七”紀念的宣傳要點、關於孫中山逝世后的宣傳問題、關於建立和健全黨內交通問題、討論和貫徹黨的四大的決議問題，以及要求各地向中央作組織報告的指示，等等。

另外，這套文獻集還收錄了中共中央與青年團中央聯合發出的一些通告，以及中央婦女部、農民部等部門轉發中共中央的通告、中央各相關部門自己發出的通告等。

（三）廣泛收入黨的早期領導人的重要報告、講話、文章

這套文獻集既廣泛又有重點地收入了黨的早期領導人的重要文獻，包括黨的早期革命活動家、黨的一大及以后各次會議選舉產生的領導機構及其領導人的文獻。其中包括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李達、蔡和森、高君宇、鄧中夏、譚平山、瞿秋白、李維漢、李立三、張太雷等人的大量文稿。許多文稿是首次整理重新公開。比如，毛澤東 1925年 10月 27日在中國國民黨廣東省第一次代表大會閉幕會上的演說，毛澤東 1925年、1926年“為反對北京右派會議”給《政治周報》寫的按語，毛澤東1925年 12月發表在《政治周報》上的《帝國主義最后的工具》《上海〈民國日報〉反動的原因及國民黨中央對該報的處置》，等等。同時，這套文獻集還收入了多篇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等黨的重要領導人的文稿。比如，1923年 3月周恩來在法國巴黎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書記的名義寫給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報告，是依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周恩來手稿重新刊印的。此外，這套文獻集還收入了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劉仁靜、施存統、彭湃、惲代英、趙世炎、向警予、蕭楚女、林育南、羅亦農等黨的早期領導人的多篇文稿。

（四）系統再現當時刊發於各類報刊雜志上的黨的早期重要文獻

“我們黨從起根發芽時就是從宣傳工作做起”，這種宣傳工作充分體現在對報刊、雜志等出版物的利用上。黨的大量歷史文獻曾刊發於當時公開出版或內部印發的報刊中。深入挖掘並盡量收入早期報刊雜志上刊發的黨的重要文獻，是這套文獻集的一大亮點。以 1925年為例，收錄的 194篇文稿中有 27篇來自這些早期報刊雜志，包括我們黨創辦的第一個公開發行的中央機關報《向導》登載的早期領導人撰寫的文章，比如陳獨秀的《列寧與中國——列寧逝世周年紀念日告中國民眾》、趙世炎的《善后會議中的北方政局》，等等。此外，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共北京區委的機關刊物《政治生活》刊載的多篇告示書也是首次在黨的綜合文獻集中發表。

這次編輯出版的 12卷文獻集中，系統再現了建黨之前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各類報刊雜志上刊發的重要歷史文獻，以及建黨之后在我們黨以及一些進步團體主辦的報刊雜志上刊發的黨的重要歷史文獻。這些報刊雜志主要有：《新青年》《晨報》《京報》《北京大學日刊》《覺悟》《湘江評論》《曙光》《勞動界》《上海伙友》《共產黨》《勞動周刊》《婦女聲》《先驅》《向導》《前鋒》《中國青年》《中國共產黨黨報》《赤光》《政治生活》《中國工人》《熱血日報》《政治周報》《中國婦女》《農民運動》《布爾塞維克》《申報》等。此外，還有《京漢工人流血記》《湖南水口山工人俱樂部紀實》《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鑒》等早期資料集。

在編輯過程中，編者特別注意到了早期報刊的一些區別。比如，公開出版的《民國日報》，在上海出版的，報頭沒有標注出版地，全稱為《民國日報》﹔而在廣州、漢口等地出版的，則在報頭上寫明了出版地，為《廣州民國日報》《漢口民國日報》。又比如，內部印發的《中央政治通訊》《中央通信》《中央通訊》，是我們黨在 1926年至 1930年間主辦的黨內政治刊物，曾於 1927年 7月、1928年 7月兩次停刊，並於1927年 8月八七會議后、1928年 12月兩次復刊。1926年創刊時稱《中央政治通訊》，八七會議后復刊的第一、六、八、九、十、十一、十三等期的刊名為《中央通訊》，第二、三、四、五、七等期的刊名則為《中央通信》，其他期的刊名為《中央政治通訊》。這套文獻集在收入這個刊物所載文章時均以原所載刊期的刊名為准。這就是為什麼讀者目前所看到的題解對這個刊物出現了三種不同刊名的原因。

當然，任何一套“全”的文獻集，都不可能把歷史上產生的浩如煙海的所有文獻不加區別地收進來，那樣做既不科學，也不現實。《中國共產黨重要文獻匯編》的收文原則在考慮“全”的同時，也考慮了文獻的重要性、代表性和全局性影響。

二、《中國共產黨重要文獻匯編》編選中的一些創新考慮

在建黨 90周年之際，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曾合作編輯出版過《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這次以“匯編”方式編輯出版黨的綜合性歷史文獻集，本身就是對“選編”方式的一種創新。兩類文獻集都是研究黨的理論發展和實踐探索的基礎性文獻集，而在原有基礎上體現一定的創新性，是新出版的這套“匯編”文獻集在收入文獻和檔案時的重要著眼點。

（一）延展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對中國社會和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影響

李大釗發表於 1919年五四運動后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是《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所收的最早的一份文獻。這篇重要文獻對當時中國的先進分子掌握馬克思主義學說、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地位以及推動黨的早期領導人樹立馬克思主義信仰、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反映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被中國的先進分子所接受，特別是十月革命后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實踐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巨大影響的文獻，卻還有更早的。因此，《中國共產黨重要文獻匯編》所收最早一份文獻為李大釗發表於 1918年 7月 1日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李大釗在這篇文章中明確指出，“俄羅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並著世界的革命之採色者也。時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質自異，故迥非可同日而語者”。文章最后號召大家：“吾人對於俄羅斯今日之事變，惟有翹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傾耳以迎其建於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羅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時之亂象遂遽為之抱悲觀也。”這就把收文時間延展到十月革命爆發后的第二年，與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的說法更加密切地呼應起來：“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迅速而廣泛地傳播，為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創建准備了思想條件。由此也形成了一系列的重要文獻。這套文獻集除了主要收入 1921年建黨以來的重要文獻以外，在第 1卷以“附編”方式，選收了十月革命后至建黨以前這段時間，在傳播馬克思主義、創立共產黨早期組織過程中形成的 70多份重要文獻，主要包括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李達、李漢俊、蔡和森、陳望道、鄧中夏、譚平山、張太雷等人的文獻。比如，毛澤東發表於 1919年的《民眾的大聯合》一文，既是一篇完整的主題性文章，但又是在發表時以不同議題分 3次發表的，這次編輯出版的文獻集則遵從原貌，分 3篇編輯刊印。但主題非常明確，就是全篇第一句話所說：“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補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興業，努力，猛進，破壞，建設，固然是不錯，有為這幾樣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這篇文章最后號召大家：為了中華民族的改革和解放，“我們總要拚命的向前”！並自信地預言：“我們黃金的世界，光華燦爛的世界，就在前面！”

（二）反映部分早期革命活動家、知識分子和工人黨員代表對黨的創建和發展所作的努力與貢獻

梳理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和中國共產黨創建發展過程的文獻，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先進的知識分子和有覺悟的工人、農民等，都為黨的創建和發展，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和走向復興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對此，這套文獻集給予了適當的反映。

比如，這套文獻集收入了 1921年 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 8卷第 6號刊登的曾參與創建上海早期黨組織的李季的文章《社會主義與中國》。李季是一名普通知識分子的代表，曾翻譯過馬克思的著作、馬克思的傳記以及有關社會主義思潮的論著，1920年《新青年》社出版了他翻譯的英國作者克卡朴的《社會主義史》一書。《社會主義與中國》一文即是圍繞著《社會主義史》一書中的觀點來論述社會主義與中國的關系。李季認為，社會主義是一種最好的學說，是救中國的良藥。今天，李季之名恐怕已鮮為人知，但他的這篇文稿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界傳播社會主義思潮的有關情況。

又比如，這套文獻集收入了刊登在《勞動界》1920年第 7冊的海軍造船所工人李中的文章《一個工人的宣言》。啟發工人覺悟，組織工人運動，並使其同馬克思主義相結合，是中國的先進分子籌備建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第一步。《一個工人的宣言》一文呼吁，要從少數工人開始，逐步組織結成大團體。為此，少數工人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認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二是要加強各自的聯絡，三是要奮發熱心。由此可以看出，這時的工人優秀代表逐漸接受新的知識，舊的思想也在不斷發生改變。

另外，這套文獻集還收入了一個普通的社會活動家袁振英的《無工無食》一文。袁振英曾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這篇文章主要是呼吁要尊重勞動，認為人人做工才是正當的社會。

（三）展現我們黨的職能部門以及下屬機構的一些具有全局性影響的工作

黨的“重要文獻”，顧名思義，收入的是我們黨帶有全局性的、對全黨和各地方組織具有指導作用的重要文獻。這套文獻集不僅收入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布的重要文件和黨的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要文稿，還在選文范圍上有一定的創新，收入了黨中央部分職能部門和下屬機構發布的一些具有全局性影響的文獻。

比如，中共中央婦女部（婦委）、組織部、宣傳部、農民部（農委）、發行部以及中華全國總工會等機構發布的重要文獻，也適量收入其中。以 1925年為例，這部文獻集收入了中共北方區執委（原中共北京區執委）、共青團北方區執委（原共青團北京區執委）發布的多篇告全國民眾書。因為這一時期在李大釗的親自領導下，中共北方區執委負責領導北京、直隸、熱河、察哈爾、綏遠、山西、吉林、黑龍江、遼寧以及河南、甘肅部分地區的工作，所產生的文獻在黨內具有重要影響力。再以 1926年為例，新公布的 16篇“中央通告”中，涉及中央各部門的約佔一半以上，其中“福字號”，即中央婦女部（婦委）通告 4篇，包括關於“全國婦女代表大會延期舉行，擊敗反動派控制大會的企圖”的通告，關於“全國婦女代表大會延期原因及宣傳要點”的通告，關於“請各地報告婦女運動狀況”的通告，關於“召開各地婦委書記會議問題”的通告﹔“龔字號”，即中華全國總工會通告 2篇，一篇是關於“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辦事處成立，各地應與之建立關系”的通告，一篇是關於“速報告過去工運工作，推銷《中國工人》 ”的通告﹔“宗字號”，即中央發行部通告 3篇，一是關於“速成立出版分配科並報告工作”的通告，二是關於“翻印黨的書報的規定”，三是“整頓出版分配工作的辦法”﹔“龍字號”，即中央農民部（農委）通告 1篇，內容為關於“從速填報農民調查表”的通告，等等。從中可以看出，這些職能部門以中央名義發出的通告，內容以指導全國性的具體工作居多。

另外，這套文獻集還廣泛收入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指導下開展運動的一些機構發布的通告、宣言、決議等。這些也是黨的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全國鐵路總工會、全國勞動大會等。比如，收入了 1921年 11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等十二工團發布的宣言、1922年 8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布的關於開展勞動立法運動的通告、1923年 2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組織各地工會開展工人斗爭中發布的通電以及為二七慘案告工人書、吁請全國工團支援的通電等﹔又比如，收入 1923年 8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的號召同志在假期開展農民狀況調查、促各地同志多介紹青年工人入團的通告，收入 1925年 6月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為反抗帝國主義屠殺中國市民告全國青年，等等。

三、《中國共產黨重要文獻匯編》編輯工作的幾個求實特點

實事求是既是黨性的最高體現，也是科學精神的核心內容。在這套文獻集的編輯中，我們始終秉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充分尊重歷史原貌、忠實於文獻原文，包括當時的語言風格和用詞習慣，力求科學、准確、求實、求真地反映文稿所要表達的思想內容，為讀者特別是研究者提供一套權威的文獻版本。

（一）在版本收集和選擇上求准求真

現存的歷史文獻，往往有許多版本，各種版本在內容上有一致性，但也有許多不同點。如何選擇一個最權威的版本，對編輯工作來說是很大的挑戰，需要仔細推敲、求准求真。

比如，對形成於 1923年 2月間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反對軍閥破壞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的通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京漢鐵路局長趙繼賢慘殺長辛店工人事通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二七”慘案告全國工人書》《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敬告國民》等一系列反映京漢鐵路大罷工的歷史文獻，我們比較了先期收集到的《鄧中夏全集》（人民出版社 2014年出版）與《中國工會歷史文獻》（工人出版社 1958年出版）兩個版本，針對這兩個版本在時間、內容上的差異，結合幾經周折在國家圖書館查找到的《京漢工人流血記》1981年版本，綜合對照並仔細校勘。考慮到復制本可能存在的差錯，我們繼續尋找《京漢工人流血記》更早的版本。最終，在中央檔案館的館藏中找到了其 1923年的版本。經過綜合比較，我們以時間最早、內容最原始完整的《京漢工人流血記》1923年版為刊印依據，補全了后續版本中刪去的韻母代日下款以及其他缺漏內容，為讀者提供了更加真實、完整、可靠的信息。

又如，劉少奇在廖仲愷遇難一周年時寫的悼念文章《廖仲愷先生與工農政策》，最早發表在《工人之路》第 412期“廖仲愷先生殉難周年紀念特號”上，但寫作時間待考。以前出版的一些文獻集中，將這篇文章的時間標注為1926年 9月 26日。編輯過程中，我們對照《劉少奇年譜》《劉少奇大辭典》中的線索找到了這一期《工人之路》，其上注明時間為“民國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即 1926年 8月 20日，這也與“廖仲愷先生遇難周年”（廖仲愷 1925年 8月 20日遇害不治身亡）的寫作主題相符。因此，我們在本次收錄這篇文獻時以《工人之路》作為刊印依據，標注了首次發表時間。

這樣的情況還有很多，涉及到歷史文獻的最初版本以及后來的各種版本。這些版本在時間判定、文字編輯上都有一定的差異，必須做出認真比對和研究，最終選定一個更為准確、完整的權威版本作為刊印底本，並對發現的各版本中的問題認真考証、校勘。

（二）在內容辨疑和校訂上細致審慎

在這套文獻集的編輯過程中，我們對不少以往已經公開發表過的歷史文獻，也不是簡單收入了事，仍然採取審慎的態度處理。

比如，1926年 9月 22日的一份《中央局報告》在介紹黨的組織情形時，提及統計全黨人數並列舉湘區、北方區、粵區等 11地先后兩次統計的數目（如下圖）。

這一報告此前在其他文獻集公開時，曾在“現時統計”一列的“總數”一欄加了一個注釋：“總數 13281原文有誤，實際合計為11148。”我們在復核時發現，“現時統計”一列有四地（北方區、豫陝區、贛地方、福建）缺數字，如果將此四地“擴大會時統計”的數目加進來，總數恰好是 13281，可見原文並非計算失誤。對照報告中“此時在國內的黨員至少在一萬三千以上。因交通不便關系，各地報告月份參差不齊，尚不能目為目前精確之實數”的內容，可以推測，中央局在統計時，因北方區、豫陝區、贛地方、福建四地沒有新的精確數字送來，所以將這四地此前“擴大會時統計”的數目加進來，得出“此時在國內的黨員至少在一萬三千以上”的估計。因此，我們在此次編輯中，刪去了這則注釋。

又如，彭湃 1925年 10月發表在《廣州民國日報》上的《革命政府應如何對付東江問題》一文。之前出版的《彭湃文集》收入此文時注明刊印依據為 1925年 10月 16日至 18日出版的《廣州民國日報》，但這個說法有一定的模糊性，不是太精確。經查核，該文登載時間實際為 1925年 10月 16日、17日、19日三天。在這套文獻集中，我們按查核后的時間進行了標注。這就在《彭湃文集》的基礎上進行了進一步的細化和精准化。

這類涉及數字、時間、人名、地名的文獻還有許多，由於歷史久遠，材料有限，需要認真再認真、細致再細致地進行內容辨疑和細節校訂。對發現的疑問或錯誤，反復研究訂正，最終使收入的歷史文獻最為接近歷史原貌。

（三）在語言和用詞上尊重歷史原貌

黨的文獻是黨的歷史的記錄，文獻中的語言風格、用詞習慣等，既有著思想的先導性，又都留有濃厚的歷史印記。因此，這部歷史文獻集在編輯過程中特別強調要尊重歷史習慣、反映歷史原貌。

首批出版的這套文獻集收入的文獻，特別是其中新公布的 200多篇文獻，距今已有百年上下的歷史，其語言表述都帶有那個時代的特點，如“間道”“猶夷”等文言語匯，“決議”與“議決”、“斗爭”與“爭斗”、“繼承”與“承繼”等同素同義反序詞，“領袖”“范圍”作動詞等文言文語法，“智識分子”“法西主義”“資本階級”“農人”等現已不用或過去和現在用法不一樣的詞，“征取”“堅苦”“映象”“倚靠”“一班同志”等異形詞及諧音字，“布爾什維克”“布爾雪維克”“布爾塞維克”等外來語的不同譯法，書信、電報中以地支代月或代時、韻目代日的下款，等等。本著實事求是、尊重歷史的原則，對這些頗有歷史感的表達，我們在編輯過程中一般不以現代漢語語法進行規范，大多不作改動。個別明顯不合語法、不合邏輯、容易引起歧義或誤解的病句或標點符號，我們在反復研究並咨詢有關專家后予以適當訂正，必要時加注說明。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自我們黨在延安時期開創集中編輯黨的文獻工作的先河以來，黨的各種文獻集都各自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黨的文獻編輯工作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進一步以“匯編”形式編輯出版《中國共產黨重要文獻匯編》，對我們全面系統地看清我們黨帶領人民一路走來的偉大奮斗歷程，從中汲取進一步前進的寶貴經驗和豐富智慧，對進一步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以奪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的偉大勝利，都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當然，要在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編輯出版一部全面性與系統性相統一、基礎性與創新性相結合、黨性與科學性相一致的大型文獻集，是一件極為艱苦和具有挑戰性的工作。編輯黨的歷史文獻，不僅需要深厚扎實的積累和廣博豐富的學識，還需要“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耐心和“為他人作嫁衣裳”的奉獻精神。這部文獻集能否經得起學術和歷史的考驗，還要留待廣大讀者特別是學者去評判，留待歷史去檢驗。

（來源：《黨的文獻》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