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紅旗，“美麗大方”

懷著對新中國的熱望，自1949年7月14日《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辭譜啟事》刊發以來，全國迅速掀起了一場男女老幼積極參與的征集國旗圖案等新中國標志的活動。應征稿件如雪片般飛向北平，在一個月內，單國旗圖案就收到1920件應征稿，內有國旗圖案多達2992幅。誠如負責擬定國旗、國徽、國歌方案的新政協籌備會常委會第六小組組長馬敘倫所言：“從這一次的國旗、國徽、國歌應征稿件上，充分表現了全國（包括海外華僑）、各階層、各種職業的人士，男女老幼，對於革命政權如何的熱烈擁護，對於新中國的國旗、國徽、國歌之制作又如何的關心，如何踴躍地來發表他們的意見。”

然而，國旗方案的選定一波三折。8月24日，第六小組經過充分討論，看好“初選第十一號”。該旗上1/3部分為白底，左側綴一紅五角星，下2/3為紅底。推介理由提到“白色象征光明，紅色象征革命政權﹔紅星代表共產黨的領導”。但是，此優選方案與16種初選方案一同上報新政協籌備會常委會后，陳嘉庚首先提出反對意見，他特別指出白色“在太陽光下看不見”。而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層看中的則是“初選第十七號”，即一顆黃五角星居紅旗左上，星下有一黃條橫貫左右。鑒於毛澤東不太滿意“一條黃線把革命階級分截開了”，第六小組將該圖案的黃線的左側截去，使之不至於分割旗面，表決以此為優選方案。

曾聯鬆和他的國旗圖案設計原稿

可是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后的第三天（9月23日），第六組召集的全體政協委員分組會議上，“初選第十七號”及其修正圖案的復字第一、二、三號雖得票位居第一，卻也招致較為普遍的反對意見，原因在於此類圖案易引發分裂國土的聯想。張治中在9月23日毛澤東、朱德宴請國民黨起義將領的晚宴上，當面向毛澤東指出了這一點。當夜，周恩來在聽取第六組秘書彭光涵的匯報和建議后，將目光投向《國旗分組討論綜合意見統計表》得票位列第五的“復字三十二號”，即曾聯鬆的設計圖案。當天分組討論時，有胡厥文、李燭塵、雷榮珂等15人主張採用此圖案。

於是，9月25日夜，毛澤東在豐澤園會議廳召集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協商座談會。他向大家推介曾聯鬆的設計圖案：“我們這個圖案表現我們革命人民大團結。現在要大團結，將來也要大團結。因此現在也好將來也好，又是團結又是革命。”這得到與會者的一致贊同。

事實上，第六小組在遴選國旗方案時對五星紅旗也是頗為欣賞。廖靜文女士追憶說，當時小組成員對五星紅旗圖案的共同評價是：“美麗大方，而且寓意也好。”此言兼具美學與政治雙重價值考量。只是面對眾多國旗圖案，評選者每每為其蘊含的政治、民族的象征性而迷失方向。

國旗圖案的遴選，實最考驗審美與政治直覺。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政協會議的救國會、民盟成員宋雲彬，堪稱是其中的佼佼者。宋雲彬9月23日的日記顯示，他當天參加國旗等分組座談會，對於會議主持方引導的在復字第三號、復字第四號（后者實即初選第十一號的修正圖案）優選的做法，並不滿意，認為兩圖都不合適。3天后即9月26日上午，人民政協會議休會一日，宋雲彬到華北教科書編委會辦公，上海開明書店編輯朱光暄這天來訪。同回宋雲彬住處后，“光暄翻看國旗圖案參考資料，謂復字第三十二號紅色五星旗最好，余亦雲然。”至此，宋雲彬的審美和政治直覺因得到一位知友的默契而覺醒。這為其下午參加國旗國徽國歌國都紀年審查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積極作為，做了很好的鋪墊。在下午的會上，彭光涵起身介紹昨夜毛澤東召集專題協商座談會的情況，馬敘倫通報說國旗方案經第六小組再三研討，認為復字第三十二號最為可取。宋雲彬首先起立發言表示贊同。此會最后議定國旗擬採用復字第三十二號圖案等事項。

9月27日，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第一屆全體會議第六天大會，與會者就新中國國都紀年國旗國徽國歌等方案展開熱烈討論。除國旗制法中的“小星”統改為“小五角星”，其他的兩項提議（或要4個小五角星的位置變動一下，或要將4個小五角星及大星皆再加大一些）都沒有得到接納，正如田漢在會上當場回應前一提議者所說的：“在小組中曾多方面地試過，還是原案中美觀。”曾聯鬆設計的國旗方案就此順利獲得大會通過，其設計除了刪去了大五角星內的鐮刀錘頭，五星紅旗圖案及制法皆保留原稿設計——五星紅旗當其出世時就是如此的完美。

（來源：上海《黨史信息報》2022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