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早期探索奮斗歷程的全面呈現

2017年10月，習近平在瞻仰上海中共一大會址和浙江嘉興南湖紅船時曾明確指出：“我們黨的全部歷史都是從中共一大開啟的，我們走得再遠都不能忘記來時的路。”由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中央檔案館合作編輯的《中國共產黨重要文獻匯編》首批文獻集，就全面地記錄了這條“來時的路”。

編輯黨的歷史文獻是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基礎性工作。這項工作，是自延安時期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等文獻集開始的。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很快就開始進行黨的歷史文獻集的編輯工作並陸續以各種方式內部印發或公開出版，但大都是以“選編”“選集”形式編輯出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我們黨走過100年的時候，在“選編”“選集”基礎上進一步挖掘文獻資料，全面、系統地編輯整理黨的重要文獻，完整地出版一套類似於黨的重要文獻總集的“匯編”版本，不僅非常必要，而且對深化黨史研究和持續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等工作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國共產黨重要文獻匯編》首批文獻集共12卷，收錄的是自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至1927年期間的重要文獻，全面系統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巨大影響﹔反映了先進的中國人選擇科學理論、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思想脈絡﹔反映了早期共產黨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創造性探索，以及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所進行的英勇斗爭。這是目前為止最全面、系統、權威地反映我們黨的早期思想和實踐探索的文獻集。

一、呈現我們黨的理論探索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艱辛歷程

100多年前，處在苦難深重環境中的中國人在各種主義的“反復推求比較”中，最終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指導思想。收入這部文獻集的文獻，最早的一篇是1918年7月1日李大釗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這篇文獻雖然沒有直接涉及馬克思主義的內容，但明確指出了俄國十月革命與法國革命的根本區別，強調十月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清晰地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傾向。自十月革命的消息傳入中國，加速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黨的早期領導人李大釗、陳獨秀、李達、瞿秋白、毛澤東、蔡和森、鄧中夏、惲代英等，深入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什麼叫社會主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勞動者底覺悟》《馬克思派社會主義》《馬克思的經濟學說》《馬克思的兩大精神》《馬克思主義概略》等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文章逐漸引領潮流，《新青年》《湘江評論》《覺悟》《勞動界》《共產黨》《勞動音》《勞動周刊》等一大批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刊物也紛紛涌現。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也促進了一大批馬克思主義者的成長。從這部文獻集裡我們看到，毛澤東在建黨之前寫給蔡和森的信中談到自己信仰基石和這個黨的思想根基時，明確指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周恩來在給同學的有關信仰的信中也堅定地表達：“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類似情況在黨的早期成員中每每可見。這部文獻集廣泛而生動地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迅速傳播的真實面貌及其巨大影響。

這部文獻集，全面而深刻地呈現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所作的充分理論准備。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同時，更重要的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為此，我們黨堅持實事求是、從中國實際出發，洞察時代大勢、把握歷史主動，努力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這部文獻集在反映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方面，收錄了許多經典文獻。比如：在堅定奉行馬克思主義原理原則方面，有黨的一大通過的第一個綱領，其中“本黨綱領”寫了4條，涉及“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資本家私有制”等，都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原則。在必須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方面，這部文獻集所收入的李大釗、毛澤東、鄧中夏等的許多重要文獻中，充分地反映出他們很早就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入木三分，特別是對農民問題有了深刻認識，認為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自然是工人階級最有力的友軍”“中國共產黨若離開了農民，便很難成功一個大的群眾黨”，“農民革命的潛在性逐漸發泄出來，是各種群眾中‘嶄然露頭角’新興的偉大勢力”。這種基於中國具體實際的道路探索，能夠在歷史轉折關頭力挽狂瀾，將中國革命帶入新的階段。以八七會議通過的《最近農民斗爭的議決案》為例，其中就明確指出：“共產黨現時最主要的任務是有系統的、有計劃的、盡可能的在廣大區域中准備農民的總暴動，利用今年秋收時期農村中階級斗爭劇烈的關鍵。”

這部文獻集，也清晰地記錄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中我們黨同各種錯誤思潮進行的尖銳交鋒。比如，在籌建中國共產黨過程中，黨的早期領導人就在思想理論戰線上與各種錯誤思潮特別是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展開了激烈論爭。在與張東蓀、梁啟超等挑起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論爭中，李大釗、陳獨秀、李達等發表《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社會革命底商榷》等文章，強調中國必須建立工人階級政黨來領導中國革命。在與黃凌霜、區聲白等無政府主義者的論爭中，李達的《無政府主義之解剖》《馬克思派社會主義》、陳獨秀的《談政治》《和區聲白討論無政府主義》等揭批了無政府主義者的虛假面目。在黨的思想斗爭史上，這種思想交鋒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真理越辯越明，正是在與各種錯誤思潮的斗爭中，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之光更加熠熠生輝。從中也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真理、堅守理想的精神特質。

二、呈現我們黨確立初心、肩負使命並迎難而上、不怕犧牲的奮斗歷程

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的幸福為自己的追求，以民族的復興為自己的使命。這一初心使命，在黨的早期文獻中有充分體現。1920年11月制定的《中國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提出：“共產主義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創造一個新的社會。”這個新社會，就是一切由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中國共產黨甫一成立，就把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歷史重任扛在自己肩上，正如1922年《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中明確宣布的，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軍，為無產階級奮斗，和為無產階級革命的黨”。

在為實現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歷史重任而奮斗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面對的任務極為艱巨復雜，面對的敵人異常強大而極為殘忍，這就注定了這個黨所走的革命道路荊棘遍布，少不了流血犧牲。“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在前進征途中，中國共產黨人從無畏懼，為了國家和人民的事業舍生忘死，正是他們的鮮血和生命，交織成中國革命紅色底蘊中那一抹最絢麗的色彩。1922年湖南勞工會領袖黃愛、龐人銓犧牲后，李大釗在《〈黃龐流血記〉序》中強調：“先驅遇險，我們后隊裡的朋友們，仍然要奮勇上前，繼續犧牲者願做而未成的事業。”其后，香港海員大罷工、京漢鐵路工人罷工、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等一系列工人運動中，都有共產黨人的身影，也都流淌著他們的鮮血。1926年12月13日，《中央通告第四十三號——迅速搜集編輯“二七”以來黨的烈士傳略》中陳述：從京漢路“二七”大屠殺后，經過“五卅”大屠殺，沙基大屠殺，“三一八”大屠殺……參加北伐戰爭以至最近10月23日夜上海市民的武裝暴動，在這每次與帝國主義及軍閥肉搏的爭斗中，我們的黨總是站在戰爭的最前線，曾犧牲了不少最忠實最勇敢的同志。1927年8月19日，《中央通告第二號》中記錄了白色恐怖時期的慘烈狀況：“自從三月三十一日四川的屠殺，四月十二日上海的屠殺以至長沙的馬夜事變，漢口的七月三十日，我們的重要黨部如上海、湖南、廣東、北京、四川、武漢、南京、江西、浙江——統在新軍閥的極殘暴的白色恐怖之下繼續奮斗。以至於今在這白色恐怖的過程中同志被犧牲者約三四千人，被監禁者至少等於此數，因為這個緣故，大部分組織被破壞，需要重新建設。”這部文獻集清晰地記載，在領導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斗爭中，中國共產黨開展了“向軍閥、專制魔王、殘殺者一切黑暗勢力的爭斗”，因此要把自己錘煉成“為全國人民奪自由、爭民權的急先鋒”。面對反動勢力制造的各種慘案、血案，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人民“仍舊繼續著斗爭，表現不可摧折的偉大力量”。這種奮斗犧牲，這種偉大力量，充分反映在這部文獻集大量收入的有關工人運動、農民暴動、工會工作、婦女工作、青年工作、組織工作、宣傳工作等等文獻中。

在為初心使命不懈奮斗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勇於擔當、不怕犧牲，用革命樂觀主義精神迎接一切困難和挑戰，每前進一步都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犧牲。這部文獻集清晰地記錄了中國共產黨人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的精神特質。

三、呈現我們黨的忠誠擔當和始終不渝的人民情懷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組織嚴密、凝聚力強的黨，這首先源於這個黨的黨員忠誠於組織，願意獻身於黨和人民的事業。每一名黨員自入黨時起，就必須自覺履行黨員義務、對黨忠誠、積極工作。黨員無論在哪裡，都要心中有黨﹔無論在哪個崗位上工作，都要增強黨性﹔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要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這些內容，在這部文獻集中有著充分的反映。

中國共產黨在建立之初，就形成了以忠誠於黨、永不叛黨為主要內容的入黨誓言。面對嚴酷的斗爭形勢，革命先烈牢記入黨時的初衷，鐵了心地跟黨走，鐵了心地服從黨的組織、執行黨的決定。翻開《終身為黨做軍事運動——給李季、陳啟修的信》，我們看到朱德懇切地表達他要堅定地為黨奮斗終身的要求。朱德說：“歸國后即終身為黨服務，做軍事運動……以上種種疑誤，是我的環境使然，不明我的真相的人，決不曉得我是一個忠實的黨員。”再看惲代英在《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中所說：“要能夠為了革命的利益走到任何困難危險的環境中間去……共產黨員不應當回避這種危險與麻煩，要勇敢的上前去，迎著這種危險麻煩，在這中間得著群眾，以保証我們最后的勝利。”在嚴格執行黨的決定和強化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方面，這部文獻集公布了許多重要檔案文獻。比如1926年2月13日《中央通告第七十七號——各級黨組織必須按時按要求向中央作工作報告》，詳細說明了各地同志應該向中央作報告的11種形式，並強調指出：“現特詳為說明並限定日期，望各地切實按照執行，如有怠忽，須嚴格依紀律處罰。”再比如，1927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又專門發布了新編《中央通告第二號——黨的組織問題》，專門講黨的組織問題，特別強調：“嚴格黨的紀律，黨部機關一切決定，無論任何黨員，應絕對服從，自縣委以下之機關，應組織審查委員會，審查黨員之忠實與否。”對黨忠誠、忠實，是這個黨對每一名黨員的最基本要求。

同時，這部文獻集也清晰地記載，對黨忠誠和對人民負責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鮮明特征。中國共產黨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興。這個黨始終相信和依靠人民，善於最廣泛地發動和組織人民起來為著共同的事業而奮斗。早在1918年李大釗發表《庶民的勝利》一文時就指出：“須知今后的世界，變成勞工的世界，我們應該用此潮流為使一切人人變成工人的機會，不該用此潮流為使一切人人變成強盜的機會。”不久，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進一步強調：“社會主義的實現，離開人民本身，是萬萬作不到的，這是馬克思主義一個絕大的功績。”這部文獻集收入的許多重要文獻都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人民觀點。比如，《〈向導〉發刊詞》明確指出：“近代民主政治，若不建設在最大多數人的真正民意之上，是沒有不崩壞的。”黨的二大文獻也更明確指出：“我們既然是為無產群眾奮斗的政黨，我們便要‘到群眾中去’，要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毛澤東在《民眾的大聯合》中則號召中國各受壓迫階級有覺悟、有動機、有能力聯合起來進行革命。瞿秋白在《誰是敵，誰是友？》中也說：“我們民眾要靠我們自己，要靠我們真正的朋友，大家合力一致的奮斗，反對我們國外國內的一切敵人，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根本解放中國，不再受人屠殺！”這些文獻中，都強調“深入群眾”“獲得群眾”，“擴大及鞏固各階級群眾的聯合戰線”的極端重要性。除此之外，毛澤東還特別強調發動和組織農民群眾的極端重要性，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深刻指出：“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

從收入這部文獻集的大量文獻中，我們處處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自創立時起就樹立了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精神特質。這個黨特別強調每一名黨員必須同時具備這樣一種品格，即對黨忠誠、對人民負責。

四、呈現我們黨不斷推進自我革命的勇氣和特質

勇於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這部文獻集充分反映，早在初創時期，我們黨為了能夠面對各種嚴峻形勢和經受住各種風險考驗，就特別重視加強自身建設，在黨的組織建設、反腐敗斗爭、黨員自我修養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探索。在黨的自身建設和自我革命等方面，一開始就強調了組織建設的根基作用，並樹立了“刮骨療傷”的勇氣。

在組織建設方面。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就初步構建起黨的組織體系，包括吸收黨員的標准和程序、地方委員會的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成立等。在建立統一戰線過程中，也強調自身的獨立性和健全的黨組織。比如，1924年5月召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專門制定《黨內組織及宣傳教育問題議決案》，強調“我們自己的黨更要有非常之明顯的組織形式”。該文件對黨的中央組織架構、地方委員會以及區的組織架構等都作了明確規定。在黨的四大制定的《對於組織問題之議決案》中，特別指出：“組織問題為吾黨生存和發展之一個最重要的問題。”1926年5月15日制定的《支部的組織及其進行的計劃》，進一步明確指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它時時刻刻在各種不同的復雜環境中引導廣大工農群眾實行革命，所以它的組織必須特別嚴密。它與其他的一切社會黨的組織根本不同之點，就是它的基本組織是支部。”越是革命處於艱難時期，我們黨越強調組織建設的重要性。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來臨之前，1927年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對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的解釋》中特別說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組織的力量。它有領袖，它鍛煉出中堅分子，它領導群眾。”在國民黨背叛革命后，我們黨於1927年8月19日又專門發布《中央通告第二號——黨的組織問題》，進一步強調建立起緊固的黨組織的重要性，指出：“改正黨的組織上的機會主義，和建立堅固的能奮斗的秘密機關。”

在反腐倡廉方面。這部文獻集表明，我們黨一開始就對貪污腐化現象採取堅決的斗爭態度。比如，1926年8月4日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通告——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指出：“在這革命潮流仍在高漲的時候，許多投機腐敗的壞分子，均會跑在革命的隊伍中來”，“此種分子近來各地均有發現，大會為此決議特別訓令各級黨部，迅速審查所屬同志，如有此類行為者，務須不容情的洗刷出黨，不可令留存黨中，使黨腐化，且敗壞黨在群眾中的威望。”1927年1月22日，惲代英在《什麼是機會主義》中也強調了防止和清除腐敗分子對黨的前途命運的極端重要性，指出：“在革命運動風頭順利的時候，革命黨必須謹防自身的腐化，忠實的革命黨員必須隨時提防黨內發生機會主義的分子。這是關系革命黨前途運命很重大的。”正因如此，早在1927年召開的黨的五大上，就正式成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這樣的專門機構，應對黨內可能滋生的腐敗問題。

在加強黨員自身修養方面。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對發展黨員和黨員修養有著嚴格的要求。比如，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這份文獻中就講到：“為了把好的可靠的同志吸收進來，決定接受黨員要特別謹慎，嚴格審查。”黨的二大制定的《關於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要求共產黨“應當是無產階級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眾組織起來為無產階級之利益而奮斗的政黨，為無產階級做革命運動的急先鋒”。其后，歷次黨的代表大會都對發展黨員、提升黨員素養提出了嚴格的要求，這些要求中包括黨性修養、無產階級意識、革命精神、先鋒隊意識、群眾觀點等等。1926年10月1日，惲代英在《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中對共產黨員的標准明確提出5個方面的要求，其中特別談到：“要能夠確實有決心謀農工階級的徹底解放，打倒一切寄生的壓迫階級——地主、資本家。”“要能夠明確了解農工階級的解放，不是少數人理想的要求所能達到目的的，必須有大多數實際受壓迫的農工覺悟組織起來，而且必須有居住與生活上最易組織的人（如產業工人）為他們的中堅與領導者，才能很有把握打倒一切壓迫階級。”“沒有一個共產黨員應當漠視本機關群眾的利益，或畏怯不敢領導群眾上前奮斗。”這樣的文獻，在這部文獻集中比比皆是。

這部文獻集清晰地記載，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氣、具備自我革命的特質，是因為她除了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沒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領導人民戰勝一個又一個艱難險阻、一步步走向成功，歷經千錘百煉仍朝氣蓬勃，得到人民群眾支持和擁護，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她敢於直面自身存在的問題，勇於自我革命，始終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不斷增強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永葆馬克思主義政黨本色。

習近平指出：“我們回顧歷史，不是為了從成功中尋求慰藉，更不是為了躺在功勞簿上、為回避今天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尋找借口，而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把握歷史規律，增強開拓前進的勇氣和力量。”在我們走過100年光輝歷程並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時候，編輯出版並深入學習這部文獻集，既有助於了解中國共產黨一路走來的生動歷程，更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牢記初心使命，從黨的歷史中汲取力量、堅定信心，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奮力譜寫嶄新的時代篇章。

（執筆：楊明偉 樊憲雷 詹珩 董文墨）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22年第5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