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黨史有哪些教條主義的教訓？

提問：彭建華 四川省瀘州市委組織部干部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要運用其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解決中國的問題，而不是要背誦和重復其具體結論和詞句，更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當成一成不變的教條。請問，在百年黨史上有哪些教條主義的教訓？

解讀：毛 勝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

馬克思主義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類社會、人類思維發展的普遍規律，為人類指明了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飛躍的途徑，為人民指明了實現自由和解放的道路。我們黨在百年奮斗中之所以不斷取得勝利，根本就在於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運用其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解決中國的具體問題。在此過程中，我們黨也出現過教條主義錯誤，給黨的事業造成嚴重損失。

20世紀30年代前期，以王明為代表的一批“黨內理論家”，雖然熟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但是並沒有掌握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不會具體地分析和解決中國的革命問題。他們不知道在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進行革命，面對的特殊國情是農民佔人口的絕大多數，落后分散的小農經濟、小生產及其社會影響根深蒂固，又遭受著西方列強侵略和壓迫，經濟文化十分落后，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探索一條符合國情的革命道路，而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原理，照抄照搬俄國十月革命城市武裝起義的經驗。其結果是，經過千辛萬苦創建起來的革命根據地相繼丟失，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組織也遭到嚴重破壞，中國革命一度幾乎陷入絕境。對於教條主義及其危害，毛澤東認識得很早很深刻。1930年5月，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

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途中的失利，促使廣大干部和紅軍指戰員痛定思痛，認識到革命遭遇挫折是“左”傾錯誤指導的結果。1935年1月舉行的遵義會議，集中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但也要看到，由於一直處於緊張的戰爭狀態，給革命事業造成嚴重危害的教條主義還沒有來得及從思想上進行認真清理。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就難以避免錯誤再次發生。因此，毛澤東在1938年召開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鮮明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強調“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他還指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著的一些嚴重的錯誤，是應該認真地克服的。”所謂“一些嚴重的錯誤”，就是指王明“左”傾教條主義。

思想問題的解決，往往需要一個過程。加上共產國際當時仍有很高威信，王明本人又以此為“后台”，繼續為過去的錯誤辯護，導致他在抗戰初期的錯誤言論和主張，在黨內還有一定影響，部分地區在處理與國民黨的關系時未能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黨的事業受到了不應有的損失。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毛澤東痛心疾首，指出原因就在於“有同志沒有把普遍真理的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聯系起來”。他下定決心對黨的歷史經驗進行系統總結，從思想路線的高度清算黨內歷次錯誤的根源。經過全黨整風運動，全黨接受了一次深入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樹立了理論和實際相統一的優良作風，破除了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俄國革命經驗神聖化、把共產國際決議絕對化的錯誤傾向。正如任弼時在《學習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的筆記》中所言：“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中，關於反對主觀主義的主要精神，是正確地提出了對待馬列主義態度問題。告訴我們學習馬列主義，不是學它的字句，而是要學會用它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解決革命中的實際問題，找出革命的發展規律，來便於我們具體決定政策。”

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成功解決革命問題，建立新中國之后，毛澤東提出要“以蘇為鑒”，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道路。經過艱辛探索，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正確處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十大關系等。遺憾的是，這些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思想未能完全堅持下去，反而出現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等錯誤，反右派斗爭也被嚴重擴大化。究其原因，許多脫離實際、超越階段的主觀主義的思想和做法，根源仍然是把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的某些設想和論點加以片面理解或教條化的結果。特別是把隻在一定范圍存在的階級斗爭看作社會的主要矛盾，使人們陷於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迷誤之中。與此同時，依靠群眾大搞突擊運動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方法，被認為是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法寶，過去的成功經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被教條化、絕對化。

“文化大革命”以后，在中國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兩個凡是”使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被肢解，表面上是句句照搬、字字照辦，實際上是扼殺了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導致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局面難以結束。1978年5月，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提出：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准，而且是唯一的標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並不是一堆僵死不變的教條，不能拿現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無限豐富的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應該勇於研究新的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這篇文章一經發表，便在廣大干部群眾中引起強烈反響，引發了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關鍵時刻，鄧小平給予及時而有力的支持，旗幟鮮明地指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呼吁“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否定“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鄧小平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正因為有這樣的深刻認識，我們黨運用馬克思主義成功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堅定不移沿著這條正確道路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實踐充分証明，沒有一個政黨是不犯錯誤的，重要的是能否從錯誤中學習，取得教訓。我們黨對教條主義的失誤和錯誤，歷來採取鄭重的態度，一是敢於承認，二是正確分析，三是堅決糾正，從而提高對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規律性認識。其中最關鍵的有兩條，一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始終著眼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中國化才能落地生根、深入人心﹔二是馬克思主義必須隨著時代發展而發展，始終把握時代脈搏、回答時代課題，時代化才能保持活力、充滿生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所指出：“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

（來源：《學習時報》2023年1月9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