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理解“三個務必”中的斗爭精神和斗爭內涵

摘要： 黨的二十大報告在序篇中提出“三個務必”的新要求，特別是落點在“敢於斗爭、善於斗爭”，結語提出了“團結奮斗”的號召，這其中有著深刻內涵和深遠用意，充分反映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面對一切風險挑戰展現出的清醒頭腦、豐富智慧和科學邏輯。從中國共產黨走過的百年奮斗歷程和已經開啟的新征程看，斗爭的歷史教育了我們，斗爭的實踐告誡了我們：什麼是斗爭的邏輯，什麼是勝利的邏輯。深入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特別是全面體會“敢於斗爭、善於斗爭”的精神內涵，有必要深刻理解中國共產黨的斗爭思想、斗爭品格、斗爭力量、斗爭原則和斗爭藝術。“斗爭”精神，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思想路線的深刻內涵，包含著中國共產黨政治品格的基本內容，凝聚著中國共產黨強大力量的精神基礎和隊伍血性，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在重大問題上的原則立場，也反映了中國共產黨處理棘手難題的智慧策略和高超藝術。把握這些內容，對於我們開啟第二個百年新征程，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三個務必”﹔敢於斗爭﹔善於斗爭﹔斗爭精神

黨的二十大報告在開篇點明大會的主題后，緊接著針對走過百年奮斗歷程、立志於中華民族千秋偉業、致力於人類和平與發展崇高事業的黨以及責任重大、使命光榮的全體黨員，提出了“三個務必”的新要求：“全黨同志務必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務必謙虛謹慎、艱苦奮斗，務必敢於斗爭、善於斗爭，堅定歷史自信，增強歷史主動，譜寫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絢麗的華章。”[1]從“三個務必”排列順序看，起點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落點在“敢於斗爭、善於斗爭”，有其自身的內在邏輯。深入理解“三個務必”的內涵，特別是深入學習理解“敢於斗爭、善於斗爭”的斗爭精神和斗爭內涵，對我們開啟第二個百年新征程，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序論：“斗爭”為何如此重要

觀察中國共產黨所走過的百年曲折而光輝的歷程，我們會發現，她始終與偉大斗爭中凝結起的一系列偉大精神相伴，這主要是因為，在百年奮斗史上，這個黨面對的大多數局面不是順境，而是艱難困苦甚至逆境。身處艱難而不屈奮斗，歷經淬火而百煉成鋼，自然也就形成了前赴后繼奮斗、舍生忘死犧牲的“斗爭”品格和必勝信念。

在國內斗爭中，中國人民為拯救民族危亡，奮起反抗一切反派勢力，無數仁人志士奔走吶喊，進行了可歌可泣的斗爭。近代以來，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人民進行了一系列不屈不撓的斗爭。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人民才真正找到了一條通過團結奮斗實現偉大夢想的正確道路。特別是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在人民支持下，以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同窮凶極惡的敵人進行了殊死斗爭，為奪取一個又一個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不朽的歷史功勛。

在國際斗爭中，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導和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定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尊嚴﹔另一方面堅定地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進步的一邊，支持和援助世界被壓迫民族解放事業、新獨立國家建設事業，支持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為實現世界永續和平發展，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不懈奮斗。正是在這種正義斗爭中，新中國的國際形象一步步樹立起來，舊中國的屈辱外交一去不復返。

在自我革命中，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面臨著與黨內各種錯誤思想，各種錯誤路線，各類假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或形形色色的錯誤傾向的斗爭，正如毛澤東在給《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作題注時所指出的：“共產黨和各種錯誤思想作斗爭，學到了許多東西，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2]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群眾路線，既是在客觀實際斗爭中產生的，也是在同自身存在各種錯誤思想、錯誤路線的斗爭中產生和不斷豐富發展的，這些斗爭的結果，促進黨不斷從斗爭中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的新局面。

從一定意義上說，沒有斗爭，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取得的偉大成就，也就不可能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斗爭的歷史教育了我們，斗爭的實踐告誡了我們：什麼是斗爭的邏輯，什麼是勝利的邏輯。

1949年8月，毛澤東在新中國即將成立的時候，為回應美國方面發表的《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一些錯誤論調，寫下了《丟掉幻想，准備斗爭》這篇經典文章。他當時給美國政客們講了兩個邏輯、兩條定律：“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又一條定律。”在這樣的歷史邏輯和歷史定律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唯有站起來、豁出去，敢於斗爭、敢於勝利，除此沒有任何一條別的路可走。為此，毛澤東清晰地告訴美國政客們，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隊伍是怎樣取得勝利的：“斗爭，失敗，再斗爭，再失敗，再斗爭，積一百零九年的經驗，積幾百次大小斗爭的經驗，軍事的和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經驗，方才獲得今天這樣的基本上的成功。這就是精神條件，沒有這個精神條件，革命是不能勝利的。”他提醒那些還存在幻想的人們：“‘准備斗爭’的口號，是對於在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關系的問題上，特別是在中國和美國的關系的問題上，還抱有某些幻想的人們說的。他們在這個問題上還是被動的，還沒有下決心，還沒有和美國帝國主義（以及英國帝國主義）作長期斗爭的決心，因為他們對美國還有幻想。”[3]毛澤東這裡說的，就是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能夠不懼一切犧牲、戰勝一切困難所具備的核心精神內涵。這一精神內涵，自中國共產黨成立起，就確立起來，成為偉大建黨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特別提出：“一百年前，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源。”[4]這既是對偉大建黨精神的深刻概括，也是對中國共產黨繼續帶領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要求。其中“不怕犧牲、英勇斗爭”作為偉大建黨精神的一個核心內涵，包含著極為豐富的內容，充分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一路走來的精神狀態和政黨特性。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明確指出：“中華民族是歷經磨難、不屈不撓的偉大民族，中國人民是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人民，中國共產黨是敢於斗爭、敢於勝利的偉大政黨。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時代潮流浩浩蕩蕩。歷史隻會眷顧堅定者、奮進者、搏擊者，而不會等待猶豫者、懈怠者、畏難者。”[5]這是對中華民族、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性格特質和斗爭精神的一個總體概括。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再次強調：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擼起袖子加油干、風雨無阻向前行，義無反顧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這是對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在新時代已經走過道路的生動描述，也是對開啟新征程后中國共產黨應該干什麼提出的根本要求。

“中國共產黨是敢於斗爭、敢於勝利的偉大政黨。”這是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牢牢把握並時時磨礪的精神品格。從創建中國共產黨到走過一百年光輝歷程，這個黨所形成的偉大精神譜系中，留下了斗爭精神和斗爭內涵的深深印記﹔在開啟的未來新征程裡，仍然需要我們牢記“務必敢於斗爭、善於斗爭”的新要求。習近平多次說過，行百裡者半九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6]全黨必須准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在這種艱巨、艱苦的努力中，繼續發揚“不怕犧牲、英勇斗爭”的精神，對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至關重要。

深入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體會“敢於斗爭、善於斗爭”的精神內涵，有必要深入理解中國共產黨的斗爭思想、斗爭品格、斗爭力量、斗爭原則和斗爭藝術。

一、“斗爭”精神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思想路線的深刻內涵

黨的二十大報告在闡述“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時，特別重申了必須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等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問題。中國共產黨思想路線的出發點，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中國共產黨思想路線的核心，是實事求是。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實際，幾乎都是充滿著尖銳復雜局面的斗爭實際。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早在1930年第一次明確提出共產黨人的“思想路線”概念時，給這個概念規定的基本內核就是“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他特別指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裡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那些“具有一成不變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樂觀的頭腦的同志們”，“想法是完全錯誤的，完全不是共產黨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完全是一種保守路線。”毛澤東大聲疾呼“喚醒這些同志”：“速速改變保守思想！換取共產黨人的進步的斗爭思想！到斗爭中去！到群眾中作實際調查去！”[7]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正確的思想認識是從斗爭實際中得來的，正確的斗爭策略是在團結群眾一起斗爭的過程中產生的，到實際中去和到群眾中去的目的，就是去開展實實在在的斗爭，隻有這樣才能創造出新局面。

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中還有一些基本內涵，比如“理論聯系實際”。理論所要聯系的“實際”，既是復雜的斗爭實際，也是廣大人民群眾面臨的實際問題、實際困難。這些都需要在斗爭中加以解決。黨的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群眾路線，與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思想和工作路線是相互統一的。聯系實際和聯系群眾的一個最重要的內容，就是組織和團結群眾一起斗爭，這也是黨的光榮傳統。新中國成立初期，鄧小平在總結中國共產黨走過的三十年歷程時，提出了“永遠記取黨的斗爭經驗和教訓”的要求。他明確指出：“三十年來，我們黨之所以能不斷領導群眾走向勝利，根本的原因就是黨不僅從未脫離群眾，而且為群眾制定了符合他們利益的斗爭綱領，並組織他們進行斗爭，這是我們黨的光榮傳統。”[8]正因為中國共產黨能夠密切聯系群眾，所以人民群眾信賴這個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如一日，不斷將最優秀的分子輸送到這個組織中來，使黨組織由建黨時的幾十人發展成為今天的九千多萬人，也使得這個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每一個最困難的時刻，都能團結帶領人民群眾一起奮斗，從未失去斗爭的信心。再比如，“在實踐中檢驗和發展真理”。中國共產黨探求真理和堅持真理的過程，正是與謬誤進行反復較量、不斷斗爭的過程，也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和實事求是的過程。

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講到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問題時特別強調：毛澤東思想這一創造性的理論成果，恰恰是與錯誤思想作斗爭的產物，“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中國長期革命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裡進行革命，必然遇到許多特殊的復雜問題。靠背誦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國經驗，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主要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於絕境。毛澤東思想是在同這種錯誤傾向作斗爭並深刻總結這方面的歷史經驗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這個決議還深刻地總結了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並指出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長期艱苦斗爭中形成了具有中國共產黨人特色的這些立場、觀點和方法”[9]。

黨的奮斗史充分証明，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發展的任何一個腳印，都是在斗爭中烙下的。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實踐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這種“行”，恰恰是在斗爭實踐中錘煉出來的。在我們不斷開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的過程中，始終都會面臨真理與謬誤的斗爭、正確路線與錯誤傾向的較量。實踐是不可窮盡的，認識也不可窮盡，那麼真理也不會窮盡，真理總是在不斷與謬誤的相比較中存在、相斗爭中發展起來的，我們的認識是否符合客觀實際，最終隻能通過斗爭實踐來解決。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也是如此，也會在與各種謬誤和錯誤思潮的斗爭中不斷創新、不斷發展。“斗爭”內涵，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創新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二、“斗爭”精神包含著中國共產黨政治品格的基本內容

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品格是由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政治屬性決定的，也是由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決定的，對此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總結概括，但“敢於斗爭、敢於勝利”的政治品格，是這個黨的顯著特征。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中國共產黨是敢於斗爭、敢於勝利的偉大政黨。”這是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品格和斗爭精神作出的准確定位。

“敢於斗爭、敢於勝利”，是中國共產黨走上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就自覺確立並不斷磨礪出來的精神品格。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是在中華民族面臨深重災難從而不屈抗爭中應運而生的，在不斷奮進、英勇搏擊中逐步成長起來的。一個在抗爭中建立起來的黨，一個在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而前赴后繼中成長壯大的黨，自然就養成了“不怕犧牲、英勇斗爭”的政治品格，這種品格已經深深融入了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建黨精神中。

“敢於斗爭、敢於勝利”，是中國共產黨能夠取得勝利的政治基礎。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明確概括了黨的政治品格，指出黨為建立新中國而進行的“二十八年斗爭的勝利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不謀任何私利的政黨，是敢於並善於領導人民百折不撓地向敵人作斗爭的政黨。”[10]這個黨，曾經在革命時期的復雜環境和艱難困苦中一路與斗爭相伴走來，在斗爭中成長壯大﹔不僅如此，進入建設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后，特別是進入新時代后，進一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歷史新征程，一路上都面對著斗爭的局面、充滿著斗爭的艱辛。正如習近平深刻指出的：“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改革開放、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都是在斗爭中誕生、在斗爭中發展、在斗爭中壯大的。”[11]走向民族復興，仍然需要堅持敢於斗爭、敢於勝利，並進一步筑牢這種取勝的政治基礎。

“敢於斗爭、敢於勝利”，是中國共產黨應對一切風險挑戰的政治優勢。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奉行以人民為中心、一切為了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和宗旨。在風險挑戰來臨時，中國共產黨人為了人民甘願奉獻自己的一切，甚至犧牲生命。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指出：“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以‘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大無畏氣概，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宏的史詩。”[12]他還說過：“沒有敢於犧牲的品質，再好的武器裝備也不能保証勝利。”[13]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隊伍，正是靠敢於斗爭和敢於犧牲的政治品格和政治優勢才能化險為夷、成就事業。在重大災害或疫情來臨時也是如此，為保護人民利益和生命安全，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隊伍不惜一切代價，什麼都可以豁得出去！

黨的二十大報告特別點明了中國共產黨的這種敢於斗爭的意志品質：“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以堅定的意志品質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中國共產黨為了國家、民族和人民群眾甘願在斗爭中犧牲自己、也樂於在斗爭中成就自己。敢於斗爭、敢於勝利，早已成為中國共產黨人鮮明的政治品格，也成為黨的突出政治優勢。

三、“斗爭”精神凝聚著中國共產黨強大力量的精神基礎和隊伍血性

有無斗爭精神，反映一個政黨有無強大精神力量，更反映一支隊伍有無戰斗力。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習近平作出深刻總結：“敢於斗爭、敢於勝利，是中國共產黨不可戰勝的強大精神力量。”[14]

敢於斗爭和敢於勝利的強大精神力量來源於哪裡呢？從根本上講毫無疑問是從人民中來的，為了人民而斗爭、與人民一起奮斗，就有了無窮的力量﹔而離開人民，就會失去力量並一事無成。正如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所說的：“黨是階級的先進部隊，黨是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奮斗的，但是黨永遠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離開人民，黨的一切斗爭和理想不但都會落空，而且都要變得毫無意義。”[15]第三個“歷史決議”在總結黨的百年奮斗歷史時，則用一大段話來闡述“堅持敢於斗爭”的重要歷史經驗和黨的力量來源，並深刻指出：“敢於斗爭、敢於勝利，是黨和人民不可戰勝的強大精神力量。黨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是別人恩賜的，而是通過不斷斗爭取得的。黨在內憂外患中誕生、在歷經磨難中成長、在攻堅克難中壯大，為了人民、國家、民族，為了理想信念，無論敵人如何強大、道路如何艱險、挑戰如何嚴峻，黨總是絕不畏懼、絕不退縮，不怕犧牲、百折不撓。隻要我們把握新的偉大斗爭的歷史特點，抓住和用好歷史機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凝聚起全黨全國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就一定能夠戰勝一切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16]

有了這樣強大的斗爭力量，就決定了在黨的絕對領導下，人民軍隊能夠形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血性膽魄。有無堅決的斗爭精神，在兩軍對峙的時候結果會大不一樣。以解放戰爭期間的1946年夏天為例，當時黨領導的隊伍與美國支持下的蔣介石集團形成對峙形勢，雙方“已到和戰最后關頭”。此時東北民主聯軍西滿軍區致電中央，考慮了兩種方案，毛澤東果斷回電指出：“你們分析中許多觀點是合乎實際的，是好的，但缺點是對美帝國主義及蔣介石的困難條件估計不足，同時對國際國內人民民主力量所具備的順利條件也估計不足。”毛澤東提出：對美蔣的壓力與要求，我們“主要的政策不是讓步而是斗爭”，“如無堅決斗爭精神，則結果將極壞”。[17]一年后的1947年8月，劉鄧大軍在千裡躍進大別山途中，在河南省境內的汝河遭遇到了前有敵軍布陣擋路，后有追兵緊逼追殺的險情，幾乎陷入絕境。對此鄧小平堅毅有力地表示：“現在除了堅決打過去之外，沒有別的出路。”[18]劉伯承更明確地提出：“現在要用進攻的手段來對付進攻的敵人，狹路相逢勇者勝，不顧一切地打過去！”[19]。劉鄧大軍為此強渡汝河，經過激戰終於打開了一條通路，順利渡過汝河。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就是靠這種血性和膽魄一路闖關奪隘，最后取得勝利的。正如習近平深刻指出的：“人民軍隊從勝利走向勝利，彰顯了戰斗精神的偉大力量。敢於斗爭、敢於勝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人民軍隊血性膽魄的生動寫照。”[20]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內外壓力和各種各樣的極端困難，黨和人民軍隊始終保持著這種強大力量和隊伍血性。毛澤東作過這樣的“戰略方面”總結：“我們共產黨人是以不怕困難著名的”，“我們從來就是不可戰勝的”，“我們可以藐視而且必須藐視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難，把它們放在‘不在話下’的位置。這就是我們的樂觀主義。”“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難，我們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毛澤東還進一步對戰略上藐視敵人的科學依據作出說明：“這種樂觀主義是有科學根據的。隻要我們更多地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學，一句話，更多地懂得客觀世界的規律，少犯主觀主義錯誤，我們的革命工作和建設工作，是一定能夠達到目的的。”[21]

歷史和現實都充分說明，一切較量甚至戰爭都不僅是物質的較量，更是精神的比拼﹔沒有頑強的意志和敢於犧牲的品質，沒有敢於斗爭和敢於勝利的勇氣，縱使武器裝備如何先進，也不能保証勝利。過去中國共產黨依靠這種強大精神力量和隊伍血性，克服了一切困難、壓倒了一切敵人﹔在未來的新征程上，黨仍然需要凝聚起這樣的強大精神力量和隊伍血性戰勝前進道路上的一切艱難險阻，與一切試圖阻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的敵人作堅決的斗爭。

四、“斗爭”精神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在重大問題上的原則立場

中國共產黨提倡的斗爭精神，是有原則的，並不是隨隨便便地“亂斗一氣”。我們講“斗爭”，往往體現在原則問題上。在黨內和國內問題上，我們提倡的“斗爭”主要是針對違反黨的原則和違規、違紀、違法的言行以及各種丑惡現象﹔在國際問題上，我們主張的“斗爭”主要是體現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中國國際形象，在這樣的國際斗爭中，我們歷來堅持寸土不讓、寸步不讓的原則。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面對一切強敵特別是外部干涉勢力，自毛澤東那一代領導人起，就樹起了“敢於斗爭、敢於勝利”的堅決態度和必勝勇氣﹔特別是“面對武裝到牙齒的美帝國主義，堅持針鋒相對的斗爭”[22]，從此西方列強隨意霸凌甚至侵略中國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以下略舉幾例。

原則問題之國家安全——“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進尺”[23]。以抗美援朝為例。1950年，在朝鮮戰爭中，美軍繼仁川登陸后，不顧中國政府的一再警告，越過三八線佔領平壤，企圖迅速佔領整個朝鮮，並公然聲稱：“在歷史上，鴨綠江並不是把中朝兩國截然劃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礙。”[24]同時，美國飛機多次侵入中國領空，轟炸丹東地區，戰火即將燒到鴨綠江邊。美國之所以如此肆意妄為，就是認定中國不敢出兵與美國對抗。10月，中國黨和政府應朝鮮黨和政府的請求，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迅速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毛澤東在解釋作出這一重大決策時說：我們急切需要和平建設，如果要我寫出和平建設的理由，可以寫有百條千條，但這百條千條的理由不能抵住六個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現在美帝的侵略矛頭直指我國東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鮮搞垮了，縱不過鴨綠江，我們的東北也時常在它的威脅中過日子，要進行和平建設也有困難。所以，我們對朝鮮問題，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進尺，走日本侵略中國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們的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們的頭上，以台灣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腳上。天下有變，它就從三方面向我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不許它的如意算盤得逞。“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25]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作出這一決策，就是因為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這一重大原則問題上，我們沒有任何退路﹔涉及到新中國的國家和人民安全以及國際公平正義這樣的重大問題，我們必須作好准備、進行堅決的斗爭。

原則問題之反對干涉內政——“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以美國干涉台灣海峽為例。新中國成立后，美國加緊了干涉我國內政的行動，與台灣當局達成協防協議，不斷加強在台灣的軍事力量。蔣介石一方面加緊與美國勾結，欲借助美國軍事力量防守台灣，另一方面又對美國一些人鼓吹的“台灣問題國際化”“把台灣交給聯合國托管”有所警惕。鑒於美蔣在台海軍事行動活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在重大原則問題上“與鬼斗法”，抓住時機教訓一下美蔣集團，做出了炮擊金門的重大決策。1959年4月，毛澤東在一次黨的會議上解釋了對這一決策的考慮，他引用《聊齋志異》裡書生晚上與鬼斗法的故事說：“《聊齋志異》的作者告訴我們，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進來把你吃掉。我們不怕鬼，所以炮擊金門、馬祖。這一仗打下去之后，現在台灣海峽風平浪靜，通行無阻，所有的船隻不干涉了。”[26]台灣是中國的台灣，在涉及到祖國統一這一重大原則問題上，不容許任何外來干涉。

原則問題之主權回歸——“一點也軟不得，必須堅決頂住”。以中英之間有關香港回歸中國的問題為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在中英有關這一問題的會談時曾提出：“香港要保持現在的繁榮，必須由英國人統治，沒有英國人的統治，香港的繁榮就沒有了。”[27]這個問題，涉及到中國的主權。對英國領導人的這一論調，鄧小平堅定地回答：“訛詐的方式和主張，是嚇不倒中國人的”，“在主權問題上沒有回旋的余地”[28]。他還說：“如果說宣布要收回香港就會像夫人說的‘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那我們要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29]后來，彭定康接任港督，在香港問題上繼續對抗中國，鄧小平進一步指出：“香港問題就是一句話，對英國人一點也軟不得。”對他們背信棄義的做法，“必須堅決頂住，決不能讓步”，如果他們一意孤行，“中方就要另起爐灶”。[30]

這些事例充分說明，在涉及中國主權安全、國家利益和中華民族前途命運以及黨和人民根本利益等等重大原則問題上，中國共產黨的原則立場歷來是堅定的，斗爭歷來是堅決的。如果在這些重大問題上不堅持原則立場，既損害黨、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也不利於我們團結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人民、不利於樹立中國的國際形象。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繼續習慣性地運用雙重標准、說一套做一套，並對中國進一步採取圍堵和施壓。對此，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態度十分堅決，對他們背信棄義的做法，不僅堅決頂住，而且決不讓步。保証國家安全，是新時代黨和國家的頭等大事。習近平明確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涵蓋政治、軍事、國土、經濟、文化、社會、科技、網絡、生態、資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極地、生物等諸多領域，要求全黨增強斗爭精神、提高斗爭本領，落實防范化解各種風險的領導責任和工作責任。黨的二十大報告也特別強調：“國家安全是民族復興的根基，社會穩定是國家強盛的前提。”在這樣的根本性和前提性問題上，隻能強化斗爭意識、提高斗爭本領。面對來自外部的各種圍堵、打壓、搗亂、顛覆活動，必須發揚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同企圖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企圖遲滯甚至阻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一切勢力斗爭到底，一味退讓隻能換來得寸進尺的霸凌，委曲求全隻能招致更為屈辱的境況。習近平在講到軍隊和國防建設時還特別強調：“我軍歷來以敢打敢拼聞名於世，過去我們鋼少氣多，現在鋼多了，氣要更多，骨頭要更硬。”[31]事實証明，如果敢於斗爭，別人就高看你一眼﹔如果一交手就認慫，反而被人瞧不起。

當然，對待自身存在的問題，中國共產黨也從來不回避，而是採取自我革命和自我斗爭的方式。正如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所坦承的：“黨的領導不會沒有錯誤，但是黨和人民的親密團結必定能夠糾正這種錯誤，任何人都不能用黨曾犯過錯誤作為削弱、擺脫甚至破壞黨的領導的理由。削弱、擺脫和破壞黨的領導，隻會犯更大的錯誤，並且招致嚴重的災難。為了堅持黨的領導，必須改善黨的領導。”[32]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全方位地大力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對黨內存在的腐敗問題採取“零容忍”的態度，對自身機體滋生的毒瘤進行刮骨療毒，堅決鏟除一切損害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因素。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在總結黨的百年歷史經驗時，特別強調了“堅持自我革命”這條重要經驗，並深刻指出：“勇於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自我革命精神是黨永葆青春活力的強大支撐。先進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斷自我革命中淬煉而成的。黨歷經百年滄桑更加充滿活力，其奧秘就在於始終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黨的偉大不在於不犯錯誤，而在於從不諱疾忌醫，積極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敢於直面問題，勇於自我革命。隻要我們不斷清除一切損害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因素，不斷清除一切侵蝕黨的健康肌體的病毒，就一定能夠確保黨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確保黨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33]

五、“斗爭”精神反映了中國共產黨處理棘手難題的智慧策略和高超藝術

10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帶領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來到延安瞻仰革命聖地，號召全黨同志要發揚斗爭精神、提高斗爭本領，依靠頑強斗爭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

斗爭是繞不開、躲不過的，但斗爭也是艱難而復雜的。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強調“敢於斗爭、敢於勝利”，另一個方面也提倡“善於斗爭、善於勝利”。習近平深刻指出：“斗爭是一門藝術，要善於斗爭。”[34]這就告訴我們，斗爭不是蠻干，必須注重策略方法，講求斗爭藝術。在許多時候，斗爭需要我們作“兩手”准備甚至“多手”准備。

斗爭藝術反映在斗爭與團結的關系問題上，要謀求對立面的統一。正如毛澤東所說：“斗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斗爭的目的。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35]這是一種原則性與靈活性的高度統一。毛澤東多次強調這種統一性，他深刻指出：“斗爭的目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這叫原則性，這是一隻手。另一隻手講團結，團結的目的是給他一條出路，跟他講妥協，這叫做靈活性。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這是一種對立面的統一。”他還說過：“在各個策略階段上，要善於斗爭，又善於妥協”。[36]

斗爭藝術反映在敵強我弱或敵情復雜的情況下，要作“兩手”或“多手”准備，甚至作最壞的打算，同時充分發動群眾。比如，在解放戰爭期間的1946年，面對當時“敵強我弱”的東北形勢，陳雲明確提出：“准備兩手”，“隻要發動群眾，在東北建立起鞏固的根據地來，我必勝。”他清醒地看到：“敵強我弱的狀況在今后一個時期還會存在。敵之所以強，主要是因為有美國人幫助﹔我之所以弱，主要是老百姓沒有發動起來，同時一部分部隊和干部思想上混亂。當然，對敵之強既不應夸大，亦不應看輕。我應不放鬆有利條件，也不能存在僥幸心理，應在思想上作最壞的打算。”面對美國採取假仁假義的兩面手法， 陳雲進一步提出：“我也需要准備兩手，慎重對待之。不能寄希望於國際條件的變化。”[37]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既是中國共產黨從殘酷的現實中得出的經驗教訓，也充分地反映出中國共產黨人處理復雜棘手問題的斗爭藝術。

斗爭藝術反映在面對多種困難和強敵眾多的情況下，要注重尋找主攻方向，集中力量攻其一面並逐步解決。比如，毛澤東在談到“不要四面出擊”問題時提出：“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進攻。”他還在談到“我們在戰術上必須重視一切困難”時特別提出：“對於每一個具體的困難，我們都要採取認真對待的態度，創造必要的條件，講究對付的方法，一個一個地、一批一批地將它們克服下去。”[38]這就告訴我們，在戰略上藐視巨大困難和強大敵人的前提下，在戰術上還要講究對付它們的方法，攻其一點或薄弱環節，一個一個地或一批一批地解決問題。

斗爭藝術反映在國際斗爭中，更要講究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在國際斗爭中，必須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既敢於斗爭，逢山開道、遇水架橋﹔又善於斗爭，講究策略、掌握分寸。隻有這樣才能戰勝一切風險挑戰，最終維護好國家的根本利益。

總之，既敢於斗爭又善於斗爭，體現了斗爭的辯証法。特別是在軍事斗爭中，隻有作好充分的軍事斗爭准備，人民軍隊才有能力維護和平、遏制危機、打贏戰爭。能戰方能止戰，准備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這就是戰爭與和平的辯証法。堅持原則、敢於斗爭，講的是戰略層面的堅定性﹔講究策略、善於斗爭，講的是戰術層面的靈活性。中國共產黨歷來強調，在原則問題上，必須堅持原則、敢於斗爭﹔而在各個策略階段上，要善於斗爭，要從實際出發，量力而行，講究斗爭策略和斗爭藝術。

承擔著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艱巨任務的中國共產黨，面對國內國際極為復雜的局面和環境，必須保持戰略和戰術上的清醒，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敢於斗爭，善於斗爭。黨的二十大報告開篇就提出了“務必敢於斗爭、善於斗爭”的要求，結語又提出了“團結奮斗”的號召，這其中的深刻內涵和深遠用意不言而喻，充分反映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面對一切風險挑戰展現出的清醒頭腦、豐富智慧和科學邏輯。

注釋：

[1]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以下凡引黨的二十大報告，不再單獨作注。

[2]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頁。

[3] 《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4-1488頁。

[4]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8頁。

[5]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9頁。

[6] 同上，第15頁。

[7] 《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116頁。

[8] 《鄧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48、257頁。

[9]《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40、47頁。

[10]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5頁。

[11]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25頁。

[12]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第7頁。

[13]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頁。

[14]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第17頁。

[15]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49頁。

[16] 《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9-70頁。

[17] 《毛澤東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6頁。

[18] 唐雲峰主編：《追尋小平足跡》，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167頁。

[19] 中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精選本.軍事卷》上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第352頁。

[20] 習近平：，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頁。

[21]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6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105-106頁。

[2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365頁。

[23]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30頁。

[24]《彭德懷軍事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420頁。

[25]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第230頁。

[26] 《黨的文獻》編輯部編：《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實（增補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8頁。

[27] 李綱：《鄧小平與香港問題的成功解決——外交部原副部長周南訪談錄》，《黨的文獻》2007年第4期。

[28]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307頁。

[29]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頁。

[30] 李綱：《鄧小平與香港問題的成功解決——外交部原副部長周南訪談錄》，《黨的文獻》2007年第4期。。

[31] 中共中央宣傳部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93頁。

[32]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2頁。

[33] 《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第70-71頁。

[34]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第227頁。

[35] 《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5頁。

[36] 《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1-332頁。

[37] 《陳雲文選》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5-316、319頁。

[38]《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5、393頁。

來源：《現代哲學》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