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視角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適應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進步和革命發展的客觀需要，是近代中國歷史選擇的必然結果，是中國人民選擇的必然結果。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大會上，習近平指出：“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緊密結合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這一論斷深刻闡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與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的內在關聯。

實際上，在黨的許多重要文獻中，講到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總是要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比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寫到，“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進程中”的表述﹔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過程中”的表述﹔《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緊密結合中”的表述，等等。

如何理解這種“結合”？“結合”何以產生？把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擺入這一“結合”中進行考察，是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視角。本文即以這樣的視角，對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作一些研究和分析。

一、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其創建，既要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又要有中國工人運動，二者缺一不可，同時，還要把這兩者緊密結合起來。而就中國無產階級的產生、發展、壯大來說，他們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並用這一科學思想指導工人運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無產階級是以機器大工業為物質技術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19世紀四五十年代，外國商人在中國通商口岸開辦了一批船塢和工廠。這些外商企業，利用中國廉價的原料和勞動力，剝削中國廣大勞動人民。中國無產階級就先於中國資產階級在外商企業裡誕生。此后，在洋務派和民族資產階級創辦的廠礦裡，也產生了中國無產階級。據統計，“到 1894年，中國近代產業工人約有 10萬人。到 1914年，增加到 100萬人以上。到 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已達 200萬人以上”。無產階級日益成為近代中國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

中國工人階級是近代中國新生的偉大的革命階級。它除了具有一般無產階級的基本優點，即與最先進的經濟形式相聯系、富於組織性紀律性、沒有私人佔有的生產資料以外，還有自己的特點。一是中國無產階級身受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的三重壓迫，生活極端困苦。二是中國產業工人的絕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各省和水陸交通沿線的少數大城市和大型企業中，有利於無產階級的組織和團結。三是中國無產階級大多數出身於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因而他們能夠充分了解勞動人民中佔絕大多數的農民的痛苦和要求，便於建立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廣泛的革命聯盟。

這些都表明，中國無產階級是近代中國一個革命性很強、特別能戰斗的階級。無產階級隻有通過革命，消滅一切人剝削人和人壓迫人的制度，使全人類由階級社會過渡到沒有階級、沒有剝削的社會，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土壤上，中國工人階級必然成為革命的最基本的動力。

但是，中國無產階級並不是一開始就能夠認識到自己的歷史使命並發揮自身的革命作用的。由於生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中國無產階級自身難免帶有一些弱點，比如，受到封建的宗法思想、行幫觀念、宗教迷信及其他種種封建意識和習俗的侵蝕，受農民小生產者的思想和習慣的影響較深，接受現代教育少，文化水平低，缺乏民主意識，等等。

無產階級要充分體現和發揮自身的革命性，擔當起中國革命的領導責任，“還必須在先進思想的指導下，認清自己的階級利益和歷史使命，建立與農民、舊式手工業工人和江湖游民的組織截然不同的新的階級組織形式——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和現代工會，從而由自在的階級轉變成自為的階級”。

雖然中國工人階級中不乏較早接觸馬克思主義，具有一定階級覺悟的先進分子，但這畢竟是少數。由學得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深入工人群眾，向工人群眾宣傳馬克思主義，則是絕大部分中國工人階級受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而提高階級覺悟的主要渠道。從這個意義上講，要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離不開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實際上，在這一“結合”過程中，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深刻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和真理性，進而接受馬克思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者，需要一個過程。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但人並非天生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必須經歷由接觸到比較再到接受的過程。中國早期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物，主要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其代表為陳獨秀和李大釗。第二種，是五四運動中比較年輕的左翼骨干。其代表為毛澤東等。第三種，是一部分原中國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時期的活動家。其代表為董必武等。

在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隊伍中，李大釗、陳獨秀屬於先驅者和擎旗人，毛澤東、蔡和森、鄧中夏、瞿秋白、周恩來等五四運動中比較年輕的左翼骨干則是其主體部分。在這些先進知識分子的影響和當時形勢的推動下，一批愛國的進步青年，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經過各自的摸索，逐步劃清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和其他社會主義流派的界限，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需要指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並不是在完全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后，才開始深入工人階級，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一開始就是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觀察和認識國家命運的工具來接受的。

盡管理論准備並不充分，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有個突出的優點：一旦學得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就以此為指導，積極地投身到群眾斗爭的實踐中去。在向工人群眾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初步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的知識分子，其思想感情進一步轉變到工人階級方面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也更加堅定。

二、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經過反復比較和深入思考，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馬克思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於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的確，“一個國家實行什麼樣的主義，關鍵要看這個主義能否解決這個國家面臨的歷史性課題”。近代中國面臨的歷史性課題，推動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去進行深入思考和理性分析。通過比較和分析，他們逐漸認識到，除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外的其他思想、主義和救國方案在中國行不通，進而從向西方學習轉變為“以俄為師”，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一）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逐漸認識到其他思想、主義和救國方案的“不行”

中國有輝煌的過去，但是在近代遭受無盡屈辱，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為了改變被奴役、被欺凌的命運，無數仁人志士前赴后繼，努力探尋救亡圖存的出路。

第一，向西方國家尋求的所謂“真理”在中國現實中輪番破產。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主要矛盾變為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成為近代以來中國的兩大歷史任務。在這一時期，“各種主義和思潮都進行過嘗試，資本主義道路沒有走通，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民粹主義、工團主義等也都‘你方唱罷我登場’，但都沒能解決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問題”。

隨著向西方國家尋求的所謂“真理”在中國現實中輪番破產，近代中國“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領救亡運動，迫切需要新的組織凝聚革命力量”。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一度陷入苦悶和彷徨中。毛澤東后來指出，“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其實，對西方資本主義那一套，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早已提出疑問。1916年 5月，李大釗說，“代議政治雖今猶在試驗之中，其良其否，難以確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測”﹔1917年 8月，毛澤東說，“東方思想均不切於實際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之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

“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經過艱難曲折的多次嘗試，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才終於明白資本主義不是出路，不是正確的道路。正如林伯渠后來描述的，“辛亥革命前覺得隻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經過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還是那樣的遙遠，於是慢慢地從痛苦經驗中，發現了此路不通，終於走上了共產主義的道路。這不僅是一個人的經驗，在革命隊伍裡是不缺這樣的人的”。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戰充分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巴黎和會進一步暴露帝國主義本質，打破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幻想。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歐美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已經相當尖銳，第一次世界大戰又以極端的形式進一步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通過這場戰爭，中國的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強烈地感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危機，並對西方文明的價值產生懷疑和動搖，由此開始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進行反思和批判。

李大釗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使歐洲文明之權威大生疑念”，“歐人自己亦對於其文明之真價不得不加以反省”。陳獨秀曾認為，“可稱曰‘近世文明’者，乃歐羅巴人之所獨有，即西洋文明也”，“國人欲脫蒙昧時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促使他重新認識和思考西方文明。他表示：“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已經造了無窮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的了。”這種懷疑和反思，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放棄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繼續探尋救國救民的真理和接受社會主義思潮，創造了有利條件。

除此，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讓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更加認清帝國主義的本質，打破了幻想。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中國作為戰勝國參加這次會議。在會議上，中國代表提出正義要求，但都遭到拒絕。帝國主義國家逼迫中國北洋軍閥政府在喪權辱國的和約上簽字。經由巴黎和會，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看清了西方列強的帝國主義本質，從幻想中徹底清醒過來。

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初，陳獨秀認為其性質是一場正義與邪惡、民主主義與專制主義的戰爭。及至巴黎和會召開前，陳獨秀才從“公理戰勝強權”的迷夢中驚醒。他指出：“如今那海洋自由問題，國際聯盟問題，巴爾干問題，殖民地佔領問題，都是五個強國在秘密包辦。至於弱小國的權利問題，縮小軍備問題，民族自決問題，更是影兒都沒有。”對於巴黎和會，陳獨秀也看得很明白，“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麼公理，什麼永久和平，……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毛澤東指出，“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瞿秋白也指出，“帝國主義壓迫的切骨的痛苦，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的噩夢”，“所以，學生運動倏然一變而傾向於社會主義”。

（二）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深刻認識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行”

已經嘗試過的各種思想、主義和救國方案在中國行不通，沒有生命力。中國向何處去？中華民族的前途在哪裡？許多仁人志士為此而苦惱、彷徨和憂慮。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對救國方案的探索，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科學社會主義的主張從理論變成了現實。“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先進分子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真理中看到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和中國先進知識分子。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使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外，看到了一種全新的思想理論。十月革命的勝利，對中國革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毛澤東指出：“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1920年 8月，蔡和森給毛澤東寫信指出：“我近對各種主義綜合審締，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症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我對於中國將來的改造，以為完全適用社會主義的原理和方法。”毛澤東對此表示贊同，“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

董必武后來這樣回憶，“我們過去和孫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發展了，孫中山掌握不住，結果叫別人搞去了”。讀了許多關於十月革命的書籍后，才“逐漸了解俄國革命中列寧黨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與孫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於是就開始“想俄國與中國問題，開始談馬克思主義”。正在苦苦探索救國救民道路、對西方文明和資本主義制度感到失望而又茫然無措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由此認識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對中國革命的指導作用。

對俄國十月革命的親近，也有一部分是出於情感上的原因。1919年 7月和 1920年 9月，列寧領導的蘇俄政府兩次發表對華宣言，宣布廢除沙皇政府同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放棄在中國的特權。蘇維埃俄國對中國的友好態度，與西方列強“先生老是侵略學生”的惡劣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十月革命發出的反對帝國主義的號召，也使飽受帝國主義列強欺凌的中國人民感到“格外有意義”。這也促使更多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開始認真去了解指導十月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在此基礎上，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研究、宣傳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十月革命以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並未得到廣泛傳播和深入系統的闡釋，自然而然也未引起人們的充分重視。十月革命使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看到中國新的出路和希望。研究和宣傳社會主義，逐漸成為進步思想界的主流，這也是五四運動以后新文化運動的突出特點。許多原來有著不同經歷的先進知識分子，經過深思熟慮和反復思考，通過不同的途徑，走上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要明確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能夠傳入中國，並被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廣泛傳播開來，與當時的時代條件和歷史背景不無關系。其一，辛亥革命“極大促進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傳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開了中國進步潮流的閘門”。加之新文化運動“使中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廣大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學思想的洗禮，從而打開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閘門，在中國社會上掀起一股生氣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各種思想、學說、觀點紛紛傳入中國。宣傳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筍，先后出現 400多種。馬克思主義也是在這種契機下傳入中國的。

如果還是在封建社會，人們的思想沒有解放，就如同一個關閉了窗戶的房子一樣，各種思想、學說就不會或者不容易傳入中國，更別提適合中國社會需要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了。其二，上面提到，近代中國在回答“走什麼路”的問題上經歷了一段曲折的探索過程。如果已有一種思想、學說、主義能夠很好地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人們可能也就不會關注馬克思主義、不再需要馬克思主義了。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並被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所選擇，首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

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李大釗和陳獨秀走在了時代的最前列。李大釗是中國第一個傳播馬克思主義並主張向俄國十月革命學習的先進知識分子。1918年，他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中指出：“俄羅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俄國十月革命預示著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的到來，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他在同一年寫的《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文章中，熱烈地贊揚十月革命，指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世界歷史的潮流，並滿懷信心地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充分肯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地位，稱其為“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並指出，“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這篇文章也標志著李大釗由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

陳獨秀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也逐漸否定過去信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開始轉向科學社會主義。1919年 12月，他在《告北京勞動界》一文中指出，18世紀以來的民主，是資產階級向封建階級作斗爭的旗幟﹔20世紀的民主，乃是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作斗爭的旗幟。陳獨秀過去主張仿效歐美，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這時拋棄了這種主張，認為“共和政治為少數資本家階級所把持”，“要用它來造成多數人幸福，簡直是妄想”。

1920年 9月，在《談政治》中，他指出，“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佔領權力階級底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也就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政權抵制勞動階級底利器”。“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這些言論和活動表明，陳獨秀已經把立足點移到無產階級一邊。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越來越多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認識到隻有馬克思主義才是解救中國、改造中國社會的唯一科學理論，因而主張改造中國必須走馬克思主義指引的道路。

總之，十月革命以后，特別是在五四運動前后，在新思潮大量涌現、諸多學說流派爭鳴的形勢下，馬克思主義以其高度的科學性和革命性逐漸吸引著越來越多的進步青年。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選擇馬克思主義，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真理，隻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經過懷疑、比較、選擇的結果，是經過理性思考而得出的結論。

五四運動前后，有人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一年以來，社會主義底思潮在中國可以算是風起雲涌了。報章雜志底上面，東也是研究馬克思主義，西也是討論鮑爾希維主義﹔這裡是闡明社會主義底理論，那裡是敘述勞動運動底歷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會主義在今日的中國看，仿佛有‘雄雞一鳴天下曉’的情景。”

三、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深刻認識到工人階級的歷史作用和強大力量，深入工人群眾宣傳馬克思主義

中國共產黨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緊密結合中誕生的無產階級政黨。隻有中國無產階級發展到了一定程度，才有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可能。而無產階級的發展壯大，階級覺悟的提升，離不開先進思想——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從五四運動中深刻認識到工人階級的歷史作用和強大力量

馬克思主義深刻闡明了無產階級的歷史地位和作用。馬克思指出，“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列寧指出，“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的一點，就是闡明了無產階級作為社會主義創造者的世界歷史作用”。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從理論上已經認識到無產階級的重要作用。但是，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並不是天然地產生於無產階級之中，不是天然的工人群眾成員。他們一開始並沒有真正關注到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

五四運動則提供了這樣一個契機，中國的工人階級在運動中顯示出了巨大力量，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開始真正走向無產階級，並把馬克思主義這個思想武器交給工人階級。同時，經過五四運動洗禮，越來越多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集合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

1919年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消息傳回國內，激起了各階層人民的強烈憤慨。以學生斗爭為先導的五四愛國運動就如火山爆發一般地開始了。5月 4日，北京學生 3000余人齊集天安門前舉行示威。6月 5日起，上海工人自發舉行罷工，支援學生的反帝愛國斗爭。幾日內，罷工工人達到六七萬人。隨后，北京、唐山、漢口、南京、長沙等地工人也相繼舉行罷工，許多大中城市的商人舉行罷市，形成罷工、罷課、罷市的“三罷”高潮。斗爭迅即擴展到 20多個省區、100多個城市。

對於中國工人階級在五四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少當事人在回憶錄中都有記載，這也是先進知識分子深刻認識到工人階級強大力量的生動寫照。比如，鄧中夏指出，“中國工人階級的政治罷工開始於這一次，后來中國工人階級能發展自己階級的獨立力量與獨立斗爭，顯然的此次罷工有很大的影響。……工人是向來為所謂‘上等社會’的老爺先生們所瞧不起的，但在此次運動中工人卻表現了相當的力量，於是使得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也不得不感覺這是一種力量”。吳玉章也指出，“雄偉的工人和學生的隊伍走上了街頭，全國范圍內激揚起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浪潮。……特別是一向被人輕視的工人群眾也發出了怒吼”，“工人階級的奮起，這是一支真正能制一切反動派於死命的偉大生力軍”。

1939年 5月，毛澤東在五四運動 2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講演時這樣總結：“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隊伍中，有由中國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組成的一支軍隊。……但是光靠這個方面軍是不夠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勝敵人的，因為它還不是主力軍。主力軍是誰呢？就是工農大眾。中國的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一定要到工農群眾中去，把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沒有工農這個主力軍，單靠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這支軍隊，要達到反帝反封建的勝利，是做不到的。”

總之，五四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台。這對於推動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認識工人階級的歷史作用和強大力量，並在五四運動后到工人群眾中去宣傳馬克思主義、促進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進而創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二）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深入工人群眾宣傳馬克思主義

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深入工人群眾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過程，就是把馬克思主義這一思想武器交給工人階級，用馬克思主義武裝工人階級、指導工人運動的過程。五四運動后，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深入到工廠、農村進行社會調查，了解民眾的疾苦，並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推動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

在上海，陳獨秀等人在工人群眾中進行發動和組織工作，並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陳獨秀到上海不久，就到碼頭工人中了解罷工情況，到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總會等勞動團體去作調查。1920年 4月 2日，陳獨秀出席上海碼頭工人發起的“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成立大會，並發表《勞動者底覺悟》的演說，高度評價工人階級在社會中的重要地位，稱贊“社會上各項人隻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世界上“隻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他希望工人群眾迅速覺悟起來，認識到自己的偉大力量和歷史使命。

陳獨秀除了到工人中進行調查外，還約請北京大學的進步學生和各地革命青年，深入工人中開展調查，了解工人的狀況，並在此基礎上編輯出版了《新青年》第 7卷第 6號《勞動節紀念號》。這個紀念專刊共發表 28篇文章，其中大部分反映了各地工人的狀況，介紹了各國勞動組織和工人運動的情況。4月中旬，陳獨秀聯合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總會、電器工界聯合會等 7個工界團體籌備召開“世界勞動節紀念大會”，並在籌備會上發表了《勞工要旨》的演講。在陳獨秀的指導下，上海各業 5000多名工人於 5月 1日舉行集會，提出“勞工萬歲”等口號，通過了《上海工人宣言》。此后，陳獨秀又主持創辦《勞動界》《伙友》等刊物，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以啟發工人的覺悟，組織真正的工會。此外，俞秀鬆等一批進步青年深入到工廠中做工，調查和研究如何開展工人運動。

在北京，在李大釗的推動下，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深入工人群眾，開展調研和宣傳。為了了解工人群眾的生活，喚起工人的覺悟，積聚工人階級的力量，早在 1920年 1月，在李大釗的號召和組織下，北京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就到人力車工人居住區進行調查。工人的悲慘生活狀況使他們大為震驚。北京《晨報》報道：“調查回來，大家相顧失色，太息不止，都現出一種極傷心且不平的樣子。”

同年5月1日，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召開的有 500多名工友和學生參加的紀念國際勞動節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說。他稱贊俄國蘇維埃政府取得的成就，宣傳八小時工作制，並主張把“紀念五一節當作我們引路的一盞明燈”。何孟雄等人走上街頭，揮舞寫有“勞工神聖”“五一節萬歲”“資本家的末日”等口號的旗幟，散發《五月一日北京勞工宣言》等小冊子和傳單。這一天，鄧中夏等還趕到北京郊區長辛店，在工人中進行宣傳和聯系工作。

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向工人階級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過程，意義極其重大。通過這樣的宣傳，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和工人群眾在思想認識上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深入工人群眾，參加實際斗爭，在思想感情上發生深刻的變化，不斷加深無產階級的階級感情，從而逐步鍛煉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從而能夠代表無產階級。

與此同時，由於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傳播和宣傳，工人階級提高了階級覺悟，增強了階級意識，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是為人類求解放的，是解放工人階級和全人類的，開始逐步接受馬克思主義，從中也涌現出一批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進分子。而無產階級要維護自己的階級利益，必須成立一個代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利益的政治團體。於是，中國共產黨，也就呼之欲出了。

四、結語

馬克思深刻指出：“無產階級在反對有產階級聯合力量的斗爭中，隻有把自身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不同的、相對立的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毛澤東也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沒有一個革命的黨，沒有一個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

在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推動下，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緊密結合起來，在中國成立共產黨的主客觀條件逐步具備。1921年 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毛澤東指出，“我們研究黨史，隻從一九二一年起還不能完全說明問題，恐怕要有前面這部分的材料說明共產黨的前身。這前面的部分扯遠了嫌太長，從辛亥革命說起差不多，從五四運動說起可能更好”。通過回顧和梳理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傳播到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這一段歷史進程，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近代以后中國歷史的變遷中，正因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經過反復比較和深入思考，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同時，他們深刻認識到工人階級的歷史作用和強大力量，深入工人群眾宣傳馬克思主義，才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緊密結合，也才有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以及此后黨領導人民創造的偉大成就。

作者：黃光秋，中國浦東干部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分部講師

來源：《黨的文獻》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