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向王雲五題贈《共產黨宣言》考略

2020年6月30日，上海社科院圖書館發現全國第十二本、上海第五本首版首印的《共產黨宣言》。該書成為“鎮院之寶”，也是該院具有深厚紅色基因的又一証明，引起廣泛的關注和報道。其封面左上角的“敬贈 岫廬先生”6個字為何人所書？經多方信息考証，推定該本《共產黨宣言》是1920年9月左右、由陳獨秀題贈王雲五（號岫廬）的。

陳獨秀最有條件贈送

《共產黨宣言》於1920年8月由又新印刷所印刷完成后，確實有陳獨秀向學術界或同人贈書的記錄，且贈給了好多人，這其中應該包括王雲五。

但為什麼譯者陳望道贈給王雲五的可能性不大呢？這是與陳望道在本書問世中的角色有關——他隻負責翻譯，其他的環節並未參與。首先，策劃翻譯的人並非陳望道，而是陳獨秀、李大釗和戴季陶等人。其次，催生《共產黨宣言》中文版問世的不是陳望道。陳望道將《共產黨宣言》的中譯版本和英譯版本、日譯版本交給了李漢俊進行審核后不久，陳獨秀也來到上海，兩人完成了《共產黨宣言》的校對工作，直接拿去印刷所進行印刷了。第三，籌措印刷經費的不是陳望道。當時《共產黨宣言》的印刷經費十分困難，為此，陳獨秀與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商議，后者當即籌措一筆經費，7月又新印刷所建立，8月《共產黨宣言》首印1000本，很快贈售一空。

在《共產黨宣言》首個中譯本誕生的過程中，李大釗、陳獨秀、戴季陶是翻譯的動議者，陳望道是主譯者，陳獨秀和李漢俊是校對者，維經斯基是印行資助者。另外，1920年2月陳望道開始翻譯《共產黨宣言》，4月翻譯完成，5—7月陳獨秀和李漢俊進行校對，8月印刷完成。從時間節點上也可推定，陳望道交出譯稿后，就沒有再過問印刷過程。

因書稿主要是陳獨秀校對的，印刷經費也是陳獨秀找維經斯基籌措的，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是陳獨秀主要負責的，那麼印出來的圖書，理應主要放在陳獨秀那裡。當然，譯者陳望道、校對者李漢俊、發起人戴季陶等，都應該會拿到幾本樣書。有文章講述陳望道向魯迅贈書一事，應緣於此。不過，他們手裡的書應該都沒有陳獨秀那裡多，新書存放地點應是老漁陽裡2號《新青年》雜志編輯部。因此，陳獨秀應是首版首印《共產黨宣言》的主要贈書人，北大圖書館、沈玄廬以及王雲五的首版首印的《共產黨宣言》，均來自陳獨秀這裡。

出版商看重《新青年》

王雲五與陳獨秀之間有較多的交集，但在1920年之前兩人交情如何，卻不得而知。目前找到的最直接的証據，是王雲五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三號（1920年11月1日）雜志刊登“《岫廬公民叢書》第二期出版了”的廣告，隨后又連續刊登了6期。

王雲五於1917年從北京離職之后，就在上海編譯《岫廬公民叢書》。為了加大圖書的銷售量，王雲五在很多媒體上做廣告。作為當時“個體出版商”的王雲五之所以如此看重《新青年》雜志，不外乎兩個原因。一是《新青年》辦刊偏“左”，而《岫廬公民叢書》中一些圖書也偏“左”，如《科學的社會主義》等。二是該雜志自第三卷開始名聲越來越大，銷量也越來越好，印量曾從1000冊達到15000冊。王雲五不惜費用為“叢書第二期”在《新青年》上先后刊登了7期廣告。這些圖書廣告的費用，對陳獨秀而言，不啻雪中送炭。

《新青年》前幾卷的發行商是群益書社，是一家小型的民營出版機構，在經營理念和辦刊方向上，與《新青年》存在不少差別。書社要考慮盈利，陳獨秀要考慮傳播和影響力。這個矛盾隨著《新青年》影響不斷擴大而日益加深，終於在《新青年》第七卷第六號（勞動節紀念號，1920年5月1日）定價上產生爆發出來：爭議焦點是因為頁碼一下子從170頁變為有400頁，群益書社因為增加了制版和紙張印工希望加價，陳獨秀則堅持不加價，雖然最后雙方妥協了，但分道揚鑣已成定局。

陳獨秀隨后成立新青年社，獨立自辦印刷發行。辦社辦刊都需要資金，之后的幾個月裡，陳獨秀東奔西跑且向北京同人們求助，雖然從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那裡獲得了一部分費用，還獲得了部分名人稿費入股的承諾，但收獲不大。辦刊經費一直是陳獨秀繞不開的難題，廣告收入便是必然的選擇。

《新青年》第七、八卷成了與群益書社分手的分水嶺。第八卷除了政治上明顯偏“左”之外，廣告內容也服從雜志宗旨，這個屬性自此延續下去，為適時而來的王雲五刊登類似圖書廣告提供了很好的契機。因此，第八卷較之前任何一卷的圖書廣告分類都更為簡單，第八卷毫無疑問是政治屬性特別強的刊物。

贈書時間最可能在9月份

王雲五在《新青年》上做半版廣告到底需要支出多少費用呢？據1920年《東方雜志》廣告價目表推算，《新青年》第八卷的廣告收入為304元。又根據當時《東方雜志》“封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篇對面及底面之內面”半頁為28元的價格，推斷王雲五的《岫廬公民叢書》第二期的廣告費為28元。這是一筆不菲的開支，殊不知《新青年》雜志當時定價為2角，《岫廬公民叢書》第一期全部5本定價也僅為1.7元，可見王雲五對《新青年》的重視。

由此可以推斷，王雲五9月或者10月初，到老漁陽裡2號《新青年》雜志社商議刊登廣告事宜，與陳獨秀相談甚歡。從先后刊載7期來看，王雲五可能不止去過一次。陳獨秀支持王雲五在《新青年》做圖書廣告，后者支持前者出版雜志。在兩人愉快交流之余，陳獨秀順手拿出一本《共產黨宣言》簽贈給王雲五，再正常不過了。王雲五也確實認可這本書，不僅在圖書正文第一頁底下蓋有“岫廬藏書”印章，而且一直放在自己的書架上。直到1946年抗戰勝利后，為解決回遷上海的私立立信會計學校圖書資料不足問題，才將包括這本《共產黨宣言》在內的“岫廬藏書”從書架上取下贈送給潘序倫校長。

由此推論，贈書時間應該是9—10月，最有可能是9月份，主要依據是王雲五《岫廬公民叢書》第二期廣告於11月1日刊出。有文章認為，在陳獨秀12月赴粵、陳望道接手《新青年》第八卷第五號前，由后者將該書贈送給王雲五。本文認為該論據並不充分，因為第五號出版時間是1921年1月1日，在此之前《岫廬公民叢書》已經在《新青年》做了兩次廣告了。而且，如果是12月份贈送的話，那時藍印本也應已印出，陳望道應該贈送藍印本，而不大可能贈送有錯誤的紅印本。

用“敬贈”字樣卻未署名

而關於封面左上角“敬贈 岫廬先生”6個字，有人認為，陳獨秀生於1879年，王雲五生於1888年，前者比后者大9歲，年長者不大可能對年幼者用謙辭“敬”字。但本文認為陳獨秀之所以用“敬”字，有以下兩個原因：一是陳獨秀尊敬王雲五當時救國圖存的追求以及對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傳播的貢獻﹔二是陳獨秀作為新生政黨負責人對王雲五的尊敬。

至於陳獨秀為什麼沒有署名，本文認為，這本書雖然是陳望道一個人翻譯的，卻是當時黨組織集體合作才得以付梓的，也許陳獨秀認為他只是校對者，簽贈時候署名了反而不合適。而陳獨秀緊貼封面左上角寫完6個字之后，沒空間再寫贈書人姓名和日期，也避開了簽名的尷尬。無論怎樣，結果是王雲五拿到了一本沒有署名的題贈本。

綜上所述，上海社會科學院圖書館館藏的這本《共產黨宣言》封面上的題贈者就是陳獨秀，而且最有可能的時間是1920年9月。這也恰與2021年3月國家司法部司法鑒定科學研究院推定該本《共產黨宣言》是在1920年9月份左右、由陳獨秀親筆題贈王雲五（號岫廬）的司法鑒定，從敘事邏輯上形成了相互印証。

（來源：2022年12月28日《黨史信息報》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