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黨領導組織理論學習的歷史考察和經驗啟示
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高度重視干部的理論學習，在極其艱難殘酷的環境裡，努力建設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最終奪取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偉大勝利。研究這一時期我們黨領導組織理論學習的做法及其經驗，能夠為新時代新征程更好地開展理論學習提供有益借鑒。
一、抗戰時期黨領導組織理論學習的歷史背景
（一）近代中國國情決定了黨要加強理論學習以適應中國革命斗爭需要
近代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也是小資產階級極其廣大的國家，大工業沒有發展起來，工人階級力量比較薄弱，我們黨是在廣大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的環境下建立起來的，黨員干部大多來自農民。“我們的黨從它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的黨，這是因為這個主義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最正確最革命的科學思想的結晶”。對於一個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偉大革命斗爭的政黨來講，必須要有科學理論作為指導，否則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最終勝利。要保持中國共產黨人的無產階級先進性，使黨成為領導中國革命的核心，就需要我們黨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使廣大黨員能夠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來認識、思考中國革命實際，進而取得勝利。此外，我們黨是在俄國布爾什維克直接指導下建立起來的，並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從一開始就受到蘇聯以及共產國際的影響。共產國際在對中國革命的創立與發展起著巨大作用的同時，也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巨大損失，可以說中國革命的幾次失敗都與共產國際的教條主義路線密切相關。毛澤東曾痛心地說過：“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而這種‘欽差大臣’則是滿天飛，幾乎到處都有。”如何處理好既尊重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又結合中國革命具體斗爭實際的關系，在黨的幼年時期是沒有能力來解決的。到了延安之后，隻有通過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學習，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逐步肅清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結束教條主義在黨內的統治，我們黨才能夠成熟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運用於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
毛澤東從抗日戰爭特殊環境和黨的建設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出發，明確了加強黨員干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學習的意義。他說，“黨所處的環境，黨所負的任務，現在和過去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有很大的不同，現在的環境是復雜得多，現在的任務是艱巨得多了。”他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對於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並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在毛澤東看來，經驗主義者和主觀主義者由於缺乏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往往“不能洞察運動的遠大前途，不能分析復雜的發展過程，不能抓住重要的政治關節，不能處理各方面的革命工作”。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重大轉折時期，一些人之所以犯這樣那樣的錯誤，歸根結底就是因為沒有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作指導。
（二）遵義會議后黨需要通過加強理論學習樹立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
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但思想上主觀主義的遺毒仍然存在。在黨中央到達延安后，還有相當一部分黨員沒有從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中走出來，他們當中一些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上的某些個別字句看作現成的靈丹妙藥，似乎隻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費氣力地包醫百病”。1937年12月，王明回國，由於王明在共產國際的地位，他經常以“欽差大臣”自居，反對洛川會議以來黨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路線、方針、政策，在長江局工作期間宣傳貫徹他的右傾思想﹔王明還將其“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代表作《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原名《兩條路線》）於1940年3月在延安再版，引起黨內很大的思想混亂，給黨的工作造成被動和損失。1941年1月發生的皖南事變，使新四軍遭受慘重損失。就黨內而言，毛澤東認為：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沒有把普遍真理的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聯系起來”，“沒有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沒有了解經過十年反共的蔣介石”。他由此加深了對蘇維埃運動后期“左”傾錯誤和全民族抗戰初期右傾錯誤的認識。毛澤東認為，僅靠過去的方式，解決不了教條主義的問題：“凡此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思想與行動，如不來一個徹底的認真的深刻的斗爭，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爭取革命的勝利。而要進行斗爭，加以克服，非有一個全黨的動員是不會有多大效力的”。可以說，遵義會議后，我們黨雖然解決了政治上、組織上的馬克思主義路線問題，但是在思想上還亟須通過一次普遍而深刻的理論學習，樹立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我們黨在經受血與火的洗禮、痛定思痛后，認識到開展一次普遍而深刻的理論學習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隻有從思想上讓廣大黨員充分理解馬克思主義精髓，才能推進中國革命不斷勝利。
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撰寫的主要著作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作《論新階段》的報告。在報告中，他向全黨發出了開展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的號召。“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任務，對於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並須著重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他要求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在擔任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他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並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1940年6月，毛澤東在延安新哲學會第一屆年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理論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國革命有了許多年，但理論活動仍很落后，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理論，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過去我們注意的太不夠，今后應加緊理論研究。”1942年2月，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中進一步指出：“按照中國革命運動的豐富內容來說，理論戰線就非常之不相稱，二者比較起來，理論方面就顯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說來，我們的理論還不能夠和革命實踐相平行，更不去說理論應該跑到實踐的前面去。我們還沒有把豐富的實際提高到應有的理論程度。我們還沒有對革命實踐的一切問題，或重大問題，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論的階段。”
（三）黨的力量不斷壯大需要通過加強理論學習武裝全黨
全民族抗戰開始后，我們黨順應歷史潮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倡導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廣泛吸收一切愛國人士投身於抗日救國大潮。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到1938年底，全國黨員人數從全民族抗戰爆發時的4萬多人增加到50多萬人，數量的增加說明黨已經成為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全國性政黨，為黨的政治任務的完成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同時，黨內在大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不少新問題。黨長期處於農村地區，被迫和城市裡的工人階級相分離，因此不能大規模吸收工人階級中的先進分子。在新增加的黨員中，大部分人都出身於農民家庭，也有一些人出身於小資產階級家庭。他們中的很多人雖然擁有高昂的革命熱情和強烈的愛國進步思想，但是由於文化程度不高，再加上沒有經受過革命斗爭的考驗，也沒有接受過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不可避免地受到原有階級思想的影響，一些知識分子存在的小資產階級自由性不利於革命斗爭的發展，具體表現為：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主觀主義等。他們雖然在組織上入了黨，但是在思想上還沒有入黨。必須要在全黨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教育，讓新黨員樹立無產階級思想，堅定共產主義信念。此外，由於戰爭的影響，很多黨員和干部沒有進行過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就直接參加戰斗，他們的理論素養不高，難以辨別真假馬克思主義，不能准確地用來指導中國革命實踐。黨內的這種理論狀況和中國共產黨所肩負的歷史使命是不相符的。
毛澤東之所以反復強調加強領導干部的理論學習，直接原因是本領恐慌的問題。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成為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抗戰的中流砥柱。而就在這個時候，在黨員干部中卻出現了一種“恐慌”。毛澤東指出，這種恐慌，不是政治上的恐慌，也不是經濟上的恐慌，而是干部自身本領上的恐慌，是本領不夠的恐慌。因此，開展全黨范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提高黨員干部的理論水平，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就成為當時黨內的迫切需要。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頭腦，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運用於中國革命戰爭實踐，“就正是為了使中國共產黨更加民族化，更加適合抗戰建國的需要”。延安整風使我們黨在理論方面落后的狀況有所改變，但毛澤東在黨的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仍然表示：“從中國革命運動的要求來說，我們的理論水平還不夠。革命要求我們能說明中國的革命運動，說明這個運動的各個方面，說明它的內部聯系，包括軍事、政治、文化、經濟，整個革命工作的各個側面及其內部聯系，並總結經驗，把它提高起來，使之條理化、系統化。”這種認識和判斷，是符合我們黨當時理論建設實際狀況的。
二、抗戰時期黨領導組織理論學習的實踐和成效
（一）倡導組織系列集中學習研究活動
抗戰時期毛澤東直接倡導的全黨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活動共有三次。一是1938年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論新階段》報告中，向全黨發出開展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的號召。毛澤東把學習理論看成是戰勝敵人的加速器，號召全黨來一個學習競賽，結合中國的歷史和現狀，普遍地深入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黨中央把每年的5月5日（馬克思誕辰）定為“學習節”，黨內各種研究會和各種類型的干部學校相繼成立，在抗日根據地掀起了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熱潮。二是1942年在全黨普遍展開的延安整風學習，使馬克思主義在全黨普及。用整風的形式來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學習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獨創。通過大規模、長時間、有組織、有步驟的整風運動，聯系歷史和現實，對全黨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偉大創舉。它使全黨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學習、研究和宣傳進入到新的階段。三是1945年黨的七大，毛澤東在會上提出全黨要加強馬列主義理論學習。他明確提出，“加強理論學習至少要讀五本書”。這五本書是《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毛澤東指出，這幾本書既是理論的，又是歷史的，“如果有五千到一萬人讀過了，並且有大體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處”。
（二）扎實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教育陣地建設
一是延安成立了眾多的理論研究機構，如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研究會、延安新哲學會、《資本論》小組等，還成立了社會科學院、自然科學院、歷史研究會等科研單位，組織了政治經濟學研究會、馬列主義研究會、中國問題研究會等各種研究會，進行理論研究，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不斷深入。從1938年開始，黨中央先后成立了馬列學院編譯部、中央軍委編譯處、中央宣傳部編譯局和八路軍抗日戰爭研究會編譯處等專門機構編譯出版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通過編譯出版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政治經濟學、軍事、哲學和文藝等經典著作，為黨員干部提供理論學習的文本載體。二是先后創辦了31所各式各類干部學校，包括中央黨校、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馬列學院等12所干部培養學校，魯迅藝術學院、自然科學院、八路軍醫科大學等6所邊區國民教育高等學校和魯迅師范、邊區師范、綏德師范等13所中等教育學校。這些學校在教育過程中都注重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以政治覺悟培養、理想信念教育為目標，為黨培養了大批德才兼備的干部。
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作整頓三風報告，並主持編輯黨的歷史文獻。這是當時出版的整風文獻和編印的歷史文獻集
（三）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橋梁作用
在1938年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號召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同時，強調要十分重視理論干部的培養和理論人才的選拔。我們黨對知識分子在馬克思主義普及過程中的先鋒和橋梁作用有充分認識。1939年12月，中央在《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中明確指出：“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日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正是由於我們黨對知識分子的重視，才使得不同階級和階層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擁有了能夠發揮自己能量的政治空間，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播者和普及者，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在全黨的開展和深入培養了深厚群眾基礎。
抗戰時期黨領導組織的理論學習運動可謂是波瀾壯闊，取得豐碩成果。通過理論學習，我們黨解放思想，確立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改變主觀主義的黨風、學風與作風﹔提高全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深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認識﹔為毛澤東思想體系成熟奠定堅實基礎，進而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成果—毛澤東思想。
三、現實啟示
（一）必須從戰略高度認識理論學習意義
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歷經艱難困苦而不斷發展壯大，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黨始終重視思想建黨、理論強黨，使全黨始終保持統一的思想、堅定的意志、協調的行動、強大的戰斗力。”我們黨要贏得優勢、贏得主動、贏得未來，必須不斷提高運用科學理論指導我們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決重大問題的能力。新時代新征程，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就是要把握好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堅持好、運用好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以其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不斷譜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
（二）必須使理論學習服務於黨的中心任務
馬克思主義是開放的理論體系，在不同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和內容。隻有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緊緊圍繞黨的中心任務開展，理論學習才會具有時代性、針對性，才能取得更好學習效果。黨的中心任務是由一個時期的社會主要矛盾決定的。不同時期黨的中心任務不同，理論學習內容也應隨黨在不同時期中心任務而確定。從現在起，黨在新時代新征程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未來五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我們當前的理論學習，就是要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最新理論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完成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中心任務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三）必須建立健全科學的理論學習制度
要使黨領導組織理論學習扎實有效，防止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必須有科學的學習制度作保障。要根據不同類別、不同層次、不同崗位黨員干部特點，制定相應的學習計劃，確立不同的學習目標。嚴格落實黨內集體學習制度、培訓制度、調查研究制度、基層黨員輪訓制度，進一步完善黨員個人自學制度，推動理論學習的常態化、規范化。建立科學合理的學習績效評價制度，堅持把理論素養、學習態度和學習能力作為選拔任用領導干部的重要依據，形成注重學習的用人導向。隻有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理論學習制度，才能確保理論學習規范、系統，使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學習有從上而下的統籌領導而不是各自為政，推進全黨干部完整、准確地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而不是了解其隻言片語，從而讓全黨深刻領悟擁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是新時代新征程我們黨堅定信仰信念、把握歷史主動的根本所在。
（作者：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員）
（來源：《百年潮》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