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黨建學視野下的大歷史觀與正確黨史觀

摘要

新時代中共黨史黨建學如何樹立大歷史觀和正確黨史觀，是事關學科根本方向的問題，也是事關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就如何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如何樹立大歷史觀、如何堅持正確黨史觀，怎樣把握和理解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什麼是大歷史觀、怎樣運用大歷史觀，什麼是正確黨史觀、怎樣運用正確黨史觀展開探討和論述。在新時代推動中共黨史黨建一級學科創新發展中，要把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牢固樹立大歷史觀和正確黨史觀的重要論述作為主心骨和定盤星，才能把對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的規律性認識提升到一個新水平、新高度。

新時代，中共黨史黨建學在經過長期發展后迎來了又一個繁榮發展的機遇期。一個顯著標志，繼隆重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黨中央做出第三個歷史決議，中共黨史黨建學被確定為一級學科。中共黨史黨建學的前一個蓬勃發展的機遇期，出現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當時，適應黨和國家全面撥亂反正、改革開放起步的需要，黨中央做出第二個歷史決議，強有力地推動了中共黨史黨建學的發展，並在澄清思想、統一認識、資政育人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在新時代中共黨史黨建學新的發展機遇到來之際，構建什麼樣的中共黨史黨建學一級學科、怎樣建設中共黨史黨建學一級學科的問題，已經成為中共黨史黨建學界普遍關注、熱烈討論的學術議題。對於新時代中共黨史黨建學如何發展的問題，涉及學科體系建設、學術體系建設、話語體系建設的方方面面。最根本的還是堅持什麼樣的歷史觀和黨史觀、怎樣堅持大歷史觀和正確黨史觀的問題。本文擬就這個問題展開討論。

一、新時代中共黨史黨建學建設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觀

歷史，是人類和自然發生發展的客觀過程。歷史學，則是人們在不同發展階段對這一客觀過程的記述，和對這一客觀過程矛盾運動及其規律的研究和概括。歷史是客觀的、有規律的，對它的研究則是有不同的立場、觀點、方法的。這種研究歷史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就構成我們所說的歷史觀。有什麼樣的研究歷史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就有什麼樣的歷史觀。歷史觀是歷史學的核心內容，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歷史學研究中起支配作用。

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產生之前，曾經有過各式各樣的歷史觀，卻都不能科學地揭示人類社會歷史現象。歷史要麼被解釋為無規律的運動，要麼被解釋為某種理性甚至是絕對理性的運動，要麼被解釋為上帝意志的顯現。歷史唯物主義的誕生，在人類認識自身歷史上是一次壯麗的日出。它不僅揭示了迄今為止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而且為我們繼續探索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提供了基本的立場、觀點、方法。

恩格斯這樣評價馬克思對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的杰出貢獻：“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

列寧這樣評價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過去在歷史觀和政治觀方面佔支配地位的那種混亂和隨意性，被一種極其完整嚴密的科學理論所代替，這種科學理論說明，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如何從一種社會生活結構中發展出另一種更高級的結構，例如從農奴制中生長出資本主義。”“正如人的認識反映不依賴於它而存在的自然界即發展著的物質那樣，人的社會認識（即哲學、宗教、政治等等的不同觀點和學說）反映社會的經濟制度。政治設施是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我們看到，例如現代歐洲各國的各種政治形式，都是為鞏固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統治服務的。”

我們在歷史研究（包括中共黨史研究）中，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觀，說到底，就是要貫徹滲透於歷史唯物主義中的基本的立場、觀點、方法。具體來說，這些基本的立場、觀點、方法主要包括哪些呢？

（一）社會基本結構分析法

社會基本結構分析法，是歷史唯物主義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它要求我們從社會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與反作用來分析每一社會的基本結構，揭示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因。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物質生產力是全部社會生活的物質前提，同生產力發展一定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基礎。生產力是推動社會進步最活躍、最革命的要素。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生產力發展是衡量社會發展的帶有根本性的標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約，支配著整個社會發展進程。雖然物質生產是社會生活的基礎，但上層建筑也可以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有著十分復雜的關系，有著作用和反作用的現實過程，並不是單線式的簡單決定和被決定邏輯。

（二）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法

深入分析社會結構的基本運動規律，必須運用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方法。這是因為，社會結構的基本運動是由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所決定的。社會基本矛盾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基本規律是，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狀況，上層建筑一定要適合經濟基礎狀況，它們的共同作用構成整個社會的矛盾運動。隻有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結合起來觀察，把社會基本矛盾作為一個整體來觀察，才能全面把握整個社會的基本面貌和發展方向。

（三）社會形態分析法

社會結構及其基本矛盾的運動，受多方面的影響呈現出多樣性和同一性的統一。在同一性方面，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推動社會形態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總規律，其關於人類社會形態發展的論斷，是迄今為止最有效的闡釋人類社會的結構與發展機制的理論。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可大致劃分為五種社會形態，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其第一階段為社會主義社會）。這一社會形態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總規律，因社會歷史條件和自然條件的變化，在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發展階段中的表現形態具有多樣性。

（四）社會動力分析法

歷史唯物主義十分重視分析推動人類社會形態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動力。毫無疑問，在社會結構和社會矛盾中，生產力是推動社會進步最活躍、最革命的要素，也是推動人類社會形態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根本動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途徑有多種，最重要的是革命和改革。“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什麼是社會革命？馬克思指出：“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什麼是改革？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世界進入近代以來，科學技術進步引起的工業革命和產業革命，有力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迅猛發展，也推動了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巨大變化，使人們深切地認識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還要看到，在社會生產力的要素中，作為勞動者（包括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的人，是其中最積極、最活躍、最有創造力的因素。以上這些動力，包括革命、改革、科學技術、作為勞動者的人，其作用都是緊緊圍繞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並以此為基礎來同向發揮的。

（五）階級分析法

在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后，不同的人劃分為不同的階級，也就出現了階級矛盾、階級壓迫和階級斗爭。列寧為階級下了一個科學的定義：“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同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歸自己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佔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運用階級分析方法來分析階級社會中的社會現象，有助於我們在歷史研究中能夠透過現象看本質，並且認清一切階級斗爭最終都是圍繞經濟利益這個決定人們社會地位的核心問題展開的，階級斗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其發展是奪取政治統治權的政治斗爭。以往的階級斗爭都以奪取最高政治統治權為目的，隻有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是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目的。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在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發達的起點上，實現消滅階級、人類大同的共產主義理想。既然階級的產生、存在和發展是同經濟發展過程相聯系的，因此，我們在運用階級分析方法來分析社會歷史現象和社會歷史運動時，就要注意它的適用范圍，既不能對客觀存在的階級斗爭視而不見，也要防止把不屬於階級斗爭范疇的社會矛盾誤認為是階級斗爭。

（六）人民主體論

如何認識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是社會歷史觀的重大問題。同歷史唯心主義英雄史觀相對立，歷史唯物主義人民史觀第一次徹底解決了這個重大問題，鮮明地提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把大寫的“人民”二字寫在自己的理論旗幟上。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先進生產力不斷取代落后生產力的歷史進程，也是人作為生產力中最具有決定性的力量不斷打破對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桎梏的歷史進程。歷史反復証明，在歷史發展進步的重大關頭，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是最緊要和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指出：“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馬克思還指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隻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可以說，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既是無產階級解放的理論，也是人民解放的理論。

（七）社會運動合力論

這是歷史唯物主義在分析有著不同利益和訴求甚至是利益和訴求根本對立的階級、階層，在社會矛盾運動和沖突中所產生的實際結果時，使用的科學分析方法。恩格斯對此做了經典性的描述：“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做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因為任何一個人的願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后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所以到目前為止的歷史總是像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上也是服從於同一運動規律的。但是，各個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個都希望得到他的體質和外部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情況（或是他個人的，或是一般社會性的）使他向往的東西——雖然都達不到自己的願望，而是融合為一個總的平均數，一個總的合力，然而從這一事實中決不應作出結論說，這些意志等於零。相反，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裡面的。”需要強調的是，這裡所說的“合力”，不是不分主次矛盾的合力。因此，在運用社會運動合力論時，一定要和人民主體論、階級分析法、社會動力分析法等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結合起來，特別是在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指導下來正確地運用。

（八）世界歷史論

馬克思恩格斯首先提出人類越來越走出各自封閉的狀態而將自身的歷史日益成為世界歷史，並用歷史唯物主義詮釋世界歷史發展大趨勢。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隨著這種發展（指生產力的發展——引者注），人們的世界歷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吋已經是經驗的存在了”。“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由此可見，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不是‘自我意識’、世界精神或者某個形而上學幽靈的某種純粹的抽象行動，而是完全物質的、可以通過經驗証明的行動，每一個過著實際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個人都可以証明這種行動。”需要補充的是，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共產主義的科學預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對世界歷史總趨勢的把握之上的。他們指出：“無產階級隻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共產主義——它的事業——隻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一樣。”“另一種情況也具有同樣的經驗根據，這就是：隨著現存社會制度被共產主義革命所推翻（下面還要談到這一點）以及與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義的私有制的消滅……隻有這樣，單個人才能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的生產）發生實際聯系，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面的生產（人們的創造）的能力。各個人的全面的依存關系、他們的這種自然形成的世界歷史性的共同活動的最初形式，由於這種共產主義革命而轉化為對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覺的駕馭，這些力量本來是由人們的相互作用產生的，但是迄今為止對他們來說都作為完全異己的力量威懾和駕馭著他們。”

以上，我們列舉了歷史唯物主義研究分析人類社會歷史現象和社會歷史運動的若干基本方法。這些科學方法，不僅對歷史研究極其有用，而且對中共黨史研究同樣有用。不僅如此，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還為新時代中共黨史黨建學建設樹立大歷史觀和正確黨史觀提供著強有力的理論和方法支撐。

二、新時代中共黨史黨建學建設要樹立大歷史觀

樹立大歷史觀，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代對中共黨史研究提出的要求。他指出：“樹立大歷史觀，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全球風雲中分析演變機理、探究歷史規律，提出因應的戰略策略，增強工作的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這個要求同樣適用於中國歷史研究和世界歷史研究。

歷史發展、歷史變動、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等都是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條件下發生或起作用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時間和空間，就沒有歷史。因此，樹立大歷史觀，首先就要確立科學的時空觀。科學的時空觀，是從貫通古今中外的視角審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研究理念。它既可以運用於歷史研究，也可以運用於現實研究，還可以運用於對未來的研究。

這種科學的時空觀，有其完整的坐標系。這個坐標系的橫向軸即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時間軸，從人類的起源到進入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再到人類社會的古代史、近代史、現代史直至當代史，這是這個時間軸的歷史部分，屬於過去時。如果按照一般意義的歷史的時空觀來說，沿著人類起源的時間軸研究到當代史也就完成了自己的研究使命了。但對大歷史觀來說，這還遠遠不夠，還要“用歷史映照現實、遠觀未來”落實到中共黨史研究上，就需要“從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中看清楚過去我們為什麼能夠成功、弄明白未來我們怎樣才能繼續成功，從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堅定、更加自覺地牢記初心使命、開創美好未來”。因此可以說，這種科學的時空觀，在其時間軸上是一種打通歷史、現實與未來的時空觀，體現著大歷史觀的本質要求，成為受大歷史觀支配、又是大歷史觀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吋空觀。

再看這種科學的時空觀坐標系的縱向軸，也就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空間軸，體現的是本國與世界的關系。人類的起源，原本是以血緣為紐帶的，最初形成的是各種原始部落。隨著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並逐漸有了民族分野，出現了國家，不同的人便因不同的地緣和血緣從屬於不同的國家。歷史發展是如此，歷史學家也是如此。他們對歷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體現著階級的立場和國家（民族）的立場。與此同時，各國的歷史發展盡管各有不同，卻總是受人類歷史發展的共同規律支配著的。而且自近代以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科技進步、文化教育發展、人類交通能力和交往水平的提升等等，各國的歷史發展越來越融入世界歷史之中，直到如今國與國之間、各國與世界之間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世界歷史大格局。在這種情況下，歷史研究需要突破原先的狹隘眼界和狹小格局，更需要突破在這種眼界和格局下形成的形形色色的種族優越論，樹立一種體現大歷史觀要求的打通本國與世界的時空觀。當然，這種科學的時空觀並不排斥基於本國立場的歷史研究。恰恰相反，堅持中國傳統、中國特色，堅守中國立場、中國表達，正是中國史學走向世界的前提條件。弘揚具有博大胸懷和使命擔當的愛國主義，也是中華史學的光榮傳統。特別是中共黨史研究，不僅要有鮮明的中國立場，還要充分體現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開辟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展示了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生命力，深刻影響了世界歷史進程的中國站位和世界抱負。而從世界文明發展的總趨勢、總要求看，強調人類歷史發展的同一性是以充分尊重各國發展的多樣性為前提的。“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才是真正的歷史研究中的世界主義。

將這個科學時空觀的坐標系結合起來考察就會發現，不僅這個坐標系的時間軸是延續不斷的，而且其空間軸也是延續不斷的。這個空間軸不僅僅停留在與時間軸交叉的某一個點上，而且作為一個世界史與本國史貫通的橫截面，展開於人類社會發展史從古至今的任意一點上。當今的考古學也印証了這一點，早在人類的史前時代，人類之間的交往的廣度與頻繁程度就超出了我們的想象。所以，將歷史、現在與將來貫通，將本國與世界打通，既是樹立大歷史觀的要求，也是歷史學深化拓展的自身要求。

確立科學的時空觀，絕不是空穴來風，更不是主觀臆想，而是有著深厚的中華優秀史學傳統。西漢著名歷史學家司馬遷在《報任安書》裡，提出他的史學思想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位列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記》，就是秉承這一史學思想寫成的。當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宏願，隻有在歷史唯物主義問世后，才能真正實現。毛澤東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提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隨后，在延安整風中指導中央學習組研讀黨的歷史之時，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講話中，進一步提出“古今中外法”。他認為：這個方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他強調：“研究中共黨史，應該以中國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世界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我們也必須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黨史的關系弄清楚”。毛澤東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對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繼承和發展，把它重新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

以上，我們著重談了確立科學的時空觀對樹立大歷史觀的作用和意義。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樹立大歷史觀還要解決好以下幾個重要問題。

第一，要用歷史長周期的觀點研究問題。從歷史長周期比較分析中進行思考和研究，是樹立大歷史觀的基本要求。這就要把一個重大歷史事件或發展階段，放在歷史長河中去認識和把握，才能准確把握其演變機理、基本規律、重大影響、地位作用，避免“盲人摸象”“一葉障目”或“鼠目寸光”。例如，我們在深刻認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重大歷史意義及其基本規律時，就必須把這兩個“三中全會”放在40多年的改革開放史和70多年的新中國史中加以考察，而不能僅僅考察這兩個“三中全會”前后的一小段歷史。由此，我們才能深刻認識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共產黨科學總結國內外社會主義建設基本經驗和基本規律，推動改革開放偉大實踐，創造性地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形成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邁出了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鍵一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系統總結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實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上的又一次與時俱進、創新發展，還將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明確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改革開放進入全面深化改革新階段。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岀：“在改革開放40多年歷程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新時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是劃時代的，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代，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新局面。”又如，在闡述改革開放的深厚歷史蘊含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以數千年大歷史觀之，變革和開放總體上是中國的歷史常態。中華民族以改革開放的姿態繼續走向未來，有著深遠的歷史淵源、深厚的文化根基。”

第二，要依據歷史方位研究問題。依照社會發展階段和社會主要矛盾，依照黨情國情世情變化，明確所處的歷史方位，是中國共產黨的一條成功經驗，也是樹立大歷史觀的一個重要准則。我們說，研究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需要放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和社會歷史環境中去考察，說到底也是要依據當時所處的歷史方位來做客觀的、歷史的判斷。例如，我們要認識第二次國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就必須清楚地了解當時中華民族所處的歷史方位，清楚地了解中國共產黨依據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國內主要矛盾的特點而對歷史方位的科學判斷，才能深刻地認識和分析中國共產黨自遵義會議和瓦窯堡會議后所作的一系列重大戰略和策略調整、一系列重大決策，以及由此引起的國內階級關系的重大變動，才能深刻認識到這一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才能理解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態度的轉變。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新時代新階段做出的科學判斷，同樣是科學判斷黨和國家所處的歷史方位的結果。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這個歷史方位的科學論斷，正是依據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作出的。在擘畫“十四五”規劃時，習近平總書記深刻總結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歷史經驗，又將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探索、百年奮斗歷程同實現現代化的偉大歷程、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非凡歷程緊密結合起來，提出我國已進入新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並科學分析了這一論斷的歷史依據、理論依據、現實依據。上述對新時代新階段社會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黨和國家歷史方位重大變化的科學分析和科學論斷，表面看是針對當前的，但從實質上卻是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現實，通過社會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黨和國家歷史方位發展變化貫通起來，使我們獲得了一種從歷史發展長周期研究問題的縱深感、厚重感和透徹感。

第三，要把握重要歷史節點研究問題。歷史發展是連續性和階段性的統一。在歷史發展長河中，時而波濤洶涌，時而細水潺潺，總會形成諸多重要的歷史標志和歷史轉折。圍繞這些歷史節點，歷史發展呈現出階段性變化。例如，中華文明發展5000多年、世界社會主義發展500多年、近代以來180多年、中國共產黨1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多年、改革開放40多年等。從大歷史觀方發，既需要把這些歷史節點置身於歷史長河中加以研究，更需要把人類歷史上的重要實踐、重要發明、重要創造、重大變化放在諸多歷史節點上加以研究，方能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地揭示貫穿其中的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理論邏輯，更好揭示隱藏在這些歷史節點背后的歷史必然性。例如，在論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淵源與歷史必然性時，習近平總書記系統回顧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的500年歷程，系統回顧中華文明5000多年發展歷程，強調：“這條道路來之不易，它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又如，在闡述五四運動的偉大意義和深遠影響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大歷史觀，把五四運動放到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斗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奮斗史中來認識和把握。要從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理論邏輯相結合的高度，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會史等各領域開展研究，總結歷史規律，揭示歷史趨勢，講淸楚為什麼五四運動對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講清楚為什麼馬克思主義能夠成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指導思想，講清楚為什麼中國共產黨能夠擔負起領導人民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歷史重任，講清楚為什麼社會主義能夠在中國落地生根並不斷完善發展，引導人們以史為鑒、以史為師，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第四，要把握好歷史、現實、未來的內在聯系。前面說過，貫通歷史、現實、未來，是大歷史觀的基本要求。“用歷史映照現實、遠觀未來”，也是充分發揮中共黨史研究的教科書和營養劑作用的學科優勢。在這方面，習近平總書記為我們做出了榜樣。例如，在闡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時，習近平總書記回顧1840年以來的歷史指出：“中華民族的昨天，可以說是‘雄關漫道真如鐵’。近代以后，中華民族遭受的苦難之重、付出的犧牲之大，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罕見的。但是，中國人民從不屈服，不斷奮起抗爭，終於掌握了自己的命運，開始了建設自己國家的偉大進程，充分展示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的今天，正可謂‘人間正道是滄桑’。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總結歷史經驗，不斷艱辛探索，終於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這條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華民族的明天，可以說是，‘長風破浪會有時’。經過鴉片戰爭以來170多年的持續奮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光明的前景。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歷史思維的重要作用是以史鑒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把新時代推進改革發展穩定遇到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把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遇到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把新時代治黨治軍治國遇到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放在歷史長周期裡去考察，用打通歷史、當代與未來的大歷史觀去考察，更加深刻地了解我們從哪裡來、現在走到了哪裡、又將向哪裡去，把握發展大勢和總趨勢。“隻有在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才能透視出歷史運動的本質和時代發展的方向。”正是這樣一種大跨度、大視野、大格局的縱覽與概括，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一貫倡導的大歷史觀的獨到之處。

三、新時代中共黨史黨建學建設要堅持正確黨史觀

正確黨史觀的理論基石是唯物史觀。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不在於不犯錯誤，而在於能夠為人民的利益隨時堅持真理、改正錯誤，善於從自身的成功與失誤中正確地總結經驗，從而不斷開辟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的道路。因此，新時代中共黨史黨建學建設需要把堅持正確黨史觀放在第一位，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加強思想引導和理論辨析，澄清對黨史上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

具體來說，在新時代中共黨史黨建學建設特別是中共黨史研究中，應當如何始終堅持正確黨史觀呢？

第一，要堅持黨性和人民性高度統一的原則。這是堅持正確黨史觀的根本立場和根本出發點。要堅持以中國共產黨的三個歷史決議和黨中央有關精神為依據，准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正確認識和科學評價黨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正確對待黨在前進道路上經歷的失誤和曲折，從成功中吸取經驗，從失誤中吸取教訓，不斷開辟走向勝利的道路。要實事求是看待黨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既不能因為成就而回避失誤和曲折，也不能因為探索中的失誤和曲折而否定成就。以上這些基本要求，是中共黨史研究中堅持黨性和人民性高度統一的集中體現。

第二，要牢牢把握黨的歷史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關於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的主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一經誕生，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確立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的一切奮斗、一切犧牲、一切創造，歸結起來就是一個主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種對中國共產黨歷史主題主線的科學概括，將中國共產黨史同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和中華民族復興史緊密結合、有機統一，不僅極大地豐富拓展了中國共產黨歷史內涵與歷史視野，也是將大歷史觀運用於中國共產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中華民族復興史的一個重大創新。這個闡釋學和方法論的創新，對於深刻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內涵，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開辟了一條新途徑，提升到一個新境界。關於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的主流本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的一百年，是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篳路藍縷奠基立業的一百年，是創造輝煌開辟未來的一百年。在百年接續奮斗中，黨團結帶領人民開辟了偉大道路，建立了偉大功業，鑄就了偉大精神，積累了寶貴經驗，創造了中華民族發展史、人類社會進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跡。”

第三，要高度重視黨的歷史的分期問題。黨的歷史分期，從來都不是小問題，也不是單純的學術問題，而是關系到用什麼樣的黨史觀看待黨的全部歷史的重大問題。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對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作出鄭重的科學的歷史分期，緊緊圍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主題將黨的百年歷史展開為四個時期。這個分期貫穿著一個客觀標准，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主題的實現程度。第一個時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經過“浴血奮戰、百折不撓”的不懈奮斗，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第二個時期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經過“自力更生、發憤圖強”的不懈奮斗，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第三個時期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經過“解放思想、銳意進取”的不懈奮斗，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証和快速發展的物質條件。第四個時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經過“自信自強、守正創新”的不懈奮斗，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証、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第四，要牢牢把握中共黨史的研究重點。中共黨史黨建學科，因黨而生，因黨而興。縱觀中共黨史黨建學科發展史，其研究重點在不斷變化，不斷與時俱進，但有一點是不變的，那就是學科研究重點始終圍繞黨的中心工作和全黨大局，並通過以史鑒今、資政育人為黨的中心工作和全黨大局服務。習近平總書記在對第三個歷史決議所做說明的講話裡，從黨的中心工作和全黨大局出發，明確了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的重點研究任務。他提出了“六個深入”：一是深入研究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百年歷程，全面總結黨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偉大歷史進程、為國家和民族建立的偉大歷史功績﹔二是深入研究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百年歷程，深化對新時代黨的創新理論的理解和掌握﹔三是深入研究黨不斷維護黨的團結、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百年歷程，深刻領悟加強黨的政治建設這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鮮明特征和政治優勢﹔四是深入研究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百年歷程，深刻認識黨同人民生死相依、休戚與共的血肉聯系，更好為人民謀幸福、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五是深入研究黨加強自身建設、推進自我革命的百年歷程，增強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的堅定和執著，確保黨在新吋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六是深入研究歷史發展規律和大勢，始終掌握新時代新征程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歷史主動，增強錨定既定奮斗目標、意氣風發走向未來的勇氣和力量。

第五，要正確認識和評價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長期以來，這個問題一直是困擾人們認識和評價新中國歷史的思想障礙，或是把前后兩個時期割裂開來，或是把它們對立起來﹔或是用后一時期否定前一時期，或是用前一時期否定后一時期。很顯然，要樹立正確黨史觀，就必須對這個問題給予明確的、科學的回答。習近平總書記的有關論述，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起了極其重要的正本清源作用。他指出：這兩個時期“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對這個問題要全面、辯証、聯系地看。其一，如果沒有1978年我們黨果斷決定實行改革開放，並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堅定不移把握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社會主義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臨嚴重危機，就可能遇到像蘇聯、東歐國家那樣的亡黨亡國危機。同時，如果沒有1949年建立新中國並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積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質、制度條件，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經驗，改革開放也很難順利推進。其二，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絕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提出了許多正確主張，當時沒有真正落實，改革開放后得到了真正貫徹，將來也還是要堅持和發展的。其三，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要正確評價，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為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積累了條件，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是對前一個時期的堅持、改革、發展。

第六，要正確評價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時期。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時期的評價，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重大問題。能否實事求是地、高度負責地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時期作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公允評價，關系到黨的團結統一、興旺發達。人世間沒有一帆風順的事業。綜觀世界歷史，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都會跌宕起伏甚至充滿曲折。越是偉大的事業，往往越是充滿艱難險阻，越是需要開拓創新。在中國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先例，猶如攀登一座人跡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荊斬棘、開通道路。特別是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的關系。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於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於個人。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隻有后人才能干出的業績來。在評價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時期中堅持正確黨史觀，必須堅持黨性與科學性的統一、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決不能摻雜任何主觀偏見或主觀隨意性。一是不能因為錯誤而否定功績﹔二是對犯錯誤原因要做科學分析﹔三是科學對待領袖人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革命領袖是人不是神。盡管他們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豐富的斗爭經驗、卓越的領導才能，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認識和行動可以不受時代條件限制。不能因為他們偉大就把他們像神那樣頂禮膜拜，不容許提出並糾正他們的失誤和錯誤﹔也不能因為他們有失誤和錯誤就全盤否定，抹殺他們的歷史功績，陷入虛無主義的泥潭。”

第七，要自覺抵御歷史虛無主義。這是在中共黨史研究中堅持正確黨史觀的必然要求。歷史虛無主義，是一種極其有害的錯誤思潮。歷史虛無主義以所謂“重新評價”為名，歪曲近現代中國革命歷史、黨的歷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主要表現為否定革命，宣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隻起破壞性作用，隻有資產階級“啟蒙”才有建設性意義﹔把五四運動以來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發展方向視為離開“以英美為師”的所謂“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誤入了歧路﹔宣稱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沒有資格搞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以后搞的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把黨的歷史說成是一系列錯誤的延續。古人雲：“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歷史虛無主義的要害，是以學術研究為名的一種錯誤政治思潮，其目的是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和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要牢固樹立正確黨史觀，就需要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澄清對黨史上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總之，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牢固樹立大歷史觀和正確黨史觀的重要論述，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自己的歷史的一貫立場和態度，體現了對學習運用黨的歷史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深刻認識，把對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的規律性認識提升到一個新水平、新高度。這是新時代推動中共黨史黨建一級學科創新發展的主心骨和定盤星，必須深刻領會、認真貫徹。

（來源：《教學與研究》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