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時期人民軍隊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解放戰爭開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人民解放軍在軍事戰線上不斷取得勝利，解放軍的隊伍迅速壯大。隨之而來的一個新情況是部隊的新成分特別是俘虜成分急劇增加，加之在作戰艱苦的條件下系統的思想政治教育無法及時有效展開，導致人民解放軍的思想狀況出現了一些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全軍開展了以“三大運動”和“三大民主”為中心的思想教育運動，對軍隊官兵進行有組織的系統性的思想教育和改造，取得了很大成效。本文擬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綜合利用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中共黨史資料、報刊、相關人物的日記等史料，對解放戰爭時期人民軍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具體內容、措施及成效進行梳理，以期深化相關研究。

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內容

隨著抗戰的勝利，中國革命的形勢和任務發生了新的變化。在新的形勢和任務面前，中國共產黨從形勢任務教育、階級教育、政策紀律教育、民主教育等多方面對軍隊官兵開展全面而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著力解決部隊思想作風不純、階級意識淡薄、紀律渙散等問題，鞏固並強化人民軍隊的革命信仰。

（一）形勢任務教育

抗戰勝利前夕，毛澤東就指出：“從整個形勢看來，抗日戰爭的階段過去了，新的情況和任務是國內斗爭。”但由於深受戰爭之苦的人民大眾渴望過上和平安寧的日子，許多人對國民黨的反動面目和內戰陰謀一時認識不清，存在著和平幻想，我黨內軍內也相當程度上存在和平麻痺思想。“部隊一般對和平有認識，但對鞏固和平無信心，俘虜成分對蔣幻想很深。”有的人對戰爭的長期性和艱苦性認識不足，有的部隊不願脫離家鄉，升級到野戰部隊。在這種形勢下，加強部隊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別是加強形勢任務教育，讓廣大官兵認清形勢，已經迫在眉睫。

1945年 12月，毛澤東指出，各解放區野戰軍，“必須進一步實現改進軍隊政治工作的任務，克服軍隊中存在著的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作風，為團結官兵，團結軍民，團結友軍，瓦解敵軍，保証練兵、供給和作戰任務的完成而奮斗”。黨中央也明確要求各解放區，依照各自的實際情況開展有計劃有組織的政治整訓，採取多種形式進行抗戰勝利后的時局和黨的方針的教育。

1945年 11月，《東北人民自治軍總政治部關於目前部隊政治工作任務指示》明確指出：“必須認識爭奪東北優勢的斗爭還是艱巨的，環繞東北周圍的形勢是復雜微妙的，時間將是相當長期的，任何鬆懈努力、空洞樂觀都是不對的。所產生的悲觀情緒與思想紊亂狀態，也是不利於當前斗爭的，是沒有根據的。”要積極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黨內外分別解釋目前形勢、黨的方針與我軍任務，深入討論，克服某些人思想上的模糊狀態，確立信心，提高情緒，使黨內思想完全統一於黨的方針之下”。當時第四野戰軍的一位政工人員鄭文翰也在其日記中寫道：“黨內驕傲情緒，功臣自居的情緒，停止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以及享樂不願過艱苦生活的情緒等，對目前說來，已經是十分需要加以教育和預防其發展的”，“除一般政治教育外”，還“應加強時事教育，形勢前途教育”。

形勢任務教育使廣大指戰員認識到隻有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才能獲得真正的和平與民主，對於克服部隊中存在的和平麻痺思想、家鄉地域觀念、怕苦畏難情緒，提高部隊的思想認識水平和戰斗意志，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

（二）階級教育

隨著解放戰爭的進行，大量翻身農民和俘虜戰士被補充到人民軍隊當中，部隊的成分變化很大，組織不純的現象比較嚴重。比如，東北部隊在向中央軍委的報告中反映，成分不純大概有四種情況：第一種為地富子弟﹔第二種成分為國民黨黨員、三青團員﹔第三種是敵方下級軍官隱瞞身份混進部隊，待機逃隊甚至“應變”﹔第四種為流氓分子，惡習甚深。這部分思想不純的分子混入部隊后，導致人民解放軍內部非無產階級思想蔓延。為此，必須在部隊中開展階級教育，統一思想，凝聚共識。

“訴苦教育是最生動活潑與最有實際意義的革命階級教育。”在“目前部隊覺悟程度不高的情形下，訴苦運動是主要的，應廣為採用。因為它是啟發覺悟，激起民族仇恨和階級仇恨的一種很好的教育方式，又是群眾運動中真正群眾的方式”。訴苦教育通常“以‘苦從何處來’為題，展開討論，使大家認識到地主、惡霸、漢奸、警察等所給予廣大人民的苦痛，總根源是蔣介石統治，從而加深了對蔣介石血腥統治的認識”。但不同成分的戰士對於訴苦有著不同的態度，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比如，小部分地主階級出身或受地主思想影響的人，對訴苦抱冷淡甚至仇視的態度，而大部分農民出身的則抱積極態度，但也因各種情況而表現為積極大膽的一部分和不夠大膽的一部分。軍隊政工人員針對這些不同情況，一般採取個別談心和找典型的方式分析各種思想表現的原因並有針對性地做教育說服工作，幫助戰士克服疑慮、恐懼等各種心理，將大家引入訴苦的熱潮裡。通過一系列群眾性階級教育活動，“大家從自己的切身體驗中，懂得了共產黨是窮人的救星，八路軍是窮人自己的隊伍，干部戰士都是自己的階級兄弟”，部隊階級覺悟明顯提高。

階級教育以訴苦運動為基礎，但訴苦只是階級教育的一種形式，訴苦之外，還有土改教育。1947年 8月 22日，東北民主聯軍總政治部在《關於貫徹土地改革教育的指示》中指出，“在部隊教育工作上，對於啟發階級覺悟，提高階級意識，特別是貫徹土地改革政策的教育，近年以來是做的十分不夠的”，因此，“在我軍所有部隊中，無論干部和戰士，都應普遍進行關於土地改革的政治教育，從思想上貫徹土地改革和消滅封建勢力的認識，打垮一切剝削階級的反動思想，樹立起堅強的階級觀念”。土改教育主要“以貧雇農為領導骨干，保護與聯合中農，保護城市工商業，對地主仍分給一份土地，對富農不以地主看待等”，並且在方法上“應堅決掌握以思想改造為主，不是以清洗打擊為主，不能採用地方群眾斗爭的方式”。經過土改教育后，部隊中的階級友情更加深厚，戰士們也認清了自己的階級地位，懂得現在是為自己的階級而戰。

（三）政策紀律教育

階級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提高軍隊的階級覺悟，但必須與黨的政策相結合。比如，“如果不進行訴苦運動，就容易產生階級觀點模糊、階級立場不穩定的右傾情緒﹔如果不進行政策教育，又容易產生單純的報復心理（如殺盡地主），主張一切剝削都打倒（如侵犯工商業），以及絕對的平均思想（如侵犯中農利益）等等‘左’的情緒”。因此，在訴苦運動和階級教育之外，還必須開展政策紀律教育，以使思想政治教育真正達到凝聚共識、提高部隊戰斗力的目的。政策教育通常採用上課方式，首先說明土改的意義（與民族獨立、農民解放、經濟發展、戰爭勝利的關系等），宣傳黨的政策（沒收分配政策、團結中農政策、給地主以謀生之路和對工商業保護政策等），並請地方干部和進步軍屬報告地方糾偏情形，這樣可以進一步“使廣大指戰員認識到土改政策、城市工商業政策與解放戰爭的關系”。“政策教育不僅要達到讓廣大指戰員不敢犯紀律的目的，而且要讓他們明白政策提出的理由。”也就是說，政策教育的真正意義是讓廣大官兵明白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是真正為人民著想的，與國民黨的政策有著本質的區別。

然而，“要使部隊能正確執行政策，就要嚴格部隊的紀律，要靠紀律來保証政策的執行”。1946年 11月，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指出：“戰爭是長期的，必須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才能克服戰爭中所遇到的各種困難。同時戰爭愈長期愈艱苦，就愈易忽視人民群眾利益，破壞群眾紀律，因此隨時隨刻要照顧人民利益，嚴肅群眾紀律，經常注意擁政愛民教育，紀律檢查，表揚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模范。”革命軍隊不僅要有嚴格的軍事紀律，以鞏固軍隊的戰斗力，保証指揮與作戰的順利完成，而且要有高度的政治紀律、群眾紀律，以保証人民的利益不受損害，取得人民的支持和擁護。1947年 9月，吉林軍區政治部針對部隊在作戰中出現的違反群眾紀律的現象開展了紀律教育，要求“全體指戰員在思想上建立正確的軍民關系的觀念”，“深刻認識我軍打仗之目的是完全為著群眾翻身，我們軍隊就是拿起武裝的人民，必須視人民利益如自己的生命”。通過開展政策教育和紀律教育，廣大官兵進一步提升了遵守政策和紀律的思想自覺，使全軍的思想和行動達到高度統一。

（四）民主教育

解放戰爭時期，面對部隊中存在的官僚主義、家長制等不良作風，積極開展民主教育和民主運動，既是形勢所需，也是全體黨員與干部的責任。軍隊中的民主教育，是針對領導干部和普通士兵雙向展開的，重點是對干部進行民主的思想教育。“往往有許多干部由於習慣於工作方式簡單化，缺乏堅定的群眾觀點與自我批評精神，以及顧慮民主運動起來后懼怕別人與戰士批評，因而不敢放手發揚民主，或者使之徒具形式，缺乏生氣。”因此，應充分發揚民主，充分走群眾路線，啟發部隊階級覺悟，並使領導與群眾結合起來。“對干部強調提出要虛心接受戰士意見，不許壓制民主，對戰士則說明給干部提意見是幫助干部，保証干部不報復。”

部隊中民主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具有很強的紀律性，在民主和集中的關系上更強調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革命軍隊制度一般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這種部隊中的民主，是在具有嚴格秩序的情況下進行的，它並不廢除或削弱軍隊中所必須有的紀律，相反，它還鞏固並加強紀律，它不過使這種紀律建立在人民利益和部隊官兵群眾共同利益與自覺的基礎之上，而成為部隊一切人員共同遵守的紀律而已”。實行軍隊民主教育，就是使大家懂得什麼是民主生活，明確民主和集中的關系，通過廣泛深入地實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高效地集合官兵智慧，進一步實現政治、思想、組織上的團結統一。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部隊內部政治工作方針，是放手發動士兵群眾、指揮員和一切工作人員，通過集中領導下的民主運動，達到政治上高度團結、生活上獲得改善、軍事上提高技術和戰術的三大目的。”

二、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具體方式

基於新的形勢和特點，進一步改善工作的方式方法，千方百計提高工作的實際效果，成為解放戰爭時期人民軍隊開展部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部隊戰斗力的關鍵一環。這一時期，軍隊政工人員總結此前有益經驗並勇於創新，通過舉辦各種會議、組織文藝演出、開展閱讀學習活動等方式來宣傳黨的方針和政策，把握戰士的思想動態，潤物無聲地對廣大官兵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收到了良好效果。

（一）開會：一種經常性的教育方式

“黨內政治和思想斗爭的方式多種多樣，會議則是最常用也最有效的一種。”黨委擴大會、黨的代表會、干部會等，都是整黨整軍的基本方式。部隊中的會議種類和級別較為多樣，除黨代會和各級組織定期召開的經常性會議之外，也有針對某項具體工作開展的臨時會議。會議的功能首先是進行傳達與布置，傳達黨的思想、政策，布置軍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任務。其次，會議還具有檢討與反思的功能，可以及時發現並解決部隊出現的思想問題。

無論是干部還是戰士，隻要思想出現問題，都需要進行針對性的思想教育。在開會中，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們黨的一項優良作風，也有利於思想政治教育入腦入心。“但批評與自我批評不是簡單的暴露，叫人喪氣，而是為了提高士氣，提高信心，把工作做好。它是積極的，也必須是積極的。”“搞思想教育，必須強調‘自我批評’，批評是為著達到自我批評，幫助自我批評的。……同時必須注意結合以理論與思想的教育和啟發。”開會中進行的批評和反思，有利於形成一種民主的思想氛圍，推動部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朝著更深入的方向發展。

“談心是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是基層經常性思想工作不可缺少的方式之一，是政工干部密切聯系群眾，溝通上下左右關系和同志之間思想的重要渠道。”而部隊中的“談心會”就是官兵思想交流的重要橋梁。《鄭文翰日記》中對於通過“談心會”來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過多次記載。如 1947年 12月 7日，“晚上開政治處‘談心會’。先后五人發言，對自我思想進行了檢討，也提出了一些意見，准備繼續開下去，以求得多少解決一些問題”。12月 9日，“晚上與各股長談如何繼續開‘談心會’問題，大家覺得必須從自我檢討進到相互檢討和在思想上加以批判，達到認識一致的目的”。針對個別同志的談心談話，可以加強部隊官兵的思想溝通和情感認同。“分別教育和個別談話就好比是挖樹根，隻有把樹根挖出了，才不會發芽了，隻有個別教育做好了，才會使每個同志不發生問題了。”“談心會”拉近了個人與組織的關系，也使得思想教育更加深刻。

總之，通過召開各類會議，一方面可以有效傳達黨的政策方針，另一方面可以及時掌握部隊官兵的思想動態，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從而將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到實處。

（二）文藝：宣傳育人

充分發揮文藝的力量，通過豐富多樣的文藝形式來進行思想政治教育，也是我黨我軍的一個優良傳統。解放戰爭時期，部隊經常連續行軍作戰，生活緊張而艱苦，要提高思想政治覺悟，貫徹執行黨的政策，除了靠會議傳達以外，還要靠更為生動形象的文藝活動。部隊的文藝工作者緊密結合戰爭形勢和部隊任務進行宣傳教育，創作或演出了大量的歌劇、話劇、報劇等，宣傳效果良好。演出最多的歌劇是《白毛女》和《血淚仇》。許多部隊的文藝宣傳隊在訴苦教育和土改教育中都演出了這兩個歌劇，有力地配合了部隊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了指戰員的階級覺悟和對土地改革的認識，激發了他們報仇雪恨、殺敵立功的決心和勇氣。在對“解放戰士”的思想教育中，歌劇《血淚仇》和《抓壯丁》的作用尤為顯著。

此外，《三打祝家庄》《冤仇必報》《為誰打天下》《不要殺他》《闖王進京》等對部隊來說也具有積極的教育意義。其中，《闖王進京》對於我軍初進大中城市，嚴格執行我黨我軍的政策和紀律，防止發生違法亂紀、腐化墮落等行為，有很大警示和教育作用。相比於劇作，演唱活動形式更為輕便多樣，可唱，可演，可說，可舞﹔主題集中單一，形式短小精悍，感染力強，也易於為群眾掌握，便於流動條件下演出。因此，演唱活動很受部隊歡迎，在人民軍隊中得到廣泛開展。演唱比較多的曲目有《賣紅薯》《三擔水》《尊干愛兵》等。在劇作和演唱之外，電影也是當時開展宣傳教育的重要形式。《柏林大戰》《區委書記》等電影都曾在部隊中播映，並產生了積極反響。

在作戰情況下，部隊文藝工作者通常以戰斗的姿態將文藝宣傳工作延伸到火線上。比如，晉察冀解放區的火線藝術工作組（三人至五人攜帶輕便樂器，採用大鼓、快板、歌唱形式，即編即演）和戰壕畫報、戰斗小報、坑道鼓動組、鼓動棚等文藝組織，在戰時通過開展各種活動及時將政治攻勢中的各種寶貴經驗加以研究和推廣，有力地提振了士氣，增強了部隊的戰斗力。部隊前線的文藝工作，不僅起到了活躍部隊氛圍和鼓舞官兵士氣的作用，而且進一步強化了對前線戰士的教育，在殘酷戰爭環境中成為部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力武器。

（三）閱讀：自我提升

基層干部既是經常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對象，又是具體的組織實施者，他們的思想素質如何，直接影響這項工作的開展。解放戰爭時期，人民軍隊的政治工作者通常通過閱讀來提高自身政治素養，提高自身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水平，進而更好地開展工作，影響戰士的思想。

一是閱讀政治文件或讀本。閱讀黨的文件、經典理論著作和領袖人物的著作，可以為革命實踐提供科學指導。解放戰爭時期，人民解放軍廣大官兵通過閱讀黨的領導人的著作以及中央的文件，有效提高了思想水平。這一時期，毛澤東的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劉少奇的《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都是較為常見並廣泛傳播的文獻。通過反復閱讀黨內經典文獻，官兵們在理論的指導下聯系實際，形成了更為深入的思考，為更好地推動工作提供了思想指引。

二是閱讀報刊雜志。人民軍隊中閱讀較多的報刊主要有《人民日報》《解放日報》《冀中導報》《東北日報》《團結報》《自衛報》以及《學習》雜志、《戰士》雜志、《戰友》雜志等。閱讀這些與戰爭、時政息息相關的報刊雜志，廣大官兵可以了解和把握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和變化，對時局擁有更為清醒的認識。軍隊基層政治工作者有時還會把報紙上的內容作為政治教材，對基層戰士進行思想教育。如《鄭文翰日記》中記載，1947年 7月 11日，“歸來讀新華社社論《東北一年》與《蔣黨已陷於兩條戰線的包圍》，晚召集政指決定以此為教材”。《前進》（戰士版）發刊詞也指出，該報的任務是“配合練兵，反映各部隊思想和工作情況﹔幫助咱們認清革命的道理，表揚好同志，批評壞思想，不當糊涂兵”。這些報刊報道了我軍的大小戰役，記錄了我軍的輝煌戰績，在配合部隊的中心任務和為部隊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輔助教材等方面作出了不少成績。它們為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推動部隊中心工作的開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三是閱讀文史類作品。盡管處在戰爭時期，但人民解放軍的一些指戰員特別是政工人員還是會在工作之余擠時間閱讀古今中外的文史作品，以提升文化素養和思想水准。他們閱讀文史作品的特點主要有兩個：一個是范圍廣。既有《論語》《孟子》《紅樓夢》《三國志》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典名作，也有中國共產黨思想文化領域的文學家、史學家，如郭沫若、茅盾、趙樹理、范文瀾、翦伯贊等人的作品，還有國外的一些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如蘇聯西蒙諾夫的《俄國問題》、瓦希列夫斯卡的《虹》，法國巴爾扎克的《高老頭》等。一個是聯系革命斗爭實際來閱讀。他們的閱讀不是消遣，簡單地看故事情節，而是普遍聯系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斗爭實際，與無產階級革命和解放全中國的革命事業結合起來。如 1947年 3月 27日，鄭文翰在日記中寫到，他偶從老鄉處找到一本法國小仲馬的《茶花女》，閱讀后感慨到“茶花女的悲慘結局正是這階級社會罪惡的一角的揭露。……人類真正的幸福和愛情的實現，隻有在消滅階級以后”。通過閱讀，文化程度較高的軍隊政工人員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他們再通過各種方式將這種思想收獲結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實際傳遞給基層的戰士，進一步提高戰士們的思想水平。

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效和影響

解放戰爭時期，人民軍隊豐富多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僅有效克服了部隊中存在的各種思想和作風問題，而且在保証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強化全體官兵的革命信仰、鞏固部隊的團結、提高部隊凝聚力和整體戰斗力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一）強化了革命信仰，提升了官兵的政治認同

鮮明的黨性，是人民軍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特征。黨在軍隊中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要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全體指戰員，為貫徹落實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提供思想保証。解放戰爭時期，通過形勢任務教育，廣大戰士的思想認識得到提高，懂得了革命的任務就是推翻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奪取全國解放戰爭的徹底勝利。以訴苦、土改為重要內容的階級教育的廣泛開展，使廣大指戰員認清了受剝削受壓迫的階級根源，強化了階級立場。

“由於我們部隊的干部、戰士絕大部分都是貧苦家庭出身，歷史上幾輩子都是舊社會統治者和地主階級的奴隸”，所以，“訴苦運動的進行，更提高了階級覺悟，深刻了階級仇恨，明確了斗爭的目標”。而最初曾產生過消極情緒和抵觸行為的絕大部分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干部戰士，經過參加訴苦大會和查整，也最終認識到封建剝削制度的罪惡，轉變了階級立場，由原來站在剝削階級立場轉變到站在黨的土地政策和廣大農民群眾利益的立場上，擁護並支持土改斗爭。此外，大批“解放戰士”在接受了黨的思想政治教育洗禮后，被改造成為具有階級覺悟的解放軍戰士，“昔日受蔣介石蒙騙驅使的士兵轉變成為勞苦大眾翻身解放勇敢戰斗的革命戰士”。“很多解放戰士也認清了自己的階級地位，懂得現在是為自己階級而戰，因而打破從舊軍隊帶來的雇佣思想，並有很多提出要求入黨。”

中國共產黨始終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為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發聲。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通過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提高了廣大官兵的階級意識和政治覺悟，也強化了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認同。

（二）改善了官兵關系，鞏固了內部團結

在解放戰爭之初，部隊中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軍閥主義、本位主義以及山頭主義等傾向，有些干部生活腐化，脫離群眾，對戰士的生活漠不關心。官兵關系不正常，嚴重影響著部隊內部的團結。對此，中國共產黨在部隊中廣泛踐行群眾路線，充分發揚民主，重點針對干部進行深刻的民主教育。通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戰士評論干部、組織思想反省等，部隊上下對官兵關系有了更為正確的認識。“大多數干部都能接受戰士意見，並定出愛兵公約﹔戰士也能認識服從的重要，定出了擁干公約”。這不僅“教育了干部，使干部認識了自己的缺點，認識了戰士的面貌﹔也教育了戰士，使戰士認識革命軍隊官兵一致，擁干就是擁護自己的利益”。《人民日報》評論道：“解放軍各部在作戰間隙中開展整黨整軍運動，充分發揚民主，發動戰士評論干部，達到改進工作，轉變作風，鞏固內部團結的目的。”

此外，為了使部隊中的新成員更好地融入部隊生活，中國共產黨更是充分調動干部及老戰士的積極性，“要求每個老同志團結一個新同志，從政治上幫助新同志進步，使其覺悟程度迅速提高，很快地成為一個優秀的解放軍戰士”。這樣團結互助的方式使新戰士體會到了人民軍隊內部深厚的革命階級友情。正如毛澤東所說，“在人民戰爭的基礎上，在軍隊和人民團結一致、指揮員和戰斗員團結一致以及瓦解敵軍等項原則的基礎上，人民解放軍建立了自己的強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這是我們戰勝敵人的重大因素”。

（三）激發了立功熱情，提高了部隊的戰斗力

人民軍隊開展的思想政治教育，使戰士們的階級覺悟明顯提高。在此基礎上，各部隊普遍開展了立功運動。立功運動，是解放人民的偉大革命事業，是從整個階級翻身著眼的一場持久的、具有廣泛規模和極其深入的群眾性運動。立功運動在具體開展中非常注重方式方法的合理性，一般是自下而上的自覺行為。因為，“若不經過細密的醞釀、動員、教育工作，而只是幾個負責干部的一般號召，不是由下而上，由個人到集體、由點到面、由思想到行動，真正成為群眾自發自覺的運動，這種運動就不容易生根，生了根也不結實”。同時，黨還明確要求，解放區的立功英雄們要經常密切聯系群眾，虛心檢討自己的缺點，在群眾中開展工作，這樣才能精益求精，功上加功，全解放區軍民就能在熱火朝天的立功運動中，爭取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軍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開展，充分調動了基層干部和戰士的革命積極性，激發了廣大官兵的立功熱情。在黨的組織領導下，廣大指戰員堅定了“為人民立功勞”的思想，以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和更加高昂的斗志投入到革命斗爭中去，部隊的戰斗力也得到大幅提升。

四、小結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人民軍隊，具有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信仰和嚴格的組織紀律性。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人民軍隊建軍的根本原則和永遠不變的軍魂。解放戰爭時期人民軍隊開展的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活動，正是中國共產黨從思想上和政治上改造和建設軍隊的具體表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人民解放軍以靈活多樣的方式和豐富多元的內容持續對廣大官兵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強化了廣大官兵的革命理想信念，從靈魂深處筑牢了廣大官兵對黨忠誠、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根基，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推進打下了堅實思想基礎。解放戰爭時期人民軍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積累的成功經驗，可以為新時代人民軍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有益借鑒。

作者：王廣義，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劉艷靜，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

來源：《黨的文獻》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