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目前抗戰形勢及任務》闡發“長期抗戰”的文獻價值

白水所編著的《周恩來與鄧穎超》一書，最早於1938年4月由中共地下黨創辦的漢口一星書店出版發行，委托漢口錦章書局和教育書店經銷。但國民黨當時推行文化專制政策，1938年3月頒布《抗戰期間圖書雜志審查標准》，開始查禁抗日書刊，同年7月通過《戰時圖書雜志原稿審查辦法》和《修正抗戰期間圖書雜志審查標准》，將審查“成書”改為審查“原稿”，查禁一切“反動言論”。此外，國民黨還設立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並在各省市設立圖書雜志審查處。故該書幾近絕跡無存。2014年1月，中國青年出版社重新出版《周恩來與鄧穎超》一書。該書中收錄了周恩來的一篇報告大綱《目前抗戰形勢及任務》，是全面抗戰初期闡發和宣傳“長期抗戰”的一篇重要文獻。但是，這篇文獻公開發表后並未得到足夠關注，本文即圍繞該文獻的發表概況、主要內容、重要意義作一梳理和分析。

一、《目前抗戰形勢及任務》的發表概況

據《周恩來與鄧穎超》一書記載，《目前抗戰形勢及任務》曾發表於《游擊隊》第9期。1938年版和2014年版《周恩來與鄧穎超》在收入這篇文獻時，並未注明其發表的具體時間和場合。經筆者多方查証，《周恩來選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周恩來傳（1898-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周恩來軍事文選》（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都未收錄該文獻。《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1918-1975）》（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中有零星相關記載，但報告大綱全文未見披露。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記載：1937年12月17日，周恩來“在西安各團體代表談話會上作《目前抗戰形勢與堅持長期抗戰的任務》的報告。提出堅持長期抗戰的三個基本條件：鞏固與擴大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國民政府基礎上加強統一的國防政府﹔在現有的國民革命軍基礎上加強與擴大統一的國防軍。強調動員和組織千百萬群眾來爭取長期抗戰的最后勝利。”將《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所載內容同白水編《周恩來與鄧穎超》中的《目前抗戰形勢及任務》一文進行比對，筆者發現，《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所載的“提出堅持長期抗戰的三個基本條件”與周恩來在《目前抗戰形勢及任務》一文中所提出的堅持長期抗戰的任務，即“（一）鞏固和擴大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二）在國民政府基礎上，加強統一國防政府……（三）在現有的國民革命軍基礎上，加強與擴大統一的國防軍……動員和組織千百萬群眾，爭取長期抗戰的最后勝利”，在內容綱目上幾乎是一致的，題目也有相似之處。

此外，筆者在多番查詢中了解到，周恩來的這篇演講報告大綱曾以不同篇名在新中國成立以前的多個刊物、著作中出現。除了本文重點介紹的1938年4月漢口一星書店出版的《周恩來與鄧穎超》以篇名《目前抗戰形勢及任務》發表此文外，1937年12月，《群眾周刊》第1卷第3期發表了《目前抗戰形勢與堅持長期抗戰的任務》一文，副標題為“十二月十七日在西安各團體代表臨時會上（到三百人）的報告大綱”﹔1938年2月，廣州離騷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鄧穎超最近言論集》以《目前抗戰形勢與堅持長期抗戰的任務》為篇名收錄了周恩來的這篇報告大綱，並附副標題“十二月十七日在西安各團體代表座談會上的報告大綱”﹔同月，漢口群力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論抗戰諸問題》也以《目前抗戰形勢與堅持長期抗戰的任務》為篇名加以收錄，副標題注明“十二月十七日在西安各團體代表談話會上的報告”。以上四個版本的文章，除文章標題、論述序號略有不同外，其正文內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筆者認為，《目前抗戰形勢及任務》應該就是周恩來1937年12月17日在出席西安各團體代表談話會時所作報告的大綱。

《目前抗戰形勢及任務》雖然只是一份報告大綱，但從文本來看，其內容豐富、思想深刻。深入研析此文，有利於發掘新的研究史料，拓展周恩來思想生平研究和中國抗戰史研究的視域。

二、周恩來《目前抗戰形勢及任務》中的“長期抗戰”思想

《目前抗戰形勢及任務》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總結了全面抗戰四個月的經驗教訓，第二部分論述了抗戰危機與克服危機的出路，第三部分闡明了堅持長期抗戰的任務。

（一）對全面抗戰四個月的初步總結

我們黨歷來高度注重總結歷史經驗。周恩來在《目前抗戰形勢及任務》中，對七七事變后中國全面抗戰四個月的經驗教訓作了初步總結。

第一，關於中國全面抗戰四個月的收獲。周恩來作了詳實而又系統的闡述。

一是提高了中華民族自信心。周恩來在《目前抗戰形勢及任務》中指出，抗戰四個月以來，中華民族“提高了民族自信心，粉碎了恐日病，沖破了鴉片戰爭以來一擊即破的積弱傳統”。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黨政府採取片面抗戰路線和單純抵御方針，戰略上一直處於被動地位，戰事節節敗退。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主力在平型關伏擊日軍，殲敵1000余人，擊毀汽車100余輛。平型關大捷是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中國軍隊主動對日作戰取得的第一個重大勝利，極大振奮了全國軍民的抗戰信心。此后，在各種大小不同的戰役中，中華兒女勠力同心，大減敵寇囂張氣焰。

二是開始建立“中國統一的政權”。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發布《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號召“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7月13日，周恩來向蔣介石提交《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求得與國民黨的精誠合作，鞏固全國的和平統一，實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但卻被蔣介石搪塞擱置。此時的國民黨政府仍舊不允許中共公開活動，“總想把共產黨合法這一點抹殺掉”。之后在不斷斡旋會談中，蔣介石有所讓步，要求陝北紅軍縮編為三個師，且改編后“各師須直隸行營，政治機關隻管聯絡”。顯然，蔣介石並未完全放棄借“合作”之機“容共”和“收編”紅軍的立場。直到同年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直接威脅到國民黨政府的根本利益，再加之全國抗戰呼聲日益高漲，迫使國民黨不得不考慮國共合作。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實際上承認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這宣告了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和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周恩來在該文中指出，國共合作意味著“國民政府開始建立中國統一的政權，並起了國防政府的作用”。

此外，周恩來還指出，全面抗戰以來中華民族還收獲了“由分崩離析的局面轉變到全國統一一致對外的局面”﹔“中國政治制度開始民主化，民眾運動與組織開始發展，開始了戰爭的動員”﹔“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獲得了世界同情，……將由此基礎培植出獨立自由幸福的中華民主共和國”等等。周恩來的這些總結，提振了全國人民開展抗戰斗爭並取得勝利的信心。

第二，關於中國全面抗戰初期的失利。周恩來在《目前抗戰形勢及任務》中指出：“軍事上的失利，是不容諱言，但並不是抗戰失敗，而且弱國自衛戰中可能遇到初期挫折。”在周恩來看來，中國全面抗戰初期的軍事失利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

首先，“日本強於中國，中國國防力量與技術條件大大落后於日本”。當時日本已具有半個世紀以上的現代化工業基礎，擁有世界一流水准的軍隊及武器研發能力以及近乎“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度和完整軍隊體制，使得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接連侵佔北平、天津、太原等地。而反觀此時的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尚未達到完全性全國統一，現代化工業零星分布於沿海商港，重武器裝備依靠進口且質量低劣，部隊將官缺乏戰略和戰術上的兵學修養，沒有現代化的社會動員結構。中日兩國工業、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差距，讓中國軍力與日軍“決不僅三與一之比”，致使全面抗戰初期中國在軍事上接連失利。

其次，“日本有了長期准備，中國沒有”。日本進行全面侵華戰爭蓄謀已久，1936年8月，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制定了《昭和十二年度的對華作戰計劃》，提出“陸軍有必要作出大致的准備用兵計劃”，若“決定在對華北作戰時，除過去的兩個集團軍（5個師）外，根據情況再增加3個師，必要時還可能會在華北5個省進行作戰”。日本學者藤原彰在其著作《日本近現代史》中也指出，“日本帝國主義一向企圖扼殺中國革命並把中國全部領土置於自己統治之下。……自從1910年以來的一貫政策就是力求把中國化為殖民地”。可以說，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並非是一時偶然，而是日本帝國主義長期策劃下的產物。

最后，“日本取得了中國漢奸、托派、親日分子的內應，而中國在初期沒能取得日本國內的反戰運動的響應”。七七事變后，時任日本外相的廣田弘毅發表誘降演說：“友邦中國若能了解日本力求東亞和平之重要觀點，則能免今日之慘痛。日本政府深願於1938年開始新的和平，解決一切問題。”該演說的實質就是日本企圖推行“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軍事戰略，妄想以所謂“和平”的方式吞滅中國。而中國國內漢奸、親日分子妥協投降風氣也日益盛行，損害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除上述原因以外，周恩來還認為，“軍事戰略戰術的某些失誤，及軍隊尚未能完全統一”，“軍民尚未密切結合起來，群眾的動員和組織十分不夠”等，也是影響中國在全面抗戰初期出現軍事失利的重要因素。

第三，關於中國長期抗戰的依靠力量。周恩來在該文中指出，“隻有長期抗戰才能決定整個抗戰的最后勝負”，深刻闡述了決定中國長期抗戰最后勝負的依靠力量。

其一，全中國抗日力量走向團結。周恩來認為，“政權開始統一，軍隊的開始統一，民運的開始發展，使全中國力量走向團結，這是保障抗戰勝利的基本條件”。1938年7月，第一屆國民參政會成立。在國共兩黨的合作推進下，中國民眾空前團結，工人、農民、青年、婦女等紛紛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當中。

其二，日軍侵略行為具有脆弱性。周恩來指出了日軍侵略中國的弱點主要在於五個方面：財政困難﹔軍事工業原料缺乏﹔國內矛盾增長﹔后方不鞏固﹔戰線延長兵力分散不夠使用。日本人口較少，國內資源貧瘠，在長期的對華侵略戰爭中財政經濟困難逐漸體現，這也是日軍不能速勝的重要原因。

其三，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同情日益增長。周恩來提出了幾個國際發展的條件，主要包括：國際同情中國運動的發展﹔英美雖尚不能一致，但反對日本的傾向是增長著的﹔德意雖援助日本但也有矛盾的﹔法蘇對中國的同情與援助是增長著的。因此，隻有充分利用國際發展的條件，才能取得抗戰的最終勝利。

基於上述分析，周恩來認為，中國堅持長期抗戰的條件是“增長著，向前發展著”，隻有堅持長期抗戰，才能使有利條件不斷增長，而國內條件的發展，則是取得長期抗戰最后勝利的關鍵力量。周恩來對抗戰局勢的思考，蘊含了豐富的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証法思想。

（二）對抗戰危機的分析與出路思考

周恩來科學分析了當時中國全面抗戰局勢，指出中國“抗戰的危機不在部分的軍事失利，與領土喪失”，而在於抗日陣線內部的動搖和各種投降主義、妥協主義的抬頭。對此，他提出要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長期抗戰。

第一，關於當時抗戰的危機。周恩來認為，造成抗戰危機的根源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漢奸親日派的活躍”。全面抗戰爆發后，日本不斷向國民黨政府施加壓力，提出“假如現在講和，日本的條件將是‘公平合理’的”，“假若戰爭長期拖下去，這種態度就可能會改變”。在此背景下，一批國民黨內部的親日分子乘機危言聳聽，散播中國抗日“前途黯淡已極”的謠言，甚至向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提出質疑，“蔣先生竟拒絕考慮，不知其如此干下去，究有何種期待也”。一時間，妥協投降的風氣甚囂塵上，嚴重影響中國軍民抗戰士氣。二是“抗日陣線內部的動搖”。八一三上海淞滬會戰后，全國統一抗日局面雖已形成，但蔣介石並沒有放棄同日本“議和”的想法，“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蘆事的解決”。對此，周恩來深刻指出，“內部不團結，嚴重過外來的禍患，漢奸敵探托派更可來挑撥利用，推波助瀾以破壞抗日統一戰線”，“多難可以興邦，內亂必致亡國，我們要沉痛的認識歷史的教訓——敵人所願，非我所願”，嚴肅批判了國民黨內部涌現出的“妥協投降”論調。

第二，關於克服危機的出路。面對統一戰線內部的動搖和各種投降主義、妥協主義的抬頭，周恩來極力號召，要“和平統一團結御侮——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長期抗戰才是克服危機的出路”。

（三）對如何堅持長期抗戰的闡述

關於如何堅持長期抗戰，周恩來也在該報告中作了全面而深入的闡述。

第一，鞏固和擴大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周恩來指出，“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一切為著抗日統一戰線，一切經過抗日統一戰線”，反對任何形式的妥協、求和、調停。周恩來認為，我們可以“承認國民黨在中國政府及軍隊中的領導權力”，但是，“國共兩黨應確定共同負責，共同磋商，互相幫助，互相發展，不是爭奪領導權”。此外，周恩來還強調，“承認孫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為救中國的基本方針，而以民族解放為中心做起，直達到建設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努力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到鞏固和發展，全國抗戰步入新高潮。

第二，加強建設“統一國防政府”。周恩來提出，要加強統一國防政府建設。“統一國防政府是建立在統一民眾基礎之上的——民主自由是以抗日為中心的民主自由而不是與抗日對立的”。他還強調，要大力發展民眾武裝力量，認為“民眾武裝是從努力抗日中武裝起來的，更不是對立的”。1938年2月10日，蔣介石約周恩來談話。蔣介石表示，希望各黨派能夠“熔成一體”，“兩黨存在，總免不了沖突和競爭”，“共產黨可加入國民黨成為一個派別，取消共產黨的組織”。周恩來對此表示堅決反對，明確指出，“黨不能取消，國共兩黨都不可能取消，隻有從聯合中找出路”。這充分表明，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周恩來既堅持了中國共產黨的獨立自主原則，又體現出了在具體斗爭中的靈活性。

第三，加強以國民革命軍為基礎的統一國防軍建設。周恩來指出，要“在現有的國民革命軍基礎上，加強與擴大統一的國防軍——鞏固與擴大現有軍隊是第一位工作”，但是必須“打破地方觀念與割據思想，尊重抗日軍人與抗日軍隊﹔統一指揮，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補給，統一作戰計劃”。這就要求建立軍隊政治工作，“加緊教育干部——一切努力應為著補充部隊擴大部隊，建立軍事工業”。

第四，動員組織千百萬群眾，爭取長期抗戰的最后勝利。周恩來指出，要“動員和組織千百萬群眾，爭取長期抗戰的最后勝利——在統一的民運基礎上深入到群眾中去”。他強調，堅持統一戰線的三個重要條件是“公開聯合，共同綱領，共同負責”，國共兩黨要立足民族大義，真正做到“互相幫助，互相發展，反對對立，反對傾軋”。此外，周恩來還指出，“一切群眾工作要以動員為中心”，“要堅決肅清漢奸敵探托派以鞏固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以加強統一的中央政府，以擴大統一的國民革命軍……爭取中華民族的最后解放”。周恩來的這些論述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定決心以及依靠群眾、動員和組織群眾奪取抗日戰爭全面勝利的必勝信念。

三、《目前抗戰形勢及任務》的文獻價值

《目前抗戰形勢及任務》作為周恩來在全面抗戰初期闡發和宣傳“長期抗戰”思想的一篇重要歷史文獻，充分體現出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分析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的智慧與能力，豐富了全面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對“長期抗戰”基本問題的認識，是深化周恩來思想生平研究和中國抗戰史研究的珍貴史料。

這篇文獻為推進周恩來思想生平研究特別是周恩來軍事思想研究提供了更為豐富的歷史參考資料。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人中較早預見抗日戰爭是長期戰、持久戰的領導人之一。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后不久，周恩來在《對日作戰芻議》中就談到，全民族抗戰要進行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動員，其中經濟動員“要支持長期的對日抗戰”。同年8月4日，他和朱德在致毛澤東、洛甫的復電中提到，抗日戰爭要“估計到持久戰的需耗”，“謹慎使用，不打硬仗”。同月22日至24日，周恩來在洛川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又指出，“對形勢要有持久戰的估計”。11月2日，周恩來應邀參加閻錫山在太原召開的軍事會議，明確提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在戰略上不應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並力催閻錫山迅速布置山西全省持久戰局。11月16日，周恩來在山西臨汾群眾大會上發表《目前抗戰危機與堅持華北抗戰的任務》的演講，認為“華北抗戰能持久，日寇就無法實現其全部陰謀”。12月，周恩來在抗日軍政大學作了題為《目前抗戰形勢和堅持長期抗戰的軍事方針》的報告，表示“欲在困難中前進，必須堅持長期抗戰的方針，才能克服一切困難，爭取最后勝利”。這些論述充分表明，周恩來在戰爭實踐中對長期抗戰的認識隨著戰爭局勢的演變而日益深化。也正是基於上述思想認識成果，周恩來在《目前抗戰形勢及任務》一文中，立足全國抗戰形勢，進一步闡發“長期抗戰”思想，並審時度勢地明確提出了堅持長期抗戰的任務和出路。

這篇文獻為深化中國抗戰史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視角。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周恩來站在斗爭的最前沿，密切關注中國戰場乃至世界局勢的風雲變幻，與毛澤東等黨內領導人一起根據戰爭變化制定出與各個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抗戰路線、戰略戰術與作戰原則，豐富和升華了民族革命戰爭的軍事理論，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周恩來在《目前抗戰形勢及任務》一文中立足抗戰大局、民族大義，對全面抗戰初期中國抗戰失利原因進行分析，對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危機與出路作出思考，從統一戰線角度去論述長期抗戰，提出要“和平統一團結御侮，鞏固和擴大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加強統一國防政府建設，以爭取抗戰最后勝利，這些認識都為進一步拓寬中國抗戰史研究視角提供了重要資源。

（作者：李良明，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吳清華，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

（來源：《黨的文獻》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