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新四軍第四師戰略轉移問題再探
1938年徐州失守后，由於國民黨、日軍在豫東地區兵力空虛，而豫西、豫南活動空間日益狹窄，彭雪楓所率游擊縱隊選擇向東挺進豫皖蘇邊區，體現了中共游擊隊在“裂縫”中適時的主動而為，也是從山地逐漸走向平原的嘗試。近三年的時間內，彭雪楓率領的游擊隊在部隊擴充、群眾工作等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礎。而皖南事變發生后不久，在1941年上半年不到5個月的時間內，新四軍第四師主力從豫皖蘇邊區跨越津浦鐵路轉移至皖東北地區，是新四軍發展史上的主要戰略轉移之一，其具體細節值得深究。
關於這一問題的既有研究主要形成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相關成果勾勒了史實的總體輪廓，為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但這些研究或主要依托中共單方面的史料﹔或在原因探討上，側重四師將領個人的領導方法、路線立場問題，相對忽視了更多結構性因素。近年來，有學者從軍事地理或中共發展華中戰略的視角觸及此問題，頗具啟發意義。在此基礎上，筆者認為仍需進一步聚焦四師這次戰略轉移緣起、決策及實施過程本身，拓寬視域加以全面探討。將對1941年豫皖蘇邊區國共磨擦的觀察，延展至此前該地既有的國共力量格局之中，以國共內外的戰略互動為經、中共內部的上下溝通為緯，綜合使用中共、國民黨和日本三方史料，探析時局、力量對比、環境等給四師造成的多重影響，立體化地考察四師這一戰略選擇的來龍去脈，亦能折射出中共革命開展規程和特征的豐富面相。
一、第四師的發展與國民黨軍敵意漸起
考察1941年新四軍第四師的戰略轉移，首先需要將視角延伸至此前豫皖蘇邊區國共關系格局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力量發展、資源汲取和整體戰略布局上的沖突，彭雪楓部與當地國民黨軍的磨擦早已存在，這緣於多重因素，是之后四師進行戰略轉移的深層次原因。
彭雪楓部所進入的豫皖蘇邊區是由於黃河泛濫所形成的新戰略區。1938年6月初花園口決堤后，國民黨軍隊主力遭到日軍沿隴海、平漢線的追擊轟炸，陸續撤往豫西。日軍則綜合兵力分配、新黃河泛濫等因素，於6月中旬逐漸確定以沿長江為重心、沿淮河作戰相配合的作戰計劃。在河南，日軍部分兵力分布於黃泛區以東的開封、夏邑至杞縣、永城一帶，與國民黨軍夾河對峙，重點鞏固隴海線西段、京漢路南段戰略地帶，同時以信陽機場為依托，頻頻對國民黨軍運輸線加以轟炸，並於9月初派遣騎兵集團從太康、陳州等地，向南侵略周口、信陽。不過日軍由於兵力不敷分配，佔據要點有限，豫東黃泛區的鹿邑、渦陽、淮陽、太和等地一度出現了權力真空狀態，呈現一片慘淡混亂之象。國民黨河南省主席程潛致電國民黨中央，稱“豫東壯丁甚多，積匪土劣，假抗日保鄉為名，自稱游擊別動，爭繳民槍，勒索給養”。軍隊大量撤離后，國民黨政府基層行政能力相當薄弱，不僅難以為罹受洪水之災的群眾提供基本的民生保障，甚至無力應對混亂的社會秩序。其希望在豫東扶植一定的地方游擊政權，“以消耗敵人兵力”，不至於使人力物力資源落入敵手。出於這一考慮，程潛甚至曾對彭雪楓前往豫東收拾土匪武裝表示歡迎，但又對中共勢力過度發展保持高度警惕。彭雪楓部力量的展開正寓於變化交錯的整體形勢之中。
在彭雪楓部到達豫皖蘇邊區之前，已有蕭望東等中共將領帶領部隊，在柘城、西華、睢縣等地初步開展游擊活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1938年底，彭雪楓部越過新黃河泛濫地帶，取得竇樓、蘆家廟戰斗等一系列勝利，印証了中共對於即便在“無險可守”的平原亦可開展革命的認知。彭雪楓部主要發展的地區包括以渦河下游懷遠、蒙城，渦河北岸新興集，豫皖交界太康、柘城為中心的地帶，及宿縣、蕭縣等部分縣域，呈現出點線交織、流動分布的特征。
至1940年底，豫皖蘇邊區基本進入發展最盛的階段，彭雪楓部也基本在此立足。該區域有群眾、政權基礎及軍隊經常活動的地區達到14個縣（接近全區域一半），黨直接領導軍隊活動的基本地區人口多達430萬以上（佔豫皖蘇邊區總人口的1/3強）。國民黨方面的報告也反映了其對彭雪楓部發展的驚異：3年來彭雪楓部能改造地形、破壞道路，甚至將原本看似堅不可摧的“堡寨”為自己所用。在渦北書案店、新興集及蕭縣等地，甚至幾乎能夠包辦政權、統合地方武裝。
然而中共在華中地區的發展卻引起了當地國民黨實力派的憂慮，他們一直沒有放棄對該地區的掌控，“清剿”並“重建”該地區成為他們汲汲規劃之事。
豫東、皖北淪陷后，由於國民黨第一戰區軍隊主力大部西撤，新黃河形成后的河南、安徽廣大地區被定位為游擊戰場之一，國民黨軍實際控制能力有限，這為中共游擊部隊的進入提供了契機。程潛就曾抱怨“豫東方面雖有豫皖邊區游擊區之建立，責無旁貸，似應有所施展，而豫省府方面又感鞭長莫及，無所作為，致該區黨政軍不能切實聯系、發生作用”。但是，國民黨也試圖恢復並強化在豫東、皖西北平原的控制能力。早在1939年3月，時任國民黨安徽省主席的廖磊，就對“散布則皖北豫南鄂東無處不有”的新四軍提高了警惕，提議應“詳細規定該軍活動地區界”。廖磊不久后突發疾病去世，由參與隨棗戰役有功的李品仙接任主席一職，並擔任安徽全省保安總司令、豫鄂皖邊區游擊總司令，加大了對鄂豫皖地區中共活動的打擊力度。同年12月，國民黨桂系大員白崇禧電告蔣介石，強調“新四軍彭雪楓部在淮北肆意擴大實力”，希望將之“調歸建制，在指定該游擊區內活動”。
1940年初，何柱國與孫桐萱兩支國民黨部隊被調派重點駐守平漢路以東的豫皖地區，活動范圍分別涉及亳州、柘城、陳州、沈丘，以及扶溝、尉氏、許昌、新鄭等地。平漢路西側豫鄂交界處則有孫連仲、王仲廉、湯恩伯等所轄諸部，主要集中於棗陽、新野、桐柏等地，此外還有不少游擊部隊。何應欽等提出動議，主張以第92軍“進出於渦陽、永城、夏邑、宿縣、肖縣附近，驅逐該地區內之新四軍彭雪楓部后，推進至洪澤湖以北地區，與第八十九軍之一部，協力肅清該地區內非法活動之異黨”。可見，如何應對在豫皖蘇邊區發展的彭雪楓部，早已被提上國民黨方面日程。程潛亦強調，需要將黨政軍力量推行至豫皖邊區。李品仙更是對安徽省境內新四軍可能“奪取皖東、淮北，再進略大別山”耿耿於懷。相關形勢被各方渲染得愈來愈急迫。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在軍事上的各種擠壓措施，使彭雪楓部的進一步發展受到很大限制。
在軍事力量博弈之外，彭雪楓部的發展，對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經濟利益造成了很大威脅，這也是引發雙方沖突的深層次因素之一。淮北地區水系密集，淮河支流與干流向東可與兩淮鹽場相通，向東南則可連通運河河道及津浦、淮南路干線，關聯長江水系及南京、上海等重鎮。長期以來，在河流沿岸、鄂豫皖省交界處，形成了繁榮的商貿傳統。例如，位於渦河、颍河與淮河交匯處的蚌埠、懷遠、正陽關等市鎮，自民初以來就是“皖北、皖西及豫東南廣大地區的貨物集散地”。這對於國民黨而言，是重要的利益所在。新桂系主政安徽期間，沿河各渡口“紛紛設站檢查，設卡收稅”“包庇私運”，各地方勢力趨之若鹜，走私通敵、上下其手的現象層出不窮，被時人稱為“畸形的繁榮”。李品仙更是如此，在若干進出口要道設立守備司令部、商貿企業公司，甚至秘密組織偷販毒品、日貨的經濟集團。1940年下半年湯恩伯率嫡系部隊駐守豫皖地區后，各方為爭奪征稅利益，發生了激烈爭奪，國民黨第五戰區長官李宗仁曾表示“皖北貨檢所是五戰區的經濟命脈，任何人都莫想染指”，其內部“上下交征利”的情況相當嚴重。
能否掌握渦河沿岸稅收的主導權，對於彭雪楓部的生存也堪稱命運攸關。因國民黨政府給養有名無實，彭雪楓部在中共統屬體系中的位置尚不明確，能否獲得充足經費成為該部發展的瓶頸性難題。因此，渦河南岸也是其重點經營地帶。
1939年夏，彭雪楓部進軍淮上，初期發展頗為順利。其注重公平買賣、合理負擔，初步推行統一稅收的制度規范，得到長期受官僚權力壓制的普通中小商人的支持。彭雪楓曾向中央匯報，該地不少地方武裝及商人領袖乃至部分“漢奸領袖”都紛紛前來接洽。不過，這卻侵犯了國民黨方面在該地的既有利益。李品仙派保安縱隊頻頻制造磨擦和沖突，彭雪楓部一度被迫退出淮上地區。翌年夏季，彭雪楓部再次東征淮上，並相對穩定地控制了渦河下游龍亢、河溜地區，補給能力取得相當大的突破。豫南戰役前，彭雪楓部主要稅收即來自該區域，所征數額可達五六十萬元（佔當時全部稅收的60%）。蚌埠西北開辟后，幾乎可以完全控制湯恩伯進口日貨的主要通道，此后在淮上的一年多時間中，彭雪楓部主力每月收入常達數萬元，甚至可以“向延安輸送三十萬元”。雖然國民黨方面來往函電不會明確提及相關內容，但湯恩伯、何柱國等國民黨軍政官員頻繁抱怨中共力量發展及自身經費不足的情況，則屢見不鮮。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在經濟利益上與彭雪楓部的矛盾不斷蓄積，在此后集中爆發出來。
當然，湯恩伯、李品仙等的態度也需要放到華中地區國共關系波動的整體背景下來分析。自1939年底中共確定以蘇北為重心發展華中的方案后，國共雙方圍繞蘇北和皖南兩區展開的博弈不斷升級。以新四軍第4、第5游擊支隊為主體的武裝，在淮河以南的江北地區行動較快。1940年3月半塔守備戰勝利，中共軍事力量得以進一步立足皖東地區，實際上打斷了桂系分布於淮南路附近的部隊與蘇北國民黨軍隊的聯系。國民黨江蘇省主席、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一邊急陳蘇北情形之困難，一邊希望夾擊皖東中共部隊，恢復洪澤湖南北地區，以打通部隊間聯系。且因國民黨內部派系之爭加劇，日軍橫亙其中牽制阻撓，其對蘇北形勢日益感到不安。他甚至認為，中共企圖以蘇北與淮北運西各部“夾攻我省政府及八十九軍，奪取整個蘇北政權”。9月底，他就已經感到難以立足，稱“蘇北局勢嚴重，已達極點”。此后，中共在蘇北發動黃橋、曹甸戰役，加劇了對國民黨的沖擊，眾多地方實力派紛紛提出相對激烈的應援蘇北之計劃。可以說，強制執行江南新四軍北移，和要求分別位於淮北、淮南的李仙洲部及李品仙部迅速東進以打通津浦鐵路兩側聯系，幾乎是同時並行的想法。二者幾乎同時被牽動，似乎勢所必然。
綜合來看，1938年9月彭雪楓部挺進新黃河以東地區，對於“發展華中”戰略作出重要貢獻。但是河南並未如中共所料迅速淪為敵后，彭雪楓部不得不面臨著與敵頑競存的局面。隨著自身力量的發展，其愈發為國民黨地方實力派所忌憚。后者基於實力安全和地區利益的考慮，解決中共問題的意圖日益強烈。1939年以后，隨著華中地區國共關系整體波動，國共武裝之間小規模沖突頻有發生，這是1941年豫皖蘇邊區國共沖突升級的重要背景，也為四師的戰略轉移埋下了伏筆。
二、豫南戰役前后第四師動向
雖然1939年底中原局報請中共中央批准，確定了“向東發展、向西防御”的戰略方針，豫皖蘇邊區主要承擔“向西防御”的任務，但關於四師發展動向的決策仍需根據變動的現實形勢加以具體判斷。其中，日軍進攻動向是影響國共關系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1941年初其豫南攻勢所引發的力量擠迫和流動的系列過程，深刻影響了四師所面對的軍事格局。圍繞四師的發展方向，中共內部各方面進行了進一步分析研判。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變發生，蔣介石基於戰略布局的考慮，並未准備立刻“清剿”淮北中共武裝，只是出於對未渡河的新四軍主力向大別山或豫西地區“流竄”的顧慮，主張對鄂豫皖其他地區新四軍“剿”“撫”並行，主要作戰地境設定為部分重要的軍區交界，如平漢路南段、豫鄂交界的淮河沿線。1月中旬左右，國民黨高層就已注意到日軍擬於華中發動進攻的跡象，故對該地軍事布局持相對慎重的態度。
1月24日，日軍向豫皖蘇邊區國民黨軍發起大規模進攻。幾乎在日軍正式發動戰役的同時，蔣介石給湯恩伯、衛立煌等發出指示，強調敵人攻勢強大，“務希積極准備，不可為敵挾制”，主張採取誘敵深入的方法，“避免與敵正面決戰，而以少數兵力在正面節節抵抗、引其深入，以主力在敵各進路之兩翼側，另以有力一部埋伏其后，待其前進以后，專事切斷敵交通”。26日，湯恩伯指示留在阜陽附近的李仙洲部和豫東地區的何柱國部，分別對渦河南岸和豫皖交界地帶進行分部“清剿”，實則兵分兩路指向中共部隊集中地區，但這一計劃並未成功。就在李仙洲一部向渦河南岸推進時，日軍呂集團以及佐久間部隊分別發動“和號”作戰及“五號”作戰，南下渦河流域，“掃蕩”渦陽、蒙城、懷遠地區。原本在渦陽、蒙城附近的國民黨軍紛紛撤出。在豫南戰場上，國民黨軍丟失了大量陣地，短短5天之內，日軍就陸續佔領了蒙城、汝南、上蔡、正陽、太和等地。2月5日，國民黨59軍與敵激戰兩日后，甚至“自動放棄南陽”。
圍繞著日軍豫南攻勢造成新黃河流域出現的力量空隙，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以劉少奇、陳毅為代表的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就四師的發展方向進行了反復討論。四師在豫皖蘇邊區取得較大發展，增強了其進一步爭取大發展的信心。故自豫南戰役爆發至2月上旬，中共整體上認為“湯李何有受極大損失可能”，這深刻影響了其戰略部署。但中共中央和華中局的考量亦各有側重，對四師的實際戰斗產生了深刻影響。
皖南事變后，毛澤東一度對形勢估計嚴重，作出“堅決、徹底、干淨、全部消滅韓德勤、沈鴻烈部，徹底解決華中問題”的指示。劉少奇、陳毅等卻在初期表現出較為審慎的態度，相對更重視華中根據地整體的力量對比及地方有生力量的安全。早在1月中旬，劉少奇就多次建議以路東為根據地、從而為路西游擊戰的開展提供支持，並提醒中央，若採取軍事反攻，“均無勝利把握，亦無大利可圖”，反對集中華中主力，自彭雪楓區出擊河南。由於蘇聯並不贊成國共關系過早破裂、現實兵力制約等多重因素影響，毛澤東等態度轉向冷靜，明確“政治上取攻勢，軍事上暫時仍取守勢”的總方針。
豫南戰役開始后，駐守新黃河以東的國民黨軍大量撤退，彭雪楓即率部尾隨，向南發展，進入蒙渦地區。面對這一情況，劉少奇致電彭雪楓等，認為“先發制人”之舉不妥。當時該地國民黨軍隊與日軍動向尚不明朗，他擔憂四師的主動突進極易遭到敵方勢力包圍。雖然這在當時尚未發生，但是無意中預言了月余之后，彭雪楓部所處的困境。
2月初，中共高層對豫皖蘇地區形勢估計愈加樂觀，逐漸對四師的積極行動予以肯定。湯恩伯部初期作戰不利，使中共領導人認為國民黨軍可能受到了“極大損失”。毛澤東從國共關系的角度解讀日本突然發動的進攻，認為“此次敵軍進攻規模甚大，戰況激烈，似比宜昌戰役還要大些，完全是蔣、何、白反共計劃召來的”，日軍行動無疑是對國民黨的一種警告，打破了蔣介石的“全部幻想”。中共中央認為，軍事和政治受到打擊的蔣介石，必將放低身段、不惜尋求妥協。由此判斷，抗戰總格局尚未改變、國共關系仍處可控范圍內，也正是中共攻守兼備、發展自身的機會。
2月1日，毛澤東致電華中局，提出以鄂豫陝邊作為華中第一基本戰略區，“由彭雪楓、張雲逸、李先念三地逐步向西推進，以在一年內達到在鄂西、豫西及陝南建立游擊根據地為目的”，作為年度戰略目標。敦促彭雪楓派遣部隊，抓住“日蔣矛盾及目前日寇向豫北豫西進攻機會”，向淮河、平漢間發展，實現新四軍第2師、第4師、第5師的聯動。同日，彭雪楓卻從實際作戰經驗出發，認為不如趁現時有利條件，直接挺進豫西山岳地帶，作為今后發展的基點。毛澤東對此予以嚴厲批評，強調“去豫西、陝西是全面破裂時的事，不是目前的事”，新四軍隻應尾隨敵后，“敵至何處，我新四軍即應至何處”。中共中央高層主要從大處著眼，避免新四軍的發展過分刺激國民黨、同時又能宣傳中共抗戰的重要意義，仍是其反復拿捏、著重考慮的向度。“防止過左的錯誤，但應反對對武裝斗爭與組織我武裝力量的消極與遲緩”，基本上代表了中共中央總體的指導思想。但這一分寸如何具體落實，有著相當大的難度。
而現實中四師的發展，令華中局領導人既意外又驚喜，其判斷又有所調整。在中央批評彭雪楓態度過急之后，華中局卻再度提出，四師應抓緊在平漢路東、新黃河西建立根據地，以准備發展豫西、陝南的任務。
但此時豫皖蘇邊的形勢卻蘊含著不小的危險。國民黨軍撤出渦陽、蒙城，使得渦河、南淝河之間的活動空間變得尤為狹窄，無形中切斷了中共部隊沿渦河的有機聯系。劉震所率四師主力第10旅從河溜、龍亢退出后，向西北穿插較為困難，隻能向西南方向轉移，並到達鳳台附近地區。與此同時，受中共高層緊隨敵后、爭取西進的指示推動，四師整體向西推進，其中第11旅也被派遣南下鳳台以西地區，試圖打通與豫南、淮南的聯系並建立根據地。此時李仙洲所率第92集團軍大部退守至太和、阜陽附近，颍河、沙河所夾地帶。但該處也頗不寧靜，不僅有遭到日軍猛烈炮攻的威脅，而且受到中共部隊繼續南下的影響，加劇了李仙洲對於遭受腹背夾攻的恐懼。隨著中共部隊在該地兵力部署的重心南移，李仙洲部主力反向移動成為必然。
就在2月6日，路西戰場的形勢突發逆轉。或因轉向“南下戰略”后兵力受牽制，日軍突然決定從佔領的縣域撤退。此前的失地為附近國民黨軍繼續接防，“避戰策略”為其贏得保存實力的機會。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豫南戰事似已告一段落，無甚損失”。但如何處理華中地區的國共關系，仍是頗為棘手的難題。皖南事變后，淮北地區、陝甘寧邊區附近國民黨的局部進攻仍未停止，但圍繞是否應繼續擴大反共攻勢，國民黨高層亦出現了激烈的爭論，主要原因應為來自黨外的各方壓力。但實際軍事部署中，國民黨除關注日軍的動向外，始終未放鬆對豫皖蘇邊區之挾制。皖西北始終楔入李仙洲的兵力，提防中共向大別山及豫西地區深入，希圖起到穩固后方的作用，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証。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對自身勢力范圍的變動則更為敏感。為應對日軍的豫南攻勢，湯恩伯曾電告蔣介石，准備將駐守皖西北的李仙洲部調入豫南新蔡，配合打擊沿平漢線北犯之敵，但該想法並未付諸實施，其稱該部不便移動，故渦陽、蒙城地區仍保留了較多國民黨武裝。日軍主力的迅速撤離，也為李仙洲部北上渦蒙地區提供了可能。四師不得不從短暫“敵后”狀態轉為與國民黨的直接正面沖突。
蔣介石幕僚唐縱曾在2月4日推測，日本豫南作戰之目的“不過在打擊我湯恩伯部，同時壓迫我軍不能渡河，使N4A依然殘留於長江流域，操持國共兩軍磨擦之態勢”。日軍作戰或許並非全然為了操縱國共關系，但日本軍事情報部門確實較早偵知國共關系波動的種種事實，如湯恩伯部駐扎河南監視並督促中共部隊執行北移命令、皖南事變后國民黨宣布解散新四軍等，無疑與其軍事選擇有所關聯。就日軍撤出渦河流域后的軍事形勢而言，唐縱所言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事實。
2月7日，中共中央致電華中局，提醒新四軍西進“不宜過猛”。但因彭雪楓部已設法控制新黃河以東地區的現實形勢，此后劉少奇甚至一度設想犧牲一部分以蘇北為發展重心的計劃，“情願減弱皖東北與蘇北的兵力而去發展河南”，對新四軍西進起到較大推動作用。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層級考慮問題的角度有所不同，而且由於各級電報往來存在一定時間差，部分指示相互交錯，使四師在實際中的行動進止、步驟緩急，不乏猶疑之感。
就在華中局提出猛烈向西發展的同時，2月10日，李仙洲部、王仲廉部發起了對四師的反攻，次日即攻陷颍河流域重要城鎮江口集，此后渦河流域的渦陽、蒙城也相繼易手。此種形勢下，國民黨再提中共部隊北移，又引起了毛澤東對於反共高潮尚未下降的警惕。不過他仍然認為李仙洲的進攻“尚無大的企圖”，提醒彭雪楓在相機採取自衛舉措之外，仍應堅持“有理、有利、有節”原則。
但是，此時華中局面臨的形勢則較為嚴峻，其重點經營的蘇北地區也出現了相當嚴重的問題，不僅“皖東北與淮海區頑、匪、偽猖獗已極，我有不能立足之勢”，而且該地區日軍發動快速作戰，攻陷興化、東台等地，並大舉“掃蕩”該處以南地區。此前黃橋戰役中爭取的李長江公開投敵，聯合敵偽“掃蕩”，進一步加劇了蘇北淮海區的壓力。以劉少奇為主要代表的華中指揮部，很快恢復到此前對彭雪楓部所在路西地區的審慎態度，認識到以四師之兵力，必然難以堅持現有的廣大地區，蘇北發生的變動，則蘊含著更大的戰略機遇。權衡之下，其認為鞏固淮海地區、加強相關側翼方是重點。此后，中共中央也調整了“發展河南”的計劃，要求彭雪楓部暫停西進行動。
由此可見，豫皖蘇邊區向西可呼應豫西陝南、向南可接淮南、向東可聯蘇北，在中共戰略格局中處於重要策應地位，如何因應很大程度上有賴於高層的運籌擘畫。中共中央方面看重淮北這一處“地方”如何與全國政治軍事形勢相配合，此前四師西進的發展成果畢竟難以輕易割舍，縱橫捭闔於皖南事變后的政治、軍事全局，更是現實需要。華中地區的領導者也曾積極肯定四師在路西敵后的發展，但他們認為這種發展應當是在有利於保障全區整體利益和軍隊有生力量的前提之下，因此在中央的統籌考量和現實的軍事反饋之間，進行了一定的中和與調整，初步提出了四師在必要時向津浦路東轉移的設想。不過，雙方在鞏固路西、准備路東的總體思路上是一致的。
三、第四師戰略轉移的決策實施
從1941年2月中旬起，四師主要任務從“發展”轉向“反頑”。此后一個多月時間內，國共雙方爭奪的重點仍是渦南地區。四師為堅持津浦路西渡過了極為艱苦的戰斗歷程，對於中共革命的總體布局有著相當重要的配合意義。然而由於戰略轉變稍遲、軍事實力頗有差距、經濟資源補給不濟，這一堅持亦有其限界，因此四師最終實施了向津浦路東的戰略轉移。
豫南戰役后，中共中央對於四師在豫皖蘇邊區堅持作戰，總體上仍抱有樂觀態度，且在一定程度上希望這種微妙的“平衡”能夠在豫皖蘇邊區這一處“地方”得到一段時間的維持，背后有深層次的全局考慮。毛澤東認為，國民黨發動的反共高潮“隻能是其攻勢防御大吹小打，以攻勢之手段達到防御之目的”，彭雪楓堅持渦河西岸、譚希林堅守淮南路東，“以游擊戰抵制反共軍不讓其深入”，同樣是以戰斗求生存、發展，因此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此時的中共也愈發善於從復雜形勢和力量互動中尋找為我所用的契機，加大宣傳、發展統戰等政治攻勢也做得相當成功。蔣介石在淮北戰場的“自造僵局”，反倒為中共在“政治僵局”上與之頡頏博弈增加了分量。
二三月，國共雙方繼續圍繞國民參政會等問題進行談判。毛澤東指出，“華中絕無辦法”、局部沖突尚未停止，是國共若干分歧的重要方面。彭雪楓部仍在淮北渦河、新黃河間堅持游擊戰爭，加緊應對李仙洲、莫德宏、陳大慶等的“小進攻”，更是中共繼續與國民黨談判的堅強注腳之一。在中共提出“解決時局辦法十二條”修改版中，“華北、華中、西北防地均維持現狀”仍為保留的主要一條。在華中地區停止剿共、保持現狀，意味著中共需要堅守正在與國民黨軍爭奪的渦河南岸地區。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對於形勢的判斷氣魄很大，認為這種“拉鋸式的斗爭將持續下去，就是所謂拖，可能再拖一年”，從各地“小打”中看到對手本質上的“無能為力”，從蔣介石的“故作強硬”看到其實際上的“欺軟怕硬”。故更加強調華中的軍事拉鋸，應與抗戰相持階段國共政治博弈相互配合。
但這一時期四師的實際戰斗日益艱難。四師在渦河流域的兵力部署原以懷遠、蒙城地區為重，由劉震率第10旅駐守。該旅為四師主力，人數多達萬余人，在四師3個旅中，武器裝備條件也相對較好。但由於受到敵偽“掃蕩”，兼有西進方略的推動，四師第10旅轉至鳳台以北、西淝河附近，與渦蒙地區部隊均陷入兩頭難以策應的處境，使得具體戰斗中國共雙方兵力對比愈發懸殊。國民黨軍第29軍第21師師長侯鏡如在2月中旬驚異地發現，向來能以少勝多的中共部隊，似乎不堪一擊，此時堅持渦河沿線重要市鎮的四師兵力非常薄弱，整個渦陽城僅有新四軍千余人，且“武器不良、彈藥缺乏”。
自地方軍事布局而言，四師也不佔優勢。李仙洲兩個主力師侯鏡如部、傅立平部與馬彪騎兵團，仍集中精力“清剿”西淝河、渦河至淮上的三角地帶，另一主力師徐梁部從豫皖交界一側加以壓制，何柱國部、孫桐萱部則配合向黃泛區以東推進，東、南兩個方向更有日軍封鎖線及淮河河道之阻隔，實際上從各方面扎緊了渦河以南地帶的口袋。定遠、霍邱、颍上、鳳台、懷遠、蚌埠等淮河流域的重要市鎮，無論在地理還是經濟政治上均為一體，“僅能作進攻地而不能作為困守的重鎮”。借以說明此時地理形勢亦屬准確，相對弱小的四師在行動選擇上受到了相當大的限制，難以自如地採用游擊作戰方式。此時身在蘇北的賴傳珠曾述及彭雪楓部作戰之困，認為其主要問題在於不會“分散游擊”。后來總結經驗教訓時，華中局亦批評四師“沒有集中優勢兵力突破敵人”，未能充分發揮“避實就虛”的靈活性。其實彭雪楓起初在部署堅守渦南時，曾強調“避頑方猛攻猛打之銳氣”，在與國民黨日偽等多方靈活博弈中，維持其生存。自國民黨作戰電報中也可以看出，四師相應的努力對其造成了一定的困擾。但是，此時中共主力主要分布於渦河、西淝河、淮河之間的狹小地區，縱橫僅100裡，回旋余地實在有限。
從對手方面看，相對掌握主動權的國民黨部隊在這一作戰中卻較為慎重。如淮南地區國民黨48軍軍長蘇祖馨稱，應“以游擊對游擊”，打破中共“避實擊虛”的策略。侯鏡如在指揮部隊推進渦河流域作戰時，認為在把握戰機之外，應高度重視“穩扎穩打”。皖南事變后，蔣介石還在擔心如何應對內外多重政治攻勢，因此在淮北戰場國共部隊交鋒初期，主要採取放手態度。由於二三月間湯恩伯部、李仙洲部不斷向蔣介石反饋戰場順利情形，遂使其明確了繼續穩步“清剿”的立場。此后，蔣介石還急電湯恩伯和李仙洲，強調“向東前進不必過急，應步步為營，必須掃清周圍匪部之各種組織，尤須注意其沿途村落之特務與偵探人員，勿被其暗算”。中共原本所擅長的分散游擊、集中殲滅策略，在這樣的情況下運用起來無疑相當困難。
更為關鍵的是，國共雙方爭奪許久的龍亢、河溜等主要進出口貿易稅源地迅速丟失，造成四師出現嚴重經濟困難。早在戰斗開始前，彭雪楓就指出，若出現最壞的結果，即失去來自龍亢流域的稅源，就現有存款而言，部隊也隻能堅持半年左右。甚至國民黨方面也深知該地對於中共部隊的關鍵意義，稱消滅中共重要根據地龍亢、河溜一帶，正是掐斷了“其經濟支援之生命線”，很早即開始部署對此地的軍事“掃蕩”。最終結果亦証明，資源之不濟與四師所能堅持的限度不期然相合。
至3月底，四師在渦南已幾乎難以立足，其所余力量主要分散在渦河北岸仁和集、曹市集等地。雖然彭雪楓此后頻頻致電華中指揮部與中共中央陳述堅持之困難，但中央對於四師東撤津浦鐵路之決斷遲遲未給予明確指示。其對於豫皖蘇區的規劃是四師主力堅持津浦路西游擊，迫不得已時再派少部分至路東整訓，在現有條件下應盡可能利用敵偽矛盾，以“相機游擊”等巧勁爭取最大結果。
中共中央對四師堅持路西一直抱有期待，主要是認為可在渦河南岸建立根據地，動員群眾補充力量。但四師較快撤出渦南，路西易手已無懸念，這多少令中央感到意外。從四師此前3年在渦南發展的基礎來看，在當地建立根據地是有一定條件的。彭雪楓部在豫皖蘇邊區較快的發展，是中共適時抓住戰略機遇期主動作為的重要體現。但不可否認的是，在豫皖蘇邊區，彭雪楓部軍政力量明顯與其覆蓋的人口數量和土地面積不成比例，其部隊的發展，相當時間內處於流動狀態及各方擠壓之中，成效有限。
在豫皖蘇大部分地區，由於長期缺少社會文化教育的建設和引導，一般民眾乃至鄉村文化精英，基本沒有組織起來，救亡意識較為淡薄。部分靠近敵偽據點的地區，因敵人勢力強大，偽化程度較深，民眾抗敵意識模糊麻木。“正統”觀念在整個淮北地方社會有相當大的影響，這是阻礙中共群眾動員的突出心理因素。就軍隊生存而言，豫皖蘇地區自然環境貧瘠脆弱，在敵情、地形和政治關系的限制之下，“平原游擊”經常不得不變化為集中屯扎，增加了籌糧、籌款的壓力。為解決生存問題，彭雪楓部常常採取突擊性“吃大戶”、攤派稅款等方式，而“吃百姓的糧食太多，為某些表示不易負擔”。加之鋤奸、征兵、抽稅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偏向，軍隊與中小地主和普通農民的關系有所惡化。對手勢力因此乘隙而入，散布謠言、假借名義敲詐群眾，兼有敵人不時“掃蕩”，更多的群眾採取觀望態度，這反過來又加重了部隊生存之困難。
在各種勢力交鋒中，中共軍事力量的強弱，即是否能立足並發揮保障作用，是影響群眾態度和統戰效果的關鍵。路西斗爭過程中，四師軍事失利、力量相對弱小，導致大規模發動群眾既不現實、又非常困難。這種印象在當地很多群眾腦海中有所存留，1943年中共准北區委干部江風在路西苗區橋進行調查時發現，“許多人都還懷疑我們到底能否站得住腳”。真正消除群眾對於新四軍“走不走”的疑慮，還是需要軍事力量的保証和戰斗勝利的鼓舞。此外，諸多力量局促於自然經濟條件不佳的渦河、颍河流域，本身就給群眾造成了畸重的負擔，而群眾的支持能力正有其客觀限度。在路西失敗后，華中局對豫皖蘇邊區時期四師的群眾工作提出了較嚴厲的批評，“一般沒有建立深入的基礎，偏重號召與形式，粗枝大葉的工作，而缺少深入的組織工作與教育工作”。因是事后回顧，所言不免過重，但由於上述各種因素的影響，此前四師在發展豫皖蘇邊區時革命理想與現實實踐之間的落差是存在的。
由此看來，四師在干部、糧食、兵源等各項資源上本就難稱余裕，在激烈急迫的戰斗環境中，問題更加凸顯。在路西戰斗期間，彭雪楓頻頻致電華中局和中共中央，希望抽調干部、補給兵力，但遲遲未得到回應。由於皖南事變后總體形勢十分敏感復雜，在既成情況之外調動兵力，難免會牽動各方神經，中共在華中地區的應對上也相當謹慎。劉少奇認為，增援路西反而會加劇與國民黨軍的對峙﹔毛澤東等則反復強調，路西地區問題應獨立解決。與之同時，蘇北地區發生的新波動，使路西戰場受援更加無望。
在兵力方面，根據中共中央軍委對皖北戰場總兵力統計，其中日軍約7000人，新四軍14612人，而國民黨軍兵力多達4萬余人，此外還有部分偽軍。國共雙方總兵力差距巨大﹔日軍數量雖不多，但其作戰能力比較強，故而亦是一股強大的威脅力量。這愈發說明四師兵力之劣勢。加之糧食困難且缺乏休整、訓練，時常依靠抽丁等權宜之舉，四師兵源素質相對下降。因此可以說，當與對手方力量相差過大時，即便是強調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亦有其相當的限界。
豫南戰役后日軍制定了1941年度“利落而有力的作戰計劃”，在豫皖蘇地區實際兵力雖不多，但是相對精銳，憑借對主要交通線的控制，仍能產生相當大的威脅。4月初，渦河沿岸的四師甚至遭遇了敵偽頑三方集中夾擊，有生力量損失甚巨，最終不得不於該月中旬基本退出渦南地區，撤至渦河以北，然而此后更是困難重重。
四師在渦北地區的發展基礎和生存空間也顯得相對不足。豫南戰役前，四師在此僅是據點式發展。1940年底豫皖蘇邊區保安司令耿蘊齋、18團團長吳信容及6旅17團團長劉子仁率部叛投國民黨后，渦北地區的西北方向永城、夏邑等地為國民黨軍控制，東側津浦鐵路附近的日偽勢力又相當強大，濉溪、蕭縣等地“幾乎無日不在戰斗”，四師基本失去騰挪空間。正如彭雪楓所言：“隻以營、連分散在敵據點周圍活動。集中大兵團作戰，除我軍彈藥缺乏外，又因距敵太近，隨時有遭敵、頑夾擊可能。小部隊分開游擊，又因地區太小，兵力分不開，每日均在我地區內打圈子（你來他去），致易遭頑騎接近（因分開戰斗力又減弱）”，國民黨的戰略企圖正是“把我逼到敵人的據點中，利用敵軍來殲滅我軍，以收夾擊之效”，四師試圖分散游擊實則已無可能。
當看到戰場形勢愈發不利，以至於相當程度威脅到四師有生力量時，華中局於4月25日即主張四師主力轉移路東，一些實際已不能戰斗的旅團也逐步開始轉移。中共中央則仍然希望四師能在該地協助阻止反共軍北上、東進。5月初，由於日軍可能進攻陝豫地區的流言日熾，中共中央要求彭雪楓部繼續堅持一月，以發揮一定的牽制作用，四師東撤節奏有所遲滯。但最終該師大部於5月初轉移至津浦路東。
四師堅持津浦路西的斗爭中，全師和地方黨政軍機關傷亡、失蹤、非戰斗減員4000余人，暫時放棄了艱苦創建的豫皖蘇邊區大部分地區，無疑是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這也恰恰說明中共力量的發展有其邊界，而邊界本身隻有在被突破時，才會被呈現出來，四師的轉移即為一例，而自我生存的核心要義是認識邊界。四師東撤前，中共中央就在關於皖北問題的大綱中，明確地指出對於皖北戰略地位的判斷：皖北是敵、友軍斗爭的前線，還不是完全的敵后，所以在敵、友、我三軍的斗爭中，有其伸縮性（豫南戰役前，友軍伸，我軍縮﹔豫南戰役開始后，友軍縮，我軍伸﹔戰役結束后，頑軍又伸，我又縮）。如敵再“掃蕩”時，我軍又可再伸。如敵佔平漢路，該區變為敵區時，國軍大軍在新黃河以東地區不能存在，且與其大后方聯系隔斷，則我才將好轉。暫且隻有拉鋸式的存在和發展。若敵不打通平漢路，皖北不全部變為敵后時，則皖北伸縮性的發展形勢很難變化。行動的邊界不僅取決於行動者，而且亦深深地內嵌於整體結構之中，就國、共、日三方戰略選擇和力量互動的情境，觀察四師在路西的進退，可見偶然之外又有其必然。
當然，此前四師在豫皖蘇邊區的發展基礎，仍為其數月的獨立堅持提供了土壤。李宗仁曾表示，淮北的新四軍即便在作戰相對不利時，仍能“特別注意紀律，日間士兵禁出街市以秋毫無犯為宣傳，頗得民眾歡迎”。在爭奪民心上，四師不乏競爭力，這一點尤為對手所忌憚。彭雪楓在東撤一年后還認為，路東地區因缺乏經受敵人大舉“掃蕩”的經驗，“甚至老百姓連跑反的經驗都不如路西”，流露出對后者的懷念。路西對抗中，國民黨軍部分營或連的軍官表示“多不願打”，作戰意志較為動搖，說明此前針對李仙洲部、馬彪部中下層官兵的統戰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就整個華中地區來看，淮北偽軍工作的開展亦不算晚，彭雪楓曾於1941年初派敵工干部，赴淮上、宿南等地開展敵偽軍工作，這為此后部隊順利跨越津浦鐵路准備了重要條件。此外，部署繼續堅持路西的游擊活動及地下工作，也為日后重返路西奠定了基礎。
四、結語
通過1941年上半年四師進行戰略轉移的起因、決策及實施過程，既可以觀察皖南事變前后國共關系的波動，也可以分析在更長時段中，由於中共力量在豫皖蘇邊區發展所引起的地方力量格局震蕩。在戰略選擇上，國共雙方中央、區域和地方各層級的權衡與判斷各有差異，深刻影響了四師的斗爭歷程。日軍進攻的動向突變作為國共雙方難以預估的變量，深刻規制了雙方的戰略判斷和行動選擇。面對豫南戰役造成的形勢變化，中共內部多有互動，但根本上均立足於中共力量在復雜形勢中的頑強生長。四師主力分割、局促於不利防守的渦河南岸，是意外的無奈選擇，並受到兵力對比、物資、環境等多重限制。總體來看，四師的堅持具有重要意義，實施戰略轉移亦是務實之舉。
四師從豫皖蘇邊區的暫時轉移，並非意味著斗爭的退潮。從整體視野觀察中共革命的發展可知，四師在路西的斗爭與其他地區相互配合，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國共的較量不僅僅在一處“地方”，淮北與淮南、蘇北、山東實為一體，與壓力泵原理類似，豫皖蘇地區國共的激烈交鋒一定程度上紓解了周邊地區的壓力。
就淮北地區內部而言，即便四師東撤后，津浦鐵路兩側依然維系著或明或暗的有機聯系。幾乎在部隊撤離的同時，華中局提出應向西開展游擊、建立路西地委，並加強與路西交界的邊緣區，如宿東、泗靈睢、沱西等地建設。在這一過程中，四師通過加強津浦路西灰色群眾團體的改造、為路西難民提供生計支持、在邊緣區進行水利建設等措施，進行了不少富有創造性的嘗試。路東地區的建設、干部經驗的積累，都為此后四師工作的開展打下了基礎。1944年下半年，隨著全國政治軍事形勢發生較大變化，“發展河南”的戰略再次被提上日程，彭雪楓率領四師重返路西，曾經的豫皖蘇邊區范圍逐漸得以恢復，各方面工作得以繼續開展。
相比於華北，淮北地區中共的斗爭具有明顯的流動性，充滿著諸多“藝術化”的創造，乃至需要作出更多的妥協與調適。總體來看，中共的革命是整體全局中步步落棋，在范圍上適時屈伸，亦能直面敵佔區、游擊區、根據地之間的升降，展現了相當大的策略性與靈活性，四師戰略轉移的過程便是如此，充分體現了中共政治文化的特質。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22年第6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