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紅樓：紅色序章從這裡揭開

北京市東城區五四大街和北河沿大街的交口處，矗立著一座建成於1918年的四層建筑，這裡是當年北京大學文科教室、圖書館和校部所在。因這座樓由紅磚砌筑、紅瓦鋪頂，故被慣稱為紅樓。走進紅樓，我們便會發現，它不僅披著紅色外衣，更承載著紅色歷史、浸染著紅色精神。

1917年，陳獨秀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邀，擔任北大文科學長。紅樓建成后，他就在二層辦公室辦公，這裡也逐漸成為陳獨秀提倡新文化、傳播新思想的陣地。1918年12月22日，陳獨秀與李大釗等人在北大紅樓創辦《每周評論》。在《每周評論》發刊詞中，陳獨秀振臂高呼“主張公理，反對強權”，號召大家追求人類的平等自由。此外，在蔡元培、陳獨秀的支持下，北大學生傅斯年等人於1918年底在紅樓組織發起新潮社，並出版《新潮》雜志。自此，《每周評論》與《新青年》在新文化運動中互為補充、協同作戰，《新潮》雜志則被譽為《新青年》的“衛星”，這些刊物啟迪了人們的思想，激發了人們的斗志，推動新文化運動不斷走向深入。五四運動爆發后，陳獨秀密切關注形勢發展變化，及時提出斗爭綱領和口號，明確宣布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從5月4日到6月8日，他在《每周評論》上共發表文章7篇、《隨感錄》33篇，推動運動朝著正確而徹底的方向發展，他本人也被毛澤東高度評價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北大紅樓一層東南角一間質朴的辦公室裡，放著一本泛黃的台歷，其時間停留在100余年前的1919年5月4日。這裡是李大釗的辦公室。在這間屋內，李大釗思考著中國的前途命運，堅信未來“必是赤旗的世界”。他筆耕不輟，寫下《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經典作品，開始向中國人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大紅樓組織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是中國最早的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之一，為建黨作了重要准備。4月，李大釗在辦公室熱情接待了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一行，並與他充分討論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此后，經李大釗介紹，維經斯基又前往上海，與陳獨秀進行多次商談。在北京和上海，維經斯基了解到中國工人階級的情況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情況，認為中國已經具備建立共產黨的條件，並對李大釗和陳獨秀所承擔的建黨工作給予了很大幫助。10月，李大釗在北大紅樓成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取名“共產黨小組”。同年底，北京共產黨小組舉行會議，決定成立“共產黨北京支部”，由李大釗任書記。北京支部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指導北方地區的工人運動，開展建黨、建團活動，並派專人到濟南、鄭州、天津、唐山等地幫助建立革命組織，起到了北方發起組的作用，推動了建黨事業更上一層樓。

北大紅樓一層圖書館閱覽室是青年毛澤東工作過的地方。1918年10月，毛澤東經恩師楊昌濟推薦，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第二閱覽室擔任圖書館助理員。當時，毛澤東負責登記新到報刊和閱覽人姓名，並管理15種中外文報紙。在這裡，毛澤東如飢似渴地閱讀了大量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時常到李大釗處請教，還加入了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會和新聞學研究會。對此，他曾回憶說：“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有三本書（《共產黨宣言》《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史》）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五四運動后，經過思想上的激蕩與淬煉，毛澤東逐漸成長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1920年初冬，在毛澤東、何叔衡等人的籌劃推動下，長沙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新民學會的先進分子中秘密誕生。

北大紅樓北側的大操場有一個響亮的名字——民主廣場﹔北大紅樓后門外的鐵鐘也有一個響亮的名字——自由之鐘。1919年5月4日，愛國民主的鐘聲在這裡敲響，由愛國學生組成的游行隊伍從紅樓大操場出發走向天安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爆發了！當天，3000余名北京學生齊集天安門前，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誅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口號，沖破反動軍警的阻撓，舉行抗議集會。從紅樓大操場到天安門，短短兩公裡多的路程，在這一天成為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

“星火燎大原，濫觴成瀛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北大紅樓同建黨緊密相關，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也是我們黨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動的歷史見証地，在建黨過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百余年前，紅色序章在這裡揭開﹔百余年后，紅色基因在這裡傳承。北大紅樓歷經風雨滄桑，其所見証的革命歷史，其所積澱的深刻思想，其所孕育的偉大精神，穿越時空、歷久彌新，必將激勵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前赴后繼，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斗！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來源：2023年第2期《黨建》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