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喚“赤旗的世界”——走進《新青年》編輯部舊址

作者:戴菁    發布時間:2023-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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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視劇《覺醒年代》中,有這樣一個鏡頭,青年毛澤東在雨中奔跑,懷裡緊緊揣著一個布兜,生怕被雨淋濕。到了和同學聚會的面攤兒,他興奮地介紹,這個布兜裡裝的是他的寶貝。大家小心翼翼打開一看,原來是陳獨秀先生主編的《青年雜志》。蔡和森說:這可真是寶貝,楊昌濟先生曾多次給我們推薦過,說是找到了救國的藥方。

這本被當時進步青年視為寶貝的《青年雜志》就是后來《新青年》的前身。1915年6月,陳獨秀從日本回到上海,看到國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通過反思辛亥革命的教訓,他認為首先要改變人的思想,必須要辦雜志。陳獨秀找到安徽老鄉、亞東圖書館老板汪孟鄒,請他幫忙辦一本雜志。於是,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志》在上海創刊。

在《青年雜志》的創刊號上,陳獨秀撰寫《敬告青年》一文寄語青年:“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在電視劇《覺醒年代》中,毛澤東還和同學們一起熱議陳獨秀《敬告青年》中關於新青年標准的這段話,毛澤東覺得陳獨秀說的這六條標准還不夠全面,應該再加上一條,即“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

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簡史》中,是這樣介紹這本雜志的創刊意義的:“一場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向傳統的封建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戰的新文化運動由此發端。”

1917年,陳獨秀受聘於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也從上海遷到北京。今天北京東城區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20號(舊時門牌是箭杆胡同9號)就是《新青年》編輯部舊址,也是陳獨秀在北京的舊居。這裡原是一座清代的四合院私宅,南房的三間是陳獨秀及妻子高君曼、兒子陳鶴年、女兒陳子美1917年至1920年間的住房。現在的南房為“陳獨秀在北京”專題展。

陳獨秀攜《新青年》進北京后,刊物由陳獨秀一人主編改為同人刊物,並成立編委會,編委們聚會的地點就在此,這裡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指揮部。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高一涵、沈尹默等都曾擔任《新青年》編輯。

從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號起,《青年雜志》改名為《新青年》。走進編輯部舊址,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由這一期封面構圖而制作的屏風。正是在這一期上,李大釗發表了《青春》一文:“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他提出改良文學的八條建議,鼓吹以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之正宗。1918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上發表了《狂人日記》小說,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白話小說,發出了封建禮教“吃人”的吶喊,對封建社會作了椎骨敲髓的諷刺批判。這部小說是新文化運動中文學革命的重要標志。

《新青年》雜志對當時的進步青年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力和號召力。毛澤東在延安對來訪的美國記者斯諾說:“當我在師范學校做學生的時候,我就開始讀這一本雜志。”1917年,周恩來東渡日本留學,臨行前朋友送給他一本《新青年》,周恩來在其日記中專門提到這件事,“及至到了東京,又從季沖處看見《新青年》的三卷全份,心裡頭越發高興”。被《新青年》雜志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青年人,后來有不少加入了共產黨。

俄國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成為當時中國宣傳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刊物。李大釗是在中國舉起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旗幟的第一人,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從1918年7月開始,他先后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等文章,他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9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開辟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李大釗在第五號、第六號上連載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篇文章,比較系統完整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學說。1920年9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一號改版為中國共產黨上海早期組織的機關刊物,廣泛宣傳馬克思主義。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后,《新青年》改組為季刊,正式成為中共中央第一本機關理論刊物,開始系統傳播馬克思主義,宣傳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綱領和策略,為中國共產黨的建設與大革命高潮的興起作出了貢獻。從1915年到1923年,從創刊到停刊,《新青年》存在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是它見証了五四運動前后新文化運動的蓬勃開展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傳播的歷史過程,出色完成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宣傳信仰和主張的特殊使命,因此在黨的宣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隨著電視劇《覺醒年代》的熱播,如今來《新青年》編輯部舊址參觀學習的青年人絡繹不絕。這座小四合院的中間有一個涼棚,放著一張竹桌,幾把竹椅。牆上是一面浮雕,浮雕上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幾位《新青年》的大編輯們意氣風發、栩栩如生,有的正在慷慨陳詞,有的正在執筆記錄,有的捧著雜志認真審讀。當年的他們,可能正在這裡召開 一場編輯部的選題會,可能正為某一篇重要文章而爭論。在那個風雨如磐的年代,他們為了尋找救國救民之路苦苦求索,作為一名新時代的編輯,我望著這面浮雕,感慨萬千,一種使命感從心底油然而生。

(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