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對群眾工作的認識和思考

“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是我們黨永葆青春活力和戰斗力的重要傳家寶。”新中國成立初期，鄧小平受命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政治委員等職務，主持西南黨政軍各項工作。在此期間，鄧小平堅持黨的群眾路線，積極開展群眾工作，領導開創了西南地區工作新局面。

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關於群眾工作的認識和思考，不僅在當時有力指導了我們黨在西南地區的各項工作，而且對新征程上我們進一步做好群眾工作仍然具有啟示借鑒意義。本文基於相關歷史文獻資料，對此作些梳理和歸納。

01“團結和依靠群眾建設新西南”

新中國成立初期，西南地區所轄的重慶、四川、雲南、貴州、西藏、西康和昌都等省區，地域遼闊，約佔全國總面積的八分之一。面對嚴峻復雜的局勢和繁重艱巨的任務，鄧小平明確提出，要“團結和依靠群眾建設新西南”。

（一）深刻分析西南解放之初我們黨面臨的復雜嚴峻形勢

西南地區地域廣大，地理環境復雜，交通閉塞，少數民族眾多，分布區域廣泛，且大部分處於邊疆地區。由於歷史原因，各民族之間、同一個民族內部之間矛盾眾多，隔閡較深，沖突頻發。較之全國其他地區，解放之初的西南地區敵對勢力更為強大。新中國成立前后，盡管國民黨軍隊在西南地區節節敗退，但蔣介石仍有計劃地置留了大批反動武裝，妄圖把雲貴川康變成所謂“反共復國基地”。

這些殘余反動分子與土匪、惡霸勾結在一起，瘋狂進行破壞活動。他們還在西南各族人民中制造大量的反共宣傳，造成了社會思想的混亂。加之國民黨政府長期對西南人民進行壓榨盤剝，留下了一個經濟萎縮、物資匱乏、物價飛漲的爛攤子，失業人員眾多，幫會組織猖獗，社會秩序十分混亂，人民慘遭飢餓、瘟疫和死亡等威脅，生活痛苦不堪。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建立、鞏固和保衛新生的人民政權，維護社會秩序，恢復和發展生產，保障人民生活，繼續支援解放戰爭，對主政大西南的鄧小平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挑戰與考驗。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今后的斗爭要比普通的軍事斗爭復雜與艱苦得多，不是打幾個沖鋒就能解決問題的。”

（二）清醒地認識到當時我們黨以及新生的人民政權在西南地區力量較為薄弱的實際情況

面對復雜嚴峻的形勢，鄧小平領導的西南局將建立和鞏固人民政權放在首要位置。進軍西南之前，為補充地方工作所需的干部缺額，中共中央組織部決定由華北局、華中局、西北局和山東分局調配、招收 3.8萬名干部隨二野大軍進軍西南。但由於各解放區所需的干部均缺額較大，一些原抽調給二野的干部又補充到了其他新解放區。

面對這種情況，1949年 7月，鄧小平在二野前委會議上提議組建西南服務團，並得到與會代表的一致贊同。隨即，西南服務團從新解放區招收了 1萬余名青年知識分子補充干部隊伍。但是，與需要承擔的任務相比，我們黨派駐西南地區的干部隊伍人員仍然不足，力量也相對薄弱。鄧小平就指出：“這次去西南，主觀力量從上到下都不夠強，數十萬軍隊除外，各地集中的縣級以上干部約一千二百人，區村干部約五千人，共六千二百人，比一千二百萬人口的江西省配備的干部多不了多少。”

即便將當時西南地區所有原地下黨員、游擊隊以及剛剛參加革命工作的學生計算在內，干部數量依然不足。不僅如此，不少干部還存在能力不強，甚至有一些錯誤傾向等問題。比如，有的干部由於文化水平較低，難以適應城市工作需要﹔有的干部思想落后，出現享樂思想和無組織無紀律的現象﹔有的干部則對新形勢與新任務認識不清，等等。

1950年 1月 4日，在重慶市軍管會第一次接管干部代表會議上，鄧小平告誡全體同志：“必須准備在一兩年內不要想過好日子”，“我們不但要養活自己，而且要養活別人。而我們的干部很少，攤子還沒有擺開，工作還沒有下鄉，今后的困難是很大的”。因此，為了在地域遼闊、人口眾多且情況復雜的西南地區徹底奪取解放戰爭的勝利，鞏固人民政權，改善人民生活，就必須改變“廣大的基本群眾尚待發動”的局面。

（三）強調要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建設新西南

人民群眾是黨的力量之源。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就認識到，要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必須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帶領群眾共同奮斗。早在抗戰時期，鄧小平就極為重視人民群眾在革命戰爭中的作用，提出“敵我斗爭的勝負，決定於人民”的論斷。在解放西南的過程中，鄧小平多次強調，取得政權以后我們更要依靠群眾，任何時候都要把群眾利益放在首位，從人民群眾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在進軍西南的干部會議上，鄧小平明確要求，必須掌握“依靠西南人民”這個法寶，老解放區干部和部隊干部都要“抱著為人民服務的態度去工作”，避免命令主義的錯誤作風，同時注重從本地發現積極分子、培養新的干部，“西南人民的徹底解放，隻有依靠他們自己的力量”。為此，1950年 1月 17日，鄧小平在二野團以上干部會議上講話時，提出了“發動西南七千多萬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眾”的政治任務。

7月 1日，在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軍區召開的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 29周年大會上，鄧小平再次強調依靠群眾建設大西南的必要性，明確提出，要完全肅清土匪特務，清除封建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要“緊緊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少數民族和其他愛國分子，緊緊地團結群眾和依靠群眾，共同努力克服困難，穩步地建設新西南”。

鑒於城市在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中的重要作用，鄧小平特別重視聯系和依靠工人階級。他認為：“沒有工人群眾，我們的工作是做不好的。如果我們不去依靠工人階級，那就是一個根本的思想問題。”在鄧小平和西南局的統一領導下，西南各地各項工作緊密聯系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為接下來西南地區經濟社會秩序的恢復與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02“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須符合人民的利益”

為了誰是一個根本性問題。主政西南時期，鄧小平領導西南局堅持“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須符合人民的利益”，把保護群眾利益作為群眾工作的重要著眼點，及時恢復和發展生產，重視人民當家作主，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

（一）以群眾的需求為出發點，及時恢復和發展生產

西南解放后，百廢待興、百業待舉。經歷了長期戰爭的西南人民，極度渴望安定和平的生活。為此，鄧小平以群眾的需求為出發點，把穩定物價和建設交通網作為兩個重要抓手，努力恢復和發展生產，保障西南人民正常的生產生活條件。

整頓金融市場以穩定物價，是恢復和發展生產，安定人民生活的關鍵。如果物價問題得不到妥善解決，會導致市場秩序混亂，引發人心波動不安，發展生產和復興經濟都會無從談起。解放之初，西南地區的金融市場混亂、物價波動等問題較為嚴重，阻礙了廣大人民的正常生產生活的開展。穩定物價，成為人民群眾的殷切期盼。

鄧小平對此指出：“我們從入城那天起，就應把領導精力轉向城市，著手整理和迅速恢復被敵人破壞的人民經濟生活，穩定金融市場。”重慶是當時西南地區的經濟中心，因此，整頓重慶的金融市場，穩定重慶的物價，對於整個西南地區經濟的全面恢復具有關鍵意義。而在當時，由於金融投機分子瘋狂倒賣銀元，重慶的銀元價格上漲，物價隨之全面大幅上揚。

1950年 2月，重慶市場物價漲風突起，當地物價水平甚至超過了一些沿海大城市。鄧小平對此指出：“如果不能穩定物價，我們就要脫離群眾”。隨即他領導西南財委，採取加強市場管理、嚴格打擊投機活動、發揮國營商業的主渠道作用等多種措施平抑物價，促使與人民群眾基本生活密切相關的商品價格逐步穩定下來，保障了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

西南地區自古以來交通閉塞，給當地人民的日常出行和物資運輸造成很大影響，嚴重制約了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新中國成立后，主政大西南的鄧小平高度重視發展西南地區交通網，加強各地聯通，將建設成渝鐵路作為帶動西南地區發展、推動新中國建設的重要突破口。

1949年 12月 31日，鄧小平在西南局常委辦公會上指出：“以修建成渝鐵路為先行，帶動百業發展，不但可以幫助四川恢復經濟，而且可以爭取人心，穩定人心，給人民帶來希望。”他認為，成渝鐵路的修建，“對西南和四川人民來說，都是一件大事，政治上和經濟上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1950年 6月，成渝鐵路全線開工，並於兩年后竣工。成渝鐵路的開通，為西南許多工業企業發展找到了出路，加強了西南地區人民同外界的溝通與交流。此外，在鄧小平的正確領導下，西南的貨幣、糧食、稅收等工作均由最初的困難重重、步履維艱逐漸轉向平穩有序、積極發展。

（二）聽取群眾呼聲，反映群眾意願，保障人民當家作主

新中國的成立，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標志著中國人民開始真正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為更好地聽取群眾呼聲，反映群眾意願，鄧小平領導西南局按照黨中央的各項指示精神，保障人民當家作主，認真思考和分析了在西南地區如何建設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制度、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等重要問題。

在鄧小平看來，各級各界代表會議是聯系群眾最便利、最主要的方式。1949年 12月，鄧小平等先后分別主持召開工人、青年、婦女、文教等各界代表座談會，向他們介紹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聽取他們對接管城市、改造城市、建設城市等問題的意見和建議。鄧小平強調：“無論城市農村，均須注意團結大多數人的工作，迅速與各界見面，盡快地籌備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

在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召開時間、內容及其形式等問題上，鄧小平提議：“各界人民代表會不僅要認真地開，而且要經常地開。各縣三個月一定要開一次，甚至兩個月開一次，內容如征糧、剿匪等都可以，這樣才能團結更多的人士。”“譬如學校可以開學生代表會議、教員代表會議，縣裡可以開各界代表會議，區鄉可以開農民代表會議。”

在少數民族民主建政問題上，鄧小平力持謹慎和穩妥的態度，提出西南各族各界都要召開人民代表會議，“讓代表們來討論各少數民族人民自己的問題”，在尊重少數民族意願的基礎之上進行改革，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西南局的統一領導下，各少數民族地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紛紛建立起來。通過座談會、協商會、聯歡會等形式，我們黨廣泛團結了各少數民族，制定的城市接管、征糧、剿匪、減租、退押等各項大政方針得到廣泛擁護和迅速貫徹，並順利轉化為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保障了各少數民族人民當家作主。

（三）順應人民群眾的期盼，穩定維護社會秩序，保障改善民生

西南解放之初，土匪作亂、毒品泛濫等問題嚴重破壞了社會秩序，直接威脅著新生的人民政權。1950年 8月 26日，鄧小平在中共西南軍區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提出：“清匪、反霸、減租、退押運動是西南斗爭中的‘淮海戰役’。”其中他又把剿匪作為首要問題，指出：“剿匪已成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務，不剿滅土匪，一切無從著手。”

為迅速扭轉匪患嚴重的局面，西南局及西南軍區部署人民解放軍迅速由戰斗隊變為工作隊，一邊戰斗，一邊開展群眾工作，進行剿匪平叛的斗爭。1950年，西南共殲匪敵 85萬人，為恢復和發展生產提供了安全的環境，保証了西南軍需民食，也為穩定市場物價和恢復發展經濟、鞏固政權創造了必要條件。為保護人民群眾身體健康，淨化社會風氣，在鄧小平領導下，西南局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了禁煙措施，先后頒布《關於禁絕鴉片煙毒的實施辦法》《西南區禁絕鴉片煙毒治罪暫行條例》，有力地推動了禁毒運動的開展。

同時，鄧小平十分重視解決與人民基本生活密切相關的就業、勞資關系、教育、衛生等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針對性、指導性的重要意見。比如，在城市失業者的就業問題上，鄧小平主張分散解決城市失業難題，對國民黨政權遺留的文教、公務等方面人員，“採取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的辦法”。在勞資問題上，鄧小平不僅積極落實“調節勞資、兩利兼顧”的政策，而且將勞資雙方訂立集體合同視為解決勞資糾紛問題的重要方式。

在保障西南少數民族群眾生活問題上，鄧小平把教育作為治本之策，推動民族地區教育事業的恢復和發展，要求“迅速創辦民族學院，吸收一些青年進民族學院深造” ，提高少數民族青年的文化水平，同時從少數民族急需的醫療保障著手，提出“培養少數民族醫務干部，同時可以針對各地區特殊疾病訓練專門的醫務人員”。

為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在鄧小平的帶領下，西南地區開展了大規模識字運動和工農干部文化補習的業余教育，創辦工農干部文化補習學校（班）、工農速成中學、工農業余學校。此外，按照鄧小平和西南局的指示精神，西南各地還在改造娼妓、收容救濟游民乞丐等方面採取了一些改革措施。經過兩年多的艱苦斗爭，大西南的形勢穩定了下來，社會秩序逐步好轉，人民生活得到明顯改善。

03“我們的工作態度是實事求是，老老實實”

實事求是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們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主政西南時期，鄧小平強調：“我們的工作態度是實事求是，老老實實”，無論是做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工作，“都應該採取這種態度”。

（一）群眾工作要重視調查研究，掌握實際情況

調查研究是我們黨在長期的革命實踐和斗爭中形成的優良傳統，也是我們黨的事業不斷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寶。鄧小平尊重實踐，堅持實事求是，及時聽取群眾意見，注重從群眾的工作生活實踐中總結經驗，吸取智慧。

比如，團結少數民族是穩定西南必不可少的工作。鄧小平指出：“少數民族問題，在西南來說是很重要的。”西南地區是我國少數民族最多、情況最為復雜的地區之一。不同民族之間文化差異大、隔閡深，且多分散在幾千公裡的邊境線上，調查聯系的難度大。在還未進入西南之前，鄧小平和劉伯承就主持二野前委下發《關於少數民族工作的指示（草案）》，要求全軍積極宣傳黨的民族政策，認真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尊重少數民族風俗和宗教信仰，為部隊進入西南民族地區作好准備。為消除民族之間的隔閡，宣傳黨的民族政策，中央決定組織中央民族訪問團，深入各民族地區進行訪問。

1950年 6月，鄧小平在歡迎中央民族訪問團大會上，詳細介紹了西南地區民族工作開展的狀況和面臨的問題，要求西南地區干部配合中央民族訪問團，深入調查研究各少數民族的生產、生活狀況及社會制度和風俗習慣，宣傳黨的少數民族政策。他一再對隨訪問團下去調查研究的干部強調：“所有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個原則，就是同少數民族商量。”這次較為全面系統的調查研究，基本上摸清了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基本情況，為西南局正確處理少數民族問題提供了可靠的決策依據。

在和平解放西藏問題上，鑒於民族、宗教等問題的特殊性、復雜性，鄧小平指出：“西藏問題（包括對於散布在西康、川西北及雲南境內的藏族問題）的許多政策，尤其是政教問題，必須多方調查，提出具體意見，獲得解決。”根據鄧小平的指示，擔負進藏任務的第十八軍黨委成立西藏問題研究室，邀請熟悉西藏情況的專家學者，專門搜集整理關於西藏情況的資料，為進軍西藏提供了重要參考。

（二）群眾工作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按照人民群眾實際需要制定政策和方案，是做好群眾工作的重要方式。主政西南時期，鄧小平堅持從西南的實際情況出發，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制定切實可行的方針政策。

大西南是國民黨逃離大陸前最后控制的地區，也是國民黨死守的重點之一。1949年 12月底，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南的大規模戰斗結束后，面對西南地區復雜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民族環境，鄧小平等領導人沒有簡單照搬其他大行政區已有的條例迅速成立軍政委員會，而是根據西南地區的實際，先實行軍事管制，做好接管城市、建立人民政權等工作。同時，逐步籌建和設置財經、文教、檢察等內部組織機構。經過艱苦的接管和剿匪工作，西南地區局勢基本得到穩定，西南軍政委員會遂於 1950年 7月正式成立。

面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存在的一些特殊問題，鄧小平指出：“我們對少數民族地區確定了一個原則，就是在漢族地區實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經濟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數民族地區去，要區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數民族地區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

比如，當時我們黨已經確定了在少數民族地區暫不實行減租、土改的方針，但是貴州苗族群眾迫切地要求實行減租、土改。對此，鄧小平進行了細致地分析，指出這是因為“貴州苗族中地主很少，他們絕大部分種漢人的地，而且是山坡地”，“如果不允許他們實行減租、土改，那就是大漢族主義，就是不直接照顧他們的利益”，但是如果一刀切地實行，“可能苗族上層少數地主分子不贊成”。

於是，西南局對苗區土改作了特殊規定：“凡是種的土地是漢人地主的，就實行減租、土改，而種的土地是苗族地主的，就不實行減租、土改，由他們本民族慢慢地採取協商的辦法去解決。”這樣既照顧了少數民族貧雇農的要求，也受到少數苗族地主的歡迎。西藏是藏族聚居的少數民族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上均有特殊性。在解放西藏的問題上，鄧小平認為，進軍西藏，不僅要糧草先行，更重要的是政治要先行，提出了“政治重於軍事，補給重於戰斗”的方針。

針對西藏民主改革問題，鄧小平主張採取“慎重穩進”方針，“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人民有所要求時，亦將根據協議所定，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鄧小平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充分注意少數民族地區具有的特殊性，結合不同少數民族的特點和條件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開展工作，實現了西南各民族的解放，開創了各民族平等、團結的新局面。

（三）群眾工作要立足西南，同時著眼於全國大局

主政西南期間，鄧小平善於從戰略全局的高度認識和處理問題，在錯綜復雜的矛盾中將西南的工作與全國的工作聯系起來，為全國其他地區提供了可供參考的工作經驗。

1949年 9月 20日，在二野及赴西南做地方工作的區、營級以上干部會議上，鄧小平強調了建設大西南之於鞏固人民政權、建設新中國的重要性。他指出：“西南人口七千萬，是全國戰略的大后方，建設條件也很好，是將來的大工業區之一”，引導廣大干部充分認識進軍大西南對於鞏固和發展人民政權的重要戰略意義。

在少數民族問題上，鄧小平認為，西南少數民族的人心向背對新中國政權的鞏固、邊防的建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少數民族問題解決得不好，國防問題就不可能解決好。因此就西南的情況來說，單就國防問題考慮，也應該把少數民族工作擺在很高的位置”。

根據《鄧小平年譜》《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等相關內容，自 1949年 12月至 1952年 7月，毛澤東對鄧小平所送文件進行了多次批示。其中大多文電被批轉至中央局、全黨和全國其他行政區，涉及到的許多典型措施和成功經驗成為各地認真研究或參考借鑒的對象。比如，1950年 11月 7日，鄧小平致電毛澤東並中共中央，報告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情況。

根據在貴州、雲南等苗族、彝族、漢族雜居地區實行土地改革的經驗，鄧小平認為，要在民族雜居地區實行土改，必須具備下列兩個條件的地區才能實行：“第一，認真實行了區域自治或聯合政府（在縣聯合政府下，也有區鄉的區域自治）。第二，必須是少數民族人民大多數贊成，自己舉手通過。在步驟上，應堅持先漢后彝，以促進彝族人民的覺悟。如果少數民族人民不贊成在那一地區，甚至不贊成在那一家實行時，即應堅決不實行”。

毛澤東批轉了這份報告，並在給華東局、中南局、華南分局、西北局的電報中指出：“我們認為鄧小平同志在這個報告裡所提的各項意見都是正確的，請你們注意研究，在你區有可採納者則酌量採納之”。從毛澤東對鄧小平的電文批示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鄧小平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正是由於鄧小平以戰略眼光、戰略思維和戰略意識謀劃西南地區工作，使西南局的諸多工作計劃、工作方法以及工作經驗走在全國前列，因而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認可。

04“穩步地進行黨的建設工作”，密切聯系群眾

加強黨的建設是黨的光榮傳統和成功經驗。面對“把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把新民主主義社會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新任務，如何進一步加強黨的建設，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糾正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傾向，密切同人民群眾的聯系，成為擺在鄧小平和西南局面前的重大課題。

鄧小平在借鑒革命戰爭時期黨的建設基本經驗基礎上，提出要“穩步地進行黨的建設工作”，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在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等方面作了富有成效的思考與探索。

（一）突出強調黨的思想建設，批駁脫離群眾的錯誤思想傾向

加強黨的思想建設，是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不斷提高自身戰斗力的重要保証。主政西南時期，鄧小平突出強調黨的思想建設，反對和糾正黨內出現的各種脫離群眾的錯誤思想傾向。

解放重慶等西南地區大中城市以后，部分黨員干部在勝利面前未能經受住“進城”的考驗，“以為全國勝利了，我們就可以坐著享福了”，出現了喪失理想、輕視工作、貪圖享受、鋪張浪費等問題。針對功臣思想、享樂思想、脫離群眾思想等錯誤傾向，鄧小平等西南局領導人先后發出《二野前委關於克服享樂思想，迎接新任務給杜義德同志並川南區黨委的信》《克服享樂思想，以迎接新任務的指示》，其中尖銳地指出：“部隊現在正發展著享樂思想，值得所有部隊引起嚴重注意。”

鄧小平認為，要糾正享樂思想，各級干部要嚴於律己，率先垂范，明確部隊的新任務“就是擔任地方工作”，要在不斷克服困難中逐步完成剿匪反霸、減租減息、土地改革等工作，告誡大家“有了新的任務，大家忙於工作與斗爭，較之靜止的整訓，也更容易使部隊進步”。

為進一步糾正和克服黨員的錯誤思想及違法亂紀行為，1950年 5月，鄧小平為西南局、西南軍區黨委起草了《關於干部整風的指示》。該指示要求各地整風必須與實際工作密切聯系，根據“懲前毖后”與“治病救人”的方針，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為此，1950年 5月至 10月期間，西南地區各級黨組織按照鄧小平和西南局的部署，採取自上而下，分級召開干部會議等方式，開展了一次以各級領導干部為重點的黨內整風教育。通過這次整風，黨員干部身上存在的錯誤思想傾向和貪污腐化、違法亂紀問題得到了糾正和處理，為我們黨領導恢復西南地區經濟社會秩序和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奠定了重要保障。

（二）把黨的組織建設放在突出位置，注重增強黨的組織力

黨的組織建設是黨的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主政西南時期，鄧小平積極謀劃黨的組織建設，不斷提升黨的領導能力，保持了黨組織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樹立和維護了黨組織在群眾中的形象，贏得了人民的信賴和擁護。

第一，積極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增強干部之間的團結，提升黨對群眾工作的領導力。當時我們黨在西南地區的干部，有的來自軍隊，有的來自地方，有的來自外地，有的來自本地，而來自外地的干部也是從四面八方匯集而來，帶來了全國各大解放區的不同經驗與作風，在思想認識、工作方法、生活習慣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差別，引發了工作中的一些矛盾與問題，沒有形成領導群眾工作的合力。

鄧小平十分重視黨內干部的團結問題。在他看來，要防止出現干部之間不團結的問題，展現黨的先進性，樹立黨在群眾中的良好形象，主要辦法就是加強思想教育，堅持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部隊與地方、外來干部與本地干部，雙方都要看自己的缺點，把批評與自我批評結合起來”，“抱著把事情搞好的態度去工作，不應計較地位”，不能擺資格、鬧山頭，“做到在思想上‘會師’ ”，不斷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針對“有的同志怕把表現不好的黨員公開出來”的情況，鄧小平強調，“讓群眾來監督批評，隻有好處，沒有壞處”，倡導在城市、鄉村、工廠、機關的黨員干部都要勇於接受群眾的監督批評。

第二，整頓西南各地原有的黨組織，保持黨的純潔性，為開展和領導群眾工作奠定組織基礎。進城之初，西南地下黨員約有 5.6萬人，他們中不少人是“出身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農民成分的黨員，有大量的新黨員，他們具有革命的熱情，但不懂得革命理論和方法，他們對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或者一知半解或者不知不解。甚至有少數黨員品質惡劣，缺乏對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群眾的感情，他們的行動不但脫離了群眾，而且損害了黨的威信”。

為解決西南各地黨組織思想不純、組織不純的問題，鄧小平要求黨員干部緊密聯系群眾，根據群眾運動的實際反映來檢查各級組織和每個黨員的立場觀點和工作作風，摒棄各色各式的機會主義和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清洗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和投機分子。從 1950年下半年起至 1951年底，西南地區各級黨組織通過開展思想政治教育、開辦黨員訓練班以及結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運動鍛煉和考驗黨員。經過整頓、清理和教育，絕大部分黨員的政治思想覺悟和思想理論水平得到提升，成為我們黨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建設新西南的骨干力量。

（三）高度重視黨的作風建設，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黨的作風問題關系著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主政西南時期，鄧小平高度重視黨的作風問題，反復強調要繼續發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隨著外部形勢的變化特別是革命的勝利，部分黨員干部開始滋生貪圖享受、爭名譽、鬧地位、鬧待遇等不良風氣。對於這些不良風氣的危害，鄧小平深刻指出，官僚主義“是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的，就必然要使我們的事業受到損失，並使下面工作的同志遇到難以想象的困難” 。如果不克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關門主義，我們黨將“不但脫離群眾，損害革命工作，完成不了任務，而且會給敵人以可乘之機”。

加強黨的作風建設，必須要堅持和發揚謙虛謹慎和戒驕戒躁的優良傳統。鄧小平要求黨員干部，“必須經常警戒自己脫離人民群眾的危險性，必須經常注意防止和清洗自己內部的尾巴主義、命令主義、關門主義、官僚主義與軍閥主義等脫離群眾的錯誤傾向”，防止“第一是我，第二是群眾”的錯誤思想。關於為什麼工作中會出現錯誤？鄧小平認為，這是因為忘記了“我們的任務、政策必須是‘從群眾中來，而又到群眾中去’﹔一切必須來自群眾，但同時又必須加以集中、批判和提高，再回到群眾中去”。

關於如何判斷一個黨員干部在工作中是否有錯誤？鄧小平明確指出：“主要看他在工作時是否聯系了群眾，是否依靠了群眾。”關於有錯誤應該怎麼辦？鄧小平強調，我們應該勇敢地糾正自己的缺點，“要善於聯系群眾、發動群眾並依靠群眾，善於同敵人作斗爭、特別要善於對付那些狡猾的敵人，善於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去反對主要的敵人”，“必須用心傾聽人民群眾的呼聲，了解他們的迫切需要，並幫助他們組織起來，為實現他們的需要而斗爭”。隻有這樣，才能當好人民的勤務員，夯實黨的執政基礎。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時代賦予黨的工作任務在變，但不能變的是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主政西南時期，鄧小平從西南地區工作的具體實際出發，不斷總結實踐經驗，對黨的群眾工作進行了深入思考，並對如何做好群眾工作給予了指導，領導西南地區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在情況復雜、矛盾交織的條件下鞏固了新生人民政權，穩定了社會秩序，恢復和發展了經濟。重溫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對群眾工作的認識和思考，對於我們今后進一步做好群眾工作，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作者：史會景，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