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感召和理論偉力

顧海良，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要：黨成立之初就堅信，隻有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后，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才可能變為現實。新中國成立后，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是對社會主義道路作出的居於首要位置的戰略擘畫，成為黨始終肩負的歷史使命。新時期“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的提出及其“核心”地位的認識，集中體現了黨的歷史自覺和時代擔當。新時代展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境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的歷史進程，激奮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面躍升。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提出的“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思想，是黨的歷史主動和歷史自信、時代擔當和崇高理想的宣示。從中國國情出發，與中國歷史文化深相結合，走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道路，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基本原則和要求，也是中國式現代化選擇的根本立場和原則。

關鍵詞：四個現代化﹔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現代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的報告，是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是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性文獻。這一報告展現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系列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升華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境界。習近平從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高度，對黨的“中心任務”作出新的論斷，強調“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新的論斷凸顯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感召和理論偉力。

一、以現代化為指向的中國革命和建設道路的探索

鴉片戰爭之后，由於封建專制統治的腐敗和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中國山河破碎、戰亂不已，人民飢寒交迫、備受奴役。近代以來無數仁人志士進行了艱難探索，為民族振興上下求索、奮斗不懈。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中國人民在救亡圖存斗爭中頑強奮進的必然。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百年砥礪前行，為實現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共同富裕兩大歷史任務接續奮斗。

20世紀20年代初開始，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前，面對中華民族危亡和經濟衰敗的現實，中國思想界幾度圍繞“以農立國”和“以工立國”及其關系進行論爭，希冀找到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道路。“以農立國”論者認為，“工國運命，已瀕厄境。若尚趨赴，何異自蹈陷阱中乎”，“以農立國”可以避免西方工業化國家生產過剩等諸多弊疾﹔加上“中國有長遠之農史，廣大之農地，良善之農民”[1]769-770。“以農立國”論出現伊始，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家就提出質疑，對此作出嚴厲批判。

在這一批判中，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工業化-現代化問題的最初見解，實際上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關於“工業立國”和現代化問題的基本主張。在對資本主義工業化弊端和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問題認識上，楊明齋提出，歐洲各工業國中出現的貧富懸殊現象，使得“勞資兩階級相對如寇仇”，但這“並不是工業生產的病，而是分配和財產權制度的病”[2]197。惲代英提出：“國家握大工業之權，自能吸收小工業而完成共產，用交通及其他如電化之類，則可聯絡各種獨立事業，使成為互相倚賴，而同時使工人集中，且加增其經濟地位上的重要。”[3]84在對中國工業化道路選擇問題上，瞿秋白針對當時中國社會現狀分析中指出：“中國的經濟沒有一個獨立的前途，而只是在變成帝國主義的完完全全的附庸。隻有工農革命的勝利，方才能夠解放中國，使他在無產階級的統治之下，用極快的速度，實行社會主義的工業化。”[4]764在舊中國腐敗的政治社會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甚至連啟動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的可能性都不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申報月刊》發起的關於中國現代化問題的探討，成為中國思想界對這一問題認識的縮影。1933年7月，《申報月刊》出版“中國現代化問題”特輯，中國對“現代化”及“工業化”意義作出專門探討。這一探討中更多的觀點，顯然受到中國共產黨相關思想的間接地或者直接地影響。

在對中國現代化“先決問題”的探討中，有撰稿者依據唯物史觀的基本思想提出：“中國現代化的困難和障礙，並不如一般人所說的是缺乏資本與新式技術，而很明顯的是國際帝國主義者，帝國主義的依生者，封建勢力的余孽以及那些‘佛乘飛機’之西學為用的中西文化融和論者。”其中特別提到：“帝國主義的依生者，為軍閥官僚，買辦階級之類，因為是寄生於帝國主義之上的，所以也隨著帝國主義者為中國現代化的障礙物。隱蔽於殘存封建勢力如下的土豪劣紳，甘地之‘手搖紡機’的崇拜者以及‘佛乘飛機’的中西文化調和論者，也都是在中國現代化路上所該鏟除的障礙物。”[5]3-4顯然，這些深受中國共產黨相關思想和理論影響的觀點，成為這次探索的最為顯著的話語特征。

“社會主義式的‘中國現代化’”的主張，是這次討論的重要話題。有撰稿者鮮明地提出：“中國現代化的方式應當採取社會主義的。要在有組織的生產，很公允的分配，使‘勞力’與‘資本’站在平等的地位‘。資本階級’合‘勞力階級’的劃分，須積漸劃除﹔私有財產制度亦應逐漸改革。於不破壞社會秩序之范圍內，推進社會主義式的‘中國現代化’。”[5]6-7甚至還提出，選擇“社會主義式”現代化方式和道路，就要“真正使中國的經濟結構成為社會主義的，那它的先決條件也就不得不是：（一）排斥帝國主義在華一切勢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二）消滅帝國主義在華的工具。”在這兩個條件未能達到之前來談中國現代化問題，隻能是“紙上談兵了”[5]10。

在《申報月刊》“中國現代化問題”特輯的眾多探索中，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工業化和現代化思想觀念和話語特征的影響。無論是“中國現代化”，還是之后中國共產黨的“四個現代化”“中國式的現代化”等等，都植根於中國國情這一豐潤的思想沃土之中。當時有的撰稿者深有感觸地提出：“中國問題是世界問題的樞紐，中國問題而得解決，世界破曉之期當亦即在目前。那末，為了自己，為了民族，為了世界，為了歷史的前途，中國人應該怎樣地努力呵！”[5]73

中國共產黨始終堅信，隻有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才可能變為現實。1949年3月，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分析工業化向現代化進展的條件與基礎時認為，在“中國已經有大約百分之十左右的現代性的工業經濟”的基礎上，是能夠“取得使我們的農業和手工業逐步地向著現代化發展的可能性。”同時，“佔國民經濟總產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6]1430。毛澤東提出的“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6]1437的思想，繪制了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最初路線圖。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走過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在這一偉大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中，以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為標志的探索正式啟程。1954年9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詞中，毛澤東提出了“准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7]349-350的發展道路的構想。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肩負的歷史使命，也是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道路作出的居於首要位置的戰略擘畫。

在這次全國人大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把我國建設為強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工業國家”問題，強調“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后和貧困，我們的革命就不能達到目的。”[8]132在這裡，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四個方面的“現代化”，是全國各族人民認同的中國“擺脫落后和貧困”的必由之路，也是實現中國革命“目的”的牢固基礎。

1964年12月，在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周恩來正式宣告：“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8]439實現“四個現代化”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理論和實踐的深刻把握，反映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願望。1975年1月，在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再次宣告：“在本世紀末，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8]479中國共產黨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奮斗目標矢志不移，從來沒有動搖過。

二、新時期中國式的現代化的進路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鄧小平從社會主義前途命運和民族復興的高度，對新時期中國現代化問題作出戰略擘畫。1979年3月，鄧小平在會見外國客人時提到：“我們定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的概念與西方不同，我姑且用個新說法，叫做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之后，在討論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和經濟調整問題的會議上，鄧小平再次提到：“我同外國人談話，用了一個新名詞：中國式的現代化。”這一時期，鄧小平反復強調：“我們當前以及今后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的主要任務就是搞現代化建設。能否實現四個現代化，決定著我們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9]496-497他指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總之，“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10]163-164

“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不僅成為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論斷的直接的思想前提，而且也成為鄧小平在這一時期同時提出的“小康社會”的思想基礎﹔而“小康社會”的構想，則進一步豐富了鄧小平提出的“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的內涵。1984年3月，鄧小平在會見外國客人時提出：“翻兩番，國民生產總值人均達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紀末在中國建立一個小康社會。這個小康社會，叫做中國式的現代化。翻兩番、小康社會、中國式的現代化，這些都是我們的新概念。”[11]54這些“新概念”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現代化進程的“新概念”，是中國共產黨這一時期現代化思想精粹的集中體現，也是貫穿新時期的以“全面建設”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標識的現代化的實踐邏輯和理論邏輯過程。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深入推進中，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現代化道路“三步走”的戰略規劃。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的“三步走”，第一步是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溫飽的問題﹔第二步是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1997年，黨的十五大根據第二步戰略目標已經實現的現實,不失時機地提出新“三步走”戰略規劃。這一戰略規劃提出：在20世紀第一個1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再經過10年的努力到建黨100周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紀中葉新中國成立一百周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一“三步走”的戰略規劃，第一次形成了“兩個一百年”為節點的戰略步驟，豐富了“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的內涵，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即將進入21世紀時，對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恢弘構想和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擔當，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理論境界和思想智慧。

進入21世紀之際，中國共產黨人以深邃的歷史自覺和深刻的理論自覺，對新世紀中國現代化發展作出了三個方面戰略安排，一是從新世紀“三大任務”上，肯定“現代化建設是核心”﹔二是以現代化要求，確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思想﹔三是把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結為一體。其中的“三大任務”，就是2000年10月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的：“綜觀國際國內形勢，進入新世紀，繼續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是我們必須抓好的三大任務。黨的建設是實現這三大任務的根本保証。”在這“三大任務”中，“現代化建設是核心”，強調“到下個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我們的總目標。”[12]1116在對中國和世界發展變化情勢和格局分析中作出的現代化建設處於“核心”地位的新的判斷，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自覺和時代擔當。

進入21世紀，“三步走”戰略規劃的第二步目標得到實現，我國人民生活已經在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但是，這種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不平衡的小康。根據小康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2002年黨的十六大確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2007年，黨的十七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的更高的要求。這一要求強調，必須適應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和規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基本目標和基本任務為內容的基本綱領。

1993年，在毛澤東同志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大會的講話中，江澤民提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毛澤東同志、他的戰友們和千百萬革命先烈的偉大理想，是一百多年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結論和中華民族的共同願望。”[13]627進入21世紀，“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同行並進中，更密切地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結為一體，高揚起新世紀中國社會進步和民族復興的偉大旗幟。中國共產黨以高度的歷史自覺和時代擔當精神，提出了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向著現代化的光輝目標前進，向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前進”[14]329的庄嚴使命。

2011年10月，在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會的講話中，胡錦濤再次提到：“創造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使中華民族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離不開全體中華兒女的團結奮斗，也是全體中華兒女義不容辭的職責。”胡錦濤豪情滿懷地提出：“奮力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不斷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打下堅實基礎。”[15]526-527

一年以后，2012年召開的黨的十九大，回溯歷史、展望未來，深刻地指出“回首近代以來中國波瀾壯闊的歷史，展望中華民族充滿希望的未來，我們得出一個堅定的結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16]8

三、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的躍升

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我們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黨的十八大以來，決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勝利，展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境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的歷史進程，激奮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面躍升。

黨的十八大召開后不久，習近平就對中國現代化的新時代意蘊作出闡釋，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又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設﹔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堅持改革開放﹔既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又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16]75

十年奮進，開辟了新時代“強起來”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新時代提升了統攬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的“四個偉大”，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四個偉大”緊密聯系、相互貫通、相互作用，作為一個有機的統一的整體，在道路的選擇和發展上，其內在邏輯在於：偉大夢想是主題，指引著從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發的正確航向﹔偉大斗爭是動力，為實現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向全面建設現代化強國進發，破解難題、掃除障礙，提供動力牽引﹔偉大工程是保証，為繼續推進現代化和民族復興提供堅強的領導核心和政治保証﹔偉大事業是路徑，宣示著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辟的前進方向。回眸十年征程、感受十年輝煌，正是由於堅持以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黨和國家事業才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我們才能毫無畏懼地面對一切困難和挑戰，才能堅定不移地開創中國式現代化新天地、創造新奇跡。

十年奮進，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在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時刻，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偉大的歷史性成就。這是第一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的歷史路標，也是第二個一百年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啟程的偉大時刻。

十年奮進，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奮斗目標。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處理和解決好社會主要矛盾，要以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為矛盾的主要方面，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更好地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奮斗目標與總體布局和戰略布局相統一、相呼應，豐富了黨的基本路線的目標內涵。黨的十九大把黨的基本路線的奮斗目標提升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在根本上升華了中國式現代化具有的一切為了人民的鮮明特征。

十年奮進，推進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化改革總目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建設和治理能力提升作出的理論創新和改革藍圖。習近平指出：

“在鄧小平同志戰略思想的基礎上，提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應有之義。”[16]547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著力點就在於，適應時代變化，既要改革那些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要不斷構建和時代發展新要求相適應的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是奠定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和體制的基礎和保証。

十年奮進，作出了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分兩個階段推進的戰略安排。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我們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又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17]20 從2020年到本世紀中葉可以分兩個階段來安排：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一戰略安排，完整勾畫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時間表、路線圖，不僅把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時間提前了15年，而且提升了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內涵和要求，從我國實際出發提出了更加振奮人心的發展目標。

十年奮進，明確了我國新發展階段的歷史方位、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指導原則、我國現代化的路徑選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我們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這標志著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發展階段。新發展階段，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發展的要求，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向更高階段邁進的要求。進入新發展階段明確了我國發展的歷史方位，貫徹新發展理念明確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指導原則，構建新發展格局明確了我國經濟現代化的路徑選擇。准確把握新發展階段，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就能推動“十四五”時期高質量發展，確保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努力創造現代化建設的新奇跡。

在實現“第二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開局中取得輝煌業績，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新時代內涵。2020年10月，在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時，習近平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既切合中國實際，體現了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也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我們要堅定不移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以中國式現代化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斷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貢獻。”[18]825習近平對中國式現代化五個方面的特征和特色作出概述：

一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14億人口整體邁入現代化社會，將徹底改寫現代化的世界版圖，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有深遠影響的大事。

二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必然要求。

三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人民精神力量，不斷促進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

四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注重同步推進物質文明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

五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同世界各國互利互贏，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努力為人類和平與發展作出貢獻。

2021年7月，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的講話中，習近平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19]13-14

四、中國式現代化的思想精粹和理論偉力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對中國式現代化作出更為系統的闡釋，是對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特別是在以下五個方面作出了最為顯著的理論創新。

第一，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設現代化強國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百年來中國人民孜孜追求的夙願和夢想。新中國成立以后，這一夙願和夢想才開始變為現實，經過70多年的頑強奮斗、砥礪前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不懈探索和實踐，經過十八大以來十年奮進，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創新突破，確立了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新進程。“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自覺、歷史主動和歷史自信的宣示，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時代擔當和崇高理想的宣示。

第二，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特征作出科學闡釋，與習近平之前提到的中國式現代化的特征和特色的表述上，突出了保持歷史耐心、順應歷史過程、傳承中華文化、堅持永續發展、維護世界和平等創新性的觀點和創造性的理念。

在“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特征上，提出我國十四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的總和，強調“艱巨性和復雜性前所未有，發展途徑和推進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點”，凸顯“始終從國情出發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既不好高騖遠，也不因循守舊，保持歷史耐心，堅持穩中求進、循序漸進、持續推進。”

在“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特征上，提出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凸顯“堅持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

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特征上，提出物質富足、精神富有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要求，強調“物質貧乏不是社會主義，精神貧乏也不是社會主義”，凸顯“不斷厚植現代化的物質基礎，不斷夯實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質基礎，同時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傳承中華文化，促進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

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特征上，提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凸顯“堅持可持續發展，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堅定不移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在“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特征上，強調我國不走一些國家通過戰爭、殖民、掠奪等方式實現現代化的老路，凸顯中國現代化“堅決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邊，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在堅決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謀求自己發展，又以自身發展更好維護世界和平和發展。”中國式現代化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國方案、中國力量，為人類和平與發展崇高事業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第三，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作出科學闡釋，提出“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要從人類社會新形態發展的高度，彰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中國風格和中國智慧。

“人類文明新形態”是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講話中首先提出的：“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19]“人類文明新形態”同樣是以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根本前提，以“五大文明”進步為主體內容，以中國式現代化為基本過程和目標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方向和目標的新形態，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過程中中國道路的新形態。習近平對中國式現代化五個方面特色的概括，既是中國式現代化特征的概括，也是“人類文明新形態”內在規定的集中體現。

同時，“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具有人類共同價值觀和社會發展普遍性特征的新形態，有著更為廣泛的世界意義。馬克思在對以往社會文明形態特征概括時指出：“一方的人的能力的發展是以另一方的發展受到限制為基礎的。迄今為止的一切文明和社會發展都是以這種對抗為基礎的。”[20]21“4人類文明新形態”不只是基於中國社會發展形態的特殊性的概括，也是對人類社會發展形態一般性的理解，是對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切有價值的思想資源的借鑒和吸收，體現了人類文明形態探索中的中國智慧。“人類文明新形態”集中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關於社會文明形態的理論，是中國共產黨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百年奮斗中，特別是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的理論結晶和思想智慧，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重要成果。

第四，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內涵作出全面闡釋。在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對2035年中國式現代化要達到發展總體目標作出八個方面的規劃：一是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大幅躍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邁上新的大台階，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二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三是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形成新發展格局，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四是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基本建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五是建成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文化強國、體育強國、健康中國，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六是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階，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明顯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農村基本具備現代生活條件，社會保持長期穩定，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七是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碳排放達峰后穩中有降，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八是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全面加強，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習近平指出：“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現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安排。我們要堅韌不拔、鍥而不舍，奮力譜寫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的壯麗篇章！”[17]21

第五，對中國特色現代化的重大原則作出全面闡釋。未來五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習近平指出，“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准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據此，必須牢牢把握以下重大原則。

一是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把黨的領導落實到黨和國家事業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使黨始終成為風雨來襲時全體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二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堅持把中國發展進步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三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實現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四是堅持深化改革開放。不斷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不斷增強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動力和活力，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

五是堅持發揚斗爭精神。增強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志氣、骨氣、底氣，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壓，知難而進、迎難而上，統籌發展和安全，全力戰勝前進道路上各種困難和挑戰，依靠頑強斗爭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牢牢把握中國國情，接續奮進、不懈探索的結果。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強調：“黨在百年奮斗中始終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探索並形成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道路。”[21]68百年奮斗形成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共同特征，都是符合中國實際的，具有獨立自主探索精神的“中國道路”。馬克思曾經指出：“正確的理論必須結合具體情況並根據現存條件加以闡明和發揮。”[22]35這裡講的“具體情況”最重要的就是各個國家的具體的、也是變化的國情，也是發展的社會條件和社會現實。從中國國情出發，走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道路，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思想精粹。

中國式現代化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過程最矚目的理論成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與當今時代發展要求相結合的過程，也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1938年10月，毛澤東就提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23]534 1943年5月，中國共產黨在對共產國際解散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變化態勢的判斷時提出：“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把這一切優秀的傳統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聯的東西，而且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中國共產黨人“要使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地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24]318-319 這兩個方面的“深相結合”，是中國共產黨表明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基本原則和方法，也是中國式現代化選擇的根本立場和原則。

中國式現代化凸顯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華傳統文化中顯現的諸如“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強調的諸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凸顯的諸如“德不孤，必有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扶貧濟困”等思想和理念，這就如習近平指出的那樣：“像這樣的思想和理念，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鮮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時代價值。這些思想和理念，既隨著時間推移和時代變遷而不斷與時俱進，又有其自身的連續性和穩定性。”[25]5這些思想和理念在中國現代化選擇和發展中同樣有著永不消褪的作用，十九屆六中全會指出：“腳踏中華大地，傳承中華文明，走符合中國國情的正確道路，黨和人民就具有無比廣闊的舞台，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21]68

參考文獻：

[1]羅榮渠主編.從“西化”到現代化（下）[M].合肥：黃山書社，2008.

[2]楊明齋.評中西文化觀[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

[3]惲代英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5]申報月刊:第二部第七號[J].1933-07-15日(3-4).

[6]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澤東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周恩來選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9]鄧小平年譜(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10]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3]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4]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5]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16]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17]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

[18]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

[19]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1]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2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3]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4]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0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25]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

（來源：《經濟學家》2022年第12期）